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权与私权的冲突与协调9

一、公权与私权的一般性释义及其研究价值

公权是公共权力以及相应的公共权利的统称，是指社会公共领域中由公众赋予和认同的能够给公众带来权益和幸福的集体性权力。公共权力主要存在于公共政治领域，国家权力是公共权力的最重要表现。现代公共权力取自于民众的授予、法律的确认。一切公共权力都必须来自于人民的让渡，同时，民众托付给国家的这些公共权力又必须由法律予以规定和确认，这才使公共权力在公共性的基础上获得合法性。

私权，相对于公权力，由非公权机关介入的私人和团体所拥有的权利。它是指个人所拥有的权利，因其私人性质被称为私权利或私人权利。私人权利的内容包括个人作为社会成员的权利，财产权利及作为国家成员的公民权利等。公民权利是由宪法和法律所确认的。公权和私权的划分源于古罗马法学家乌尔比安关于公法和私法的划分。

人类社会的历史就是公权力与私权利资源在不同阶层按不同方位排列组合的历史，与此同时，不同时期的思想家基于自己的立场对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目前我国的权利（力）状况是公权力强、私权利弱、公权力经常侵犯私权利，因此我国应当明确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确立私权优位主义的指导思想，运用法律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并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从而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

众所周知，人类社会生活可以分为两大领域，一是政治国家生活领域，二是市民社会生活领域。对前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公法，比如宪法、刑法、行政法等。对后者予以规范的法律就是私法，私法的主要内容就是民法。与此相对，依据公法享有的权力为公权力，如立法权、司法权、行政权等，依据私法享有的权利为私权利，如财产权、人身权等；公法强调国家意志，私法强调个人意志，二者既对立又统一。真正实行法治的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始终处于平衡状态。否则，公权力的极度膨胀，就是专制，就是中央集权制；私权利的极度泛滥，就是自由主义，就是无政府主义。当前，党和政府审时度势地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而和谐社会是一个多元利益协调和平衡的社会，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平衡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个体利益的冲突，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因而正确认识和处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公权与私权的相互关系及其理论探究

（一）公权与私权的基本关系

公权与私权之间的基本关系这是各种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关系，只有公权与私权之间和谐，才能推动和促进私权与私权之间的和谐。国家权力的来源是公民的权利,公民的权利是国家权力合法存在的依据。没有公民的权利,也就没有国家的权力。公民之所以要国家权力,是为了通过国家权力来保障自己的权利、发展自己的权利。现代民主国家的公共权力都是公民通过民主法律的程序出让的，即公民通过让渡一部分权利组成公共权力以控制社会，维持秩序。

但是公权力于私权利存在不可避免的冲突，在根本上看来，公共权力和私人权利的冲突和协调可以简化为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协调，简化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的冲突和协调。美国独立之父杰斐逊则更直接的说：“政府是必要的恶，要用宪法之链束缚，以免受其祸害。”这样的表述让我们清楚地看到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利冲突而至协调的逻辑过程：为避免战争状态，为实现私人权利，人们让渡出权利

合成公共权力（如国家）从而规制每个人的私权，而这种公共权力又难免侵害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并有膨胀的危险，因其本身是不好的是恶的，又需对其进行规制此是对规制的规制。

（二）公权的私人性与其必要性

1．公权的对私权的侵犯—公权的私人性。公共权力具有私人性就是指公共权力与个人之间的相关性，无论怎样的公共权力，最终都要通过组织和个人来行使。公权力往往以一定的职位和责任为外在表现，但这些职位和责任的最终体现者则是作为国家或社会成员的个人，由这些人来推动着公共权力的运转，实现着公共权力的权能。然而这些个人很难使他们在操作公共权力的过程中不受自己的素质、意识、经历及偏好的影响，还有私人往往出于自我掌控和权力欲望满足的动机去谋求掌握公共权力，这就使公共权力在行使中很难避免主体的自私自利倾向，从而导致公共权力可能成为满足私欲的工具和手段，公共权力的目标与公共利益的背道而驰。公权的私用和滥用就是公共权力偏离公共利益方向的最好证明。这容易使公共权力变为少数当权者实现个人意志的专横工具，并最终破坏私人权利，这也是权力腐败无法根治的本源所在。

