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民族性 国民的劣根性

时代的民族性国民的劣根性

[摘要]本文主要通过阅读鲁迅成名作《阿Q正传》，并对其创作背景、阿Q人物形象分析、时代的民族性、国民的劣根性、讽刺的艺术技巧、喜剧与悲剧的和谐统一等等进行文学分析，从中得出结论，概括了《阿Q正传》的时代历史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阿Q 讽刺国民价值

《阿Q正传》是鲁迅唯一的中篇小说，也是鲁迅的代表作，同时更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伟大的作品之一，是世界名著之一。在《阿Q正传》中，鲁迅以巨大的艺术功力塑造了阿Q这一典型形象。这个典型形象内涵丰富，影响中外。但阿Q究竟是个什么典型，却众说纷纭。人们看法的不一致，正说明阿Q性格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

一、创作背景

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到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农村，小说中的未庄，就指这个时期中国农村的缩影。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统治农村的主要是“赵

太爷”式的封建地主，但也出现了地主阶级的新变种――出身于这个阶级而进了洋学堂，又出国留了“洋”的假洋鬼子。他们横行乡里，欺压百姓，而广大农民却过着贫苦而屈辱的生活。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政府，但换汤不换药，中国社会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未庄的洋鬼子摇身一变，成了革命家；赵秀才花了四块钱也带上了“柿油党”的银牌子，混进了革命队伍，继续横行霸道；农民仍然受剥削，受欺压。《阿Q 正传》展现了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社会的真实面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辛亥革命失败的过程，总结了历史的教训。

二、小说的主要特征

阿Q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没有固定的职业，靠打短工为生，“割麦便割麦，舂米便舂米，撑船便撑船”。阿Q没有老婆和孩子，甚至连姓氏也失掉了。有一次他说自己姓赵，却被赵太爷打了一个嘴吧，并被地保罚了200文酒钱。他过着受剥削、受压迫的悲惨生活，但在精神上却总是胜利者。他用“精神胜利法”把痛苦当成快乐，把失败说成胜利，自解自慰，求得自满自足。“精神胜利法”――阿Q主义，成为他性格的主要特征。

三、小说的情节分析

小说的第二、三章比较集中地描写了阿Q“精神胜利法”的各种表现。阿Q很穷，但却常常自夸：“我们先前――比你阔得多了。”“我的儿子会阔得多了！”他用架空的吹嘘，求得精神上的满足。除做工外，没有人记起阿Q，当有人说“阿Q真能做”时，他不想想自己牛马般的生活，反而感到很高兴。他头上长了癞疮疤，人们取笑他时，“口讷的他便骂，气力小的他便打”，打不过人家便“怒目而视”，或者说“你还不配”，仿佛他的癞疮疤是一种光荣的标志。他被人打了，吃了亏，但心里却想：“我总算被儿子打了”，也就心满意足了。“精神胜利法”被识破后，闲人们抓住他的辫子逼着他说“人打畜生”时，他连忙说：“打虫豸――还不放吗？但闲人们并不放，仍旧让他碰五六个响头。他挨了打，受了辱，但立刻又想到自己是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人，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于是，他又觉得胜利了。在赌摊上，自己的钱莫名其妙地被人抢去，他郁闷不乐，感到失败的痛苦了。但他又举起右手，打了自己两个嘴吧，热辣辣地有些痛；打完之后，竟仿佛像打了别人一样。他挨了假洋鬼子的打，却转而欺侮小尼姑，如此等等，不一而足。概括地说，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是夸耀过去，幻想未来，妄自尊大，自轻自贱，自欺欺人，是对屈辱的健忘和向更弱者的泄恨。“精神胜利法”使得他不能正视自己的处境和地位，安于屈

辱的奴隶生活和命运。

阿Q也有反抗的要求，特别是在发生了“恋爱悲剧”，

被敲诈得只剩下一条裤子，人们都不再用他做工，生计问题无法解决的时候。但他不去反抗，也不知道该怎样去反抗，只能找小D去打架，并且沦为小偷。阿Q的这种反抗要求，在辛亥革命中得到了发展。小说的最后三章，集中写了辛亥革命给未庄带来的影响和阿Q的表现及命运。阿Q并不了解革命，而且由于传统思想的毒害，对革命“深恶而痛绝之”。但由于革命使百里文明的举人老爷那样害怕，他便神往革命，要求参加革命了。阿Q出于阶级的本能，把自己的命运与革命紧紧联系在一起，兴奋地上街大喊：“造反了！造反了！”他以为革了命，便一切都会如愿以偿：“我要什么就是什么，我喜欢谁就是谁。”革命使他感到从没有过的扬眉吐气。然而，他分不清革命的对象和朋友，想革命，却去投靠假洋鬼子，结果，空欢喜一场。假洋鬼子“不准革命”，阿Q被抓走、监禁、杀头，但还是精神上的胜利者。他并不因被抓而苦恼，而是“以为人生天地间，大约本来有时要抓进抓出，”到是画押时惟恐画得不圆，并且为自己没有画圆而懊恼，但又转念：“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被杀前游街时，他还喊着：“过了二十年又是一个……”“精神胜利法”竟然伴随着他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阿Q是受压迫深重的流浪雇农，在现实生活的逼迫下产

