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除合理怀疑视角下的刑事错案成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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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刑事错案概述 (3)

第一节刑事错案的概念 (3)

第二节我国刑事错案的特征 (8)

第二章刑事错案成因分析 (12)

第一节侦查阶段的成因 (12)

第二节审查起诉阶段的成因 (15)

第三节审判阶段的成因 (17)

第四节其他方面的成因 (19)

第三章防止刑事错案的机制 (23)

第一节改善我国的刑事诉讼证明标准 (23)

第二节建立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 (26)

第三节完善我国刑事司法制度 (27)

结@ (30)

参考文献 (32)

万方数据

我国刑事错案发现机制的完善分析

我国刑事错案发现机制的完善分析王孝臣摘要刑事错案对司法公正的损害不可谓不大，特别是近年来刑事错案被纠正的数量越来越多，人们对司法的公信力持怀疑态度。人类认识能力的局限性决定了错案发生的不可避免性。但是错案发生后如何发现并纠正是我们更应思考的问题？错案的发现机制对正义的实现至关重要。由何种主体以何种标准来认定某一案件为错案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错案的内涵和外延。在我国，刑事再审制度不仅承载着纠正错案任务，理论上还包括主动发现错案。在错案责任终身制的大背景下，公检法机关主动发现错案的可能性更低了。本文认为在我国法检系统外成立专门的申诉受理机关，对于冤案和错案的发现是十分有必要的。关键词刑事错案发现机制法律监督近年来，“冤假错案”一词频繁刷新各大媒体。陈满、黄兴等人刚刚从监狱走出，山东的张志超又走进公众的视野。研究相关案例可得知，媒体广泛关注、舆论压力推动成为纠错的主要动力，由刑事司法机关主动发现的微乎其微。发现错案是错案纠错机制的重要内容，但显然依靠这些偶然因素和社会舆论去发现错案是远远不够的。正确界定错案，提高错案的发现效率，建立严格的纠错程序，是保障无辜者权利的必由之路。一、刑事错案概念的界定关于刑事错案的概念，相关法规中鲜有规定。最高检1998年颁发的《人民检察院错案责任追究条例（试行）》中明确提出了被认定为刑事错案的3种情况，即检察官故意或重大过失导致认定事实错误、适用法律错误、违反程序造成处理错误。但这一规定后来被废止，废止的之后也未给出相应的概念。理论界区关于错案的概念界定也有过激烈的讨论，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结果错案说亦称实体错案说，该学说认为案件的处理结果不符合客观事实即为刑事错案。通常表述为“刑事错案是指司法机关或者侦查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认定事实错误或者适用法律错误，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被错误地采取强制措施或被错误地定罪、判刑的案件”。①（二）过程错案说亦称程序错案说，该学说从程序的合法性角度分析某一案件是否为错案，即认为某一案件的处理过程严重违反诉讼程序、证据规则才成立错案。通常表述为“如果司法人员的诉讼活动没有违反法律规定，没有徇私舞弊、枉法裁判，即使得出的案件结论与客观事实不符，也不能认定其为错案”。② （三）主客观统一错案说认为不仅仅以案件的客观事实作为判断错案的标准，还要以办案人员是否具有主观过错的情况，并因此造成的案件处理结果不符合客观事实，作为判断错案的标准。通常表述为“刑事错案是指司法机关及其司法人员，依职权在刑事诉讼活动中，因主观上有过错，并产生实体处理错误结果的案件”。③ （四）多重标准说支持此观点的学者李奋飞认为“在界定刑事错案时应当采取多种判断标准，刑事错案既包括事实认定错误的案件，也包括法律适用错误的案件，还包括违反诉讼程序的案件”。④这一学说综合了前三者的观点，认定错案的范围比较全面。二、关于刑事错案认定标准争论理论界关于错案的认定标准归纳起来有主要有以下几种：（一）主观说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