2．公权的必要性。既然这样那我们有没有必要把公权彻底消灭呢？很显然不能。公共权力有他存在的必要性。这里借用英国政治家洛克的一句话，洛克认为，“人们在追求自我利益的时候也难免对别人造成损害，此时由个人来作为公共仲裁机关作出评判和相应处罚就显得力有不逮，而且这也容易带来宿怨世仇，带来广泛的惶恐不安”。这也是社会契约论的理论依据。所以，如果没有了公权而让个人去强行去维护自己的私权会产生严重的负面效果，这样的事情就必须交由公共权力机关去做。这便是洛克关于公共权力必要性的阐释。因此，公共权力机关作为公平的仲裁者和维持正义秩序的实施者发挥作用，它在为每个个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等私人权利提供着保护。公权与私权虽然相互有冲突，但是私权也要受到公权力维护，虽然公权是“必要的恶”，公权与私权之间要相互协调才能实现共赢局面。

（三）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的理论探索

对于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关系，以及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置，在人类历史上引起了众多思想家的关注，他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从不同的角度、依据不同的利益标准进行了有益的理论探索，最具代表性并且对后世产生巨大影响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三种：一是以洛克为代表的―市民社会先于或外于国家‖的理论，二是黑格尔所倡的―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的理论，三是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社会结构理论。

1、洛克“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理论中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洛克是自由主义的典型代表，他的―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理论范式的总体特点为：通过对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析，为自由主义和个人本位提供论证，为制约和控制国家政治权力提供学理基础，进而建构起―有限政府‖和―有限国家‖的近代政治架构和理论范型。

洛克认为，社会是自然的产物，而国家则是社会中的人们为了实现某种目的通过社会契约的形式建构的。在他看来，人们生活的自然状态是自由平等的美好境界，人们―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按照他们认为合适的办法，决定他们自己的行动和处理他们的财产和人身，而毋需得到任何人的许可或听命于任何人的意志。‖但是，在自然状态下，缺少一种大家所接受和承认的是非标准和裁判纠纷的共同尺度，缺少依照既定的标准评判争执的公正的裁判者，缺少保障这种判决执行的权力。于是，人们为了克服上述缺陷，解决生活中的冲突和维护其权利而订立了社会契约，缔造了政府。而且，人民为了保护自身而通过多数同意的社会契约让渡给国家的只是其部分权力，国家只享有这部分权力，而主权依然在民。倘若国家违背契约而滥用权力侵吞市民社会，后者就可以依凭主权收回曾让渡的权力，推翻旧政权。因此，国家之于市民社会，只具工具性的功用，是手段而非目的。

洛克式的架构，体现出了自由主义者对国家和政治权力的极度怀疑和高度不信任。这种构架的基础便是私权利是公权力的本原，因此这种范式的核心是对国家权力的限制、对个人权利的崇尚。国家权力的内在规定性必然使其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权利相冲突，个人权利的不可取消性则构成了国家权威及其权力的限度。这种思想导向的内在逻辑展开便是，既然市民社会的个人权利享有绝对的优先地位，那么为了避免国家权力本身基于其内张性或政治活动可能具有的特定目的会渗透市民社会，进而侵犯个人权利，人们有权利怀疑并推翻现有的权力权威。同时，透过市民社会外于国家的规范框架，我们可以看到私权利的绝对自由性以及其不需国家权威干预而自己管理自己的导向。总之，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架构，意味着国家对市民社会只限工具性的作用，而且市民社会透过对其自身先于国家的身份之规定或对国家权力源之规定，在根本上构成了对国家侵吞市民社会的可能性的抵抗甚或革命的力量。

