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
第28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5月 Vol. 28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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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稿日期：2005-12-05 作者简介：展龙（1976-），男，甘肃靖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化史。 - 60 -
?历史学研究?
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
展 龙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张居正一生虽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他的史学实践及成就，在明代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他先后主持纂修了《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万历《会典》等大型官书，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完善了明代的史馆制度；另一方面，他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凭借自己的权力，恢复、重建了曾长期废置的起居注。
关键词：张居正；《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万历《会典》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6）03-0060-05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别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154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明神宗初代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其
史学活动则隐而不彰，加及他“生平不喜著作”
[1]
，所著《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帝鉴图说》、《召对纪事》、《张太岳集》等亦多非史学著作。故此，张居正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一直不为人所注意。实际上，作为“以经术遭逢圣主”[2]的一代“名相”
，他的史学实践及其成就，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主持官修史书方面，更值得书上一笔。
据《献征录》卷17、《明神宗实录》卷107、《国榷》卷68载，张居正的修史活动是从参修《兴都志》开始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他充《兴都志》纂修。不久，进右谕德兼侍读，复预修《兴都志》，后辍。四十四年六月，续修《兴都志》，充副总裁。期间，他还参与重录了《永乐大典》。这些活动不仅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功力，更为他后来总裁大型修史活动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就张居正总裁《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万历《会典》等三部重要史书做以探讨，并对其恢复起居注制度及其创新之处予以阐述。
一、总裁明世宗、穆宗《实录》
承前代旧制，明代历朝重视纂修《实录》。自宣德间修《太祖实录》始，总裁官皆由阁臣担任，据《明史·职官志》载：“（阁臣）修《实录》、史志诸书，则充总裁官。”至隆、万间，张居正任内阁大学士，其总裁官书编纂，就是从世宗、穆宗《实录》开始的。
隆庆元年（1567）六月初一，《世宗实录》始修，张居
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充总裁官。逾六年，尚未脱稿。神宗即位后，隆庆六年（1572）九月二十二日，大学士张居正等请修纂《穆宗实录》。[3]二十六日，开馆始修，张居正仍为总裁官。至此，两朝《实录》同修。万历二年（1574）七月十四日，《穆宗实录》先行告成。十月，由翰林院进呈。五年（1577）八月，《世宗实录》先后历时十一年亦终归告成，并于本月由钦天监进呈。
神宗初立，张居正遂请修先朝《实录》，这是对旧制的沿袭，同时也表明他重视当代史的编纂，有着强烈的史学意识。具体在两朝《实录》的纂修过程中，张居正作为“总裁首臣”，也“勤劳为多”[4]，此大体有三：
第一、组织领导。明代自宣德开始，实录馆纂修《实录》，决策者实为总裁官，监修官虽由身居显位的武臣担任[5]，但武臣修史非其所长，其监修不过是形同虚设，徒挂其名而已。故此，张溶虽承其祖父张辅、父张懋连，亦以武臣身份监修世、穆《实录》，但总领史事者仍是张居正，尤其是他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出任总裁官，使他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一方面，他总结过去官修《实录》存在的弊病，凭借其先前的修史经验和领导才能，制定了灵活、可行的纂修计划。他在《纂修事宜疏》有言：
皇祖历世四纪，事迹浩繁。编纂之工，卒难就绪。皇考临御六年，其功德之实，昭然如日中天，皆诸臣耳目之所睹记。无烦蒐索，不假阙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不拘朝代次序，俟《穆宗庄皇帝实录》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进呈；却令两馆各官，并力俱纂《世宗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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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认为要顺利完成两部《实录》的修纂，首先要立定期限，“依限加功”；其次要打破依朝代顺序纂修《实录》的先例，提出先修成《穆宗实录》，再修“事迹浩繁”的《世宗实录》；最后，建议待《穆宗实录》修成后，“令两馆各官”，全力以赴，“并力俱纂”《世宗实录》。
另一方面，纂修人员的选任，亦多定于张居正。如万历三年（1575）八月，他“题东阁大学士张四维充《实录》总裁官”[7]。四年（1576）正月，又以编修黄凤翔充《实录》修官[8]，等等。所任史官多长于史学，如张四维“有才智，明习时事”[9]，而黄凤翔也长期“教习内书堂”
，曾“辑前史宦官行事可为鉴戒者，令诵习之”[10]。正因为张居正计划周密，用人得当，保证了两部《实录》的顺利完成。
第二、删润定稿。明制，纂修《实录》“副总裁削之，内阁大臣总裁润色”[11]。张居正在总裁两部《实录》期间，删润之功尤多，他“按诸司之掌故，网罗旧闻；探内府之秘藏，铺张盛美。事务阕疑而核实，词皆举要以删烦。至于大经大法之所存，则特书屡书而不一，参互考订，三易稿而成
编；润色讨论，十逾年而竣事”
[12]
。正因如此，万历五年（1577）八月《世宗实录》告成时，神宗赞誉他说：“皇祖四十五年《实录》，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费心看改几次，我尽知道。”张居正自己亦言：
惟我皇祖《世宗实录》……虽皆出于诸臣之手，然实无一字不经臣删润，无一事不经臣讨论。既更定其文义，复雠校其差讹。穷日逮夜，冒暑凌寒，盖五年于兹，而今始克就。[13]
世宗一朝“事迹浩繁”，其《实录》能历时十一年完成，其中功劳以张居正为最。
第三、完善《实录》的纂修制度。明代《实录》馆属临时机构，其中有不少官员同时兼理本职工作，尤其是总裁内阁大学士、副总裁翰林院大学士各有繁忙的职务，难以全心纂修《实录》，从而分散了精力，影响了《实录》的纂修速度和质量。而且，如张居正所言，史馆还存在总裁官“恐催督之致怨，一向因循”和纂修官相互推诿，“以人众而相捱”[14]的弊端。故此，张居正提出改革建议：
其一，建议史官修史要“事必专任”、“功必立程”。在张居正看来，《世宗实录》纂修六年，迄无成功，主要原因是“事无专责”，他说：
盖编撰之事，必草创修饰，讨论润色，工夫接续不断，乃能成书。而其职任紧要，又在于副总裁官。顾掌部事，则有薄书综理之紧繁；直经纬，则见侍从讲读之责。精神不专，职守靡定，未免顾此失彼，倏作忽辍，是以岁月徒悠，而绩效鲜著也。今两朝并纂，二馆齐开，若不分定专任，严立限程，则因循推捱，其弊愈甚。[6]
