袁枚性灵说的形成

袁枚“性灵说”的形成

在我们着手讨论袁枚“性灵说”之前，似乎有必要对它产生的基础、根源等问题先进行一番调查。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人类喜欢追根溯源的良好品德使然；一方面则因为我们长期养成的思维定性所造成的。我们知道，中国传统文化历史悠久，到了清代时已是历经数迁了，各种形态的诗论结晶有着相当丰厚的历史积淀，不管在研究领域、方式方法，还是理论体系上，都使传统的文学研究达到了成熟的状态。在这种大坏境之下，袁枚竟然还能蝉蜕于传统模式的躯壳，提出具有个性解放色彩的“性灵说”，开一代诗风，不能不令人钦佩。究其原因，“性灵说”的形成不仅得益于前代进步的哲学思想，还与袁枚自身的现实际遇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第一节哲学理论渊源

从理论建构上看，袁枚虽未形成自己自立自足的完整思想理论体系，但其诗论中所彰显的对传统的反叛精神却有力地阐说着其思想的进步性，这与前人的进步哲学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袁枚“性灵说”的思想基础，可以从近因和远因两方面来理解。

哲学方面的近因，指的是晚明时期泰州学派和康熙时期颜元、戴震等人的影响。泰州学派又称“王学左派”，他继承了王阳明的心学思想，坚持自我，保留个性，努力将自身生命价值把握在自己手中，引领了当时的思想解放的潮流。嵇文甫先生曾评价道：“泰州学派是王学的极左派，王学的自由解放精神，王学的狂者精神，到泰州学派才发挥尽致”。[1]袁枚的思想受泰州学派的影响极为明显，突出地表现为，他汲取了其“狂者精神”，于个性气质上表现出一种“狂”气来，其诗论中也难免也会外现出一种特立独行的个性思想。他在《邛州知州杨君笠湖传》中自我剖析道：

君与余为总角交，性情绝不相似。余狂，君狷；余疏俊，君笃诚。[2]

这里的“性情”与个性之义相通，袁枚毫不隐晦自己“狂”、“疏俊”的性格特征，自由地表达出不受礼教牵绊的独立意识，不可不谓之狂人。公开以“异端”自居的泰州学派成员李贽，其“童心说”也对袁枚思想产生过很大的影响。李贽认为，人一生下来，就应该有一种单纯朴素的心地，即为“童心”：

夫童心者，真心也。若以童心为不可，是以真心为不可也。夫童心者，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3]

失去童心，便是失去了真心，失去真心，真人便不复存在了。李贽看来，这种没有受到后天的纲常污染的自然质朴的天赋心理，才是人类本真的情感，才有利于创作出真作品来。因此，他在创作上主张的对情性自由倾吐的文学观，反对一切虚饰矫情。李贽论道：

盖声色之来，发于情性，由乎自然，是可以牵合矫强而致乎？故自然发于情性，则自然止乎礼义，非情性之外复有礼义可止也。[4]

在他看来，一切文艺皆源于自然流露出来的情感，“牵合矫强”难以至，真正的“礼义”其实内在于“情性”，随“情性”而定。他的这种对自然纯真感情的要求以及“赤子之心”的观点对袁枚诗论影响亦为不小。袁枚吸收了他这种思想，曾于《随园诗话》卷三中说道：“诗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5]此外，康熙时期的戴震、颜元、陈廷祚等人也是在哲学思想上影响袁枚的先导者，提出诸如“理欲之辨，适成忍而残杀之具”[6]，“其所谓理者，同于酷吏之所谓法。酷吏以法杀人，后儒以理杀人”[7]等进步观点，锐意批判当时的程朱理学，扫除当时的禁欲主义，显示出一些反封建的民主主义锋芒。袁枚在《宋儒论》中曾肯定了“我朝有颜、李者”，[8]对他们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提出“宋儒分气质之性，义理之性，大谬。”[9]显示出批判封建礼教的民主主义精神。

至于袁枚“性灵说”哲学思想的远因，其诗作《山居绝句》有明确的说明，云：

问我归心向何处，三分周孔二分庄。[10]

这里袁枚明确地指出了其思想与周公、孔子、庄子的关系。可从袁枚诗论中的论述中看来，孔孟远远要比周孔出现的次数多，可见，袁枚的思想基础应是“三分孔孟二分庄”才对。在他的著作里，可以经常看到其尊孔崇孟的印记。他认为：“古今来尊之而不虞其过者，孔子一人而已”。[11]“孔子之道大而博”，[12]且“‘六经’中，惟《论语》、《周易》可信”，[13]因此，他吸收了孔子的某些观点，譬如说对“才”的认识：

孔子论成人，以勇艺居先，而以思义受命者次之。论士以使于四方不辱君命者居先，而以称孝称弟者次之，曰：“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曰：“才难。”曰：“如有周公才之美。”若是乎，才之重也！降之战国，纵横便诈，以为才之为祸尤烈。故孟子起而辩之曰：“若夫为不善，非其才之罪也。”

孟子之意，以为能视者，目之才也；虽察秋毫，不足为目病。而非礼之视，非其才之罪也。能食者，口之才也；虽辩淄渑，不足为口病。而非礼之食，非其才之罪也。若因其视非礼而必矐目而盲之，食非礼而必钳口儿噎之；是则罪才贱才之说，非孔、孟意矣。[14]

