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然法学

举例分析说明新自然法学“新”在哪里？

新自然法学派又称为复兴自然法学派，在西方法律思想史上，新自然法学是西方自然法思想传统的继承和发展。自然法思想的意识可以追溯到西方文明的起源并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被人们在不同的时期为不同的目的而使用，它的形式不断翻新，内容不断完善。产生于20世纪特殊社会环境的新自然法学派，主要代表人物有马里旦、富勒、罗尔斯、和德沃金等等。他们的新自然法学说各有侧重点，各不相同，然而却共同的体现出自然法观念的思维形式。他们均认为法律应关注某种应然性，法律的发展应当遵循一定的价值原则并体现一定的价值要求。无论是马里旦的神学自然法、富勒的“程序自然法”、罗尔斯的正义论或德沃金的权利论，无不注重研究法产生和存在的根源或基础，发的目的和意义以及法应追求的理想境界。新自然法学派强调法本身是一个价值系统，必然反映一定的价值关系，极为重视法的合理性和道德性。他们通过总结、抽象和思考，为法律的建构铸造了理想的框架。

与自然法学派相对应的是古典自然法学派，盛行于17——18世纪的欧洲,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初期，随着实证主义法学的兴起，尤其是分析法学家试图阻止对法律的性质和法律的目的进行哲学或思辨的思考，自然法学的研究一直处于低潮状态。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的重创让学者们从对实证主义的沉醉中清醒过来，使得自然法学有了复兴的机遇。新自然法学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登上舞台，二战后发展尤为迅猛。

新自然法学在古典自然法学的基础上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与古典自然法学也具有较大的不同点，本文重要论述新自然法的新在哪里也即其新的观点、内容等等。古典自然法思想家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认为实在法的效力来源于自然法,一切违背自然法的法律都是非正义的,因而也就不成其为法律。这一观点是历史法学派、社会法学派和分析实证主义法学派所共同反对的。它们三者的共同看法是,自然法或正义只不过是一种“人的认识所不能接近的理想”。在这一点上,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是针锋相对的。为了解决西方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人们开始寻求二者之间的契合点，并力图调和它们彼此的矛盾。有些人认为实在法学派并不否认一种客观道德秩序的存在，只不过是它难以被认识，还有一些人认为，道德和法律的多样性不足以否定自然法的客观性，道德和法律之多样性的差异性缘起于适用自然法的人在认识上的偏差或在主观目的上的谬误。他们的结论是，道德和法律的多样性不能作为否定自然法之客观存在的理由。为了有效发挥自然法的价值，新自然法学家还不遗余力地古典自然法理论做了适度的修正。首先，他们认为自然法传统的主流并不否定非正义法律存在的可能性，只不过是不承认或者降低它们在道德上的强制性特质，并认为这种法律本质上具有缺陷的，传统自然法并未宣称能为不可计数的法律问题找到唯一正确的答案，它也并非要缩小是在法效力的范围，及其决定性的意义。显而易见，这种辩解的目的在于使自然法取荣于实在法，为自然法学派和实在法学派创造一个有利于彼此协商的条件：从道德角度看，非正义的法律只有微弱的道义上的强制性，在极端情况下则完全缺乏这种强制性。易言之，违反自然法的法律只具有法律意义上的。而非道德意义上的强制性。新自然法学派只有做出这一让步，实证主义法学派才有可能愿意正视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内在联系，两个对立的学派才有望搭建相互对话的“平台”。其次，相对于古典法学派，新自然法学派认为法律和道德是不可分的，对于这一点，哈特不仅承认人的自然权利，而且还认为政治理论原则与绝对的功利主义是不相容的。这一观点标志着实证主义法学走向衰落，也是新自然法学观念微现的一丝曙光。德沃金指出，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道德的核心就是性关系的法典，而法律对性关系做出何种规范，与道德的价值密切相关。新自然法学派认为，道德和法律不仅共享一套语言系统，还具有共同的关怀对象，这种关怀乃是对人类最高的实际关怀。有些人甚至认为，法律和道德都是实践理性——自然法的实际运用。

第三，新自然法学家普遍认为，尽管实在法的法律效力可以像实证主义法学家所认为的那样脱离自然法或者道德而依赖于主权，但是真正具有道义强制性的权威或者法律规则是以

自然法或者正义之道德为基础的。因此立法活动不应该是一种随心所欲的行为，而应该在客观道德法则和规范的指导下进行。菲尼斯指出，除非统治者是为了普遍的善，他所颁布的法律在道德上具有义务性，否则，他是无权要求被服从的。在他看来，无论是政治权威还是实在法都应该以自然法为基础。这是它们获得服从的道义前提，实践理性应该成为解释法律秩序的标准参照。，新自然法学派坚持认为法学研究的核心对象是道德价值。在谈到道德与法律的关系时，德沃金曾经指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都认为“人们有服从法律的责任，但是服从法律和他的道德义务性冲突时，他有权利遵从自己的良知”。可见，良知高于法律，道德高于实在法，实践理性在人们心目中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因此，他强调：“法理学问题的核心是道德原则问题，而不是法律事实或战术问题。”