所以，他荐举吏部右侍郎诸大绶、礼部左侍郎王希烈二
人专管《世宗实录》；申时行、王锡爵专管《穆宗实录》，让其暂辞部务，全力纂修《实录》。张居正的这些建议得到神宗批准，“俱依拟行”，保证了纂修工作的有序进行。
其二，立定编纂期限，所谓“定为章程，严其限期”。他提出：“各馆纂修官务要编成一年之事，送副、总裁看样，月终副、总裁务要改完一年之事，送臣（张居正时任总裁官）等删润。每年五月、十月间，臣等将纂完丛本各进逞一次。大约终月可完一年之事，终季可守三年之事，从此渐积累，然后成功可期。其余副总裁官或部暇相互讨论，或讲俟令其补凑，不必责以限期，恐致两妨。”在此制度的规约下，两部《实录》预期完成，而《穆宗实录》仅用了两年三个月。[13]
其三，改革征集史料的先例。万历以前，征集史料通常只令“礼部宜遵祖宗故事，通行中外，采辑事实，送翰林院纂修《实录》”[14]，对史料的整理重视不够。张居正对此着力予以改革，如选派六名史官分工协作，编纂六曹章奏，以备纂修《实录》[15]；礼部向各衙门征集史料时，要求他们将所存题本、档案、文件等史料查计数目，编好顺序，再陆续送赴史馆[15]；令提学官采辑汇编史料等。这些规定，保证了《实录》馆所获史料的全面性，也提高了修史效率和质量。
其四，张居正对纂修官亦提出具体要求：首先，包括副总裁各官“每日俱在史馆供事”，不得随意外遣；其次，各馆纂修官要以职业为重，以“公家为急”，不得“别求差假，图遂私情”；再次，在张居正眼里，史职与行政官职虽职掌不同，但“国家用人之理，宗核名实之道，实寓于斯”。所以，他将整顿吏治的考成法推及史职，提出：“书成之日，分别叙录，但以效劳多寡为差，不复计其年月久近。如此，庶人有定守，事易考成，在各官可免汗青头白之讥，而臣等亦得以逭旷职素飱之咎矣。”[6]
经过张居正的悉心裁定、调整和改善，充分保证了世、穆《实录》的质量。清人徐乾学权衡明代历朝《实录》之大概，认为“叙事精明而详略适中者，嘉靖一朝而已”[16]。至于褒贬任情，颠倒是非者，也多发生在太祖、英宗、孝宗、武宗和光宗等五部《实录》中，而世、穆《实录》则能持平记事，曲辞甚少[17]。更具意义的是，张居正对史馆制度的改革和完善，使官修史书史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而且影响所及，终明清两代而不绝。
二、总裁万历《会典》
《大明会典》初次刊刻，是在正德四年（1509），凡180卷，结构以官署为中心，附以历年事例，使官与事相结合，是为正德《会典》。嘉靖年间，又经过两次续修，补充了自弘治十六年（1503）至嘉靖二十八年（1549）间事例，凡53卷，但载在秘府，未及颁行。为此，隆庆二年（1568）孙应鳌、万历初林景暘等曾奏请补辑所缺事例入《会典》，但因当时“两朝《实录》尚未告成”，史官“披阅校正，日不暇给”，为防止“顾此失彼”，“事难兼理”，重修《会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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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只得推迟[18]。
至万历四年六月，《穆宗实录》业已进呈，《世宗实录》编纂将毕。在这种情况下，张居正等请修《大明会典》，并就筹备事宜上疏神宗，在疏中他首先讲到为何要重修《会典》：
《会典》一书，于昭代之典章法度、纲目毕举，经列圣之因革损益，美善兼该，比之《周官》、《唐典》，信为超轶矣。顾其书创修于弘治之壬戌，后乃阙如；续编于嘉靖之己酉，未经颁布。又近年以来，好事者喜于纷更，建议者鲜谙国体，条牴例纷纭，自相牾，耳目淆惑，莫知适从，我祖宗之良法美意几于沦失矣。今幸圣明御极，百度维新，委宜及今编辑成书，以定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典则。[18]
在张居正看来，重修《会典》势在必行：一是嘉靖年间两修《会典》，虽补充了正德《会典》所缺事例，但“未经颁布”；主要是由于某些人“鲜谙国体”，却又“喜于纷更”，致使旧《会典》“条例纷纭，自相牴牾”，让人“莫知适从”。所以，张居正希望通过重修能对《会典》“校订差讹，补辑缺漏”，从而使《会典》真正成为“一代画一经常之典”[19]，“以定一代之章程，垂万年之典则”。
为保证此次重修能够达到目的，张居正在疏中还对《会典》体例提出建议：即要“抡选儒臣，分局纂修”，对“节年题准见行事例，分类编集”[18]。这一建议后来在重修《会典》时得到采纳，改变旧《会典》仅以编年排述的方法，制定了“从事分类，以类分年，而以‘凡’字冠于事类之首，各年俱以圈隔之”[20]的纂修凡例。这样以来，
《会典》既可按官署横向分类，也可按“籍册可据者，先后具载”进行编年排列，使得所记事例始末完整，一一贯通，从而可补“史志之所未详”，“备后来之考证”[21]，可谓一举两得。
万历四年七月，始重修《大明会典》。历时11年，至万历十五年（1587）告成。这次重修的总裁官最后虽题为申时行、王锡爵、许国等人，但在整个重修过程中，尤其在万历十年（1582）之前，真正总领史事，发挥总裁作用的应是张居正。这一点可从以下两点窥得一斑：
其一，上奏重修事宜后，张居正就安排各部院衙门“将见行事例，选委司属官素有文学者分类编辑，送馆备录”，并对纂修其他事宜，做了具体筹划。又万历七年（1579）二月，针对出礼曹事例存在舛误不当之处，要求礼部“再加斟酌”，加以“改正”[22]。此类建议对完善《会典》事例，保证全书质量裨益匪浅。
其二，万历八年（1580）九月，当时副总裁等官呈送的草稿，只将旧《会典》和嘉靖二十九年（1550）续修旧稿誊写一遍，再稍增加一些近年事例，而“中间体例，尚有未当，纪载颇多阙遗”。鉴于此，张居正提出“事必专任，乃可责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绪”[19](P44)的观点。他说： 窃以《会典》所载，乃昭代致治之大经大法。……今若止将旧本誊写，附以新例，则不过讬重录续编而已，岂圣明所以属臣等之意乎？顾事必专任，乃可责成，力不他分，乃能就绪。往者，纂修两朝《实录》，亦皆专属副总裁二员，臣等又月有程督，岁有稽考，乃克有成。今《会典》事理，又与《实录》不同。考索讲求，尤费心力，非有专责，决难奏功。[19](P44)
故此，张居正打破《实录》副总裁出自翰林院的定制，不拘一格，举荐“学素优，年力方富”的吏部左侍郎余有丁、詹事府詹事许国充副总裁，且让他们“各暂停转”，“专任在史馆，遵照敕谕事理，将《会典》新旧原本，细加考究。”[19]对于他的建议，神宗皇帝皆加以采纳。值得一提的是，除余、许二人外，自万历四年至八年，张居正还荐举任命大学士申时行充《会典》总裁官，礼部尚书兼侍读学士马自强充《会典》副总裁官，王弘海、张元忭、何雒文、罗完化、王家屏、沈懋孝、范谦、邓以讚、王世德等人充《会典》纂修官。这些人也多是进士出身，属“文学之士”[23]，谙熟本朝典制，擅长史事。
至万历十五年二月全书定稿，凡228卷，是为万历《会典》。全书在内容、体例、形式等方面，都超迈前修，更趋完善，不仅补充了自初修、二修以来历朝事例，以六部为纲，分述诸司职掌，还附以事例、冠服、仪礼等项，且增加插图，内容详赡，形式活泼。万历《会典》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就，与张居正的悉心筹划密切相关。
三、恢复起居注制度
历代纂修《实录》，起居注、日历、时政记是其张本，而尤以起居注为重。明代起居注，时置时废，不成定制。元至正二十四年（1634）三月始置，“吴元年定秩正五品，洪武四年改正七品，六年升从六品，九年定起居注二人，后革。十四年复置，秩从七品，寻罢。”[24]永乐中，王直以右春坊右庶子兼起居注，后不知废于何时[25]。武宗时，又有起居注之设，史载：“朝鲜使者在鸿胪寺馆遇大夏邑子张生。因问起居曰：‘吾国闻刘东山名久矣。’”[26]“起居”云云为明证，但后不知何时又废。盖因明代起居注长期不设，所以有明一朝“臣僚累建言欲复起居注之旧”。据《明实录》载，建言者先后有：弘治十七年（1505）九月，储巏；弘治十八年（1506）十二月，何瑭；正德十六年（1522），黎贯；嘉靖元年（1522），马纪；嘉靖九年（1530）二月，周衣铎；嘉靖十一年（1532）八月，廖道南；万历元年（1573），张位。建言者虽多，但皆未得逞。张位所言虽颇中肯的，张居正也“善其议，奏行焉”，但亦告以流产[27]。究其原因，除了有明一代存在翰林修撰、编修、检讨等随时可以替代起居注的职能外，还在于皇权集中，且趋于强化、腐朽，此不宜被起居官记之；也因为建言诸人，不过文人行事，没有足够的权力冲破专制皇权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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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张居正不同，万历年间，神宗年幼，事事难离居正，其“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28]，如神宗所言：“卿平日所言，朕无不从。”[29]故万历三年（1575）二月张居正据本朝成法，参酌时宜，恢复了起居注，《春明梦余录》卷13《皇史宬》谓之“盖居正当国，遂行其论也”，实为高论。至于恢复起居注的具体情况，张居正在《议处史职疏》中有详细叙说：