生了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要求，但是严重的“精神胜利法”阻碍了他清醒地认识自己和认识现实，妨碍了他走向真正的反抗道路。

1．作者要表达的创作方向

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把农民当作主人公写进小说的第

一人。他同情农民的遭遇，关心农民的命运。阿Q的形象，艺术地表现了中国农民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统治下，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悲惨处境，概括了贫苦农民的阶级要求，反映出他们渴望改变自己生活地位的强烈愿望，表现出他们身上蕴藏着巨大的精神力量。阿Q要革命，尽管目的不明确，但最根本的，是要改变自己受剥削压迫的现状。阿Q“造反了”的呼声，显示出贫穷农民觉醒、反抗、走向革命的必然性。正如鲁迅后来在《阿Q正传的成因》中所说的：“中国尚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会做的。”小说所达到的这个思想高度，是以前的文学艺术作品所不曾达到的，也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党所不曾达到的。提出这个问题，对于刚刚开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阿Q正传》真正地写出了农民生活的贫苦，然而，更为深刻、独到之处，在于通过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剖析，深刻地揭露了农民精神上遭受的残害。

2．“精神胜利法”的深远影响

“精神胜利法”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旧中国失败主义思

想的集中表现，是半殖民地屈辱地位的产物，主要是没落阶级的思想意识。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封建统治者一直处于尊贵的、奴役人的地位。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

不断遭到帝国主义的侵略和侮辱。封建统治者在侵略者面前腐败无能，不敢抵抗，但又要保持自己的尊严，维护自己的统治，便用“精神胜利法”掩盖自己的失败并欺骗人民。他们在中国人民面前是暴君，而在帝国主义面前却做了奴才。1842年，清朝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皇帝的御批却是“妥为招抚”。他们盲目自尊自大，颓风恶习，愈演愈烈。正如马克思在《鸦片贸易史》中所分析的：“一个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幅员广大的帝国，不顾时势，仍然安于现状，由于被列强排斥于世界体系之外而孤立无依，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来欺骗自己。”

“精神胜利法”产生于封建统治阶级，然而，这种思想却不仅仅存在于封建统治阶级之中。马克思、恩格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写到：“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

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在封建社会中，农民在地主阶级的

压迫下，没有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更没有文化，一切宣传教育机器都被地主阶级把持着。地主阶级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统治着人们的精神生活。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形成了一整套等级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体系，毒害着、禁锢着中国人民的思想，就像鲁迅的杂文《春末闲谈》中所讲的“细

腰蜂”的毒针一样。统治阶级欺骗群众，麻痹群众，使之安于命运，服服帖帖地受他们的统治，使被压迫人民思想麻木、落后，逐渐接受了统治阶级的思想，把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东西也当成“老例”、“通例”，认为理当如此。鲁迅说：“如果工人农民不解放，他们每每拿绅士的思想，做自己的思想。”阿Q对革命的“深恶痛绝”，阿Q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等信条，就都属于封建的思想体系。同样，由于统治阶级的毒害和影响，农民也接受了“精神胜利法”的思想。因此，描绘和解剖阿Q的思想，也是对封建势力和封建思想的揭露和抨击。

统治阶级的毒害和影响，是以“精神胜利法”为主要特征的阿Q主义产生的主要根源。同时，农民是小生产者，他们保守、落后、愚昧，眼光短浅，在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时，无可奈何，反抗又屡遭失败，找不到出路。他们虽然不甘心受屈辱，但又无法脱离屈辱的境地。为了逃避痛苦，自解其慰，也会产生阿Q主义。流浪汉阿Q，除了具有一般农民的这些特点外，还有自己特殊的条件与经历。他赌博、打架，沾染了游手好闲之徒的狡猾，所以他的阿Q主义就表现得更为严重，更为复杂。

3．阿Q的悲剧是时代的必然

阿Q主义这种思想意识与阿Q阶级属性及其自身利益是相矛盾的，但阿Q却反而把它当成护身法宝，这正表现了阿

Q的不觉悟。鲁迅写农民的不觉悟，正是表现了他对农民命运的深切关注。他要考察农民和革命的关系，寻找妨碍他们起来革命的原因。他批判阿Q的阿Q主义，也是批判农民的落后性，教育人民认识到封建阶级的精神毒害以及阿Q主义消极、落后的本质，使被压迫人民懂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就必须摆脱它的道理，同时也提醒革命者注意，必须高度重视启发农民的觉悟，因为这是关系到民主革命成败的重大问题。