然而，不可忽略的是，洛克式―市民社会先于国家‖的关系范式同时也存有很深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在洛克构筑的框架内，国家只是―守夜人‖，整个市民社会的兴衰都取决于盲目性、因果性的―看不见的手‖，结果是导致经济领域间因分配不公而形成的贫富悬殊，因少数垄断的出现而导致的透过经济权力对人的自由的控制——从对私权利绝对保护的维度构置的公权力与私权利配置方案最终导致了私权利内发性的破坏状态。

2、黑格尔“国家高于市民社会”理论中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理论集中体现了黑格尔法哲学思想的基本理论倾向。他认为，市民社会是由非道德的因果规律所支配的，是个人私利欲望驱动的非理性力量所致的状态，是一个由机械的必然性所支配的王国，在伦理层面上表现为一种不自足的地位，而不是由理性人构成的完满的状态。而国家作为―伦理理念的现实‖和―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垄断了一切道义资源。这样，对市民社会这种不自足状况的救济甚或干预，只能诉诸于整个社会进程中唯一真正的道义力量，即国家。因此，国家是绝对的，它体现而且只有它才体现伦理的价值准则。从这个意义上说，黑格尔的理想国家不是维系和完善自然状态的工具，而是对市民社会的保护和超越，因为国家绝对不是一个仅为功利的机构，相反，国家是目的，是相对于市民社会而言的一个更高的新阶段。

黑格尔认定国家或政治的至上地位以及一切问题都可最终诉求国家或依凭政治而获致解决的观点，隐含着国家权力可以无所不及和社会可以被完全政治化的逻辑，而这种逻辑极易被集权统治所利用。在集权统治下，市民社会因被完全政治化而被统合于国家之中，并被彻底扼杀，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任意干预达至极限，私权利沦为公权力的奴隶，对此已经由历史无情地做出了验证，法西斯极权主义在二十世纪正是通过对黑格尔这一理论的极端化而表现为国家绝对至上和国家赤裸裸地全面统合市民社会，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践踏成为血的事实。

3、马克思的社会结构理论中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

马克思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关系的理论范式，是在批判黑格尔颠倒的思辩法哲学体系的过程中形成的。他通过对黑格尔的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分析工具的批判性改造，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与国家及其相互关系的法哲学分析范式。

马克思运用社会实证和历史实证的方法，从经济关系和社会结构自身历史发展的实际出发，深刻揭示了西方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国家与社会相互分离、彼此对立的关系性质、经济基础、历史进程及其社会意义。马克思彻底否定了黑格尔提出的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唯心主义观点，指出不是政治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市民社会―这一名称始终标志着从生产和交往中发展起来的社

会组织，这种社会组织在一切时代都构成国家的基础以及其他观念的上层建筑的基础。‖因之，市民社会是国家的真正构成部分，是国家的现实基础和原动力，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和存在形式。

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这种关系从两个角度决定了社会结构的近代形态，也决定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置关系：一方面，在私人利益的整合关系中，社会应形成以实现个体私有财产权利的确立和保障为中心的市民社会组织体，形成个人利益相互对抗和协作的社会机制；另一方面，政治国家的根本目的是维护私人特殊利益的最大化实现，它是国家得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合理性基础。

三、我国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历史纠结和现状研究

著名法学家江平先生谈到：“从一个法学家的角度观察目前的转型社会，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私权利觉醒了，扩大了，而公权力依然维持着很大的干预和控制力。在我们过去控制和管理都相当强大的情况下，私权利很渺小，并不会出现很大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冲突。而现在私权日益觉醒和扩大，公权力仍然保持着较大的干预和管制力量，就会形成转型社会里公权力和私权利的必然冲突，甚至在某一时期会有尖锐的冲突。这是客观规律造成的。”

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重公权而轻私权的传统，使得私权长期以来没有生长、发展的空间。―在中国历史上，国家——社会模式一直是强国家——弱社会形态。在中国传统权力体系中不存在社会独立于国家之外，并获得不受国家干预的自主权利的观念和理论。‖封建国家依靠家国一体化的宗法制度，将国家与社会进行整合，形成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通过公权力对私权利的吞并实现了国家对社会的同化，并塑造了顽固的权力本位的民族心理。正如李约瑟所说:―中国的政治和伦理的成熟水平远远超过其他制度的发展程度。……个人被鼓励去依附各种首要集团。并且，如果说有一种启蒙性质的伦理法规强调个人对其同伴的职责，那么它同时也禁止对于天赋人权的各种要求。在过去的两千年里，这些状况几乎没有发生变化。‖