最后，新自然法学派认为，自然法或者实践理性是客观的,而并非像凯尔森所说的那样是“一种不合乎逻各斯的理想的逻辑化”。古典自然法立基于其上的抽象人性曾经是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攻击的重点。因此,表面上看,新自然法学家们基本上抛弃了从自然人性中抽取自然法则的方法。菲尼斯指出,关于人类基本的善不是以对人性的描述为前提的,根据逻辑的真理“, 应该”是不能从“是”中推导出来的;三段论的结论不能够不包含于其前提之中;对人性的充分描述只能由那些实际上理解了人类基本的善的人完成。他把自然法理论理解为对实践理性的描述。在他看来,实践理性的首要原则乃是把人类最基本的善当作选择和行为的终极理性,即因为参与了人类最基本的善而准确地表达了人性的行为理性。但是也有人认为,菲尼斯的自然法依然是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之上的。所不同的是,他用基本的善这一传统概念对自然人性作了一种合乎他所谓实践理性的概括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一点上,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也如出一辙。他在谈到诸如自由、机会、财富和自尊等基本的善时指出,之所以称之为基本的善,并不是因为它们是人生的基本目的,而是因为对它们的需要无论在人们缺乏什么的情况下都是合理的,在一般情况下它们是构建和实施一种生活的理性计划所必需的。所以,对这些善进行公正分配的原则—正义也就有其客观性。

在内容上，新自然法的研究多集中于法律概念的界定或诸如正义、权利等概念的阐发，而非古典自然法学家所热衷的偏政治哲学的研究。一言以蔽之，自然法学派的学术重心从政治哲学转移到了法哲学法理学层面。在古典自然法学的第一阶段，作为代表的格劳秀斯的经典理论即国家起源与社会契约学说、国家主权学说、有关君主制度的阐述皆为政治哲学范畴；斯宾诺莎，只需看其代表作书名便知——《神学政治论》；霍布斯在君主政体、国家主权、社会契约上的成就丝毫不逊色于格劳秀斯。同时，以历史的眼光看，在第一时期，整个欧洲似乎都急于摆脱教会的控制，从黑暗的中世纪走出来，建立强大的王权政治。自然法学派不能不说是奉天承运，大行其道。其绝大部分的理论成就都集中于论述如何建立开明君主专制等一系列政治问题。至于第二阶段，则更加明显，洛克和孟德斯鸠的“分权说”足以证明；第三阶段的卢梭以“社会契约”、“公意”学说呼吁建立绝对的民主政府，亦是对政治制度的建树。而新自然法学则不然，富勒、罗尔斯、德沃金三人的主要成就分别集中于论证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对正义概念阐述、对权利与自由的论述等领域，极少涉及对政治体制的构想与规划，即便有，也只是零星地散布于个人与政府关系的层面上，这不能不说是古典自然法和新自然法的一大不同点。

另外，产生于不同时代的古典自然法学和新自然法学自然各有其时代赋予的不同历史任务，古典自然法学成长的历史年代赋予古典自然法学家的任务是推动历史进程，为摆脱中世纪黑暗和神学的束缚贡献自己的力量，为促进民主思潮的传播而呐喊；而新自然法学盛行于战后，战争对生灵的涂炭，对社会的打击已经无可复加的沉重，这时需要的不是进一步的动荡，而是寻求以一种方式来保持长久的稳定、和平，时代赋予新自然法学的任务是重申真善美，宣扬法制的力量与理性的光辉，重新树立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为大众谋求更多的安全感。在这种时代的需求下，新自然法学学术重心的转移适应了战后宪政架构前提下法律调整的需

要，从科学认知转向了价值判断，从实体目标转向了程序方法，从直接的规范转向了间接的导向。

孟德斯鸠曾说：“如果说除了实在法所要求或禁止的东西以外，就无所谓正义不正义的话，那无异于是说，在人们画圆圈之前，一切半径距离都是不等的。”这句话直接体现了古典自然法学家们所共有的通病——先验主义。即在古典自然法学家眼中，法律仅仅是被发现而非创造，甚至只能被发现不能被创造。由单一的自然法原则可以引申出法律最细微的枝节（如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论及的古希腊雅典城邦的婚姻制度）。而这些所谓的根本的原则从天地之始就已经存在，即自然法是永恒不变的，具有先验性和绝对性。而在新自然法学中，自然法既是一种世界观，又是一种价值论，是可以容纳各种不同观点的“普遍形式”，它或者指正义和平等，或者是自由和效率，甚至可以是知识和财富，也可以是趋乐避苦的功利或者寡情少欲的修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