刑事错案中的证据问题－－实证研究与经济分析作者：何然何家弘文章来源：《政法论坛》200802 古今中外，冤假错案总是刑事司法领域中难以驱散的幽灵。它们若隐若现，时明时暗，啃噬着社会公众的良心，煎熬着司法官员的灵魂。毫无疑问，它们对于那些当事人及其家人来说是飞天横祸，是灭顶之灾，但是对于人类社会来说却也不无好的一面，因为它们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刑事司法制度的文明进步和良性发展。因此，那些冤魂才得以“名垂青史”，宛如刑事司法历史长廊两边的座座“祭碑”。近年来，随着杜培武、李久明、佘祥林、滕兴善等人的冤错案件披露报端，刑事错案⑴已然成为国人社会生活中一个沉重的时尚话题。公众在谈论，学者在思考。为何在当代中国还会接二连三地出现冤假错案？这些错案是如何形成的？我国应该如何构建错案预防体系和错案救济机制？带着这样的问题，我们成立了课题组，展开关于刑事错案的实证研究。⑵自2005年以来，我们通过举办论坛、⑶进行座谈、⑷召开研讨会、⑸进行间卷调查和典型案例分析等方式对我国的刑事错案问题进行了多层面和多路径的调查研究。在本文中，笔者将主要介绍我们进行的问卷调查和案例分析中与证据问题有关的部分研究成果，并与读者分享我们就这些问题已经进行和正在进行的思考。一、关于错案产生原因的问卷调查⑹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自2006年8月至2007年3月期间，我们在黑龙江省、辽宁省、河南省、河北省、山东省、四川省、湖南省、浙江省、江西省、江苏省、安徽省、福建省、广东省、海南省、西藏自治区、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等十九个地区发放了关于刑事错案的调查问卷2501份，收回有效问卷1715份。调查对象主要为上述地区的公安（厅）局、检察院、法院、律师（法律）事务所、司法局等单位中从事法律工作的人员。在有效问卷的调查对象中，男性1199人，女性467人，49人性别不详；汉族1659人，侗族1人，回族7人，满族6人，壮族1人，41人民族不详；高中文化以下的56人，大专学历的356人，本科学历的1094人，硕士学位的120人，博士学位的1人，88人学历不详；854人的第一学历为法律专业，669人的第一学历为非法律专业，194人的第一学历专业情况不详；195人的最高学历是法律专业，218人的最高学历为非法律专业，304人的最高学历专业情况不详。我们在调查问卷中设计了21个问题，内容包括：如何理解刑事错案；哪些情况可以构成刑事错案；刑事错案的主要原因有哪些；在刑事诉讼的哪些环节容易出现刑事错案；证据错误与刑事错案的关系；如何看待错案追究制度；怎样避免刑事错案的发生；如何对刑事错案进行救济等。下面，我们主要介绍错案原因和证据错误这两个问题的调查结果。（二）造成刑事错案的原因在调查问卷中，我们设计了一个关于错案原因的多选题：“根据您的工作经验，您认为，错案发生的主要原因有哪些？”选项包括：A法律规定不明确；B当事人的过错；C其他行政机关干涉；D迫于舆论的压力；E上级机关或领导干涉；P现有的办案设备和技术手段落后；C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不高；H办案人员徇私枉法、刑讯逼供；I及时破案，有案必破等工作压力。在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中，上述选项都在不同程度上得到了调查对象的认可。其中，选择“办案人员专业素质不高”的人数为1074人，⑺占63％；选择“法律规定不明确”的人数为951，占55％；选择

证明标准

证明标准一、了解： 1、证明标准的意义；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二、领会： 1、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三、掌握： 1、证明标准的概念； 2、我国证明标准的特点； 3、我国证明标准的适用。四、本章主要内容：第一节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 1．证明标准的概念和意义（1）证明标准的概念证明标准又称证明要求、证明任务，是指承担证明责任的人提供证据对案件事实加以证明所要达到的程度。（2）证明标准的意义证明标准在诉讼过程中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是诉讼证明活动的方向和准绳，指导着当事人和事实认定者实施正确的诉讼行为，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证明标准是当事人履行证明责任的灯塔，凭借证明标准的衡量，当事人知道何时应当举证，何时可以暂停举证；对方当事人也可以知道何时应当提供相反的证据进行反驳，何时可以停止举证性的反驳，而等待负有证明责任的当事人继续提供证据。第二，证明标准是事实认定者决定具体事实能否认定的行为准则，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如果事实认定者认为这些证据对待证事实的证明达到了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真；反之，如果证明责任承担者提供的证据未能满足证明标准，则认定该事实为伪。事实之真伪，就在于与证明标准是否吻合。 2．证明标准的理论概括与争论对于案件事实能够证明到什么程度，或者说达到证明标准的事实的性质是或者应当是什么，国内外在学理上有不同的概括和争论。概括来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客观真实说、主

观真实说和法律真实说。客观真实说认为，诉讼中对事实的证明，应当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查明案件的客观真实，不但是必要的，而且是完全可能的。这是因为：第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认为，存在是第一性的，意识是第二性的，存在决定意识；人类具有认识客观世界的能力，能够通过调查研究认识案件的客观真实。查明客观真实具有科学的理论根据。第二、客观上已经发生的案件事实，必然在外界留下这样或那样的物品、痕迹，或者为某些人所感知，为查明案件客观真实提供了事实根据。第三，我同司法机关有党的坚强、统一的领导，有广大具有觉悟的群众的支持，有一支忠实于人民利益、忠实于法律、忠实于事实真相，具有比较丰富的经验，掌握一定科学技术的司法干部队伍，这是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有利的组织保证。第四，随着社会主义法制的加强，总结司法工作正反经验，反映现实需要的《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已先后颁布，提供了查明案件客观真实的法律依据。总之，司法人员只要依法正确收集和审查判断证据，完全有可能对案件事实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认定。这种观点在国外也有不少人支持。主观真实说认为，在诉讼中证明的案件事实，实际上是一种主观事实。所谓主观事实，是指法官或者事实认定者发现的事实，并不是诉讼之前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客观事"。这是因为，事实认定者首先是从对事实的预先得出的模糊结论出发，然后才寻找有关的证据支持的，如果有关的证据不支持原来的结论，就会放弃这一结论而寻找其他的结论。其次，事实认定者在运用证据对案件事实进行推理时，直觉或者预感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另外，每个法官由于学识、经验、信仰等不同，也就是个性不同，他们的思维方式也就会不同，因此，对干同一个案件事实，即使有相同的证据，不同的法官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法律真实说认为，在法律世界中，没有什么"本来是"事实的东西，没有什么"绝对的"事实，有的只是有关机关在法律程序中所确定的事实。这是因为，事实只有首先通过法律程序加以确定后，才能被赋予法律上的效果。也就是说，确定事实的机关，是在"法律上"认定事实。所以，通过法律程序确定的事实，其中具有一定的构成性。 3．外国立法中的证明标准（1）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的表述是"排除合理怀疑"。所谓排除合理怀疑，是指全面的证实、完全的确信或者一种道德上的确定性；这一词汇与清楚、准确、无可置疑这些词相当。在刑事案件中，

