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孙海洋1,刘龙洲2
(1.湖南大学人文系,湖南长沙410082;2.湘潭工学院党委宣传部,湖南湘潭411201)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的时期。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
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ersonName w:st="on" ProductID="诸">诸君何为入我巾军中?’”“张季鹰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 不为身后名邪?答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张翰后来当齐王东曹椽,见东风起,即思念家乡吴中的菰菜羹和胪鱼脍,说:“人生贵在适意耳,何能羁官 数千里以要名爵?”于是挂冠而归。 放纵是追求自适在生活上的表现,而魏晋人的清谈则是一种审美活动。《世说·文学》载:“裴散骑娶王太尉女。婚后三日,诸婿大会,当时名士,王、裴子弟悉集。郭子玄在坐,挑与裴谈。子玄才甚丰赡,始数交未快,郭陈张甚盛,裴徐理前语,理致甚微,四坐咨嗟称快。”听众“咨嗟称快”,并不是因为谈论多么高妙深奥,而是因为谈论者才华丰茂,辩诘精彩,辞采华赡,使人觉得妙不可言,有一种美的享受。又支道林、许询等人在会稽王斋头开讲,“支为法师,许为都讲。支通一义,四座莫不厌心。许送一难,众人莫不舞。但共嗟咏二家之美,不辩其理之所在”(同上)。支许二人都通佛理,二人主讲,定然掺杂许多佛理,在座众人未必都懂,但反应却那么强烈,主要还是两人的口才、文辞吸引了他们。又:“谢镇西少时,闻殷浩能清言,故往造之。殷未有所通,为谢标榜诸义,作数百语,既有佳致,兼辞条丰蔚,甚足以动心骇听。谢注神倾意,不觉流汗交面”。支道林为王羲之谈《庄子·逍遥游》,也是“才藻新奇,花烂映发”,使得王羲之“披襟解带,留连不已”。谈者、听者都是在追求一种情趣,从清谈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愉悦和感情上的满足。因而当时之人乐此不疲,有的人甚至不顾性命,沉迷其中,《世说·文学》载:“卫王介始渡江,见王大将军,因夜坐,大将军命谢幼舆。王介见谢,甚说之,都不复顾王,遂达旦微言。王永夕不得豫。王介体素羸,恒为母所禁。尔夕忽极,于此病笃,遂不起。” 适意,作为魏晋士大夫所追求的人生理想,是那个充满忧患,充满不和谐的时代的产物。士人们从儒家思想束缚中挣脱出来后,其兴趣由外界转向内心,由社会转向个人,自我意识觉醒,并日益增强,从而追求适意这一审美理想。这一审美理想的出现,并得到自觉的认可,表明魏晋人对宇宙人生的认识、对自身的认识都达到了一 定的哲学高度。 二从注重德行到重视人体自身的美 人物品评肇自东汉后期,其时,士人与宦官斗争激烈,一些士人退居乡野,批评朝政,指斥阉竖,臧否人物,形成风气。当时品评人物的内容主要是朝廷官员或士人的品行、才能、政绩等,这在《世说》的《言语》、《赏誉》、《德行》诸篇中多有记载。如《德行篇》说陈蕃“言为士则,行为世范,登车揽辔,有澄清天下之志”。说李膺“风格秀整,高自标持,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又记管宁、华歆一起在园中锄地,“见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人们遂以此定优劣。又《识鉴篇》载乔玄评曹操是“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汉末人也注重人的外表风度,但往往将外表风度与德行相联系,《德行篇》评李膺“风格秀整”,就是与其“欲以天下名教是非为己任”的政治抱负相关联的。诗人徐干说:“夫容貌 者,人之符表也。