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城市社会学视野分析_马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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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分析，深圳城中村是

非农化农民群体“小传统”依附的“新社会空间”，

是保护和实现他们的多重利益和权益，以及与城

市顺利接轨的媒介，这是目前的城中村改造不可

忽视的重要前提。同时结合国外城市大规模改造

的教训和经验，提出城中村改造的基本原则。

【关键词】小传统；城市更新；城中村改造RENEWAL OF CITY VILLAGE IN SHENZHEN FROM P ERSPECTIVE OF U RBAN SOCIOLOGY

MA Hang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theories of urban

sociology, this paper finds that the city village in

Shenzhen is the new social space which the “minor

tradition” of non-agriculture villagers attach to, which

can protect their rights and realizes their benefits as

well as promote their adaptation to urban life. Com-

bining with the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s of large-scale

renewal, it concludes with renewal principle of urban

villages.

KEYWORDS: minor tradition; urban renewal; urban

village renewal

１ 城中村问题的实质随着我国城中村现象的日益突出，近年来，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对城中村现象及其改造进行过分析，既有从土地关系和形成原因角度，也有从土地、户籍、流动人口的角度进行分析。城中村不仅是一种居住形态，也是一种社会形态，本文在这里不再多述。笔者认为城中村现象体现着城市化过程中现代性与传统观念的冲撞与矛盾的扩大。现代对传统的超越，城市对乡村的超越，这是发生于近现代社会变迁史上最宏大的事实。韦伯（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迪尔凯姆（Ｅｍｉｌｅ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尼斯区分的乡土社会与法理社会，迪尔凯姆区分的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雷德菲尔德（Ｒｏｂｅｒｔ　Ｒｅｄｆｉｅｌｄ）区分的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等。在这些经典的二元划分中，由前者向后者的转型被认为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传统社区向现代社区变迁的一般规律，这里需要

先介绍一下现代与传统的关系：１．１ 现代与传统的对立关系（１）　滕尼斯（１８５５－１９３６）　共同体与社会。他把人类组织分为两种类型：乡土社会与法理社会，认为前者是简单小型的社区社会，里边进行着“熟人”之间的互动，受着传统规范的制约，有着高度群体一致性的归属感；后者则是一种复杂而大型的个人取向型社会，里边进行着“陌生人”之间的互动，受着法律与正式制度的约束。依据滕尼斯的观点，共同体与社会是两个理想类型，即没有一个地方是完全的共同体或社会支配的关系。它们是虚拟的，极端的，是出于与事实世界相比较的目的而构想出来的。在共同体中，权威是传统性质的，所有的交往都完全是友好的，情感原则超过逻辑，这样的共同体从未存在过。在社会中，权威是以法律为基础的，人们总是为达到目的而生活，逻辑完全代替了情感，这样的社会也未存在过。所有的人类组织总是处在两种极端之间。深圳的“城中村”就是一种半社区半社会状态，是中国宏观社会里从社区向社会的一种过渡的社会空间模式。（２）　迪尔凯姆（１８５８－１９１７）机械团结社会与有机团结社会。机械团结是指在共同信仰和习惯、共同仪式和标志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联系，这是部族式乡村的特征；相反，有机团结则是现代社会特别是城市的特征，它是建立在相互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城市社会学视野分析马 航

【作者简介】

马航（１９７４－），女，德国

魏玛包豪斯大学建筑学院

博士。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３－０６【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１３２９

（２００７）０１－００２６－０７

【中图分类号】ＴＵ９８４【文献标识码】Ａ

27差别基础上依赖于复杂的劳动分工的联系。他论证了复杂劳动社会分工在不同部分的人口中造成了相互依存的关系，而在传统乡村部落社会只有最低限度的分工，同时人们彼此间是按照“集体意识”和传统来相互发生影响，社会组织是建立在机械结合的基础上。迪尔凯姆认为前者是“集体意识”基础上凝结起来的共同体，这种社会由于缺乏精细分工，人们分享着共同的经验与规范，以共同的模式进行着社会化，形成各种集体性共识并受其支配，而后者是复杂分工基础上联结起来的共同体，分工的深化强化着功能需求上的相互依赖，从而实现着社会的有机整合。１．２ 现代与传统的并存关系本来理论界以为现代化过程中，传统自然会