新中国成立后长期实行的计划经济体制又一度将国家权力推向极致。在以行政管理手段为特征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各级行政机关代替企业做出日常经济活动的微观决策，直接管理企业的产供销活动。由于实行计划经济管理体制，个人利益被抽象于国家利益之中。由国家作为各方利益的总代表，来进行直接的调度和安排。国家对社会生活的干预在社会主义国家达到了一个顶峰，干预的触角伸入文化领域、经济领域、体育领域乃至家庭领域。这种干预极大地限制了私人权利的领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由计划经济逐渐转向市场经济，并且为了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行政企分家、还权于民，使得市民社会逐步与政治国家相分离。与此同时，为了规范市民社会生活，颁布了以《民法通则》为龙头的一系列民事法律、法规，如《合同法》、《担保法》、《公司法》、《票据法》、《信托法》等，这些法律、法规划定了市民社会的生活领域，为市民享有私权利提供了法律依据，从此在我国形成了公法与私法、公权力与私权利划分的基本格局。然而，由于我国受历史传统的影响太深，加之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直接由计划经济脱胎而来的，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建立起来的，因此在市民社会生活领域仍然残存着大量的公权力，使得弱小的私权利时时受到强大的公权力的威胁，结果导致公权力的发达与私权利的萎缩并存，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践踏与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依附并存，民众对公权力的膜拜与对私权利的漠视并存。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害与践踏不仅导致了私权利的消隐，也造成了公权力本身的异化与蜕变，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公权力的扩张与对私权利的践踏

公权力内生的扩张性需要私权利相应的力量予以抗衡，但是我国市民社会的缺失使得政治国家的力量与市民社会的力量严重失衡，从而不能实现私权利与公权力的平衡发展。由于―市民社会横向整合个体关系，纵向阻隔国家对个体自由的侵犯，缺少了这个市民社会这个有效隔离带，个人无时无刻不生活在国家的阴影下。‖―权力总是趋向于无限地扩张，而权力扩张的最大受害者是人权‖。诸如警察擅闯民屋查处、政府非法强制拆迁、计划生育部门违规罚没超生者的财产等，在我国时有发生。

2、公权力的怠用与对私权利的漠视

公权力的存在基础与合理性在于保障私权利的规范、安全行使。当私权利出现危机，可能或正在受

到侵害，公权力应当进行积极的救助，否则必致私权利的受损。―权力行为的目的不在于权力主体的利益，而在于公共利益，弃权必使公共利益受损，有违设权力的初衷，所以权力不可放弃‖。但是，一些掌握公权力的部门因涉及上级或自身利益等原因，怠用甚至放弃手中的公共权力，从而导致公民私权利得不到保护的现象在我国屡见不鲜。

3、公权力的异化与私权利的萎缩

尽管公权力具有公共性质，这种性质决定了它的公共性能，决定了其运作与公共秩序、公共利益相关联。但权力―具有可交换性，权力可以脱离权力主体、客体而发生异化，以至于发生权力商品化现象‖。权力的商品化必然导致其公共性的异化，进而直接侵害私权利的实现。从我国目前的现状来看，立法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所致的各种公权力异化现象十分严重。具体表现在，立法上对有势集团利益的特别照应导致权利分配源头上的不公；行政领域对影响甚至危及人民生活的违法行为由于利益或人情的驱使进行放任甚至怂恿，政府部门在行政管理工作中，控制指标、配额、审批和许可，谋取私利和部门利益，对公共权威和公共资源进行滥用；司法权行使中的偏向和不公，法官为利益或人情所使介入经济纠纷，运用权力保护一方，打压一方等等。公权力公共性能的弱化成为普遍现象，而这种公权力公共性能的减弱或丧失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公民私权利的侵害。同时，由于公权力全面渗入私人领域，影响私权生活的各种规则与运转秩序，导致了市民社会应然规则的扭曲和私权利观念的弱化，私权利通过对公权力的依附才能实现的现实又进一步为公权力的过度扩张创造了条件。公权力的异化——私权利的萎缩与依附——公权力的扩张，权力（利）的不平衡造就的恶性循环侵蚀着社会的和谐。