符表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义存,仁义存故盛德著,盛德著故可以为法象,斯谓之君子矣。……(君子)故立必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规,折旋中矩,视不离乎结绘之间,言不越乎表著之位。声气可范,精神可爱,俯仰可宗,揖让可贵,述作有方,动静有常,帅礼不荒,故为万夫之望也。”[1]认为仪表是德行情操的外在表现,以合符儒家礼仪为美。徐干是建安七子之一,但他的思想显然属于前代。建安人多尚通脱,不十分注重容止,故《世说·容止篇》很少有建安及建安以前人的事迹,但也有部分建安人开始注意到个人容止,《容止》载:“魏武将见匈奴使,自以形陋,不足雄远国,使崔王圭季代,帝自捉刀立床头。既毕,令间谍问曰:‘魏王何如?’匈奴使答曰:‘魏王雅望非常,然床头捉刀人,此乃英雄也。’魏武闻之,追杀此使。”至魏晋之际,士人们就非常注重外貌举止了,人们也多所品评,而且审美标准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曹操认为自己长得不高大,不雄壮,不足以雄远国,所以让人顶替来接见外国使节。而魏末西晋,人们更欣赏人物面容的整丽和闲雅的风度。《世说·容止》云:“何平叔美姿仪,面至白,魏明帝疑其傅粉。正夏月,与热汤饼,既口敢,大汗出,以朱衣自拭。色转皎然。”面如傅粉,肤色皎然,当时被认为是“美姿仪”。这是一种柔弱之美,时人就以这种柔弱的女性美为尚。《容止篇》所写的其他美男子也多属此类。如“魏明帝使后弟毛曾与夏侯玄共坐,时人谓‘蒹葭倚玉树’”。“蒹葭”、“玉树”都属柔弱之美。又说:“王夷甫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恒捉白玉麈尾,与手都无分别。”又谓“潘岳妙有姿容,好神情”。当时所称颂的美男子多为奶油小生一类,可见时人对人物的审美观多少有些病态。 南渡以后,审美风尚又有所改变,名士们从南渡初的放纵逐渐转向追求宁静、闲适,追求一种潇洒的风神,开始注重人的气质、风貌,尤其注意人的所谓“神韵”。《容止篇》载:“时人目王右军:‘飘如游云,矫若惊龙。’”此语本指王羲之的字非常潇洒,但同时也指其人。《赏誉篇》“殷中军道王右军”条刘孝标注引《文章志》就说:“羲之高爽有风气,不类常流也。”《赏誉》又载:“王子敬语谢公:‘公故潇洒。’谢曰:‘身不潇洒。君道心最得,身正自调畅。’”“调畅”即风神潇洒之意。刘注引《续晋阳秋》曰:“安弘雅有气,风神调畅。”王献之称赞谢安真正潇洒,谢安则回赞王献之养身得道,风神调畅。“风神调畅”,这是当时对人的很高的赞赏,潇洒主要是指外在风姿的美,举止的闲雅。而“风神”则涉及人的内在精神。当时对人物美的最高评价“神朗”,“神朗”既包含气质的清爽,更有内在精神的明澈。如《赏鉴篇》中,王戎称赞王衍“如瑶林琼树,自然是风尘外物”。王衍则赞裴楷“精明朗然,笼盖人上”。支道林外貌本不佳,但王羲之却赞叹他“器朗神隽”。是知东晋士大夫对人物的审美多注重精神。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它最能反映人的内在精神气质。早在西晋,就有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容止》载:“裴令公(楷)有隽容姿,一旦有疾至困,惠帝使王夷甫往看。裴方向壁卧,闻王至,强回视之。王出语曰:‘双目闪闪,若岩下电,精神挺劲,体中故有小恶。’”裴楷病得本来不轻,连翻身都很困难,只是勉强回头见客,王衍却从他闪闪有神的目光中看出他得的不是 什么大病。东晋人更精于通过眼睛来品评人物的风貌,《容止篇》亦多有记载:如“王右军见杜弘治,叹曰:‘面如凝脂,眼如点漆,此神仙中人’”。又“谢公云:‘见林公(支道林)双眼黯黯明黑。孙兴公见林公:‘棱棱露其爽’”。“眼如点漆”、‘黯黯明黑”,这在黄眼睛的中国男子中确实很特别,这种眼睛显得很聪慧、有精神,所以受到赞美。裴楷又说“王安丰眼如岩下电”(同上),则这又与裴楷本人一样,属于目光锐利的那一种,其内在精神自不待言。 东晋士大夫品人更多地是将才貌、才情与内在精神结合起来,推崇神明与风姿相统一的人格美。