刑事冤案的成因及对策分析

2016年7?8? 中国近年来刑事冤案的成因分析及对策研究 ?.讨论背景 ?佘祥林案：1994年1?2?，佘妻张在?失踪，张的家?怀疑张在?被丈夫杀害。佘祥林因涉嫌杀?被批捕，最终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2005年，佘妻张在?突然从?东回到京?。京?县?民法院经重新开庭审理，宣判佘祥林?罪。 ?赵作海案：2010年5?9?，“杀害”同村?在监狱已服刑多年的河南商丘村民赵作海，因“被害?”赵振裳的突然回家，被宣告?罪释放。 ?浙江叔侄冤案：张辉、张?平系叔侄关系，因涉及2003年发?在杭州的?起强奸致死案，分别被判死刑、缓期?年执?和有期徒刑?五年。2013年，浙江省?级?民法院依法再审此案，宣告张辉、张?平?罪。 ?内蒙古呼格案：1996年4?9?，内蒙古?治区呼和浩特市?纺?年仅18周岁的职?呼格吉勒图被认定为?起奸杀案凶?。案发仅仅62天后，法院判决呼格吉勒图死刑，并?即执?。2005年，真正凶?落?并交待犯罪事实。2014年，内蒙古?治区?级?民法院对再审判决宣告原审被告?呼格吉勒图?罪。因为刑事冤案，很多?辜的?的?活受到了沉重的打击，甚?失去了?命。刑事冤案不仅对公民的?命、?由和财产造成了威胁，还损害了法律的威严和公正性。在这?桩桩惨剧之后，我们更应该反思这些悲剧发?的原因，并且避免类似案件的再次发?。 ?.刑事冤案的成因

不难发现，在这些刑事冤案中都存在刑讯逼供现象。刑讯逼供是造成刑事冤案的直接原因。在赵作海案中，审讯?员为了尽快破案，采?不让赵作海吃饭休息、??棒和?枪猛敲颅?等刑讯逼供的?式对赵作海进?了轮番不停歇地审讯。就在两天之后，赵作海第?次做了杀害赵振晌的有罪供述。虽然我国法律已明?规定禁?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然存在。为何刑讯逼供屡禁不?，审讯?员知法犯法，刑事冤案不绝？主要有以下?点原因。 1.制度?? ①有罪推定我国现?刑事诉讼法第??条规定：“未经?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都不得确定有罪。”，??罪推定的定义：“未经审判证明有罪确定前，推定被控告者?罪”，这?者之前仍存在?些细微差别。在我国?前的执法过程中，仍然实?的是有罪推定。观念?配?动，执法?员如果对于嫌疑?有先?为主的有罪推定，在之后寻找证据的过程中必然将导致?定的倾向性，这将??提?冤假错案发?的概率。另???，在这种情况下，被告??先被视为有罪，如果想证明???罪，就需要拿出证据洗刷??的冤屈，这样?来，被告?承担起证明???罪的责任，但是同时被告?又?缺搜寻证据的能?，这使被告?和控诉?即执法?员在?开始就处于?种不平等的状态。 ②执法监督体制不健全在权利机构中，?民检察院具有监督权，对于执法过程中的违法?为有通知纠正的责任。但是只有重?案件，?民检察院才派员到场监督。对于?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在其审理执法机关呈递的材料时才发现，属于事后监督。在事后监督中发现问题是很难的，检察院依靠的材料又是执法机关提供的，在监督???乎没有参考价值。这?点在呼格案中体现得?常明显。由于当时全国推?“严打”，公安、检察院、法院密切配合，以求快批准、快起诉、快审判，打破了司法体系原有的制衡与纠错机制，提?了冤假错案发?的可能。 ③绩效考核制度

刑事冤案的危害及对策

国家赔偿法考查卷刑事冤案的危害及对策班级：2012级法学六班学号：20123301140649 姓名：钟* 毅时间：2015年6月17日成绩：

中国近年来的冤假错案：继杜培武、王树红、佘祥林、聂树斌、呼格吉勒图等蒙冤奇案之后,2010年5月,赵作海以11年的冤狱再次唤起人们对刑事司法正当程序的极大关注。像此前的相关案件一样,该案秉承了冤假错案的一贯特征:刑讯逼供、以口供为中心的证据片断、多家司法机关“协调配合”。在冤案形成的背后,是司法理念的错位、程序正义的缺失、法律保障的空乏、责任追究的无奈。面对冤案的发生,不只法学界、司法界,整个社会都在对赵作海冤案所展现的法治问题表示极大的关注。赵作海冤案掀起了人们对司法制度变革和司法理念革新期盼的又一高潮,然而更深层次的分析,冤假错案的预防已不只是刑事诉讼法律所涉及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需要甚至必须有刑法的参与。刑事冤案会产生比较严重的危害。首先，其带来的直接危害：冤案一旦形成，案件当事人在全部法律规范客体中，所占的份额可能微不足道，但就当事人个人而言，则是百分之百的伤害。受冤枉者，从此会身败名裂，肉体和精神都陷于无限的痛苦之中。他们的社会地位可能因之丧失殆尽；他们自身可能从此名誉扫地；他们的家庭可能因此破裂，家人永远受其牵连；他们中有人会自暴自弃，对生活失去信心，走上绝路；他们中有人会因在狱中沾染上罪犯的恶习，破罐子破摔，产生报复心理。总之，刑事冤案会改变一个人甚至一个家庭的命运。具体地讲，刑事冤案给当事人造成的危害可以细分为两个方面，即物质上的危害和精神上的危害。物质上的危害包括对案件当事人财产、自由甚至生命进行的刑罚所导