消失，可是，中国自１９７９年改革以来，随着现代化的推进，民间传统仪式、信仰、社会交往模式

却得以复兴。无论是经济人理念还是韦伯或吉尔茨（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式的文化观，都把“传统”看成是与“现代”格格不入的文化模式。经济人理念认为对理性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是全人类的共通点，相信只有西方“启蒙”以后才可能“抛弃传统”并发挥“理性”的潜能。文化范式的观点在表面上承认非西方社会固有传统的存在合理性，而在本质上却把它们当成没有变迁动力的“顽固历史残余”的文化体系。传统与现代化之间的复杂关系，引发了社会思想界对经济人和文化范式理论的重新思考。怀特（Ｍａｒｔｉｎ　Ｗｈｙｔｅ，１９９５）对中国家庭在改革开放以来经济转型中的推动作用的研究，证明在特定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形式可以起经济动力的作用，而不一定是与经济人理念相对抗的东西。笔者认为传统要素和现代要素共存是有可能的。在这种模式下，城中村是一种“大体系下的小社会”，“跨越两个世界的家庭和社区”（项飙，２０００）。在传统性与现代性、城市与乡村之间，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场所，让巨大的差异与冲突能够消融于逐渐的演变中，使这样的“巨变”与转型平稳与和缓。“亦村亦城，非村非城”的城中村就成为在传统村社与城市化、现代化的过渡之间的平台。通常地，具有弱“势能”特质的社会群体与文化是以自己的“小传统”为“桥梁”与中介，进入或者融化到具有强“势能”特质的“大传统”中去寻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空间的。由于村社共同体的组织化网络是农民社会生活中的诸多的“小传统”所依附的最重要的社会空间。与此相关，无论是杜赞奇（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Ｄｕａｒａ）在华北乡村研究中提出的“权力的文化网络”，或者是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差序格局”的解说；无论是庄孔韶在黄村追踪研究中提出的“类蛛网”式人际关系模式，还是阎云翔在人类学调查中提出的关系网络既是权力游戏，又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点（Ｄｕａｒａ，１９８８；　费孝通，１９８５；　庄孔韶，１９９９）。所有这些都共同表明，村社共同体是一个具有多重内容糅合在一起的复杂社会网络，由此形成了人们的“生活世界”，诸多的社会特点就依附在这个共同体组织的网络中。虽然，经过市场化与城市化的洗礼，村社共同体的组织化网络在渗透理性化精神的同时，它在农民社会生活中的“保护”与“束缚”功能也在趋向弱化，但它依然是群体成员

拥有，并可以借助的唯一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这

些应该成为城中村改造的前提和基础。

２ 城中村大规模改造的弊端及其危害中国的城市规划理论与方法，长期受到以形体规划为核心的西方现代主义城市规划理论思想的深刻影响。把城市发展看作是一种线性的进化，忽视城市的历史与现状。美国城市规划思想家芒福德（Ｌｅｗｉｓ　Ｍｕｍｆｏｒｄ，１９６１）对这种规划曾有过深刻的批判：“把城市的生活内容从属于城市的外表形式，这是典型的巴洛克思想方法。但是，它造成的经济上的耗费几乎与社会损失一样高昂。……大街必须笔直，不能转弯，也不能为了保护一所珍贵的古建筑或一棵稀有的古树而使大街的宽度稍稍减少几英尺”。

因此，在旧村更新的规划设计与管理中，许多规划人员往往对传统城市“功能与空间的混乱无序”持彻底否定态度，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追求“理性”的城市空间形态和统一的视觉

空间秩序等，主要表现在：第一，规划目标是理想的简单有序的终极状态，对现状的混乱无序多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第二，规划手段是统一设计、统一建设物质空间形态，并以此来控制未来的社会经济发展；第三，规划内容主要是一次性地大规模推倒重建，强调功能分区与用途纯化；第四，规划方法一般是“自上而下”的，较多地体现政府部门制定的任期目标，较少地反映地区现状以及来自社会与个人的实际需求。

大规模改造实际上是一种“不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它反映的是一种大工业时代的发展观和发展模式，这种模式主张用高积累、高消费来刺激经济增长，把经济增长视同于经济发展，并把经济增长当作人类社会发展的唯一目标，结果却使人类社会付出了资源枯竭、环境恶化、社会瓦解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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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２．１ 改造方法上的“简单化”天性