4、公权侵犯私权的总体两方面

总之我们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中广泛存在着“公权介入私权”的现象。就目前我国社会中存在的公权侵犯私权的行为总的来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方面：

第一，公权的扩张导致私权的受侵害。不加限制的权力必然带来权力的扩张,继而发生一系列越权，权力滥用的现象发生，权力扩张所直接导致的后果就是对私权利的侵犯。现实中因公权力扩张造成个人权利侵害的事情时有发生。一些行政部门为利益或人情所驱使介入经济纠纷，运用权力保护一方，打击一方，构成对公共权力的滥用。

第二，公权力公共性能的弱化对私权利的侵害。公权力的公共性能决定了其与公共秩序、公共利益是紧密相联的。当前，公权力的公共性能弱化现象比较严重，其主要原因是由公权力的腐败产生的。通常表现为立法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等等，这种公权力的公共性能的弱化会直接或间接导致对私权利的侵害。

四、公权与私权冲突的原因探视-----历史羁绊和制度缺位（一）法律制度的对相关规定的缺失，对公权与私权关系界定不完善。

在我国现有的法律制度中，由于传统的观念是公共利益重于私人利益，因此在立法上重义务的设定而轻权利的保护, 甚至限制个人权利的行使。公权主体与私权主体之间行使权力的依据和范围界定不明确，公权与私权的关系界定不清。这导致了在目前我国的法律框架内，公权对私权的侵犯，一般都被认为是行政工作方法不恰当，而很少被视为违法犯罪行为。工作方法不对，通常由相关政府部门内部解决。事化小，小事了。首先，法律要明确规定各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范围，这是权力主体行使权力的法定依据。在现代法治社会中，任何公权力的行使和运用，都应有法律上的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公权力行为，都是不具有法律效力的行为；如果不设立相应的限制性条款，权力主体就会任意扩大权力的自由裁量范围，从而可能导致权力滥用行为的发生同时，立法者还应尽力减少权力真空和权力漏洞，以杜绝权力滥用，越权现象的发生。

（二）传统官本位观念的影响

我国封建社会历史较长，期间形成的统治者绝对权力而普通民众只有被统治的份，这样的传统依然对当今社会产生重要影响。封建主义的家长制、特权制、官僚制以及非程序性的权力运作方式在社会中泛滥，即公权力不正当行使，具体表现为掌权者打着公权的旗帜谋自己的私利。当权者重视公权而忽视私权，在这些思想的支配下，公权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了绝对优势，而私权却处于为“父母官”所遗忘的角落。这也促使了政府和当权者在立法以及执法中往往会只顾行使自己的公权而忽视民众的私人权利。

（三）经济发展与社会制度变革严重脱节，我国城市经济的发展明显快于法律制度的建设

法律中对公权与私权的相互关系界定模糊，如我国宪法规定“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但又没有对公共利益进行具体的解释，因而导致政府可以随便征收和征用而致广大民众权益于不顾。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广大公民的权利和权益意识越来越强，因此侵权与维权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我们国家长期以来私权利根本就没有得到尊重，所以在改革开放这个背景下，在市场经济的主导下，私权利是特别有待强调和保护的。我们必须要明确，在市场经济体制中，私权是本位。然而，我们不难发现，在现实中我们的许多官员仍然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公权是核心。

（四）缺乏合理有效的制约和监督机制

实际上，在我国对官员的制约和监督主要靠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的自我监督，然而显而易见这种形式的监督往往会造成监督权力的真空和漏失，立法机关和司法机关没有真正行使自己的监督和限制权力，广大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又很有限，腐败和违法行为有很大一部分得不到惩罚，因此造成监督和制约的缺失。由此部分官员和政府可以肆意侵犯普通公民的私人权益，加剧了公权与私权的矛盾。

