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对外关系

戈尔巴乔夫时期的苏联对外关系

第一节苏联与西方国家关系的缓和和对话

一、戈尔巴乔夫的对外战略构想

1985年3月11日，戈尔巴乔夫在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发表讲话，在谈到关于苏联的对外政策时，他说，苏联要始终不渝的奉行和平与进步的方针，永不放弃本国及盟国的利益，希望同美国停止军备竞赛，建议冻结核武库和停止继续部署导弹。两天以后，3月13日，戈尔巴乔夫在红场为契尔年科举行葬礼时讲话，重申苏联愿意在和平共处原则的基础上，同所有国家保持睦邻关系，以后，戈尔巴乔夫形成了一套关于苏联对外战略和对外政策的总构想，被称之为“新思维”。

新思维的概念是戈尔巴乔夫在1986年1月15日关于销毁核武器的声明中首次提出的。他说“新思维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哲学”它“经受了现实主义和理智试金石的考验”，结束了冷战，消除了直接的军事威胁，使苏联在国际社会中占有应有的地位。同年7月14日，戈尔巴乔夫在会见争取禁止核试验国际学术会议代表时，再次提出了“新思维”的概念。他说，大家都生活在核宇宙时代，我们或者生存下去，合作和保护土地、海洋、天空和整个环境，或者给文明造成灾难性后果，“必须在国际事务中努力建立新型关系。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不能指挥世界，所以，需要有新思维。实际上，“新思维”是戈尔巴乔夫对当代世界的认识，构建新的国际体制的设想，以及苏联外交战略和对外政策等各个方面的综合构想。1987年11月，戈尔巴乔夫在其《改革与新思维》一书中，对新思维的内容做了较为全面的阐述，随后的一些讲话又作了修正和补充。

对20世纪晚期当代世界特点的认识，是戈尔巴乔夫对外政策总构想的出发点，他对当代世界有三点基本估计：

第一、战争已经不再是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手段，国际格局应该是所有国家利益的综合平衡。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现了一批社会主义国家，他们在不长的时间里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一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他们有比较长远的资本主义发展历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又有了新的发展。战后40多年里，诞生了一大批“第三世界”，其中的一批国家已经跻身于新型工业国的行列，这是谁都无法否认和改变的现实世界。这近180个独立的主权国家，不分大小，都有各自的利益，所有这些利益都应该在世界政治中得到合理的体现。过去的国际格局，实际上就是几个大国的平衡结构，这样的时代永远成为历史了，戈尔巴乔夫说“过去，一切都很简单，有着几个大国，如果达到了平衡，他们就确定并平衡自己的利益，而如果达不到，就交战，国际关系就建立在这几个大国利益平衡的基础上”。今天，武力甚至不能抹煞任何小国的利益，国际格局应该平衡所有国家的利益，再也不能用战争作为解决政治问题的最后手段，“克劳塞维茨公式——战争是政治以另一种方式的继续——已经过时了”

第二、世界已经成为相互依存的整体

戈尔巴乔夫认为，当今世界尽管矛盾重重，各国之间也有着重大的差别，然而世界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是一个固定的整体。1987年7月15日戈尔巴乔夫同拉美著名作家加、马克思谈话时说道：“人类已经到了大

家都相互依存的阶段，不能使一个国家脱离另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脱离另一个民族，更不能把他们对立起来”。

使当今世界成为一个相互依存的整体，是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辩证法造成的，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不仅增进了彼此的联系，同时也使人类面临一系列全球性的共同问题：环境保护问题、粮食问题、能源问题、人口问题，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不是某几个国家造成的，而是人类文明发展所造成的。因此，这些问题的解决不能只靠几个大国，而是需要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共同努力。戈尔巴乔夫把当代世界比作“在山坡上的一队栓在一起的登山运动员”。说：“从宏观上说，现在，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们在这里发现了我们的相互依存性，发现了世界的整体性。第三、核战争“不会有胜利者”，核战争危及的是人类自身的生存，核战争不能成为达到任何目的的手段。