证据学选择题

无论是（A．职权主义还是当事人主义），在诉讼证据上都采用自由心证原则，评法官的良心、理性判断而采用证据。英美法系国家的证据学具有（）的特点。C．注重实用性神示证据制度产生于( )时期，是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一种证据制度。B．奴隶社会法定证据制度是对神示证据制度的( ),是历史上的一大进步。B．否定自由心证证据制度的立法最早产生于（）。B．英国证据法学是( )。D．法学学科体系中一个分支学科证据制度发展史上最原始的证据制度是（）。B．神示证据制度法定证据制度的基本证明方法是( )。A．刑讯逼供最早规定自由心证原则的刑事诉讼法典是。C．意大利刑诉法典新中国的证据法律制度被称为（）。C．客观真实的证据制度下列各项中不属于证据的基本属性的是( )： D．排他性下列当事人的陈述( )可作为证据使用。A．关于案件事实的陈述精神病鉴定通常聘请精神病院的医生进行，在鉴定时，精神科的医生就是（）。C．兼职鉴定人鉴定结论属于（）。A．言词证据勘验笔录属于（）。B．实物证据下列证据中既属于间接证据，又属于原始证据的是（）。B．证人听到被害人哭声的证言人类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证明制度，是（）。A．神示证明制度严格证明和自由证明在以下（）证明环节上具有实质性差异。D．证明标准最重要的证明方法是（）。A．逻辑推理只有对（）而言，才有所谓的证明责任。B．证明对象证明对象是指需要证据证明的（）。C．要证事实证明责任制度最早产生于（）。 B．古罗马法时代被告不承担证明责任的是（）。A．刑事公诉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被告人承担证明责任的案件是（）。C．非法所得案在民事诉讼中，承担证明责任的是（）。A．当事人行政诉讼法同民事诉讼法一样，也是通过对证明标准作了规定。C．间接的方式关于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英美法系的表述是。A．排除合理怀疑按照证据的来源来划分，证据可分为（） C．原始证据和传来证据进行（），必须经县级以上公安局长批准，并遵守一定的规则。B．侦查实验（）主要是指甄别法，是审查鉴别的意思。A．个别审查证据的充分性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上的。B．确实性审查判断个别证据的活动，是确定证据的（），判断证据的证明力。B．客观真实性诉讼证明的客体是A．案件事实（）是证明过程的关键环节，是证据制度的基础和核心。C．审查判断证据第一个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的法律是A．法国《人权宣言》司法认知的客体是B．特定的事实从法律推定在诉讼上所具有的法律效力来看，可将法律上的推定分为。A．不可反驳的推定和可反驳的推定在民事、刑事、行政三大诉讼中通用的证据规则有（）。A．最佳证据规则下列表述中正确的是( )。A．所有的证据材料都具有证据力关于证据学的研究对象，下列说法中正确的是( )。C．人类的文化传统背景是证据学的研究对象法律事先对证据的形式、范围和证明力作明确规定，法官只依照法律规定作出机械判断的证据制度是( )。B．法定证据制度在神示证据制度下，所采用的证明方式有。ABCD A．神誓 B．水审 C．火审 D．决斗证据学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证据的( )。答案：ABC A．客观真实性 B．合法性 C．关联性 D．合理性一般来说证据规则包括( )。答案：ABCD。 A．采用证据的规则 B．排除证据的规则

2019年浅析治安、刑事案件倒挂现象的成因危害及对策

浅析治安、刑事案件倒挂现象的成因危害及对策公安统计工作是公安机关的基础业务工作之一，坚持如实立案是客观把握治安形势、全面掌握治安情况、实施科学决策前提。近年来，公安机关采取多种措施纠正刑事、治安案件立案统计不实问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是治安、刑事案件立案不实甚至“倒挂”（即治安案件立破案数小于刑事案件立破案数）现象却时有出现。20**年3月至20**年4月，我县共立刑事案件2732起，查破2066起，而治安案件仅受理1348起，查处1148起，刑事案件较治安案件立、破数分别多出1384起和918起，出现了严重的倒挂，这些问题是如何产生的？有何危害？如何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笔者结合调查实际，谈一点粗浅认识。一、治安、刑事案件立案统计不实出现数字倒挂的原因（一）主观方面：一是民警对治安案件的立案标准存在模糊认识导致部分案件漏立。工作中，有的基层民警对治安案件立案标准了解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在治安案件的统计中存在误区：认为有案卷材料的才算是治安案件，而对当场处罚适用简易程序的如打架斗殴、损坏财物等轻微违反治安管理案件，以及口头或书面调解的案件，则不作为治安案件统计，遗漏了相当一部分案件；有的为省事，对一些当场调解的治安案件，调解后，即让双方当事人走人，也造成部分案件流失；还有的是受“重刑事轻治安”思想的影响，本来对两类案件的