《世说·言语》“周仆射雍容好仪容”条刘注引《晋纪》曰:“伯仁仪容弘伟,善于イ免仰应答,精神足以荫映数人。”《世说·赏誉》又载:“(张)天锡见其(王弥)风神清会,言话如流,陈说古今,无不贯悉,又语人物氏族,中来皆有证据,天锡雅服。”《容止篇》所说王衍容貌整丽,妙于谈玄,手与麈尾的白玉柄一样洁白等等,都是将才情、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品赏。人们评刘伶也说他“身长六尺,貌甚丑陋,而悠悠忽忽,土木形骸”(同上),是说他外貌既丑,精神又萎顿,简直是土木形骸。又说庾子嵩“长不满七尺,腰带十围,颓然自放”。既矮又粗胖,且精神萧散。对二人的评价也是外貌与精神结合起来的。晋人开始以人自身的形体为审美对象,这是人的觉醒的直接产物。这一时期对人体的审美又经历了从单纯的重外貌的整丽,到重视风度气质和内在精神,再到追求内外统一的人格美的过程,进步之速,发展之快,是中国古代其他历史时代所不及的,只有在多元化文化的魏 晋时代才有这种可能。 三从崇尚“自然”到关注自然,到欣赏大自然之美 魏晋时期,社会动乱,政治黑暗,老庄思想也乘儒学衰微之机而迅速扩大其影响,一些士大夫开始习老庄,崇尚自然。后汉郭林宗云:“天下所废,不可支也。……虽在原陆,犹恐沧海横流,吾其鱼也。况可冒冲风而乘奔波乎!未若岩岫颐神,娱心彭老,优哉游哉!聊以卒岁。”[2]据《太平御览》卷602页引《抱朴子》说,蔡邕曾到江东,回来后,“诸儒觉其谈论更远”。所谓“更远”,是说他谈论义理有些玄远。建安时的曹丕也开始谈及道家的淡泊、无为、自然等,只是还不集中。正始时期,玄风大畅,开始是洛阳有何晏、王弼等一批名士聚党而清谈,正始中期,以阮籍、嵇康为首的“竹林七贤”又形成了一个清谈群体。阮、嵇为反抗名教而公开标榜“自然”,提出要“越名教而任自然”。追求一种自由自在、闲适愉悦、与自然相亲、心与道冥的理想人生。并且投身自然,优游山林。于是,在他们的笔下出现了对大自然的描写和赞颂,阮籍《咏怀诗》云:“登高远望,周览八隅。山川悠邈,长路乖殊。感彼墨子,怀此杨朱。抱影鹄立,企首踟蹰。仰瞻翔鸟,俯视游鱼。丹林云霏,绿叶风舒。”[3]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大自然的欣爱之情。正始以后,人们进一步意识到大自然之美,左思《归隐诗》言:“非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自然山水开始成为人 们的审美对象,名士们优游于青山秀水之中,品赏大自然之美,石崇《金谷诗叙》述说道:“有别庐在河南县界金谷涧中,去城十里,或高或下,有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 欢欣之物备矣。”[4] 西晋人对自然山水的依恋还只是出于一种发自内心的喜爱之情,而东晋士大夫对山水的喜爱则已正式进入美学的层次了。东晋偏安江南,名士多聚居于风光秀丽的会稽,江南秀美的山水进一步培养了他们的山水审美情趣。东晋名士之于山水,首先是审美娱乐的需要,其次是藉山水以悟道。《世说·言语》载:“顾长康从会稽还。人问山川之美,顾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林萦笼其上,若云兴霞蔚。’”又载:“王子敬云:‘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若秋冬之际,尤难忘怀。’”又“简文入华林园,顾谓左右曰:‘会心处,不必在远。翳然林木,便自有濠、濮间想也。觉鸟兽禽鱼,自来亲人’”。这表明,士大夫们已经在自觉地以审美的眼光观照自然山水,从中获得美的享受,并在审美活动中领悟茫茫宇宙万物混一,本无区别的哲理,达到主客体相统一,人与大自然合一的境界,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正是这一境界的具体写照。 自然山水成为人的自觉的审美对象后,又进一步使主体积累了审美经验,使人们对山水的审美不断向纵深发展。首先是寄情山水,观赏山水日益成为东晋名士一项重要的审美活动。