首先，分析恢复起居注的原因。起居注为修史之根柢，尤其要纂修《实录》，起居注更不可缺。张居正对此深有体会，如他在纂修《世宗实录》时，“凡所编辑，不过总集诸司章奏，稍加删润，檃括成编，至于仗前柱下之语，章疏所不及者，即有见闻，无凭增入”，致使“两朝之大经大法，虽罔敢或遗，而二圣之嘉猷，实多所未备”。凡此，张居正认为“皆由史臣之职废而不讲之所致也”。所以，为了“章阐盛美，垂法无极”，保证纂修《实录》有据可依，张居正主张“申明史职”，恢复起居注。另外，张居正认为起居注所记内容近于原貌，真实可靠，他说：“史臣祗职，以纪录起居为重。顾宫禁邃严，流传少实；堂廉远隔，听睹非真。则何以据事直书，传信垂后？看得日讲官密迩天颜，见闻真的；又每从阁臣之后，出入便殿，即有密勿谋议，非禁秘不可宣露者，阁臣皆得告语之。”言语间，张居正对起居注甚为推许。
其次，议定恢复起居注的具体事宜。（1）分曹专管。建议“令日讲官日轮一员，专记注起居，兼录圣谕诏敕册文等项，及内阁题稿。其朝廷政事见于诸司章奏者，另选年深文学素优史官六员，专营编纂。事分六曹，以吏、户、礼、兵、
刑、工为次，每人专管一曹”，且不许另外差遣，或随意借故告假，以妨碍公务。（2）定礼仪侍直。提出在恢复起居注后，“宜遵祖制，除升殿例用史官侍班外，凡常朝御皇极门，即轮该日记注起居并史官共四员，列于东班各科给事中之上。午朝御会极门，列于御座稍西南，专记注言动，凡郊祀、耕耤、幸学、大阅诸典礼，亦令侍班，随从纪录。至于不时宣召及大臣秘殿独对者，恐有机密，不必用史官侍班，但令入对大臣，自纪圣谕及奏对始末，封送史官诠次。其经筵、日讲，则讲官即记注起居，亦不必另用侍班。”（3）建议将万历二年（1574）以前所缺事迹详细“追书谨录”，“拟令各官除每日照前供事外，兼将二年前起居初政，亦照月分曹，以次纂录。”还提议起居官与六部在东馆固定办事，并严格管理，要求“除典守誊录人役，随同供事外，一应闲杂等，不许擅入”。对其每月所记“草稿”，建议装为一册，“送内阁验讫，即投入小櫃，用文渊阁印封锁。岁终，开取各月草稿，收入大櫃，用印封锁如前，永不开视”[15](P491-492)等等，规定甚为周密。
此疏一上，神宗皇帝便下令“都依拟行”，长期废置的起居注最终得以恢复，并真正走上规范，由此直到明亡常设不废。
综上所述，张居正积极从事的史学实践正如其所从事的政治活动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产生了显著的社会效果。实际上，张居正的史学实践是其政治活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张居正特殊的政治身份才使其史学活动得以顺利、有效地开展下去，并取得重大突破，最终将明后期的官方史学推向正常、有序的发展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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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Zhang Juzheng’s Devotion to Historical Science
ZHAN Long
(College of History,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g 300071, China)
Abstract: Though ZhangJuzheng was mainly concentrated on political activities all his life, he could fairly claim a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cal science of Ming Dynasty by virtue of his practice and achievements in historical science. On one hand, he took charge of modifying such official books as Veritable Records of Shizong of Ming Dynasty, Veritable Records of Muzong of Ming Dynasty and Books and Records of Wanli’s reign, etc., raising many renovation measures to perfect the system of historiographers’ office in Ming Dynasty; on the other hand, as the head member of the cabinet, he restored and reconstructed the annotation of daily life that had been long cast aside by exerting his own power.
Key words: ZhangJuzheng; Veritable Records of Shizong of Ming Dynasty; Veritable Records of Muzong of Ming Dynasty
责任编辑、校对：马桂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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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张居正
评张居正改革 曹大为 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谭嗣同 不但一时之毁誉不关于虑，即万世之是非，亦所弗计也。 张居正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故汤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礼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商鞅 历史剧《万历首辅张居正》不久前在北京、东方等电视台的热播，再次把受众的目光吸引到历史深处，热议张居正其人其事。缘此，本刊特邀北京师范大学曹大为教授撰文，对张居正改革详加品评。 内容提要面对明朝中后期内外交困的局面，万历首辅张居正变法革新，力挽狂澜，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他推行的“外示羁縻，内修守备”的边防新政和“一条鞭法”等赋役改革，在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和开启近代社会转型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而他审时度势、运筹帷幄的智慧与谋略，刚毅果断、缜密务实的改革作风，也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炫目华章。张居正的变法新政不仅“变废饬弛，弼成万历初年之治”，而且堪称中国古代继商鞅、秦始皇和隋唐之际变革之后最具光彩的改革。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湖广江陵（今湖北荆州）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张居正考中进士。当多数同科进士热衷于文章诗词之时，他却经常“周行阡陌间”，考察“岁时之丰凶”和农民疾苦，以深沉的目光关注着国计民生。隆庆元年（1567年）,张居正进入内阁,次年上《陈六事疏》,提出改革方案,未被采纳。隆庆六年（1572年），穆宗病故，年仅10岁的神宗继位。张居