标准就存在模糊认识，为了在考核中加分，干脆就把部分案件上靠成刑事案件，人为地导致两类案件数字“倒挂”。二是认识不足，重视不够。一些基层所队负责人对如实准确立案的重要性认识不足，观念淡薄，错误认为基层办案只要当事人没有意见就行了，对立案统计工作漠不关心，上级抓一阵应付一阵，统计工作成了“三分统计，七分估计”。三是态度不端正，责任心不强。工作中，一些具体负责统计的民警，由于缺乏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和严谨的工作作风，不想或不愿深入摸排案件底数，准确掌握案件基本信息资料；再加上有的基层单位内勤、外勤缺乏信息沟通、衔接，导致有的统计民警坐在办公室里想当然或随意填写统计报表，以至案件统计数据失真,报表数字随意升降甚至弄虚作假。四是片面追求政绩，报喜不报忧。一些基层单位怕上报案件多了造成“案件高发”的印象，影响“评优”、“创先”，怕丢面子毁名誉，挨批评受处理，为保先进，人为的造成有案不立、不破不立，甚至破了也不立，靠搞数字游戏追求工作成绩的虚假突出。（二）客观方面：一是治安案件的办理程序复杂，工作量大，成本高，造成消极立案。一部分治安案件由矛盾纠纷引起，调查取证“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精力和口舌，尽管如此，往往还难以达到双方都满意的处理结果，易引发投诉上访，出力不讨好，极大挫伤了民警工作积极性。同时，按照《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及执法质量考评的要求，一起治安案件往往需要严格地填报多种文书表格才能形成规范的案卷，程序繁缛，立案越多，

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简析

刑事错案的原因与对策简析刑事错案既是天灾，也是人祸。铸成刑事错案的原因是方方面面的而这些因素集中体现于取证与推理方面，即由不当地获取和使用证据所致。这是酿成错案的关键性因素。结合本学期所学课程，我试图从几个经典错案中找出一些规律，并对此进行简要分析。概言之，造成错案的原因总与确证偏见密切相关。确证偏见主要是指对待证明观点存在轻信或偏执的信任，对自己的论点只满足于确认，而不反思它可能是错的，也拒绝承认别的可能性解释，以自我为中心取舍论据，漠视、贬损或掩盖对之不利证据，对论证缺乏批评性的表现。案件中的确证偏见会由许多原因造成。其中包括侦查过程中的偏见、邀功心切、成见难消、破案层级压力大等。像这样的情况下，若是机缘巧合造成犯罪嫌疑人身上具有的“疑似”点，很可能引起侦查人员逻辑上的确证偏见，因而相信犯罪嫌疑人就是真正的罪犯。以近年来的几起错案在为例：在佘祥林案件中：佘祥林与某女青年关系暧昧，其妻张在玉精神不正常，夫妻关系不好。此时，恰好张在玉下落不明，河边又发现一具无名女尸。由于佘祥林平时与妻子关系不好，使得张在玉娘家人合理推测：张在玉一定是遇害了。加之，河边出现的女尸无法辨认，这些因素的巧合进一步强化了张在玉娘家人的心理：女尸一定是张在玉。张家人咬定无名女尸是张在玉，确证偏见直接误导警方对侦查方向的确定，这也是酿成冤案关键的一步。在湖南的滕兴善冤案中，滕兴善身为屠夫，具有较高的解剖技巧，此点巧合了无名尸块解剖上的特点。加之，石小荣下落不明，滕兴善与其有暧昧关系，女尸年龄又与石小荣相符。这些诸多“疑似”集中在滕兴善身上，使得警方对滕兴善产生“合理”怀疑。特别是在警方面临巨大破案压力之下，确证偏见心理愈发增长，不会放过对任何可疑人或事得“假象”。在杜培武案件中，杜培武身上有枪弹遗留的痕迹，没有通过测谎测试，其妻王晓湘“红杏出墙”。这一系列疑点都集中在杜培武身上，一些顶级刑侦专家也认为杜培武杀人至少有90%的可能性。云南警方认定杜培武杀人，在当时看来是合情合理的。但是，案件的最终结果证明了警方破案时的偏见——凶手另有其人。清代纪昀曾言：“必不能断之狱，不必在情理之外也；愈在情理之中，乃愈不能明。” 由此看来，尽管一个人身上的“疑似”再多，认定他犯罪非常符合情理，在没有得到其它证据印证之前，还是不能把他与真正罪犯划等号。而确证偏见却使人常常失去了取证与推理时的理智，以致铸成大错。同样，证人指证时的确证偏见也会造成的错案。一个相对照的例子是，英国1889年的一个冤案——“国王诉贝克案”。一个别名叫约翰·史密斯的人曾因欺诈被判过刑。1896年发生类似系列罪案时警察逮捕了无辜的阿道夫·贝克。侦办警官与另一位证人都指证他就是约翰·史密斯，尽管贝克辩解说案发时他在南非，但他仍被定罪获刑。1904年，贝克因同样的带有偏见的指控再次被捕、被指认为史密斯并被定罪。但幸运的是法官心存疑虑，他把判决拖到下个开庭期，此期间真正的约翰·史密斯被捕并认罪，阿道夫·贝克得以昭雪。值得肯定的是，此案过后痛定思痛后的英国人想起当改革无上诉的刑事制度。于是，1907年，英国终于通过了《刑事上诉法》，创立刑事上诉法院。另一方面，通过这个例子，中国也应对产生冤案的制度进行一些改革，才有可能改善冤案错案频出的现状。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以下几点。 (一)提高侦查人员的综合素质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谈我国刑事诉讼证明标准(一) 【内容提要】本文论述了刑事诉讼证明标准的含义，并依据其要求和作用及在司法实践中的意义将其划分五种情况：一、证明标准的概念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三、证明标准在实践中的作用四、如何正确把握证明标准五、证明标准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应用【关键词】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实践中司法机关办理的案件往往会出现从有罪到无罪的反复，具体分析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说明有相当一部分司法人员仍未形成我国刑事诉讼法所要求的“无罪推定”观念，二也说明司法人员收集、运用、认定证据的能力较弱，未能全面、正确地理解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究竟掌握怎样的证据，换句话说，证明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做有罪认定？本文试图从这些方面予以论述。一、证明标准的概念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是指法律规定的运用证据证明待证事实所要达到的程度的要求。有的学者称为证明要求。在我国，刑事诉讼的证明在理论上要求达到客观真实。为此，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明确的证明标准，这就是《刑事诉讼法》第129条、第137条、第141条、第162条中多次规定的“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也就是说，侦查机关对案件侦查终结移送人民检察院审查起诉，人民检察院对犯罪嫌疑人提起公诉，人民法院对于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都必须做到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所谓犯罪事实清楚，是指作为定罪量刑根据的有关的事实和情节，都必须查清。至于那些不影响对被告人定罪量刑的细枝末节，则无必要查清。所谓证据确实、充分，是对作为定案根据的证据质和量的总的要求。证据确实，即每个证据都必须真实，具有证明力；证据充分，即证据必须达到一定的量，足以认定犯罪事实。根据法律规定和司法实践经验，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具体是指达到以下标准：（1）据以定案的每个证据都必须查证属实；（2）每个证据必须和待查证的犯罪事实之间存在客观联系，具有证明力；（3）属于犯罪构成各要件的事实均有相应的证据加以证明；（4）所有证据在总体上已足以对所要证明的犯罪事实得出确定无疑的结论，并排除了其他一切可能性。二、确定证明标准的要求确定刑事案件证明标准的原则必须是从高从严，即高标准，严要求。这是由刑事案件的性质所决定的。所有的刑事案件都同国家的安危，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相关，如果搞得不准，任何一个冤、假、错案或司法不公，都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社会的公益，关系到稳定的大局和群众的切身利益。而且，证明的标准直接涉及到人权保护问题，我国民主与法制的进程和世界范围内的人权斗争的潮流，都要求诉讼证明的标准要从高从严。就刑事诉讼的本身而言，其全过程无不同公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紧密相联。立案、侦查、起诉、审判、执行等环节，一方面涉及到被害人的权利保障问题，另一方面又关系到嫌疑人、被告人、被判刑人的人身权利和诉讼权利的矛盾冲突。解决这一矛盾冲突，尊重和保障人权，严格证明标准，是惟一的途径和方法。另外，我国长期以来人民司法工作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诉讼证明的标准必须从高从严。尤其是我党从延安整风，到解放以来历次政治运动，特别是“文革”十年的悲惨教训，党和国家对打击刑事犯罪，总结和制定了“稳、准、狠”的刑事政策、贯彻执行这一刑事政策的核心是一个“准”字，所谓“准”，在刑事诉讼中就表现为诉讼证明的标准，既要高又要严，要严格按照运用证据的客观规律完成证明的任务。近、现代刑事诉讼的证明标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