他们安排活动往往选一风和日丽的日子,选一优美的处所进行。《容止篇》载:“庾太尉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殷浩、王胡之之徒登南楼理咏。”王羲之、谢安、许询等人则经常在山阴集会,据王羲之《临河序》载,永和九年暮春之初,他们选择了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清流激湍的山阴兰亭相聚修禊,饮酒赋诗。和尚们也不例外,据《晋诗》卷二十庐山诸道人《游石门诗并序》载,隆安四年仲春释法师与三十多名僧徒专门游览庐山石门风光。当时人甚至认为只有喜爱山水,懂得品赏山水之美的人才能作文。《赏誉篇》载:“孙兴公(绰)为庾公参军,共游白石山。 其次,人们对自然山水的审美和描绘逐渐由形入神,从以貌写貌到捕捉、描写和品味自然山水的神韵。自然山水在建安时代及其以前人的笔下多为抒情表意的凭借物,即使曹操著名的《观沧海》也是如此。至东晋前期,人们开始注意自然山水,描山绘水的作品不少,但写法比较粗糙,如潘岳《金谷集作诗》写金谷之景:“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木卑。灵圃繁石榴,茂林列芳梨。”[5]罗列景物层层铺写,虽词采华丽,但画面凝重,缺少生气。东晋前期的山水文学略有进步,景物描写较有生气,画面较活泼,如谢万《兰亭诗》:“肆眺崇阿,寓目高林。青萝翳岫,修竹冠岑。谷流清响, 条鼓鸣音。”[6]景物明丽,但乏灵气,没有什么意境。当时的人多从览观大自然中去悟理,以止水之心,宁静之态去观照客体,主体与客体保持着距离,缺乏感情上的 交流。 东晋后期,人们开始注意到自然山水的神韵并品赏其神韵美。神韵是我国古典美学中一个特殊的审美范畴,它的出现,与佛教很有关系。佛教贵神贱形,慧远《沙门不敬王者论》云:“夫神者何邪?精极而为灵者也。……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数有粗精,故其性各异。智有明暗,故其理不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7]认为“神”是很精妙的东西,但是客观存在的,是万物之灵而寄寓于万物,它化自情感而又是情感的根本。对万物之“神”,画家们最先感受到,《世说·巧艺》云:“顾长康画裴叔则,颊上益三毛。人问其故,顾曰:‘裴楷隽朗有识具,正此是其识具,看画者寻之,定觉益三毛如有神明,殊胜未安时。’”又:“顾长康画谢幼舆在岩石里,人问其故。顾曰:‘谢云:一丘一壑,自谓过之。此子宜置丘壑中。’”人物脸上加画三根毛,就显得有识度。而这识度又是人物之“神”;谢鲲飘逸,喜好山水,飘逸这种风神很难通过画人物肢体或面部表情来表现,于是将人物置之丘壑之中,通过环境衬托出来。晋宋之际的画家宗炳则正式从理论上阐述了审美意义上的“神”,其《画山水序》说:“夫以应目会心为理者,类之成巧,则目亦同应,心亦俱会。应会感神,神超理得,虽复虚求幽岩,何以加焉。又神本无端,栖形感类,理入影迹,诚能妙写,亦诚尽矣”[8]。“神”看不见,摸不着,但随处都在,只要会心应目,理入影迹,就可妙写。也就是主张主体与客体相契合,进行感情上的交流,观察山水时移神于山水,这样,山水也就有了灵气———神韵。因此,他说:“山水质而有趣灵。”正如清人王夫之所说的:“烟云泉石,花鸟苔林,金铺锦帐,寓意则灵。”[9]宗炳虽然对神韵问题作了理论上的阐述,但他在创作上仍是主张“以形写形,以色貌色”。而诗人们却能领会大自然的神韵,陶渊明写山水田园,以意会形,写形传神,常常情景交融,气韵生动:“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巅。”(《归园田居》)“鸟弄欢新节,冷风送余善。寒竹被荒蹊,地为罕人远。”(《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饮酒》)等[10],都意境幽远,韵味深长。对自然山水的神韵,精于佛学的谢灵运认识和感受得更具体、更确切。