戈氏认为人类社会发生过大大小小无数次的战争，夺取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使无数城市和乡村变成一片废墟。但是，无论战争多么惨烈，都没有危及人类自身的繁衍。核战争就不同了！目前，一艘战略核潜艇拥有的毁灭性力量就相当于几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旦爆发核战争，一切生灵都将从地球上消失”。如果爆发核战争，既不会有胜利者，也不会有被战胜者，毁灭的将是整个人类。戈氏进而认为，在军备竞赛中谋求优势同样是荒谬的。

基于以上三点对当代世界特点的基本估计，戈氏认为当今世界面临者全面的科学技术革命，是一个经济、原料等全球性问题日益尖锐、信息科学发生根本变化的世界；是一个空前的发展和进步潜力同极度贫困、落后和野蛮并存的世界；是一个有着广阔“紧张区域”的世界。戈氏关于苏联对外政策的总构想是：核战争不可能成为达到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及任何目的的手段，通向安全的唯一道路是政治解决的道路；安全的唯一基础是承认各国人民和各个国家的利益，承认他们在国际政治中的平等地位；军备竞赛本身就是和平的敌人，对话是实现政治解决的基本手段。戈氏总结说：“新思维的核心是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更确切的说，是承认人类的生存高于一切”。

根据这样的总构想，戈氏提出苏联对外政策的原则：建立全人类价值观，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必须从对抗走向合作，由斗争转向为实现和平、改善生活等“人的普遍价值”方面合作，对东欧实行不干涉政策，对西欧争取建立“全欧洲大厦”；继续与美国就裁军、削减核武器、限制地区冲突等问题进行谈判，争取达成协议；和中国建立睦邻友好关系，在经济、科技、文化等领域加强彼此合作；争取阿富汗、柬埔寨、安哥拉、尼加拉瓜等问题的政治解决。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对戈氏的外交新思维曾很好的做了诠释：“不要让国家为维持防御能力和维护自己的合法对外利益而多花钱；大力帮助国家机关在经济、科学、贸易、生态方面建立能大大促进经济改革获得成功的国际合作；更多的考虑经济方法，提高对外政策的盈利，在同其它国家的关系中尽量少给本国经济增加负担；为使苏联人能安心工作建立稳定的心理环境。”

戈氏当政以后，以“新思维”为指导，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相比，苏联的对外政策有很大的转变。

二、苏美对话和限制军备谈判

自1979年6月勃列日涅夫与卡特在维也纳会谈以来，苏美两国争夺核优势的角逐愈演愈烈。这种激烈的争夺造成苏美两国关系持续紧张，连维也纳会谈签订的苏美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核武器条约也未能正式生效，难怪有些评论家把80年代初期称作“冷战以来两国关系的最低点”。1985年3月11日，戈氏当选苏共中央总书记后表示，希望同美国停止军备竞赛，冻结核武库，停止继续部署导弹。美国总统里根迅即做出反应，愿意与苏联重开首脑会谈。此后戈氏在当政期间与美国共进行了7次首脑会议，开始了苏美对话的新阶段，并且最终签订了苏美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

苏美关系的转机，从戈氏来说，首先是出于稳定国内局势的考虑，希望在保持已经取得的核均势的基础上，把精力集中于部署国内的改革。其次也想减轻核竞赛造成的经济负担，苏美庞大的核武库中估计大约有5万枚核弹头，总当量超过100亿吨，从理论上说足以毁灭人类数十次。假如发生大规模的核冲突，无论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无法确保自己的生存，从军事战略上说，苏联和美国都没有有效的战略防御手段。因此，适量的核进攻和还击能力已经可以保证足够的威慑效能。过量的超杀能力反而成为储存和保养的沉重的军费负担。无论是苏联和美国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1985年7月，苏美两国商定，于同年11月在日内瓦举行首脑会谈，主要议程是武器控制问题、地区问题和双边关系问题，戈氏举起“和平”和“裁军”两面大旗，力争主动。同年8月6日，是美国原子弹轰炸广岛40周年，戈氏借机向美国发起外交攻势，戈氏发表声明宣布：“从8月6日至明年1月1日暂停一切核爆炸，呼吁美国也从8月6日起暂停一切核爆炸，当遭到美国拒绝后，戈氏给广岛原子弹受害者组织委员会的信中重申这一声明，并在8月13日再次呼吁美国暂停核试验，并谴责美国的星球大战计划是“十分危险的计划”。说苏联一定能找到应对的措施，到那时所有谈判将被葬送。而美国总统里根在随后举行的大型记者招待会上重申，美国将继续进行星球大战计划，建立一个战略防御系统，以应对苏联的核进攻力量，断然拒绝苏联的呼吁。