庄子虽未像孔孟那样对袁枚的思想占三分影响，但也是不容小觑的。庄子的自然之道，逍遥之旨，形成了独特的哲学观念，而袁枚的个性张扬论恐怕与此有关。其真情论从庄子思想中亦可发现原型。如袁枚的“伪笑佯哀，吾其忧也”[15]，“情在理先”[16]与庄子的“真者，精诚之至也。不精不诚，不能动人”，[17]“故圣人法天贵真，不拘于俗”，[18]等思想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节现实际遇影响

袁枚身处的清朝时期，对于文人来说并非一个乐观的理想时代：这个朝代有太多的清规戒律束之左右，有太强的文化压制围绕其间，现实的冷漠与精神的压抑也时时考验着人们脆弱的神经。范文澜先生曾这样概述当时的社会政治情况：“满清入关获得明朝统治阶级的拥护，同时也继承了明朝的全部制度。它是少数的落后的外来民族，对人口众多文化程度较高的汉族（包括汉族统治阶级和广大民众）始终怀着疑忌歧视的心情。不能不在旧制度上增加怀柔镇压的新成分，建立阶级的民族的双重压迫的制度。”[19]文字狱便是最典型的意识形态控制手段。在这种高压统治的社会环境下，为避祸端，很多文人承袭了先前学者们所运用的考据方法，并且转向致力于专门汉学；这样，学者们既可以脱离社会现实，又可以回避开学术上的理论原则。.而袁枚在此时打出“性灵”的口号，主张反传统，尊情，求变，倡导思想解放，这与他自身的现实际遇也有着很大关系。

幼年时期家庭环境浓郁亲情的沐浴，催生了袁枚的“情真”萌芽。少年时期良好教育的熏陶，也逐渐培养了袁枚的诗歌审美能力，从而为形成诗学“性灵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袁枚出生于浙江杭州的幕僚之家，父亲袁滨和叔叔袁鸿皆因生活拮据而游食四方，靠作人幕府为生。因此，幼年的袁枚受到了祖母的悉心照顾和通文墨的姑母的谆谆教诲，浓郁的亲情氛围使袁枚初步认识到真“情”之重，对以后的情真论或多或少地产生了一些影响。后来，当其祖母柴氏去世后，他写下了泣血之作《陇上作》，记录了祖母一直对他如“掌珠真护惜，轩鹤望腾骞”般的爱护，表达了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悲痛之情：

反哺心虽急，舍饴梦已捐。恩难酬白骨，泪可到黄泉。宿草翻残照，秋山泣杜鹃。今宵华表月，莫向陇头圆！[20]

寥寥数语，就把他对亲情的珍视表达得淋漓尽致。他还在《秋夜杂诗》其八中描述道：

我年甫五岁，祖母爱家珍，抱置老人怀，弱冠如闺人。其时有孀姑，亦加鞠育恩，授经为解义，嘘背为馀温。[21]

正是在姑母娓娓不倦地讲解下，“授经为解义”，使得袁枚在五岁时就知晓汉、魏、唐、宋的国号与人物，学会了朗读《盘庚》、《大诰》，培养了对文史知识的浓厚兴趣；在七岁时，就开始了正式教育的历程。九岁之前的他“除了《四书》《五经》外，不知诗为何物”，[22]偶然一次机会，他看到了恩师老友的《古诗选》，开始对诗歌产生兴趣，并时时“吟咏而蓦仿之”，[23]打下了诗歌功底。他回忆道：

九岁读《离骚》，嗜古有馀幕。学为四子文，聪明逐陈腐。犹复篝残火，偷习词与赋。[24]

可见袁枚对诗赋也算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他从小就对八股文有种抵触心理，认为八股文“陈腐”，如再点燃的残火一般，没有持久的生命力，对封建礼教的一些不合理性也有一些初步的认识，对郭巨的假道学在十四岁时所作的《郭巨埋儿论》中就加以了猛烈抨击。

青年时期，由于家庭教育和社会文化的影响，袁枚也逐渐接受了传统文人“学而优则仕”[25]的价值观，在其二十一岁时，便以探望叔父袁鸿为名以期得到金鉷（袁鸿于金鉷幕中）的赏识。因此，当他们初次见面时，袁枚便即兴作了《铜鼓赋》，使得金鉷对其才华大为赞赏，随后极力奏疏举荐，使袁枚搭上了博学鸿词科考试的末班车。遗憾的是，最终的结果却不尽人意，最终名落孙山，使颇为自信的他倍受打击。为了应付下一次的科考，他苦练八股文，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二十三岁时终于考中举人，次年又中进士，于悲喜交加之间，作《举京兆》：

信当喜极翻愁误，物到难求得尚疑。一日性命举京兆，十年涕泪桂花知。

[26]

可见此时的袁枚还无意规避官场，对仕途仍抱有理想主义的憧憬。乾隆十二年时的尹继善荐其补邮洲刺史，吏部议审时未能通过，这次的仕途挫折让袁枚对官场的黑暗有了更清醒的认识，最终成为其辞官归隐的导火索。三载翰林，七年县令，颇有政绩却难以升迁，再加上为官的事务琐碎而且多出于无奈，日日忙碌却不过

只是无聊的应酬，这对钟情于文学创作的袁枚来说无异于是一种折磨。诸此种种，促使个性本来极强的他终于在乾隆十九年完成了其追求自由精神的另类表达——辞官。这在世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对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亦是重重一击。当然，也正是袁枚的这段不尽人意的入仕经历，才使他对封建社会的各种弊端认识得更为透彻，从而加入到了批判封建正统下的程朱理学的行列之中。同时，他也更加确信个体自身生命价值的重要性，为“性灵说”个性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现实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