谢氏写山水景物多形似,但开始朝物我交融方向发展,他往往以欣喜之情,佛学的眼光去观察、看待山水草木,极力体味自然山水所含的美质,因而其笔下的自然山水富有灵气和禅佛意境,如:“白云抱幽石,绿波媚清涟。”(《过始宁别墅》)“春晚绿野秀,岩高白云屯。”(《入彭蠡湖口》)“芰荷迭映蔚,蒲稗相因依。”(《石壁精舍还湖中作》)[11]水云竹石、芰荷蒲稗仿佛都具有生命、情感。诗人把握了自然景物的生命状态,故能传达出景物的神韵,景物 也就具有神思韵味,具有浓郁的意境。 《世说新语》所展示的魏晋审美风尚远非上述三个方面,但窥一斑可见全豹,从上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由于儒家经学束缚的解除和老庄、佛教思想的影响,在魏晋名士这个特殊文化群体的积极推动下,社会审美风尚急速变迁,不断由低层次向高层次,向深层次,向高雅,向内在情感和内在精神演进。这种高雅的情趣成了后世士大夫一种主要的审美情趣,其审美思想如对神韵的推崇等对后世美学和诗歌创作产 生了重要的影响。 参考文献:[1]徐干.中论·法象[Ｍ].北京:中华书局,1989. [2]晋葛洪.抱朴子·外篇·正郭[Ｍ].北京:中华书局,1979. [3]逯钦立.魏诗(卷十)[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 [4]丁福保.全晋文(卷三三)[Ｍ].北京:中华书局,1958. [5]逯钦立.晋诗(卷五)[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 [6]逮钦立.晋诗(卷十四)[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 [7]梁僧佑.弘明集(卷十二)[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8]丁福保.全晋文(卷二十)[Ｍ].北京:中华书局,1958. [9]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篇[Ａ].王夫之.船山全书:第十五册[Ｃ].长沙:岳麓 书社,1996. [10]逯钦立.晋诗(卷十七)[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11]逯钦立.宋诗(卷二、卷 三)[Ｍ].北京:中华书局,1983.6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两朝审美风尚的变迁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中国历史上的魏晋时代，是一个政权更迭，战乱频仍的乱世，可思想却是高度的自由开放。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 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范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刘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魏晋风度，一般理解为当时的名士风度，实际上指的是在中国魏晋时代产生的一种人格精神与生活方式的统一体。包括哲学思辨、人格境界、文学创作、审美追求等方面。从时间上来说，指的是三国时的魏(公元220-265年)至两晋年代(公元265-420年),再到刘宋时代以士族名士为主体的生命体验，它以七林七贤中阮籍嵇康和晋宋时期诗人陶渊明为代表人物。 今天我们就来与大家一起讨论一下什么是魏晋风度，以及它的现代人生意义问题。主要谈两个问题:一、魏晋风度的形成背景；二、魏晋风度的表现形式。 谈到魏晋风度，不能不与当时兴起的士族阶层相联系。士族，或者叫做世族是东汉末年兴起的世家大族，他们垄断做官的权力，有着自己的政治特权与庄园经济，可以与皇权平分秋色，比如东晋时就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在中国历史上，唯一可以与皇权分庭抗礼的，就是魏晋南北朝年代的士族阶层。