正升任内阁首辅，终于得以“任法独断，操持一切”（《张文忠公全集》附《本传》），义无反顾地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一场力挽狂澜的变法革新运动。 一、政治改革：整顿机构，建立问责机制 在张居正看来，“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核吏治。”他首先从“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明史·张居正传》）入手，大刀阔斧地进行政治改革。 “尊主权”、“一号令”的关键在于克治明朝权力机构运行不畅的痼疾。明初洪武年间，废中书省，不设丞相，由皇帝直接掌管六部。虽然后来内阁首辅权势渐重，但六部和负责稽察六部的六科均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而皇帝处理政务则倚重宦官，由司礼监掌理章奏文书，甚至代皇帝朱笔批红。明中后期诸帝多“帘远高堂，君门万里”（赵翼：《陔余丛考》卷18），尤其嘉靖后期，“政务偷玩，事无统纪”，朝廷诏旨被视为故纸，来往公文多至沉埋，统治机构几乎陷入瘫痪。 针对这种机构窒碍不通的积弊，张居正力主“天下之本在政府”（《书牍》15），开始大力强化内阁事权，由内阁通过六科、都察院控制六部，而各省抚按则听命于六部，最终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机构都受内阁节制，从而加强中央集权，使内阁成为推行变法的中枢。为排除宦官干政，他告诫冯保“裁抑其党，毋与六部事”（《明史·张居正传》），从组织机构上保证事权归一，政令畅通。 为了破除无所事事、坐啸画诺、命令不行的官场沉疴，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创设颁行考成法以责吏治，即由各部衙制定一式三份收发文簿，分别留部作底本，送六科备注，交内阁查考，据其道途远近、事情缓急，“定程限，立文簿，月终注销。抚按稽迟者，部院举之；部院容隐欺蔽者，六科举之；六科不觉察，则阁臣举之。月有考，岁有稽”（《明纪》卷39），据此“考其勤惰”，决定赏罚升降。此法一行，立见成效。
浅谈柏拉图的理念论
浅谈柏拉图的理念论 摘要：柏拉图不仅是古希腊哲学，也是全部西方哲学乃至整个西方文化最伟大的哲学 家和思想家。柏拉图哲学的核心概念是“理念”，他的哲学亦因此而被称为“理念论”。文 章通过阐述柏拉图理念论的内容、如何认识理念论以及对理念论的反思和评价，探讨了其对 以后哲学发展起到的重要意义。 关键字：柏拉图; 理念论; 思想体系 柏拉图这位西方的“孔子” ,对西方乃至世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作为其思想核心的理念论 ,因其开创了西方传统理性主义形而上学而获得了特殊地位 ,所以许多现代西方哲学家认为西方两 千多年来的哲学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释 ,或归结为柏拉图主义。纵观柏拉图的理念论，虽然存在着不足之处，但仍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部分。 一、理念论的提出背景 柏拉图理念论是对其先师苏格拉底思想的继承与发展。苏格拉底是西方哲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人物,自他开始,哲学从“一心向外”转向对内心境界的关注。在苏格拉底看来,对你自己的认识 ,就是关于德性的知识。人之所以缺乏美德,是由于缺乏美德的知识 ,一个人 只有知道什么是善,才去做善;一切恶行都是由于人们不认识善才做 出的。苏格拉底认为,具体的美德是因时、因地、因人的不同而不同的,必须找到共同的永恒的东西,这就美德的概念,它是美德的最真实 的东西。柏拉图一方面继承了苏格拉底关于心灵内在的思想,另一方 面又进一步把心灵内在原则、定义外在化 ,从而创立了理念论。 在当时的社会，柏拉图起初也对民主政权保有一定希望,但当这
个政权以“渎神和毒化青年”之罪处死苏格拉底后 ,引起柏拉图对民主政权极为不满与憎恨。在这种社会政治背景下 ,他目睹这一切,便产生了寻求治国道路的志向。柏拉图把对现世的拯救落实到对人的心灵的拯救上。他认为,只要净化人的心灵境界,使人的心灵变得善良,社会就会安宁,国家就会治理好。在这种强烈的历史使命感的驱使下 ,他主张哲学家作统治者，并冒着生命危险，为实现其“理想国”而奋斗。 二、理念论的主要内容 柏拉图的“理念”是从苏格拉底关于“是什么”的定义而来,它的基本规定之一就是“由一种特殊性质所表明的类”,不过“理念”并非单纯的抽象概念,而是超越于个别事物之外并且作为存在之根据的实在。一类事物有一个理念,感觉事物是多而理念是一,它作为其自身是永恒不变的自我完善的整体。 于是柏拉图认为,感性世界是一个不断流动变化的世界，其中的事物都是既在存在又不存在、既确定又不确定的,我们对它们不能形成任何真理和知识,只能形成意见。只有当我们凭借逻辑从这些事物上升到确定的“定义”,我们才能说有了确定的知识。而一切定义不是指称个别事物的,而是指称这些“理念”的,因此只有理念才是确定不移、不变的存在,尽管它们是看不见、而只能被思想到的,但它们是唯一的真理。任何具体的东西都只有“分有”了与它相应的理念，才能存在。但万物和自己的理念相比都是不完善的,它们都必须努力趋近于自己的理念,却永远也达不到理念。所以，理念就既是万物的本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2000字
读《明朝那些事儿》有感2000字 导读：《明朝那些事儿》是我自认为所读过的最好的书。这样的奇书，亘古少有，多一字是狗尾续貂，少一字又言犹未尽，文字表达浑然天成，几乎十全十美。以下是由学优网小编J.L为您整理推荐的《明朝那些事儿》读后感，欢迎参考阅读。 迄今为止唯一全本，白话正说明朝大历史—《明朝那些事儿》，作者：当前明月，他是一位幽默风趣的作家，曾说:历史本身很精彩，历史可以写的很好看。所以，他就这样做了，将枯燥无味的历史写得栩栩如生。 《明朝那些事儿》主要讲述的是从3年到年这三百年间关于明朝的一些事情，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秸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这本书溶入了现代的话语，溶入了现代的风趣，也溶入了人们的眼中。它不像记录片看得让我直打瞌睡，不像历史学家讲得让人毫无兴趣可言，也不像小丑让人捧腹大笑，而吸取不了知识。它用瑞士表匠的耐心，德国制造工人的严谨，法国酿酒师的情怀，美国戏剧演员的幽默(化身为魔语)讲述了多年前那段波澜壮阔的元末农民起义，并将继续进至明末的27年历史。此文做工严谨而又不乏幽默。
有两位名人评价着它： 1、《明朝那些事儿》是我自认为所读过的最好的书。这样的奇书，亘古少有，多一字是狗尾续貂，少一字又言犹未尽，文字表达浑然天成，几乎十全十美。 或许正是因为这样的底气，作者不露庐山真面目，没有借助任何学历、经历、名号、头衔的光环效应，却能在充诉着“假、大、空”的出版市场脱颖而出，仅以文字的魅力(甚至连一幅插图都没有)就能深深地吸引读者，使千万人趋之若骛，为世间又创造出一例“酒香不怕巷子深，是金子总会发光”的典型。 、《明朝那些事儿》注定会成为一个里程碑事件。这不在于明月的文学功底有多好，而在于这套书以足够有趣的笔法还原了历史相貌，吸引了像我这样每天追踪的读者。可以说没有《明朝那些事儿》，“明矾”对于朝代的印象，肯定还是电视剧里胡编乱造的片断。 可能由于小时候，曾尝试着读中国古代四大名著，看得头昏眼花、一窍不通。由此，小学时代极其痛恨古代文言文小说!有一位人对这本书的评价是这样的：“我觉得喜欢看的人都是有思想，愿意想事情的人。这是本好书，除了把史实摆出来，还要评论、挖掘，用现代的语言去说，他有他的角度。”是的，我们不可以篡改历史，但是我们可以篡改诉说历史的语言!
《张居正》读后感
《张居正》读后感 大约两三个星期前我在我们这最大的盗版书市场买了一套熊召政刚获奖的那部《张居正》，虽然是盗版但价格不含糊。共分两本，摞起来有一个砖头那么厚。第一本，《木兰歌》和《水龙吟》我看得挺认真。第二本比第一本厚，我看得有些不耐烦了，所以跳着看的，只看了看开头和结尾。按理说我写这读后感由此也显得底气不是那么充足。 看完了之后对于张居正了解的还是不多------包括他的比较有名的“考成法”，他的“一条鞭法”在第二本直接就没看。但对于当时的宫廷黑暗还是多多少少有些感慨油然而生。印象最深的就是深宫大内大小太监的贪墨、政府官员自上而下令人咂舌的结党营私互相倾轧贪污腐败。张居正的几句话也有印象：自古以来侍君难，侍幼君更难！孟子曰：治国不难，不得罪于巨室！另外，张居正用循吏不用清流我觉得是很有见地的。他不用海瑞，而起用了一开始仅仅是九品衔礼部观政的金学曾，就是让官员放开手脚去做事而不是整日夸夸其谈坐而论道，这对于整饬官僚主义就很有效用。这里倒不是要诋毁海瑞，只是他因为“清廉”二字所累，在为官时断案处事变得比较偏激。书上也说了，他做了四品苏州知府后把一个膏粱富庶的苏杭天堂治理得连年欠收，富户外逃。同时张居正很注意做事的灵活性，比如为了继续获得大内司礼监掌印太监冯保的支持，一口答应把一个淮运总
督的肥差让一个因贪污被查处靠行贿又妄想爬起来的胡自皋。他说：“为了惩治一百个贪官，你起用一个大贪官，你干不干？”我看的这些里头有两件事印象也很深刻：一个是礼部六品主事童立本上吊自杀事，一个是工部尚书朱衡被内宫秉笔太监吴和假传圣旨恶意报复事。第一件跟我有相似处。我也是一个不得领导青睐，处处受气酸腐木讷的小人物。虽然不像童立本那样被人利用一番后反又被训斥一顿，回到家因为无钱买米一家上下饿得眼冒金光无奈一时想不开只得上吊自杀，但是自己觉得个中甘苦跟他也差不多了。第二件事，堂堂的工部尚书，对于中官的戏弄、报复无可奈何，只能干受着这也在当今社会中屡有发生，俗话说：杀人放火金腰带，修桥不路无尸骸。这部书中最最让我感到瞠目结舌的是万历皇帝的冷血。张居正从朱翊君十岁登基就满腔热情、赤胆忠心地辅佐他，教给他知识和做明君的的道理。甚至从自己十岁儿子的身上想到儿童爱玩的天性，给朱翊君买了当时比较风行的风葫芦做玩具，寓教于乐。同时呕心沥血，使得万历朝从元年之初太仓无一两银子发展到万历九年太仓银共计四百多万两，这些都无一不凝聚着张居正的心血。但是朱翊君仅仅因为自己一次荒淫的丑行被太后抓住，张居正主张皇帝要下《罪己诏》而把他的“丑行”弄得天下皆知就怀恨在心。 张居正万历九年在首辅、太师位上病逝的时候，万