10月3日，戈氏在访问法国时又提出裁军新建议：苏美双方全面禁止发展、研制和部署进攻性太空武器；双方各自把能打到对方领土的战略核武器裁减50%；苏联愿意与英国、法国单独就中程导弹问题达成协议。苏联还单方面把部署在欧洲的SS—20导弹减少到243枚。作为对苏联新建议的回答，里根又一次拒绝。

1985年11月19日—21日，戈氏和里根在日内瓦会晤，会谈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关于限制军备竞赛、（星球大战计划无果而终）关于地区性问题、（无果）关于双边关系问题（有果）

1986年10月11日，戈氏和里根在冰岛首都雷克亚维克举行会晤，两国在削减战略核武器和欧洲中程导弹问题上达成意向性协议，双方再次确认削减50%的战略核武器原则，但在太空武器和停止核试验问题上仍有分歧。

1987年12月7日—10日，戈氏访问美国。戈氏和里根签署了《苏美消除两国中程导弹和中短程导弹条约》（简称中导条约）。条约规定两国消除部署在欧洲的1000多枚中程和中短程导弹。条约还规定，苏美双方在条约生效后三年后都不再拥有中程导弹及发射装置，条约生效18个月后都不再拥有中短程导弹及发射装置。

中导条约的签署，打开了自核武器问世以来苏美两国真正裁减核武器的通道；

中导条约的签署也是戈氏贯彻“新思维”的方针，缓和欧洲局势、构筑“欧洲大厦”的格局迈出的重要一步。

1988年5月29日—6月2日，里根访问苏联。双方互换了中导条约的批准书，使该条约正式生效，但是拟议中的削减50%战略核武器的条约未能签署。里根用了一句俄罗斯谚语：“要足月分娩，不能匆忙催生”。

1989年，东欧局势发生巨变。12月2日，戈氏和布什在马耳他海域苏联的一艘客轮“高尔基”号上会晤，双方讨论了东欧局势等问题。戈氏向布什保证不干涉东欧内政。

1990年9月9日，戈氏与布什在芬兰首都赫尔辛基举行会晤，会谈的主要内容是海湾局势问题和德国统一问题。

1991年7月29日，美国总统访问莫斯科。戈氏与布什进行苏美第七次首脑会谈，此时，苏联国内局势已经非常严峻，会谈主要涉及苏联的政治和经济形势以及西方援助苏联的问题。此外双方还签署了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从而结束了苏美两国自1982年6月开始长达9年的削减战略核武器谈判。根据这项条约，苏美两国都将削减射程在4800公里以上的远程导弹及核弹头：苏联从现在的11000多枚削减到7000多枚；美国从12000枚削减到10500枚。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的签署，标志着苏美两国开始实际削减战略核武器。对于这一次会晤，戈氏说是“苏美友好关系更上一层楼”。布什说是“许多共同的价值把苏美连接起来”。

戈氏当政期间与美国总统一年一度的举行了7次首脑会晤，使苏美关系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苏美关系的缓和也是戈氏承认苏美两极对峙格局变化、苏联已力不从心的反应。1990年7月，戈氏在苏共28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的一段话，可以看做是苏美关系的总结：“仅在同西方进行意识形态对抗的最近20年，用于军事对抗的费用就增加了7000亿卢布。这个数字超过了取得同美国和西欧的军事平衡的需要。我知道，对外政策和我本人都受到指责，直率的说是受到了咒骂，这无非是在安全问题上做出了让步”。戈氏的这句话，既是苏美关系的真实写照，又是无可奈何的哀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