阿Q是一个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个性的活生生的人物，阿Q主义是阿Q这个人物性格的有机组成部分和重要特征。鲁迅写阿Q，不仅仅是要暴露农民思想的弱点，他所要鞭挞的不仅仅是表现在农民身上的阿Q主义，而是为了“提出痛苦，引起疗救的注意”。“精神胜利法”既然来自统治阶级，是一个时代的统治思想，这种思想就在不同的阶段、不同阶层的人们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这是在清末民初的历史条件下的国民中普遍存在的问题。这样，阿Q的“精神胜利法”，就包含了更为深广的内容。鲁迅在1925年写的《俄文译本序》中说：“我虽然已经试做，但终于自己还不能很有把握，我是否真能写出一个现代的我们国人的魂灵来。”又在1933年写的《再谈保留》中说：“十二年前作的一篇《阿Q正传》，大约是想暴露国民的弱点的。”阿Q的阿Q主义，即“精神胜利法”，就是它找到的国民的弱点，即他要画出的国民的

魂灵。阿Q的阿Q主义，比实际生活中的“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因此就更带普遍性”。事实上阿Q的形象在各阶层人们中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可以说，阿Q是一面镜子，不论哪个阶层的人都可以照出自己的弱点――阿Q相，从而引起警觉。阿Q的形象具有普遍的社会意义。

阿Q主义还在于揭示了辛亥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脱离农民，不要农民。毛泽东说：“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阿Q正传》便形象地说明了这个道理。阿Q在辛亥革命中的遭遇和可悲结局，还揭露和批判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妥协性和不彻底性。他们既不敢触动旧的经济基础，也不敢开展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可以说根本不敢触动封建势力。虽然经历了革命，但还是失败了。政权一旦落到旧势力和投机家手里，革命的成果必然丧失，人民必然遭殃。阿Q的“大团圆”的结局，就形象地宣告了辛亥革命的失败。

阿Q悲剧的根本原因，在于没有找到真正的革命党。这个问题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是无法解决的，当时的鲁迅也不能解决。但小说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以后发表，形象地宣告了资产阶级政党不能解决农民问题，不能完成民主革命的任务，这对于人们思考革命的出路，在客观上有着重大意义。

四、小说的艺术表现形式

《阿Q正传》的艺术表现独具特色，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作者运用高度的艺术概括手法，塑造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阿Q就是从许多人身上吸取了相似的东西，进行艺术联想和想象而塑造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通过这个人物的塑造，概括反映了极其广泛的社会生活内容。鲁迅善于用白描、富于动态的描写手法，简洁勾画出人物的外貌特征。对阿Q的外貌，作者没有集中地、静止地描绘，而是在阿Q行为的过程中逐步地展现出来。可以用鲁迅的一句话概括：“只要在

头上戴一顶瓜皮小帽，就失去了阿Q”。作品把阿Q放在复

杂的矛盾斗争的环境中生活，让他在复杂的人物环境中行动，与各种人发生关系，从而多方面地展示出他的性格，充分地揭示出阿Q主义的各种表现。《阿Q正传》用喜剧的笔调写悲剧，塑造了富有喜剧性的悲剧性格，喜剧性与悲剧性达到了高度的和谐统一。鲁迅说：“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

毁灭给人看，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阿Q的“阿

Q主义”是无价值的东西，用喜剧的手法将其撕毁，能引起人们的反省。然而，存在着“阿Q主义”的阿Q是一个勤劳、质朴的雇农，他也有好的品质，有革命的积极性，他的性格中也有有价值的东西。他终生劳动却不得温饱，最后做了无辜的牺牲品。他的一生是悲剧的一生，他的悲剧结局令人同情。阿Q性格中交织着悲剧和喜剧两种因素，这两种因素本来不协调的，但他的不觉悟，使他们得到了统一。作品获得

了喜剧效果，引人发笑；但读者在笑的时候，感到难过，嘲笑中含着眼泪，对主人公的愚昧，麻木感到气愤、焦急，也为他的遭遇感到悲痛和不平。喜剧的外形中包含着悲剧的实质，揭示着严肃的社会主题。

而构成作品喜剧风格的重要手段是讽刺。《阿Q正传》表现了用讽刺格调写小说的高超艺术，埃德加•斯诺因而把它称为“讽刺小说”。《阿Q正传》讽刺艺术的特点之一是运用了夸张的、漫画式的表现手法。阿Q与小D的“龙虎斗”，阿Q与王胡的比赛捉虱子，就像一幅幅漫画，作品中的一幅幅的讽刺的漫画联在一起，构成了旧中国悲凉人生的巨幅画卷。

《阿Q正传》讽刺艺术的又一特点是描写语言有浓厚的政论色彩，有时兼用杂文笔法，用反语。作者常常出面，直接发表议论，表示自己的态度，这些议论与形象描写和谐地统一在一起，使读者感到作者时时在场，指点着，说明着。如其中几句话，“正名说”、“有人说，有些胜利者，都愿意敌手如虎……”。作者用议论的表达方式增加了作品的讽刺效果。

《阿Q正传》的结构严谨完整，故事有头有尾，情节波澜起伏；根据人物性格发展的需要安排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又成为推动情节发展的重要因素，既有中国传记体章回小说的特点，又有新的变革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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