张居正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解析
心理学探新2011，Vol．31，No．3，209－213 PSYCHOLOGICAL EXPLORATION 张居正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解析 汤舒俊1，2，郭永玉1* （1．华中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武汉430079；2．长江大学教育科学系，荆州434023） 摘要：张居正是明朝伟大的政治家，同时也是成功的马基雅弗利主义者，堪称“东方马基雅弗利”。“附保逐拱”、“王大臣案”、“刘台案”和“夺情本谋”均是张居正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的例 证，从中可以剖析出“外儒内法”和两面性的特点。张居正的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是专制皇权对人 性的扭曲，而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也直接导致了张居正的悲剧结局。 关键词：张居正；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解析 中图分类号：B840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184（2011）03－0209－05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谥号“文忠”，湖北江陵人，又称张江陵，明代万历初年（1573年—1582年）内阁首辅，万历新政总设计师。张居正励行改革，整饬吏治，革新税赋，巩固边防，在成就君王中兴帝业的同时，张居正也成就了自己的不世奇功，终青史留名。“改革者和政治家”甚至“伟大的改革者和政治家”是今天大众对他的认识和评价，这样的评语相对于张居正居功至伟的相业来说是中肯和贴切的，但人们又往往会简单地以这样的评语收场，就显得单调和片面。事实上，张居正从少年天才到万历帝师，从江湖之远到庙堂之高，展现出来的终是鱼化为龙、俊彦得志。天资聪颖、勤奋努力、知遇贵人、天赐良机固然是张居正走向巅峰的部分原因但绝对不是全部，尤其是他身经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险恶内阁政治斗争却硕果仅存、一股独大并权倾朝野十年，这更多地可能要从曲意迎逢、虚与委蛇、私下交易和阴谋权术中寻找答案。本着以人性观察历史，还原历史真相和丰润人物本性，而欲达此目的就必须一反传统，透过张居正在专制王朝下的非常之为，来剖析其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 1马基雅弗利主义和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 马基雅弗利主义的命名源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政治家马基雅弗利，但马基雅弗利主义不是马基雅弗利的思想理念和政治主张的全部集成，而仅聚焦于其迎逢当时统治者所提出的帝王之术和驭人之道，它涉及到对人性及人际关系的根本看法和总的观点，是一种与人为恶的价值观，这使马基雅弗利主义成为西方的厚黑学，沦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则是马基雅弗利主义在个体身上的一种固化和内化，是一种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操纵他人、谋取私利的典型特质［1］。 2张居正马基雅弗利主义人格的典型性分析在主流媒体的宣传中，张居正从来都是封建社会的著名改革家、以忧国忧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形象荣登红榜，“宰相之杰”、“救时宰相”是对他的赞誉。在为尊者讳，为死者隐的固有传统下，如果从史迹中刻意翻寻张居正心狠手辣、歹毒算计、严刑峻法和排斥异已的小人作法，无异于将其打至黑榜，这似乎是对古人的责备、苛求，显得既不合情，也不合理。但只要基于史实，从尊重历史的真实性和还原人物的多面性入手，张居正高登黑榜，既有其名，也有其实。 先说其名。张居正堪称“东方马基雅弗利”，如果分别纵向追踪张居正和马基雅弗利的生平历史，并横向比较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担负职责、身后著作和历史地位，人们会惊叹于历史造就的巧合。张居正和马基雅弗利都是生活于16世纪的政治家，彼时东方的中国处于封建社会末期，资本主义开始萌芽，而西方的意大利正处于文艺复兴时期，也是欧洲封建社会的晚期；两人都在当时各自的政府内身居要职，张居正担任内阁首辅十年，马基雅弗利则在佛罗伦萨共和国担任第二国务秘书，也长达十年，也都曾在国家和民族危机关头挺身而出，试图力挽狂澜；二者都留下了政治著作，张居正有《权谋残卷》，而马基雅弗利则著《君王论》，两本都堪称厚黑学的力作；两人都在历史地位上一度饱受争议，盖棺却不能论定，褒贬不同，莫衷一是。如果说马基雅弗利主义是西方的厚黑学，那要在政星璀璨的中国政治长河 *通讯作者：郭永玉，E－mail：yyguo@mail．ccnu．edu．cn。
论张居正禁讲学_刘岐梅
论张居正禁讲学 刘岐梅 [摘要]明代中期,为了纠正官学和科举制度的弊端,王阳明等思想家倡导书院讲学,私人讲学之风再度兴盛起来。但同时,流弊百出,私人讲学发生异变。针对这种情况,张居正起 而矫之,严禁那些违背阳明讲学宗旨、为自私自利之计的书院讲学,以加强思想统一,维系社 稷安定,维护公众利益,捍卫改革成果。从学术立场上说,张居正禁讲学实质是用程朱理学和 经世实学对王学进行的修正。 [关键词]张居正讲学王学理学实学 [中图分类号]B24819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2627(2004)05-0088-08 明代张居正改革,历代史家均给予充分肯定。其人生前亦享帝师之尊,荣耀至极,但何以/身死未几而辱随之0?许多人认为,张居正禁讲学、毁书院是导致他遭身后之辱的重要原因。明人沈德符说他:/痛恨讲学,立意翦抑,,遂遍行天下拆毁,,江陵败而建白者力攻,亦以此为权相大罪之一。0(沈德符5万历野获编6卷二十四,5畿辅#书院6)明代史学家谈迁说:/华亭好道学,书院棋置,,江陵深惩其弊,堤流塞源,亦未为失也。然必概毁之以为快,适增其口。0(5国榷6卷七十)然而,时人谢肇却说:/江陵行事虽过操切,然其实有快人意者。如沙汰生员,废书院,减郡县,去诸冗员是也。0(见5国榷6卷七十一)可谓众说纷纭,毁誉迥异。直至今天,张居正与明代中期讲学的关系仍然影响着对张居正的评价问题。 一、明代中期私人讲学之风的兴盛与异变 明代中期私人讲学之风的兴盛和异变与明代的文教政策及阳明心学的产生与传播密切相关。 作者简介:刘岐梅(1974)),女,山东莱阳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思想文化史、学术史。济南250100
柏拉图主要思想概述
敬文法哲学研习会柏拉图主要思想概述 专业：法学理论 学生姓名：岳岚培高寒梅郭甜甜指导教师：孙文恺教授 完成时间：2020年6月15日
前言 0 一、辨证学 (1) （一）意典的性质与意义 (1) （二）意典界与事物界 (1) （三）晚年辨证学方面的变迁 (2) 二、格致学 (2) （一）宇宙的形成 (2) 1．开辟 (2) 2．质素 (2) 3．灵魂 (3) （二）宇宙的分类 (3) 三、伦理学 (3) （一）个人伦理 (4) （二）社会伦理 (4) 1.国家起源 (4) 2.哲学王的统治 (5) 3.社会等级 (5) 4.公有制 (6) 5.教育理论 (6) 结语 (6)