魏晋风度的名士大部分是世家大族的人物，比如王谢家族，他们既是政治与经济上的大族，也是文化的大族，谢氏是诗歌家族，王氏是书法大族。所以魏晋风度既是名士的精神贵族的产物，也是凭借经济与政治上的特权而形成的。 东汉末年，社会陷入了空前的战乱之中，南北分裂，生灵涂炭，老庄人生无常，企求解脱的学说走进人们的心灵之中。王瑶先生在《中古文学史论集》中曾指出，感叹人生无常是汉魏以来文学的主旋律。这种时代情绪又因了当时文化的主体士族的崛起形成为特定的思想体系。当时，对人生苦难的解脱，对逍遥境界的寻求，成了魏晋以来人生哲学的重大课题。当时，围绕着这一主题，各种人生哲学纷纷出现。比较有代表性的，有这么几种:一、以阮籍为代表的逍遥论。二、以嵇康为代表的养生论。三、以《列子·杨朱篇》为代表的纵欲论。此外，还有何晏、王弼的无为论，向秀、郭象的安命论等等。魏晋以后逐渐兴盛的佛教，则是从宗教麻痹的角度，来解释人生问题的。 这几种人生哲学虽然旨趣不同，角度各异，但都是探讨如何解脱苦难，实现人生价值的。正像著名学者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与文学理论》一文中所说的那样:“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来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这种生命精神在《世说新语》这部记载名士轶事的笔记小品中有着生动的表现。收入这部笔记中的大都是汉末以来名士冲决礼法，率真自得，狂诞任放的轶事。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追求，这就是抛弃了传统儒家哲学中过于拘执的一些道德说教，而以自己的生命意志来支配行为，通过偶发性的情节来组织行为，形成创作。最典型的则是王羲之的儿子王徽之雪夜访戴的轶事: 王子猷居山阴，夜大雪，眠觉，开室，命酌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咏左思《招隐诗》，忽忆戴安道。时戴在剡，即便乘小船就之，经宿方至。造门不前而返。人问其故，王曰:“吾本乘兴而行，兴尽而返，何必见戴？”(《任诞》) 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一) 进入90年代以来，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进行的制度性改革，不仅造就了整个中国文化领域的广泛的结构性变异，同时，它也在中国人精神生活的内部，产生了相应的深刻变动，不断促成了广大民众在精神取向和价值观念等方面的迅速变更，进而形成了整个中国社会在文化层面上的精神分化与重组。这其中，也包括了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从总的方面来看，90年代、尤其是最近几年间，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异呈现出由统一向分化、由教化模式向消费模式、由社会活动向个人娱乐、由自发向自觉的转换，从而形成了整个社会审美风尚的大的改变。 一、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现状 需要指出的是，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在它发生、发展的具体过程中，潜在着一种相当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即在放弃"政治──道德一体化"的文化价值理想的前提下，充分张扬大众意志的生活享受权利及其现实表现形式，在日常生活活动中追求个人基本生活利益的直接满足。很显然，这种意识形态立场的出现，是与90年代中国社会的整体结构变革和文化发展趋势联系在一起的。