六、如何协调公权与私权的关系——寻求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私权当先，限制公权

和谐社会是一个有能力化解和调和利益冲突，并由此实现利益均衡的社会。和谐不等于没有冲突，任何社会都存在权利冲突。私权和私权发生冲突不可怕，公权和公权之间发生冲突也不可怕，可怕的是公权和私权发生冲突。从我国目前公权力与私权利的配置状况来看，二者的矛盾与冲突主要是公权力对私权利的侵蚀所致的公权力的畸形发达与私权利的过度萎缩之间的矛盾。所以，实现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平衡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在于有效控制公权力的过度膨胀，培育私权利的独立力量。

（一）明确划分公法和私法、公权力和私权利是协调二者关系的前提

公法和私法、公权和私权、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的划分构成了现代法的基本原则和法秩序的基础，是私权保护的前提。当前，我们强调划分公法与私法，重点在于正确认识市民社会的法（即民法）是私法，不是公法，公法之设，目的在于保护私权，由此出发，才能摆正公法与私法、公权力与私权利、国家与市民、政府与社会、政治与经济等重大关系。划分公法与私法，就是要在私法中强调私权神圣，提倡私法自治。所谓私权神圣，即是民事主体在市民社会生活领域所享有的权利，非经正当的重大事由是不受公法或公权力的非法剥夺的。所谓私法自治，即是在民事生活、经济生活领域，由当事人根据自己的意愿决定自己的行为，任何人都没有权力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即使是国家也只能在当事人之间发生纠纷不能通过协商解决问题时，以仲裁者的身份进行裁决。由此可见，公法与私法的划分，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划分，对于保障私权具有非常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二）我国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的指导思想应为私权优位主义

在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法与私法、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上，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小社会大国家、公法优于私法、公权力优于私权利的观点，另外一种是小国家大社会、私法优于公法、私权利优于公权力的观点。当前，我们需要确立小国家大社会、私法优于公法、私权利优于公权力的指导思想，这是由市场经济的发展需要决定的。市场经济制度是建立在交换的基础上，所谓的交换，实质就是财产权的交换。如果财产权不明确，交换就无法进行。交换不能进行，资源的优化组合和利用就要受阻。所以为了交换，主体必须对所交换物品享有明确的、排他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所有权。首先，所有权的排他性意味着权利的享有者有权选择用财产做什么和如何使用它。并且占有由其决定产生的收益，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所有权的保护将对财产的选择和选择行为所导致地后果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激励着权利的享有者去寻找带来最高利益的资源使用方法，使资源实现优化配置。同样，对所有权可转让性的保护意味着所有者可以按照双方共同决定的条件将其财产转让给他人，获得比原有财产更大的收益，使资源从低生产力所有者向高生产力所有者转移。所以，要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完善私权（特别是财产权）的保护是必不可少的。

倡导私权优位主义，其宗旨就是于公法和私法，私法为核心；于公权力和私权利，私权利为核心；于国家和人民，人民为核心；于政府和社会，社会为核心。只有这样，才能给每个人的发展提供充分的自由、良好的环境和巨大的空间，整个社会才能生机勃勃，充满活力和无限的创造力，因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毕竟是靠个体力量的聚合来推动和实现的。

（三）协调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关系的法律途径

1、完善公法制度加强对公权力的制约

私权利的保护，需要对公权力予以制约，制约公权需要通过完善公法制度予以解决。完善公法制度，就是要明确权力的范围和行使程序。首先，修改和完善行政组织法，明确权力和权力之间的界限，防止重复干预和多头管理对私权造成的多次侵犯。其次，要规范公权力行使的方式的。国家机关权力再大，其行使方式是严格、公开、公正、公平的，那么对私权的侵害也不会太大，相反，即使公权力很小，如果行使方式没有程序制约，可以任意行使权力，那么也会给私权造成重大威胁。所以，要完善行政程序，加快制定行政程序法。再次，要将行政责任法制化，明确各级行政首长的责任，将近年来受到社会普遍好评的―问责风暴‖，通过法律予以明确，建立符合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责任政府。所以，公法设立之目的在于保障人民的私权，政治国家应服务于公民社会，公权力不得任意侵犯私权利，行使公权力的目的恰恰是为了保护公民的私权利。