旧村改造与新区建设的一个明显的差别，就

是旧村改造需要面对较多的城市建设现状与复杂

的社会经济矛盾。旧村传统居住区往往具有复杂

的社会经济结构，这种结构是经过漫长的历史发

展逐渐形成的，为各种收入阶层的人提供了丰富

宜人的生活空间和就业机会。简单化的大规模改

造，不仅彻底破坏了这种结构，而且带来地价和

楼价上涨，导致大部分原有的低收入居民无法返

回，一些居民因此失去收入来源，而昔日繁华热

闹的街区也变得冷冷清清，很难再形成以往富有

活力的街区。长期以来，城市更新往往是用一些

新的发展、新的地区代替“老的、衰败的”地区，

这种简单的单向思维方式加上自上而下的城市规

划和管理体制，一直都主宰着我们的城市。西方

国家早期大规模拆建式的城市更新（二次大战到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早期）就是在这种思维模式下产生

的，最后的结果除了一些商业企业得益外，对于

绝大部分社会群体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

２．２ 加剧社会不公

深圳是一个特殊的城市，其特殊性最直观地

表现在人口结构中。在这个人口流动率极高的城

市，租赁市场的出租屋成为流动人员的首选之

居，有６３．７％的人通过租赁的方式来获取住房。

深圳租赁市场主要分为三类：政府提供周转房，

三级市场的商品房出租和城中村的出租屋。政府

直接为流动人员提供的周转房，仅占租赁市场的

０．８％，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房源以低廉的价格，针

对性地提供给公务员和户籍人口。城中村改造，

一方面使大量流动人员在还没有达到购房的基本

条件时就被迫离开城中村，而另一方面，市场却

没有建立相应的廉租房系统。福田区岗厦村现有

居住人口约６．８万人，经改造后，住宅建筑面积

占总建筑面积的比例为３４％，商业建筑的比例为

３０％，办公建筑为３３％，公共配套设施建筑为

３％，人口减少至７０００人。

２．３ 缺乏公众参与

公众参与是指在涉及公众利益的社会经济活

动中，公众应在享受法律保障的基本权利（平等

权，知晓权，处置权等）的基础上更广泛地行使

民主权力，它实际上是为了弥补市场机制不足而

出现的、在政府力量之外的另一种“非市场力量”。

由于大规模改造涉及较多居民和单位的切身

利益，因此，公众参与对大规模改造来说是非常

有意义的。但是，因为大规模改造涉及太多的利

益主体，许多利益难以协调，公众参与有时会导

致项目实施的推迟或者停滞，直接影响房地产开

发商的利润。因此，大规模改造中的公众参与是

非常有限的。显然，缺乏公众参与的大规模改造

项目，不能吸取各方的意见制定合理的改造方

案，不但会使许多原来居民的利益受到损害，也

往往不能使未来的新的使用者满意，因而，容易

产生严重的纠纷及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２．４ 规划设计上缺乏灵活性

由于大规模改造本身是一种一次性的大规模

推倒重建，按照同一时期设计风格统一建造，必然

缺乏历史底蕴和文化内涵，在空间上也单调乏味。

２．５ 导致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

雅各布斯（Ｊａｎｅ　Ｊａｃｏｂｓ，１９６１）称大规模改

造是一种“天生浪费的方式”。深圳城中村沉淀了

大量的社会资本，并且由于其房屋大都楼龄较短，

因此不管以何种形式拆除城中村，都意味着财富

的损失。即使按照成本价计算，城中村拆迁９０６万

ｍ２的建筑面积也将会带来９１亿元的社会财富损

失；如果按市场价计算损失则达到２７２亿元（表

１）。城中村里的住房不仅仍然可以供中低收入居

民居住，其中一些经过适当改造也能供一些高收

入者使用。在深圳流动人口目前仍面临住房紧缺

的情况下，大规模改造工程对这些普通住房采取

几乎全部拆除的方式，无疑是一种浪费。同时，大

规模改造还对城市整体环境产生消极影响，大规

模改造使一些当地村民和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搬

迁出去，拆除大量历史性的房屋和许多为中低收

入人口提供收入的小商业店铺，造成改造地段以

及周边地区中小商业萧条以及大量的失业人口。

３ 国外城市更新改造理论与实践的演变

及其启示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城市更新改造实践

大体上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即：清除贫民窟－邻

里重建－社区更新，指导城市更新实践的基本理

念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从主张进行目标单一、

内容狭窄的大规模改造的“现代主义”，逐渐转变