排除合理怀疑：刑事证明的新标准樊崇义张中樊崇义教授刑事诉讼的证明标准问题，尤其是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问题，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界和司法实务界长期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在过去的十多年里，经过“客观真实”和“法律真实”的大讨论，人们对证明标准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对于刑事诉讼法关于“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也有了更深入的理解，但是一直未能达成共识。为了便于司法人员在实践中准确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2010年《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规定》)第5条将之细化为五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每一个定案的证据均已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证据与证据之间、证据与案件事实之间不存在矛盾或者矛盾得以合理排除;(四)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的地位、作用均已查清;(五)根据证据认定案件事实的过程符合逻辑和经验规则，由证据得出的结论为唯一结论。有的学者将之概括为“结论唯一”标准或者“唯一性”标准，并把“唯一性”解释为“排除其他可能性”，认为只有对主要事实的证明达到“唯一性”，才能保证裁判认定的案件事实与客观事实相符，并认为它体现了“绝对”的因素。应当说，上述关于对“证据确实、充分”的规定及学理解释反映了我国长期以来对待死刑的审慎态度，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是最高、最严的，以确保判处死刑案件的万无一失。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要认识到，“结论唯一”标准并不是一个客观真实标准，一方面是因为由证据得出唯一结论是经过法官运用逻辑和经验规则推断出来的，它与法官的个人素质和自由裁量权有着密切的关系，带有明显的主观色彩。另一方面，该条第二款规定，办理死刑案件，对于以下事实的证明必须达到证据确定、充分:(一)被指控的犯罪事实的发生……说明死刑案件需要证明的事实并不是客观存在的案件事实本身，而是“指控的犯罪事实”。关于“唯一性”标准的普适性问题，有学者援引1984年联合国《关于保护死刑犯权利的保障措施》第4条的规定，即“只有在对被告的罪行根据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而对事实没有其他解释余地的情况下，才能判处死刑”，据此认为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应该高于普通刑事案件。在本质上，这里的“没有其他解释余地”与“唯一结论”的标准是一致的，但它是否适用于非死刑案件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按照最高人民法院等部门印发两个“证据规定”的通知，办理其他刑事案件，参照规定执行。因此，对于非死刑案件犯罪事实的认定，也必须满足“唯一性”标准。事实上，证明标准是一个事实认定问题，对任何犯罪事实的证明其结论都应该是唯一的，而是否判处死刑是一个法律适用问题。很显然，那些坚持“死刑案件的证明标准必须最高”的人把这两个内容相关但性质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了。随着新刑事诉讼法的颁布，刑事案件的证明标准又有了新的发展。从新刑事诉讼法第195条的规定来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证明标准仍然是“证据确实、充分”，但其第53条对这一标准的内涵作了新的规定，具体包括以下三项内容:(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