2、完善私法制度划定私权利的存在空间

私权的保障是由私法和公法共同来完成的，但是没有私法对私权的内涵和外延的规定，没有私法对私权利存在空间的界定，极有可能使得公权力擅自闯入市民社会的生活领域，肆意践踏市民的私权利。可见，以民法为核心内容的私法划分了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的边界，既接受国家的保护和必要干预，又抵制公权的恣肆滥施。因而，完善的私法（民法）的是私权保护的关键。但是，我国的私法制度很不完善。新中国建立以来，由于经济体制、指导思想、民法理论等诸多原因，民法典至今仍未颁布。私法制度的缺失，造成了我国私权保护的乏力。因此，我国要尽快颁布民法典，以法典的形式全面地将私权法定化、系统化。―法虽不善，尤善于无法‖，只有建立完善的私法制度，私权的保护才能落到实处。

因此，公权力和私权利就像一个圆的内外，尽管圆的直径不断扩大，但其内部的面积依然是有限的；尽管外部空间不断被日益扩大的圆所压迫，但它仍然是无限的。这就是说，对于公权力来讲，法无授权即为禁止；而对于私权利来讲，法无禁止即为合法。

（四）积极发挥社会组织在公权力与私权利冲突中的润滑剂作用

要建立一个和谐的社会，必须充分发挥社会组织的润滑剂作用。一个社会如果没有社会组织作润滑

剂，完全靠政府力量去解决所有的问题，那么政府往往与私权发生最直接的碰撞，这样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和谐社会的。西方近代市民社会的发展形成了以角色分化、利益联结及合理性追求为表征的众多社会组织，如―经济领域包含许多行业及工商业公司；宗教领域包含许多教会与教派；知识领域包含许多大学、独立报纸、杂志及广播公司；政治领域包括许多独立的政党，此外还存在许多独立而自愿的慈善性或市民性(civil)社团等‖。这些多元化的社会组织对西方法治国家的建立、社会和谐的促成发挥着重要作用。

在我国，积极培育并保护这种社会组织的成长，同样可以有效消解权力的独断单一，制约权力的任意专横，实现社会利益的协调，构建和谐社会。活跃于市民社会舞台上的大量自治性、多元性、社会性和开放性的社会团体，是相对脆弱的各个私权利联合起来抗衡专权、暴政的有生力量。它们一方面有独立发展的趋势，要求政府尽少干预而维护其自治，扼制国家权力职能和范围的扩张；另一方面，市民社会多元权力中心的形成，直接影响着国家公共选择的政治过程，它们通过直接或间接的民主政治参与，形成市民社会下权利意志的独特表达渠道，向公权力的归属与行使主体提出权利实现的要求，使政府在决策过程中的任意性受到控制。当―政府政策大多是通过谈判和讨价还价来决定‖时，便意味着私权利所表达的利益追求已经纳入到公权力的视野之中，公权力的专断受到了制衡。社会组织通过参与权力的生产和分配过程，使集权增长受到扼制，使社会自主自治权利得到扩展，从而抵消了国家权力的强制性控制，保障市民社会的自由和权利。

总之，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的和谐社会，首先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和谐。然而，在一定社会发展阶段，社会总的权利（力）是一个定量，而公权力、社会权力与私权利之间则成反比例关系。在这三种权利（力）中，私权利是基础，社会权力是调节器，公权力则是手段。要实现相互之间的和谐，就需要使政府权力与责任分配达到均衡，如果政府控制经济资源多、干预市场多而提供服务少、提供公共产品少，那么公权力、社会权力与私权利之间的比例就会失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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