为主张进行目标广泛、内容丰富的人居环境建

设，实现“住区可持续发展”。

３．１ 二战后以大规模改造为特征的“城

市更新”运动

最初，为了解决战后紧迫的住房问题，各国

曾普遍开展了以大规模改造为主要特征的“城市

更新”运动。在当时国际建筑师协会（ＣＩＡＭ）倡

29导的“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指导下，西方各国政府都曾拟定雄心勃勃的城市重建计划，而且这些计划都以大规模改造为手段，主张对城市中心区进行大拆大改。例如伦敦、巴黎、慕尼黑、纽约、波士顿、费城等历史悠久的大都市，当时都曾在城市中心拆除大量被战争毁坏或者并未毁坏的老建筑，代之以各种标榜为“新”的“国际式”的高楼。然而，焕然一新的建筑与城市空间带给城市居民的却是一种单调乏味，缺乏历史感和人性的城市环境（Ｊａｃｏｂｓ，１９６１）。“城市美化运动”①后来被许多学者称为是对城市的“第二次破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称为第一次破坏）。大规模重建往往还与“清理贫民窟”结合在一起。一方面，“清理贫民窟”为政府实施大规模改造提供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另一方面，在许多沉醉在现代主义城市规划思想中的规划师眼中，凭借工业革命以来积累的财富和技术，按照“科学”规划进行的大规模改造将可以彻底解决工业时代产生的“贫民窟”这类社会问题。因此，许多城市政府都在城市更新中提出了“彻底消灭贫民窟”的口号，具体做法就是铲除贫民窟所在地区的物质环境，并将居民转移到政府统一建设的“样板住房”中，然后在贫民窟原来的位置安排能够提供高税收的项目，并吸引那些收入较高的居民在此居住。然而，由于产生贫民窟的根本原因——贫困与就业问题并未得到解决，因此，“清理贫民窟”并未取得真正的成功。“它只是（耗费巨资）把贫民窟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Ｊａｃｏｂｓ，１９６１）。３．２ 对清除贫民窟重建方式的思考

早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生与死》中，就对美国大城市“现代主义式”的改造模式发出质疑，认识到关于城市的观念会对于人们的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城市更新过程中一种规划理论与实践能提高城市的社会活力，而另一种理论与实践将会导致城市的死亡……”，她重新品评传统城市中所蕴涵的丰富内涵，对城市的多样化，人们在城市中交往的需求，邻里生活，贫民窟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

正如雅各布斯所指出的那样，大规模推土机式的清除贫民窟重建运动，其背后的思想基础是一种“现代主义式”的机械化思维模式，认为通过一种

新的、好的建筑形式和功能替代旧的、差的建筑

形式和功能，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物质手段，就

能解决城市中出现的诸如贫民住宅环境恶劣，居

住水平低下等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复杂的城

市问题不可能用单一的物质手段解决，它不可能

从根本上解决贫民窟普遍存在的失业和犯罪等社会问题，反而会由于思考问题的不全面、解决方式的简单化，引发出一系列始料未及的后果：（１）清除计划的运作，由于忽视对下层阶级利益的关注，受到来自三方面的批评。第一，许多地方政府在对待清除地区中的普通居民时，采取了高压和粗暴的强制性手段；第二，居民们对用来置换他们旧住宅的新住宅十分不满：过高的建筑、偏远的地点、额外的交通费用、低劣的建筑质量，这一切都不适应低收入家庭的需求；第三，新建的住宅由于不被相邻地区的人们接受，往往再次沦为贫民窟或威胁社会安全的空房。（２）人们越来越注意到许多被划到清除地区的旧城居住区的社区生活。那些社区已经存在很长时间，人们联系紧密，有着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但是这种社区生活和内在结构在清除计划中却被摧毁。“关注和维系原有社区”在以后的改造中一直是一个有着深远影响的论点。

（３）要避免清除计划对城市文化传统的破坏，因此，要保护原有历史建筑和城镇景观，节约有限的资源；要减少对自然环境和景观的破坏；……在这种背景下，人们开始认识到市中心区那些原先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保留价值，被认为是代表贫穷、阴暗生活的旧居民区的历史意义。

（４）这种清除贫民窟运动，表面上的目的是

以符合标准的优良住宅取代原有的破旧住宅，可实际上，清除计划受到房地产商欢迎的真实原因是无利可图的贫民窟住宅被拆除后，新建的低租金住宅数量很少，土地在等待新的投机机会，更