刑事冤案申诉书范本

刑事冤案申诉书范本下面是由小编为大家搜集提供的关于刑事冤案申诉书范本，欢迎大家阅读参考学习哈，希望本文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哦! 刑事冤案申诉书范本：申诉人：刘xx，男，现年57岁，西安市人，系西安市长安区高桥乡东马坊村村民，住本村北二街6号。电话：xxxxxxxxx。委托代理人：姚xx，陕西卓勋律师事务所律师，电话：xxxxxxxxx。我次子刘俊毅被指控强奸一案。因事实不清，证据之间相矛盾，在经三次开庭审理之后，秦都区法院本应依法作出无罪判决，但却以(20xx)咸秦刑初字第00110号刑事判决书对其以强奸罪判处有期徒刑四年。我儿提出上诉后，咸阳市中院本应依法开庭审理后改判无罪，但却未开庭便以(20xx)咸刑终字第00174号刑事裁定书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对此，我实在不能接受，故依照刑事诉讼法第241条规定提出申诉，理由如下：一、原审认定事实不清，且与有关证据相悖。原一审判决认定：20xx年10月初，刘俊毅在网上认识了被害人任某某(女， xxxx年11月17日出生)，得知任某某上初中二年级，年龄小……，同年23日，刘俊毅将任某某带到咸阳市，并安排其在秦都区钓台镇李家庄村吉祥招待

所住下。当天中午、晚上，任某某之母程某丽为寻找任某某，用自己的手机和任某某手机与刘俊毅通电话打听任某某下落，并告知我次子说，任某某离家出走了，家里人很着急，任某某年龄小，不满14岁……，刘俊毅称未见任某某，随后仍将任某某隐匿在吉祥招待所，并在已明知任某某不满14岁的情况下，多次与任某某发生关系…… 认定上述事实的证据为户籍证明信，出生医学证明，报户介绍信，被害人任某某陈述和我的供述，程某丽等人证言。原二审裁定认定，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正确。申诉人需要说明以下几点：其一，要查明任某某的真实年龄，要让其母程某丽拿出户口本一看便知。但从案发到一审判决时过9月，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办案人员都不这样做。在8月30日第三次开庭时，辩护人明确指出;户籍证明信系良田派出所出具，但出具报户介绍信和出生证复印件的却是大闵派出所;任宏劳报案时去的却是杜桥派出所，任某某家究竟是在哪个派出所辖区?请程某丽予以回答，程某丽不予回答，可见其中存在问题。对此，法庭应当问清而予以回避。其二，通过网上刘俊毅认识了任某某，并通过网聊得知其15岁，在西兰刑警的第一次(20xx年10月30日凌晨)审问时，刘俊毅便告知，任某某在QQ上给我说他14么15岁，在渭南上初二。但在当天上午的审问中，他们又逼其承认通

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分析及预防对策

我国刑事错案成因分析及预防对策党的十八大以来，纠正了多起重大冤假错案。这一系列刑事冤假错案的曝光，使司法公正在人们心中打上了大大的问号。刑事错案长期以来都是刑事司法理论和实践的难以避免的难题，能有效适当控制刑事冤假错案会成为直接影响司法机制有序运行的关键因素。刑事错案的发生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危害，预防和减少刑事错案的发生，不容置疑的成了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本文中，结合我国刑事司法实践，分析其中存在的问题，解读原因及提出预防对策。标签：刑事错案；成因；预防对策由于刑事错案本身所涉及的内容十分繁杂，且其出发点有可能不同，导致最终得出的结论可能不同。所以在我国，刑事错案目前还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本文将针对刑事错案的成因和预防对策进行粗浅的探讨。一、刑事错案的主要成因刑事错案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不可小觑的，通过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刑事错案的分析，可以找到以下几点共性，追根溯源，主要还是制度、立法以及司法环境三方面。（一）司法体制存在缺陷伴随着案件真相的浮出水面，我国刑事司法体制存在的弊端也暴露在公众面前，如： 1.部分司法人员素质较低：观念落后，能力不足刑事诉讼就很难避免不受司法工作人员观念与认知的影响。诚然我国刑事立法中有无罪推定，但历史经验证明，执法者观念中还是有被告人就是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人的看法，很容易把被立案侦查的人视为罪犯。这种观念扎根在有些司法人员的思维中，使他们更重视有罪推定的应用，在这种思想的耳濡目染下，司法实践间接地被干预，进而导致错案的产生。有数据显示，我国各级法院、检察院的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不高，其中从正统法学专业毕业的人员仅占很少的比例，而未从法学专业毕业，工作后能再接受系统法律知识培训的人员也是非常之少。把案件交给这些可以说不是很专业的人来办理，其风险不言而喻。 2.司法决策行政化司法决策行政化，主要是指审判和检察过程的行政化，即法院和检察院内部案件处理决定的作出受到了行政体制运作模式的干扰。就检察院而言，在日常工作中存在着上级对下级工作进行指导把关的工作机制，承办人在办理案件过程中遇到决策难题向主诉检察官请示，一律实行领导决策制，由行政级别更高的那位