柏拉图主要思想概述 摘要：柏拉图的思想是西方文化的奠基，在西方哲学的各个学派中，很难 找到没有吸收过他的著作的学派。其思想理论涉及文法、修辞、逻辑、算数、几何、天文、音乐等诸多方面，本文试图从内容上以其辩证学、格致学、伦理学三个方面为主线对柏拉图的主要思想进行梳理，以期对柏拉图的主要理论学形成初步认识。 关键词：柏拉图意典格致伦理 前言 柏拉图的著作均采用对话体，这种写作方式承载了其丰富的哲学思想。关于柏拉图思想的分类，主要有三种方法：第一种一是以时间分，另两种是以内容分。具体地讲，前者以文体学的研究方法将柏拉图的对话分为早期、中期、晚期。“早期对话中比较重要的作品有《申辩篇》、《优息弗罗篇》、《克力同篇》、《查米德斯篇》、《伊翁篇》、《高尔吉亚篇》、《拉凯斯篇》、《门内科索斯篇》、《普罗泰戈拉篇》、《吕雪思篇》、《优息德谟斯篇》、《大希庇阿斯篇》。中期对话有《米诺篇》、《斐多篇》、《克拉底鲁篇》、《会饮篇》、《理想国》、《斐得罗篇》、《巴门尼德篇》。晚期对话有《智者篇》、《泰阿泰德篇》、《蒂迈欧篇》、《克里底亚篇》、《政治家篇》、《斐利布篇》和《法篇》。”①这种对话分期，学者们是大致同意的。但不同时期是否意味着不同的哲学思想，学者们持不同观点。有的认为，不同分期，其哲学思想截然不同。有的认为，柏拉图思想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以内容分的有三分法和八分法，三分法由亚里士多德首先提出，任诺苦辣提斯首先接受。“所分的是（一）辨证学或名学（Dialectic or Logic）；（二）格致学（Physics）；（三）伦理学（Ethics）。”②八分法则分为：认识论、理念论、辨证法、自然哲学、社会政治哲学、道德伦理哲学、灵魂论、至善论。③两种分法都有道理，相比而言，第二种分类更为得当。原因在于第一种分法，非细致研究柏拉图每一篇对话不能进行；而且分歧较大，比较不同时期思想的变化更是艰难。而第三种分法所分小类可以归入三分法的大类中去，不如三分法精炼。本文遂采用第二种分类总结概括柏拉图的主要思想。 ①余纪元：《<理想国>讲演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②严群：《柏拉图及其思想》，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31页。
张居正读后感
张居正读后感 张居正>读后感（一） 近日读了熊召政先生的《张居正》，小说文笔流畅，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熊先生对明代的历史典故十分熟悉，很多背景知识的描述引用显示出了熊先生深厚的文学功底。 《张居正》共4本，读起来并不觉得十分吃力，在春节期间是我难得的好读物。通读下来，对作为改革家的张居正有了一番更深的了解，尤其是他竭力推行改革，开创了万历新气象，大有一扫明朝颓废景象之势。在任期间，他大胆起用人才，清量土地、改革税制、整顿讲学，并在皇太后、皇帝和政治盟友冯保的支持下达到了人臣所能得到的及至。在其回荆州埋葬父亲时，沿途官员的巴结奉承、随行队伍的气派，都大有盖过帝王之情形。至此，张居正达到了其政治生涯的顶点。 繁华过后总是难免寂寞。张居正任首辅十年，所积累的权势和人脉看似深厚不可动摇，却没有想到在其去世不久就被小皇帝迅速清算，多年的心血也随之而去。 当然，在熊先生的笔下，张居正还是作为正面出现的，对张居正忧国忧民的情怀也是值得肯定的。但，通过查阅资料，读者可以发现张居正在其去后所遭遇的情形决非偶然，在其政治生涯中存在着一些失败，正是这些失败导致了其身后的不幸： 1、张居正与小皇帝的关系处理得并不好，对小皇帝的教育并没有起到效果。小皇帝刚刚亲政，就把火烧到了自己的师相身上，这是为什么？单单是因为张居正拒绝从国库拿银子补贴内廷？非也。或许是张居正的权势大得已经引起了小皇帝的不安，才痛下此手。想想当年高拱就是因为轻视小皇帝才被罢相，因此万历却不是一个简单的听张居正教导的小孩子。事实上，有记载表明万历在少年时即显示出较高的天分。 2、张居正失去了广大官员和士林的支持。虽然推行改革势必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而招致他们的反对，但张居正的问题决不仅仅在于此。根据《明史》记载，到了最后世人对张居正'日恶之'.从后来查抄张府看，张居正虽不算大贪，但也决非洁身自好，一个一向反对贪腐之人，竟背地里如此作为，难怪万历要动摇对老师的好印象了。在其任首辅期间，其父亲在荆州收取了地方官员奉送的数千亩的良田，恐怕张居正未必全然不知情的。 3、与冯保的联盟导致了内在的不稳定。按照明朝的祖制，内外官员是不能结交的。张居正与冯保的联盟既使张居正得到了政治上的有利支持，同时也使自己陷入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境地。 熊先生还提及李太后对张居正有一份暗藏的情愫，并引得万历的反感，进一步导致了万历对张居正的清算。我个人感觉这可能是文学上的春秋笔法，但不影响张居正的改革者形象。即便放在今日也可以理解，毕竟要打翻既有格局，总要各方博弈，并借助各方力量，直至达到最终的平衡为止。
处世七书原文加翻译
张居正的权谋残卷（译文） 智察卷一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事虽殊，其理一也。惟善察者能见微知着。 翻译：月亮出现晕就会刮风，柱石一旦湿润就要下雨，人间事情虽然不一样，但是原理相同。只有善于观察事情本质的人才能够从细节发现事情的本质。 不察，何以烛情照奸？察然后知真伪，辨虚实。夫察而后明，明而断之、伐之，事方可图。察之不明，举之不显。 译文：不明察周围的事物，怎么能够发现隐藏的人情世故和虚伪小人的行径呢？只有明察而后才能够知晓事情的真假，明辨虚实。明察之后就能够清楚事情真相，清楚事情真相以后才能够抉择，处理事情，目的才可以实现。不能够明察秋毫，做事就不会有什么成果。 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色而究其实。 译文：听一个人怎么说而后拿他的言论界和他的行动去考察他，观看他的神色而后发现事情的真相。 注：言论非常好听但是神色却时时到处看是不真诚的表现，言论说不出来但是神情非常真诚的人是口拙心灵的人，凡此种种不仅深考察时得不到真相的。 察者智，不察者迷。明察，进可以全国；退可以保身。君子宜惕然。 译文：明察秋毫的人是明知的人，不能够明察秋毫的人，就会遇事迷惑。洞察先机的人在国家能够使国家强盛，与自身可以保全自己。君子在明察这件事情上面应该有足够的重视。 察不明则奸佞生，奸佞生则贤人去，贤人去则国不举，国不举，必殆，殆则危矣。 译文：不能够看清问题的本质身边的人就会乘机迷惑自己（出线奸佞之人），出现奸佞的人那么身边的贤能之士就会离开，贤能的人离开那么国家就不会兴盛，国家不兴旺当然就要衰败，必定走向灭亡，这样就危险了。 筹谋卷二 君子谋国，而小人谋身。谋国者，先忧天下；谋己者，先利自身。盖智者所图者远，所谋者深。惟其深远，方能顺天应人。 译文：君子谋求的是国家大事，小人谋图的是自身的私利。谋虑国家大事的人，
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
第28卷第3期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06年5月 Vol. 28 No.3 Journal of Tangshan Teachers College May 2006 ────────── 收稿日期：2005-12-05 作者简介：展龙（1976-），男，甘肃靖远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明清文化史。 - 60 - ?历史学研究? 论张居正的史学贡献 展 龙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071） 摘 要：张居正一生虽主要从事政治活动，但他的史学实践及成就，在明代史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一方面，他先后主持纂修了《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万历《会典》等大型官书，提出许多改革措施，完善了明代的史馆制度；另一方面，他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凭借自己的权力，恢复、重建了曾长期废置的起居注。 关键词：张居正；《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万历《会典》 中图分类号：K24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115（2006）03-0060-05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别号太岳。江陵(今属湖北)人。嘉靖二十六（1545）年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明神宗初代高拱为首辅。张居正一生主要从事政治活动，其 史学活动则隐而不彰，加及他“生平不喜著作” [1] ，所著《四书直解》、《书经直解》、《通鉴直解》、《帝鉴图说》、《召对纪事》、《张太岳集》等亦多非史学著作。故此，张居正在史学方面的贡献一直不为人所注意。实际上，作为“以经术遭逢圣主”[2]的一代“名相” ，他的史学实践及其成就，在明代史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尤其在主持官修史书方面，更值得书上一笔。 据《献征录》卷17、《明神宗实录》卷107、《国榷》卷68载，张居正的修史活动是从参修《兴都志》开始的。嘉靖四十二年（1563）四月，他充《兴都志》纂修。不久，进右谕德兼侍读，复预修《兴都志》，后辍。四十四年六月，续修《兴都志》，充副总裁。期间，他还参与重录了《永乐大典》。这些活动不仅显示了他在史学方面的功力，更为他后来总裁大型修史活动积累了经验，奠定了基础。本文拟就张居正总裁《明世宗实录》、《明穆宗实录》和万历《会典》等三部重要史书做以探讨，并对其恢复起居注制度及其创新之处予以阐述。 一、总裁明世宗、穆宗《实录》 承前代旧制，明代历朝重视纂修《实录》。自宣德间修《太祖实录》始，总裁官皆由阁臣担任，据《明史·职官志》载：“（阁臣）修《实录》、史志诸书，则充总裁官。”