大的利润回报在后面。

３．３ 住区可持续发展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后，许多西方学者开始从不同角度对以大规模改造为主要形式的“城市更新”运动进行反思。其中最为著名的有芒福德、雅各布斯、达维多夫（Ｐａｕｌ　Ｄａｖｉｄｏｆｆ）、舒马赫（Ｅ．Ｆ．Ｓｃｈｕｍａｃｈｅｒ）、亚历山大（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等，他们从不同立场和学术角度指出了采用大规模计划和形体规划来处理城市的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来源：《福田区城中村改造研究报告》第一部分第７７页。表１　深圳城中村改造的经济损失

Tab.1 Pecuniary loss in city village renewal of shen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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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问题的致命缺陷。同时，他们几乎都对传统的

渐进式规划和小规模改建方式表示了极大关注。

芒福德反对那种追求“巨大”和“宏伟”的巴洛克

式的城市改造计划。他（１９６１）指出，“在过去的

三十年间，相当一部分的城市改革工作和纠正工

作——清除贫民窟，建立示范住房，城市建筑装

饰，郊区的扩大，‘城市更新’只是表面上换上一

种新的形式，实际上继续进行着同样无目的的集

中并破坏有机机能，结果又需治疗挽救”。他认为，

重建大城市必须改变大城市的基本经济模式，而

“城市最好的经济模式是，关心人和陶冶人”。

雅各布斯从社会经济学角度对大规模改造进

行了尖锐的批判。她指出：城市作为人类聚居的

产物，成千上万的人聚集在城市里。而这些人的

兴趣、能力、需求、财富甚至口味又都千差万别，

他们之间相互关联同时又不断地相互适应，结果

产生了错综复杂并且相互支持的城市功用，并形

成富有活力的丰富多彩的城市空间。她称这种复

杂性为城市的多样性，并说“多样性是城市的天

性”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ｉｓ　ｎａｔｕｒｅ　ｔｏ　ｂｉｇ　ｃｉｔｉｅｓ）。她认为，

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把城市多样性看作意外的、无

秩序和无规律可循的不良产物而主张摒弃的做

法，实际上是“反城市”（ａｎｔｉ－ｃｉｔｙ）的。这种规

划理论指导下的大规模改造计划因缺少弹性和选

择性，排斥中小商业，必然会对城市的多样性产

生破坏。她进一步认为，大规模改造计划还是一

种“天生浪费的方式”

（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ｌｙ　ｗａｓｔｅｆｕｌ　ｗａｙ），

并且还在更大的范围里造就了新的贫民窟。

亚历山大（１９６５）从心理学和行为学角度对大

规模改造进行了进一步的批判。他认为，城市复

杂的现状环境反映了人类行为以及深层次（如心

理、精神方面）的复杂需求，体现了城市的文化

价值。而大规模改造所用的统一形体规划（ｔｉｄｙ

ｃｉｔｙ　ｐｌａｎ）否定了城市文化价值，并将城市功能

彼此分离，因而是极其荒谬的。他强调，“有生命

的”

（ａｌｉｖｅ）建筑与城市设计应当去探索城市与人

类行为之间的这种复杂的深层次的联系（即建筑

的“模式语言”），而不是试图去清除这种联系。

理论界的反思无疑对处在困境中的西方旧城

更新实践产生了广泛影响，同时，可持续发展思

想和人居环境观念的兴起也促使了旧城更新理论

与实践的进一步演变。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开始，单

一内容与形式的、以开发商为主导的大规模改造

计划，逐渐被各种名目的中、小规模渐进式更新

计划所取代。一方面，城市更新的目标和内容更

加丰富，出现了各种新的形式。例如：美国的“社

区发展”计划（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欧洲的

“历史街区修复”（ｒｅｈａｂｉｌｌｉ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　ｓｉｔｅ），以

及“老建筑有选择的再利用”

（ａｄａｐｔｉｖｅ　ｒｅｕｓｅ），“社

区建筑”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ｅ），　“住户自建”