刑事案件中的瑕疵证据及其补正思考

刑事案件中的瑕疵证据及其补正思考刑事案件中，由于办案人员自身理念、水平、素质及执法过程中存在的一些客观因素，导致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时大量的证据存在瑕疵，各地由于缺乏统一的标准而对瑕疵证据性质的认定及处理方法不尽相同，同时据以定案的瑕疵证据受到律师及媒体的诟病，对于证据的认定和适用不规范也是造成冤假错案的一个重要原因像“张氏叔侄案”、“呼格吉勒图案”等的出现，不仅给当事人造成了不可挽回的伤害，也使法律权威受到挑战。根据《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和《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简称《两个证据》），在我国被称作瑕疵证据的都是侦查人员在进行搜集证据时一些轻微的程序上的违法，不影响司法公正获得的证据。通过与非法证据进行对比可能更加容易辨清瑕疵证据的概念：非法证据是使用刑讯逼供等严重侵犯公民基本权利的方式获得的证据，可以得出非法证据的违法程度比瑕疵证据的更深的结论。瑕疵证据有三个特征：客观性、关联性和轻微违法性。瑕疵证据虽然和真实情况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它也來源于客观事实，具有证据的客观性和关联性。控微违法性体现在证据能力上，它的效力处于待定状态，这些证据不会对相关人员的权利造成严重损害，也不会导致冤假错案的发生，但它并不像合法证据那样当然的具有证据能力，但是如果对瑕疵证据直接适用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就会增加司法机关收

集证据的难度。造成瑕疵证据的原因各式各样，并不是所有的瑕疵都可进行补正的，若有些瑕疵证据经过司法补正后，没有消除瑕疵仍不符合合法证据的标准，这类证据应该被归纳为非法证据予以排除。瑕疵证据产生的原因有四个方面：一是侦查人员业务基础不扎实、办案工作不严谨，违反法定程序要求取证，导致取得的证据存在程序或实体上的瑕疵。或者在调查工作中取证盲目，不能按照犯罪构成要件针对性地取证，抓不住办案重点，取证不完整、不及时，固定证据不到位，甚至造成证据毁损、灭失。二是执法理念存在偏差，对法律理解欠全面、欠妥当，收集证据过于片面，过度重视或只采集有罪、罪重证据，而将法律明文规定同时收集无罪、罪轻证据的义务弃之不顾。一旦证据出现矛盾就往往主观臆断，轻信有罪证据、忽视无罪证据，导致案件证明工作效率低下，说服力不强。三是某些紧急情况下为了防止证据变质、毁损、灭失，不得不在不具备完全履行正当取证程序的客观条件下紧急取得、固定、保全证据，这种情形下取得的证据或许不具备完全合法的形式要件，但仍可通过紧急情况解除后对其进行合理解释或补正而获得证据能力，这些非人为因素也是导致瑕疵证据存在的实际原因。四是规范化配套措施的缺失，被告人知情权、参与权得不到保障，律师调查取证权形同虚设，使得侦、辩双方的取证地位不对等，以致

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及其合理性研究

2011年8月广西警官高等专科学校学报 Aug.,2011第4期总第102期 Journal of Guangxi Police Academy No.4Ser.No.102 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及其合理性研究王青 (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江苏南京 210012) 摘要：英美法系国家的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符合人类认识的基本规律，反映了刑事诉讼目标，体现了刑事诉讼价值，契合了人权保障的理念，其合理性是显而易见的。但我国的政治经济制度、社会文化背景、诉讼传统模式、司法体制等与英美法系国家存在明显差异，在移植和借鉴排除合理怀疑标准时应当谨慎。关键词：排除合理怀疑；合理性；人道规则；中图分类号：D915.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38（2011）04-0051-04 基金项目：2008年江苏警官学院科学研究项目“中美证据制度比较研究”（08Y022）阶段性成果。作者简介：王青（1973-），女，江苏南京人，江苏警官学院公安管理系副主任，副教授，法学硕士，主要从事证据法学和涉外警务研究。排除合理怀疑标准（beyond reasonable doubt ），是英美法系法官在审判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其最早产生于1793年美国新泽西州一个法院对State v.Wilson 案的审判。该案中，法官指示陪审团遵守“人道规则”(humane rule)，如果对于被告人是否成立所指控的罪有“合理怀疑”就应当裁定其无罪。[1]19世纪80年代，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判例确认该标准是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要求，20世纪70年代，进一步将其确认为宪法所保护的正当程序规则。20世纪上半叶，英国也认可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目前，排除合理怀疑标准已为绝大多数英美法系国家认可，成为刑事诉讼中的证明标准。近年来，随着诉讼理念的进步和对证据制度研究的深入，学界对我国证明标准“犯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反思的同时，也越来越关注排除合理怀疑标准。一、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分析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在英美法系的理论界和实务界，不同国家、不同法院、不同法官、不同学者对其内涵都有不同的解释。1954年霍兰诉美国案中，排除合理怀疑被解释为“你们大家在生活中面对非常严肃和重要的事情时愿意据此采取行动。合理怀疑是一种导致人们在行动上产生犹豫的怀疑 ……而不是人们愿意据此采取行动的怀疑”[2] 。这是美国许多法院界定排除合理怀疑的最常用方式。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刑法典中规定“合理怀疑”：“它不仅仅是一个可能的怀疑，而是指该案的状态，在经过对所有证据的总的比较和考虑之后，陪审员的心理处于这种状况，他们不能说他们感到对指控罪行的真实性得出永久的裁判已达到的内心确信的程度。”[3]英国著名证据法学家摩菲认为可以用百分比表示出排除合理怀疑的大致范围。他认为，在刑事诉讼中，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49%的可能性，辩方的主张为51%的可能性时，辩方胜诉；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51%的可能性，辩方的主张为49%的可能性时，仍然是辩方胜诉；只有当控方的主张证明到远远超过90%的可能性时，控方才能胜诉[4]。以上仅仅是关于排除合理怀疑内涵的具有代表性的观点，在实践中，无论是学界所下的定义，还是法官对陪审团的指示，对于排除合理怀疑标准的内涵，至今没有一个统一的、明确的、清晰的界定。但综观这些观点，笔者认为，关于排除合理怀疑的内涵，有几点是能够达成共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