由于90年代中国社会本身处在一种不断趋近于以经济活动为中心的结构调整过程之中，由于整个社会的文化价值结构开始充分体现出"经济──商业"的利益主导 性，所以，对于90年代的中国社会和普通大众来说，把现实活动的基本目标落实到物质生活积累和占有的过程中，落实到直接具体的日常享受之上，便是一个应和了现实社会与文化的基本结构且又非常实际的价值前景。它表明，在整个90年代中国社会中，"以经济为中心"既是一个十分诱人的社会政治纲领，同时，在现实活动层面上，它也是中国大众的具体生活信念和价值坐标，是引导人们自觉地进行生活改造和提高的基本力量。 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的变革，正是在这样一种潜在的意识形态立场上展开的。如果说，一个时代的社会审美风尚总是体现了这个时代基本的文化存在状况及其价值取向，那么，90年代中国社会的审美风尚正体现了在经济利益的强力驱动下，中国大众对自身生活的一种新的、自觉的要求。这一要求的根本之处，便在于它充分强调了现实生活满足的必要性和绝对性，强调了通过物质占有和消费实现大众生活享受的直接可能性。由此，我们可以发现，一种弥漫于整个社会进程之上的生活"审美化"图景，已经非常具体地再现了90年代中国社会审美风尚变革的总体面貌。"审美化"成为今日中国社会的直观现实。 概而言之，这种生活的"审美化"，意味着：第一，大众日常生活需要的直接满足，既是整个文化建构的基本价值目标，也是大众对于社会文化发展方向的直接规定；第二，文化的生产与消费呈现了一种向感性"享乐"动机的充分归趋，大众生活过程呈现出十足的娱乐享受形态，洋溢着现实感性的快乐情调；第三，大众生活过程不再追求自身的历史 我对于魏晋那个时代的观念也就止于《世说新语》，“魏晋观”不全，对“风流”就更无把握。但是既然学习了，那也必定对风流要有所了解。 就字面意义，魏晋风流有几分自由自在的感觉，这恰是各个风流人物的主要特征，同时也符合我们对它的第一印象。以此为形容的人，也几乎都是通达、放任之人，外国很可能多对此译为“romanticism”。风流确实是带有浪漫主义色彩的，以竹林七贤为主，包含了一种与世无争的反功利精神。 为何要强调“魏晋”风流？由于时代的不同，也造成了不同的风流，因为其本质就是一个言行与道德标准的体现。汉朝人庄严、雄伟；晋人放达、文雅。在晋初文化、政治与社会初变的时期，所表现出来的风流就是逃避现实、树立老庄的超道德价值观念，并以此为文采。受道家影响，其思想也有追求完美绝对的幸福、追求精神超脱的意味。 任从冲动而生活，是新道家对于晋人精神的描写。照他们所言，追求至高快乐并不一定遭鄙视，然而毫不理解“超乎形象”的风流，也不是完全的风流。刘伶有言：“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褌衣，诸君何为入我褌中？”他固然去寻快乐，但对超乎形象有所体会，意蕴深长，此等超越感也是魏晋风流内在的性质。 《世说新语》中有关支公与鹤、阮咸与猪的两篇，从中看出，支道林对鹤的同情和阮咸对猪的一视同仁，体现了他们物我无别的感觉。这种感觉须是艺术家所具备的——真正的艺术家可以将他的感情投射到描绘的对象上面，并通过某种媒介表现出来。“既有凌霄之姿，何肯为人作耳目近玩？” 支道林本人也许就不愿做别人的玩物，因此将其感情放在鹤上。建立在这个意义上，他就是一名风流艺术家。 按照晋代名士的看法，风流源于自然，嵇康有言：“越名教而任自然，审贵贱而通物情。”这时候儒家衰微，只有乐广等人坚持地说“名教中自有乐地”。嵇康不遵从礼仪风俗，任社会变动，取天下常而无事，这些新道家都一致同意，但还有主情派与主理派的区别。向秀、王戎等都强调遵从理性，而嵇康、阮咸等则任从冲动生活。 魏晋风流还有一种外在表现，就是清谈。清谈的艺术，在于用最精准之词，最精确之语，言最精粹之思。清谈盛极一时，属于当时的高智商人物娱乐活动，常手持麈尾而指画。在此之前，各界人士纷纷臧否品评人物与时事，称为“清议”。政府开始树威信，也就由清议转化为不着边际的清谈，可是却没有几个人能真正与老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相合。