（ｓｅｌｆ－ｈｅｌｐ）等；另一方面，城市更新的规划理论

和方法也趋于多样化，出现了诸如厄斯金（Ｒａｌｐｈ

Ｅｒｓｋｉｎｅ）的参与式规划，布兰奇（Ｍｅｌｖｉｌｌｅ　Ｃ．　Ｂｒａｎｃｈ）

的连续性规划，林德布洛姆（Ｃｈａｒｌｅｓ　Ｅ．Ｌｉｄｂｌｏｍ）的

渐进式规划，以及近年来塞杰（Ｔｏｒｅ　Ｓａｇｅｒ）的联络

性规划等一系列新的规划概念和方法。

尽管各种规划理论和实践之间存在各种差

异，但是，它们都反对大规模的激进性改造，更

多地关注人与环境（包括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

社会人文环境）的平衡关系，并且更加注重规划

本身的灵活性和对环境的可适应性，同时，它们

都强调规划上的公众参与，关注政府、社区、个

人和开发商、工程师、社会经济学者之间形成高

效率的多边合作，以有效改善环境，创造就业机

会，促进邻里和睦为主要目标。

３．４ 启示

西方城市更新的理论和实践给深圳的城中村

改造带来许多深刻的启示，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点：

（１）人本主义复苏，城市更新开始更加注重

人的尺度和人的需要，强调居民和社区参与更新

过程的重要性，更新重点从对贫民窟的大规模清

除转向社区环境的综合整治，社区经济的复兴以

及居民参与下的社区邻里自建；

（２）文物保护意识增强，城市更新更加强调

对历史文化的保护，重视对现状环境的深入研究

和充分利用，主张保护环境中“好”的部分，更

新和整治“差”的部分；

（３）规划与设计从单纯的物质环境改造转向

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和物质环境改善规划相结合

的综合的人居环境发展规划，强调规划的过程和

规划的连续性，其主要内容是制订环境更新与发

展的政策纲领；

（４）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成为社会的共识。

今后的城市更新必然将更多地注重环境和资源的

保护，以及住房和社区的建设；

（５）城市更新的方式从大规模的以开发商为

主导的剧烈的推倒重建方式，转向小规模的、分

阶段的、主要由社区自己组织的谨慎渐进式改善。

４ 深圳城中村改造的基本原则

４．１ 改造的整体性

城市是一个协调统一的整体，旧村居住区更

新应当注重保持城市的“整体性”，也就是说，要

研究更新地段及其周围地区的城市格局和文脉特

31征，在更新过程中遵循城市发展的历史规律，保持该地区城市肌理的相对完整性。４．２ 改造的自发性主张“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城市规划方法相结合，维护弱势群体的权益，鼓励各种类型的居民参与，以便充分调动居民和单位的积极性，从居民的现实需求出发来制定更新规划。社区保护，特别是对低收入社区的保护，以及居民参与下的环境改善，自１９７０年代末开始成为各

方面普遍接受的新战略。政府对旧住宅改善的经济补贴增加，一方面用于补贴更新地区的低收入居民，一方面用于组织居民和社区的参与。社会学家特纳（Ｊｏｈｎ　Ｆ．Ｃ．Ｔｕｒｎｅｒ，１９７２）指出：“一旦居民掌握了主要的决策权并且可以自由地对住房的设计、营造维护与管理等程序以及生活环境作出贡献时，则不但型塑而且激发了个体和社会全体的潜能。相反地，如果人们对居住过程的关键决策缺乏控制力与责任感，则居住环境可能变成个人价值实现的障碍和经济上的负担”。对建筑师、规划师或其他专业人士而言，应努力利用自己的技术与知识，协助居民解决自身环境存在的问题，成为“促成者”和“教育者”，而不是以往站在高处施舍专业智慧的“传教者”与“供应者”。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应该促成居民参与的发生而不加以阻止，应提供相应的立法上

的保证，成为居民的支持者与帮助者，而不仅仅是管理者。对居民而言，应该接受营造环境的“责

任”，从消极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积极的“自愿行动者”。对每个参加者而言，社区合作的理念意味着和其他参与者一起发展出“创造性的合作伙伴”关系，共同为营造良好社区作出努力。４．３ 改造的延续性旧村居住区改造是在历史积淀而成的城市现状基础上延续进行的，因此，它不可能脱离城市的历史和现状。更新的规划设计应当尊重历史和现状，了解该地区物质环境的主要问题及其与地区的社会、经济和城市管理等方面的关系，同时尊重居民的生活习俗，继承城市历史留存下来的有形和无形的各类资源和财富。新旧及多层次居民交融的多样的居住文化应该而且必须共存，这样不仅可以减缓“隔离”现象，构成丰富多彩的居住社区，还能够保护城市总体的文化个性。４．４ 改造的经济性深圳全市城中村的建筑总量超过了１．５亿ｍ２②，城中村建筑总量巨大，投资量巨大是改造城中村最棘手的问题。应区分不同质量的房屋，采用不同的更新方式，尽可能减少更新对城市现有的社会