至隆、万间，张居正任内阁大学士，其总裁官书编纂，就是从世宗、穆宗《实录》开始的。 隆庆元年（1567）六月初一，《世宗实录》始修，张居 正以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充总裁官。逾六年，尚未脱稿。神宗即位后，隆庆六年（1572）九月二十二日，大学士张居正等请修纂《穆宗实录》。[3]二十六日，开馆始修，张居正仍为总裁官。至此，两朝《实录》同修。万历二年（1574）七月十四日，《穆宗实录》先行告成。十月，由翰林院进呈。五年（1577）八月，《世宗实录》先后历时十一年亦终归告成，并于本月由钦天监进呈。 神宗初立，张居正遂请修先朝《实录》，这是对旧制的沿袭，同时也表明他重视当代史的编纂，有着强烈的史学意识。具体在两朝《实录》的纂修过程中，张居正作为“总裁首臣”，也“勤劳为多”[4]，此大体有三： 第一、组织领导。明代自宣德开始，实录馆纂修《实录》，决策者实为总裁官，监修官虽由身居显位的武臣担任[5]，但武臣修史非其所长，其监修不过是形同虚设，徒挂其名而已。故此，张溶虽承其祖父张辅、父张懋连，亦以武臣身份监修世、穆《实录》，但总领史事者仍是张居正，尤其是他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出任总裁官，使他发挥的作用更为突出：一方面，他总结过去官修《实录》存在的弊病，凭借其先前的修史经验和领导才能，制定了灵活、可行的纂修计划。他在《纂修事宜疏》有言： 皇祖历世四纪，事迹浩繁。编纂之工，卒难就绪。皇考临御六年，其功德之实，昭然如日中天，皆诸臣耳目之所睹记。无烦蒐索，不假阙疑；但能依限加功，自可刻日竣事。合不拘朝代次序，俟《穆宗庄皇帝实录》纂成之日，容臣等先次进呈；却令两馆各官，并力俱纂《世宗肃皇帝实录》，则两朝大典，可以次第告成矣。[6]
《张居正》读书心得——胡慧
《张居正》读书心得 ——陈明浩 近日利用工作之余，通读了熊召政著的《张居正》一书。读完此书，使我对张居正增添了一种敬仰之情，《张居正》是一部了不起的书，张居正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同时也有了一种悲叹之感：悲的是如此一位爱国爱民的干练之臣，死后却遭受那样的不公正待遇；叹的是在那一言九鼎的封建社会，无论是才华横溢的人才，还是与国与民有利的治国方略都是没有可靠保障的。 张居正，是明万历年间曾因厉行改革而彪炳史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整饬吏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朱明王朝将倾之厦，使万历时期成为明王朝最为富庶的时代。其主事时声势显赫，炙手可热，读起来没有任何拖沓冗长之感，作者对古代官制等典章制度之熟悉，其语言功夫之纯熟，笔下社会生活之波澜壮阔，令人叹为观止。此次读完《张居正》后，一位我国历史上赫赫有名的改革家——张居正的形象便清晰地印在了我的脑海中。于是我对他的敬仰之情也便悠然而生：一是我敬仰他的那种坚忍意志——忍辱负重，志在千里。张居正经历了嘉靖、隆庆和万历三朝，也曾与权臣严嵩、徐阶、高拱共事。一个胸怀报国之志，心系黎民众生的仁人志士，能在并不英明的皇帝之下施展自己的治国安民之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张居正的才识应在严嵩、徐阶、高拱之上，在那昏暗、相互排斥的封建官场，自己能独善其身，而且最终能一展才华治国安民，这要是没有一坚韧的意志，将很难成为现实。 二是我敬仰他那坦荡的君子作风。随着万历皇帝的上台，张居正与首辅高拱的权力之争也进入了白热化。当高拱去职，张居正荣登首辅之位时，其实张居正早已掌握了高拱的门生李延借吃士兵空响而大肆贪污的事实，虽然高拱对他毫不留情，可他却始终站在公正立场，没有以此来打击高拱，致他于死地。 三是我敬仰他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爱国爱民之心。张居正在任首辅十年间通过禁朋党、整饬吏治、清丈田地和实行“一条鞭法”等改革措施，开创了万历新政。这与他那种锐意改革，不计个安危的奉献精神是分不开的。
《万历十五年》读书分享
《万历十五年》是一部正史作品。不同于一般的正史枯燥乏味，作者黄仁宇采用了一种被他自己称为“大历史观”的描述手法。既不像编年体史书那样依照时间的脉络叙述一个王朝的兴衰，也不像纪传体史书那样单独介绍每个人物完整的一生，而是把历史剖开一个横截面，像纪录片导演穿越过去一样，把当时的一位皇帝和五位著名的大臣，以一种群像式的叙事手法缓缓展开，从中折射出16世纪中国社会的大致面貌。并且，如同管中窥豹一样，从各种细节中观察，公元1587年表面一派太平的大明朝，为何会一步一步走向衰落和灭亡。 那位皇帝，自然就是万历皇帝朱翊钧，五位大臣分别是大学士张居正和申时行，南京督察院都御史海瑞，蓟州总兵官戚继光，以及前云南姚安知府李贽。用黄仁宇的话来说，他们或是身败，或是名裂，没有一个能够功德圆满。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出，那些隐藏在历史深处的症结已经开始慢慢积累，直至无可逆转。 本周，我想以黄仁宇的视角，顺着这几位“主角”的脉络，大体向各位同仁分享一下这本书。
我们从万历皇帝开始吧 按照惯往的印象，中国古代的皇帝作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自然拥有着几乎没有边界的权力，他们想做什么都是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然而在黄仁宇视角下的万历皇帝，在我看来几乎是一个悲剧的人。 皇帝的统治合法性来源于千年来儒家思想在民间的积淀，忠君、孝顺、勤俭…这是作为一个体系的要求。为皇者希望普天之下的人忠君，那么他本人就必须勤俭、孝顺，必须听从不顺耳的谏言，必须符合以下儒家对于明君行为的描述。 因为要节俭，他被限制花销，甚至到没有钱赏赐宫女，需要把这笔赏赐记录下来，待到有钱的时候兑现。而对他做这样要求的师傅张居正，却可以在归乡的时候使用32个轿夫扛抬的大轿； 因为要听纳谏言，他不能立最满意的朱常洵为太子。大臣们以无嫡立长为理由，联合一气对抗皇权。这些文官科举出身，儒家理论该如何使用，以用来支持他们自己的观点他们最熟悉。但最可气的，这些人之所以想立朱常洛为太子，并不全是要维护他们心中的正义与大道。压宝给一个在先皇眼里弱势的皇子，待新朝之时换取丰厚的报酬，是有些人包藏在内心的真实想法。可是作为皇帝他没有办法，皇权的威严来自这些熟读经典之人一次次匍匐下跪叩首，如果他们一起说不，皇权是会被动摇的。 名为九五之尊，其实也不过是个被束缚在深宫的可怜人，非但不能为所欲为，寻常百姓家的自由也不见得能享受到。皇帝是一个体制的需要，是一杆远远飘着的旗子。这杆旗最好没有思想，乖乖听从朝堂的谏言；不要有身为人的情绪，好好按着祖宗承宪来就好。
《权谋残卷》
《权谋残卷》 半部残书，一代名相；十年峥嵘，千年权谋。本书是一代名相张居正对权谋之术的所思所悟。张居正，熟读经史，指导皇帝读书。几乎凭一人之力实现明代中兴，成为西方政治家和历史关注的“中国经济第一人”。他靠满腹权谋智慧，得中国第一宰相美誉。该书就足已证明其“宰相之杰”的称号实非虚言。权谋残卷是明代张居正所作的一部权谋类著作，共分为13卷。听其言而观其行，观其色而究其实。察者智，不察者迷。明察，进可以全国；退可以保身。君子宜惕然。权谋残卷明·张居正目录------------------------智察卷一筹谋卷二用人卷三事上卷四避祸卷五度势卷六功心卷七权奇卷八 谬数卷九机变卷十讽谏卷十一中伤卷十二美色卷十三《权谋残卷》原文 智察卷一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事虽殊，其理一也。惟善察者能见微知着。不察，何以烛情照奸？察然后知真伪，辨虚实。夫察而后明，明而断之、伐之，事方可图。察之不明，举之不显。察不明则奸佞生，奸佞生则贤人去，贤人去则国不举，国不举，必殆，殆则危矣。筹谋卷二君子谋国，而小人谋身。谋国者，先忧天下；谋己者，先利自身。盖智者所图者远，所谋者深。惟其深权谋残卷远，方能顺天应人。守之伐之，不如
以德伏之。宜远图而近取。见先机，善筹划。圣王之举事，考之于蓍(shi)龟，不如谛之于谋虑；炫之以武，不如伐之以义。察而后谋，谋而后动，深思远虑，计无不中。故为其诤，不如为其谋；为其死，不如助其生。羽翼既丰，何虑不翱翔千里。察人性，顺人情，然后可趁，其必有谐。所谋在势，势之变也，我强则敌弱，敌弱则我强。倾举国之兵而伐之，不如令其自伐。勇者搏之，不如智者谋之。以力取之，不如以计图之。攻而伐之，不如晓之以理，动之以情，诱之以利；或雷霆万钧，令人闻风丧胆，而后图之。实以虚之，虚以实之，以其昏昏，独我昭昭。人皆知金帛为贵，而不知更有远甚于金帛者。谋之不深，而行之不远，人取小，我取大；人视近，我视远。未雨绸缪，智者所为也。用人卷三为政之道，在于辨善恶，明赏罚。倘法明而令审，不卜而吉；劳养功贵，不祝而福。贤者立而国兴；小人立而邦危。有国者宜详审之。故小人宜务去，而君子宜务进。 大德容下，大道容众。盖趋利而避害，此人心之常也，宜恕以安人心。故与其为渊驱鱼，不如施之以德，市之以恩。 而诱之以赏，策之以罚，感之以恩。取大节，宥小过，而士无不肯用命矣。赏不患寡而患不公，罚不患严而患不平。赏以兴德，罚以禁奸。使下畏罚而利赏，下也；好德而恩进，上也。天下无不可用之材，唯在于所用。事上卷四