经济生活的破坏。在经济方面，改造力求不过分提

高被更新住宅单元的面积和设施标准，使这里的

住宅仍适合于单身居民、年轻人、外来流动人口的居住和经济支付能力，并通过租金封顶的政策使原有居民在改造后能够继续住在这里，减少搬迁和房租提高对居民产生的压力。改造还力求保留原有的商业和其他经济活动，以增加就业。４．５ 改造的人文尺度

各种社会层次的多样化居民混合居住在城市里，构成了丰富多彩的街区，它与现代城市规划体制中设计出的功能分区明确、彼此戒备森严的“小区”有着本质的区别，它是保持城市多样性的根本基础，是城市生活的基础。

（１）小尺度街区可以增加居民室外活动场地的数量和面积，增加人们交往的机会；

（２）不同年代建筑的共存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经济能力居民的需要，对城市旧建筑的再利用也

是节省资源、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措施；（３）人口的集聚（一定密集度的人群）可以使城市的各种公用设施充分发挥作用，增加城市的舒适性，减少由于居住和工作地点距离过远给社会资源造成的浪费。

５ 结论

农民在以自己的“小传统”进入与融入“大传统”的格局中，具有许多不同的形式，既有“碎片化”传统资源的开发与利用，例如大量流动农民工进入城市往往都与亲缘、地缘关系网络相联

系，同样还有整个共同体网络资源的借助与利

用，即许多村庄的非农化过程中传统村社组织的

大量本土资源的作用，深圳的城中村属于后者。深圳城中村是城市化过程中形成的一个独特社区与共同体组织，在政府的政策层面上，应该制订系统的规范体系，使社会与“城中村”积极互动，从而实现政府公共管理成本的节约与“城中村”共同体利益的保护的共存，实现社会与共同体的协调发展。对于漫长历史自然演化而来的“城中村”共同体，特别地，当各种民间利益与民间权益依附在这种共同体组织网络中，当共同体的场域内在地包含着社会发展与人类进化的许多

动力与资源时，只有善加利用这些动力与资源，

让这些具有民间性质的社会资源与发展动力在最

大限度发挥作用的过程中融入到社会发展与秩序的实现之中，这种发展思路才是政府与民间能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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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积极互动的最佳选择。

（本文摘自作者博士论文《“Ｖｉｌｌａｇｅｓ”　ｉｎ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Ｐｅｒｓｉｓｔ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Ｏｌ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ｙｓｔｅｍ　ｉｎ　ａｎ　Ｅｍｅｒｇｉｎｇ　Ｍｅｇａ　Ｃｉｔｙ》，感谢德国魏玛包

豪斯大学欧洲都市研究所主任Ｄｉｅｔｅｒ　Ｈａｓｓｅｎｐｆｌｕｇ　教

授、深圳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陈燕萍教授对

本文的指导。）

注释（Ｎｏｔｅｓ）

①　城市美化运动开始于１８９３年芝加哥的哥伦比

亚展览会，它的目的是建立城市标志性建筑。

一些建造系统林荫大道的宏大计划被制定出

来，但大部分却没有任何结果。这个运动真

正产生的结果是仿照芝加哥展览会的中心标

志物，一个又一个城市建造了市中心，或文

化中心。但这些中心建筑并不成功。

②　来源：《福田区城中村改造研究报告》第一部分

第７２页。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费孝通．乡土中国［Ｍ］．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１９８５．

２　折晓叶，陈婴婴．村庄的再造：一个“超级村庄”

的社会变迁［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７．

３　项飙．跨越边界的社区：北京“浙江村”的生活

史［Ｍ］．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０．

４　庄孔韶．银翅——中国的地方社会与文化变迁［Ｍ］．

北京三联书店，１９９９．

５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Ｃｈｒｉｓｔｏｐｈｅｒ．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ｓ　ｎｏｔ　ａ　Ｔｒｅｅ［Ｊ］．

Ａｒｃｈｉｔｅｃｔｕｒａｌ　Ｆｏｒｕｍ，１９６５，１２２（１，２）．

６ Ｄｕｒｋｈｅｉｍ　Ｅｍｉｌｅ．　Ｔｈｅ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ｉｎ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

Ｎｅｗ　Ｙｏｒｋ：　Ｔｈｅ　Ｆｒｅｅ　Ｐｒｅｓｓ，１９６４．

７ Ｔｏｅｎｎｉｅｓ　Ｆｅｒｄｉｎ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Ｍ］．

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４．

８ Ｊａｃｏｂｓ　Ｊａｎｅ．　Ｔｈｅ　Ｄｅａｔｈ　ａｎｄ　Ｌｉｆｅ　ｏｆ　Ｇｒｅａｔ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Ｃｉｔｉｅｓ［Ｍ］．　Ｅｎｇｌａｎｄ：　Ｐｅｎｇｕｉｎ　Ｂｏｏｋｓ　Ｌｔｄ，１９６１．

９ Ｔｕｒｎｅｒ　Ｊｏｈｎ　Ｆ　Ｃ．　Ｆｒｅｅｄｏｍ　ｔｏ　Ｂｕｉｌｄ：　Ｄｗｅｌｌｅｒ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ｏｆ　Ｈｏｕｓｉｎｇ

Ｐｒｏｃｅｓｓ［Ｍ］．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　１９７２．

１０　Ｍｕｍｆｏｒｄ　Ｌｅｗｉｓ．　Ｔｈｅ　Ｃｉｔｙ　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ｙ，Ｉｔｓ　Ｏｒｉｇｉｎｓ，Ｉｔｓ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Ｐｒｏｓｐｅｃｔｓ［Ｍ］．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

Ｂｒａｃｅ　＆　Ｗｏｒｌｄ，　Ｉｎｃ，　１９６１．

１１　Ｗｈｙｔｅ　Ｍａｒｔｉｎ．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ｏｏ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Ｊ］．Ｔｈｅ　Ｃｈｉｎａ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１９９５，１４４．

１２　Ｄｕａｒａ　Ｐｒａｓｅｎｊｉ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ａｔｅ　Ｒｕｒａｌ

Ｎｏｒｔｈ　Ｃｈｉｎａ，　１９００－１９４２［Ｍ］．　Ｓｔａｎｄ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

指的“道”。

刘立夫认为［３］，《易传》和道家实属两个不

同解释系统。道家是史官文化系统，而《易

传》是对上古筮占的解释系统，《易传》和道

家哲学在寻求终极性的形而上学根源时，却

不约而同地运用了类似的思想方法，即在形

而上的“道”论中走到了一起。

④　据史料记载，夏启立国之后至桀约４５０年间，

曾七次迁都。成汤至盘庚五迁其都（《中国历

史地图集》中的“商时期全图”，图中所标及

图下所注为：“商代都城曾有七次迁徙”）。夏

商时期的频繁迁都，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

社会背景。其中主要是政治、经济因素。但尚

不能确定为夏代都城未筑城垣的主要原因，

只能说是因素之一。

⑤　虽然其宫城内的建筑遗址表明，其朝向大多为

南偏西，与夏代晚期二里头宫殿遗址的南偏

东朝向不同，但基本上是坐北朝南。贺业矩认

为，偃师商城南垣已毁，从干道布局推测，也

许南面只有一门，与北门相对应［５］。现有考古

实测平面表明，南垣濒临洛河，未曾设门。

⑥　杨宝成（２００２）认为，中国早期的都城，脱胎

于原始社会末期的大型聚落和城堡。偃师二

里头、偃师商城、郑州商城以及安阳殷墟等都

城遗址的文化遗存分布都有其共同规律：宫

殿和宗庙是都城建筑的中心，围绕这一中心

分布有各类居住地、手工作坊以及大量墓葬。

乙组是宫殿宗庙建筑遗迹的主要部分，大部

分建筑基址东西向排列（１６座），门向南，少数

基址南北向排列（４座），门向东或向西。

参考文献（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１　汤一介．再论创建中国解释学问题［Ｊ］．中国社会

科学，２０００，（１），８３－９０．

２　罗勋章．三《易》首卦与夏商周三代的文化精

神［Ｊ］．周易研究，１９９９，（１）．

３　刘立夫．《易传》与道家哲学的可通约性［Ｊ］．周

易研究，２００４，（６）．

４　刘叙杰．中国古代建筑史（第一卷）［Ｍ］．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５　贺业矩．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史［Ｍ］．北京：中国

建筑工业出版社，２００３．

６　杨宝成．殷墟文化研究［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

社，２００２．

７　朱彦民．殷墟都城探论［Ｍ］．天津：南开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９．

（上接第２５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