历史学冲刺每日一练
离考研还有17天，三人行和学员一起冲刺，每日一练，仅供参考，非押题。 中国古代史部分： 论述张居正改革 张居正改革是明朝中期（明神宗万历年间）政治家张居正为挽救明王朝而进行的一系列改革。 明穆宗在位的时候，大学时张居正因为才能出众，得到明穆宗的信任。公元1572年，穆宗死去，太子朱翊钧即位，就是明神宗。穆宗遗命张居正等三个大臣辅政。明神宗即位不久，张居正成了首辅。 明朝中叶，贵族大地主兼并土地的情况相当严重。全国纳税的土地，约有一半为大地主所隐占，拒不缴税，严重地影响了国家收入，社会矛盾激化，农民起义接二连三地发生。明王朝处于危机四伏的境地。 他采取的措施主要包括： 在内政方面，他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张居正创制了“考成法，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贯彻朝廷诏旨情况，要求定期向内阁报告地方政事，提高内阁实权，罢免因循守旧、反对变革的顽固派官吏，选用并提拔支持变法的新生力量，为推行新法做了组织准备。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他的为政方针是：“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 在经济方面，张居正的成绩最为突出。他曾任用著名水利学家潘季驯督修黄河，使黄河不再南流入淮，于是“田庐皆尽已出，数十年弃地转为耕桑”，而漕河也可直达北京。在政治上，张居正首先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制。贯彻“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和“强公室，杜私门。”的为政方针。他严格考察各级官吏，裁撤冗官冗员，提拔和重用有才能的官员，为提高行政效率，张居正于万历元年六月奏行“考成法”。处理章奏，事有责成，令有程限，立文符以考稽，不得延宕推诿，中央政令遂能较快地在全国实行。并且整顿了邮传和铨政。在军事上，张居正派戚继光守蓟门，李志梁镇辽东，又在东起山海关，西至居庸关的长城上加修了“敌台”3000余座。他还与鞑靼俺达汗之间进行茶马互市贸易，采取和平政策。从此，北方的边防更加巩固，在二三十年中，明朝和鞑靼没有发生过大的战争，使北方暂免于战争破坏，农业生产有所发展。万历七年(1579)，张居正又以俺达汗为中介，代表明朝与西藏黄教首领达赖三世（索南坚错）建立了通好和封贡关系。 “一条鞭法”则是张居正在经济改革方面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国封建社会赋役史上的重大变革。 明朝初年的赋税制度十分繁杂。当时的赋税以粮为主，银绢为辅，分夏秋两季征收。此外，还规定农民要服各种徭役，并交纳特殊的土贡等等。“一条鞭法”的内容是：“总括一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一概征银，官为分解，雇役应付。”就是把各州县的田赋、徭役以及其他杂征总为一条，合并征收银两，按亩折算缴纳，大大简化了征收手续，同时使地方官员难于作弊。实行这种办法，使没有土地的农民可以解除劳役负担，有田的农民能够用较多的时间耕种土地，对于发展农业生产起了一定作用。同时，把徭役改为征收银两，农民获得了较大的人身自由，比较容易离开土地，这就给城市手工业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来源。没有土地的工商业者可以不纳丁银，这对工商业的发展也有积极作用。 “一条鞭法”的推行，使明政府的岁入有了显著的增加，财政经济状况也有不少改善。国库储备的粮食多达1300多万石，可供五六年食用，比起嘉靖年间国库存粮不够一年用的情况，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论柏拉图的贤人政治
柏拉图的贤人政治 柏拉图（公元前427---前347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他的思想对其后西方哲学和智能感知学以及其他许多思想领域都产生了巨大影响。黑格尔称赞道：“哲学之作为科学是从柏拉图开始而由亚里士多德完成的。他们比起所有别的哲学家来，应该可以叫做人类的导师.” 在《国家篇》里，柏拉图描绘了一个正义得到全权实现的理想国家的蓝图，根据国民素质不同进行社会分工，人们对各自的工作绝不互相侵犯，忠于职守，以努力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为“从善”,即幸福之根本的幸福国度。当然这是一种建立在理论意义上的理想国家，不但在现实生活中看不到，甚至其是否能够得与实现也根本无法证明。为此柏拉图避开了对这样的理想国家能否实现的直接证明，把论点转移到在什么样的条件下理论上的理想国家最有可能实现的问题的论述之上。哲人王的问题就是在上述背景下提出来的。哲人为王，或者王者追求哲学的政治理想是一种“优秀者支配制”，即所谓“贤人统治”的国家制度。 哲人是因为拥有“真知”被拥立为王吗? 在柏拉图哪里用友善的知识是获得真正的幸福不可或缺的必要条件，只有哲人才能不懈地追求拥有绝对意义的本质的善的知识，因此哲人才能称得上幸福的真正追求者，才能给社会带来真正的幸福，上述的理解为柏拉图提出哲学王理想提供了最根本的理由和理论依据。拉图哲学中关于哲人的界定是众所周知的，哲人是爱智者而不是
有智者。在《会饮篇》和《吕西斯篇》等对话篇里柏拉图明确指出：有智者不会热爱智慧，那是因为已经拥有了智慧;无知的无自觉者也同样不会追求智慧,那是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已经拥有了智慧,活在”臆见”之中;只有无知的自觉者才会热爱智慧。那么作为爱智者的哲人，很明显还不拥有真知。也就是说，正因为没有真知才孜孜不倦的追求真知，才是“爱智者=哲人” 哲人王的理论依据 被帕拉图认为哲人为王的理由首先在于哲学之路并不是对谁都是敞开的，从事哲学的人必须拥有天生的素质 在国家篇中柏拉图对真正的哲人所必须具备的素质及其条件做了以下四点的规定： 1热爱学习，没有学科偏好 2热爱对真实的关照 3气宇恢宏，端正无欲。不奴性，不懦弱。 4记忆力和理解力都是超群的，容易引导其对每一事物的本真的认识 对于这四点进行了详细的规定之后，最后做了如下归纳性的叙述：“哲学是对于如果不是天赋具有良好的记性，敏于理解，豁达大度，温文尔雅，爱好和亲近真理，正义，勇敢，节制的人，就不能很好的从事的工作”。很明显柏拉图对着人的要求来自与哲学这种工作的本质所致，这一点相当重要。 柏拉图在哲人素质的规定中，其重点是放在对哲人的先天素质与
读历史小说《张居正》有感
读历史小说《张居正》有感 他在世时，万历新政的推行和实施，无疑缓解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但是他死后所遭受的非人折磨却令人发指。 正是也。”张居正穷尽毕生心血，为的是国家的强盛，人民的安康。他是明朝的才子，是皇帝的老师，同时也是天下人的宰辅。他大力实行改革，使衰败至极的明王朝得以重振雄风。他的改革无疑触动了贵族门阀的利益，那些王公贵族恨不得将他粉身碎骨，不过他并没有丝毫犹豫和退却。 玉娘──他的知己，曾替他算了一卦，说他“精于治国，却疏于防身”，他的幕僚金学曾却说他是不屑于防身。是的，倘若他已经想好了退路，又怎么可能会不顾一切阻挠来改革呢？死后又怎会有那样的结局呢？ 据说他死后，对他的清算除了对江陵张府挖地三尺，对张家老少无情灭绝之外，差一点就要掘坟碎棺，将他的遗骸拖出来喂狗。以前对他唯命是从的皇帝竟会这样对待他的老师，对待这个国家的功臣，实在是令人心寒，自古朝臣小人多于君子，不过明朝的小人却是万历皇帝自己。 我想若非张居正，明朝早就会在历史舞台上画上一个悲惨的句号，正是因了张居正的改革，明朝的统治才会多延续几百年。张居正用他的铁腕手段维护了王朝的尊严，他在一天，这个王朝就必须按他的意愿按部就班地运转。这就是他的威严所在，不怒自威。 不过他的改革触犯了那么多人的利益，他的铁腕手段使他的同僚也感到胆寒，因而那些人抓住张居正父亲的死大作文章，说他匿丧不报的，说他贪恋高位的，比比皆是。哪怕是他的门生也不例外。 古时遇到父母去世，有为父母守灵三年的习俗。不论什么事情都必须放下，回家守制。因而张居正的无私使他成为了众矢之的。读书人
对他的行为更是愤怒，不过皇帝袒护张居正的强硬态度暂时封住了所有人的嘴。我想这也极有可能是张居正悲剧命运的一个前奏。 古人云“人至清则无朋，水至清则无鱼。”所以这世上能够了解张居正人少之又少，就犹如那稀世的珍宝。 随着张居正的去世，他的荣誉和尊严也一并被剥夺，甚至只要是与他相关的人都被牵连。他若是知道了定会寒心啊。但是我想，即便他是知道了这样的结果，也还是会力排众议实行改革。毕竟政治是张居正实现他毕生理想的舞台，也是他对这个国家的贡献。 他的成功令万人瞩目，他的失败又如此令人寒心。正是浮华淘尽，满目荒凉，只留给后人无尽的感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