对此，王羲之说：“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之所宜。”清谈误国？大体是这样，但个别不一定，比如“阮籍为太守，骑驴上东平”，阮籍确是很有政治才能，大刀阔斧修订地方管理办法，而且这些方案都行得通。可是他不抱有政治理想，另一次当官，也只是为了喝酒。隐士大概都是这样，不当不知道，一当吓一跳；反倒是那些登上仕途好久的人，几乎都为好名利者。老子的“无为而治”——可以无为，但还是要治啊！就这样任由自己的发散性思维与别人雄辩，废了整个社会体系，这应该是魏晋风流中，最使我反感的一个因素了。 透过《世说新语》总结这段时期，就是士庶之别、酒药之醉、清谈之风组成的时代。“记言则玄远冷峻，记行则高简瑰奇”此书还大有可阅之处。 读《世说新语·贤媛》篇有感 月冷繁华——读《世说新语·贤媛》篇有 感高二11班王文 骁指导老师：徐秋发《世说》之书，玄旨高简，机锋俊拔，寄无穷之意于片语，包不尽之味于数句。烛影摇红，千年的沧桑于名士的弦上指间若梦呓般悄然逝去。魏晋风度，名士风流，皆似行云流水飘逸于临川王的笔下。在这幅《世说》长卷中，不仅有清谈之士的“竹下之风”，也不乏女子的冰清玉洁——或哀婉，或皆备德才，或孤独而寂寞的行走在苦雨凄 风。死生有命她本为汉元帝宠姬，本应“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但这一切全因赵氏姐妹的出现而从此幻灭。飞燕进谗言诬婕妤咒诅，并令成帝亲自招其拷问。早已明知这一天的到来，她从容答辩，波澜不惊。“妾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若鬼神有知，不受奸邪之诉，若其无知，诉之何益，故不为也。”修善尚不蒙福，为邪欲以何望？可悲，可叹哉？这样一位冰雪聪明的女子，即便年纪轻浅，自经历这一番世故后，却恍然悟出这金碧辉煌的殿上，这衣冠楚楚的君王，其下却暗藏着禽兽之心。史传，班婕妤曾多次上谏君王以黎明苍生为重，杜奢行俭，勤于政事。固然，她风华绝代，她是脂粉英雄，是治国裙钗，但于将女子视为玩物的古代君王看来，前者方是重新的唯一尺度，何况成帝竟是这样 一位耽于酒色，疏于国政的昏庸之徒她的入宫，她的委身，从一开始便注定了是悲剧的宿命；她的甘于引退，她的明哲保身，却依旧无法力挽狂澜。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唯有鹧鸪飞。她不得不入了冷宫，独对秋窗风雨夕。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经年已逝，皓首微白，君已陌路。她浅笑依然，静对着汉宫森严的铁壁，芳华流 转。青冢，秋雁南飞王明君的故事，携着大漠的风尘，不知被吟咏了多少年。深锁宫花，绣生鱼钥重门闭。亭台轩榭，帘幕低垂，平凡的景象背后，却遮掩着太多心机与尔虞我诈。稍有野心的，运筹帷幄，一步步攀上权利的顶峰；恭顺善良的，暗守闺室，直至青娥老，却还无法等至隆君的一瞥。未上征途前，明君也无非是这样一位平平宫人，自恃天生丽质，自出高格的她婉拒了画师的无理之求。若为男子，她必然是位高洁隐者，烹琴煮鹤，而不喜为世俗所控。但这宫宇间，怎容得一女子的自尊有尚存之地？男子无能，总以女子为辱，这种荒诞之事，却总是往往复复地在历史舞台上重演，经久不衰。汉朝后期，国力衰敝，不为君王所欣赏的女子，被不幸地作为贡品，满足北岸匈奴贪婪之欲。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元帝“既召，见而惜之，但名字已去，不欲中改，于是遂行。”汉皇重色思倾国，却未想到绝色女子竟深藏于后宫的烟锁重楼之间，更未料到“欲有呼者，辄披图召之”的选妃之策竟会招致永久的遗憾。昭君出塞，受胡恩中蒙汉泽轻，纵使“玉颜憔悴，似花落，悔随流水”，但却毅然决然地踏上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浦东外国语学校高二（3）班顾岱君李华君吴倩倩王玥艾地杨昕范众一 摘要：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很真实地还原了那时的思想风貌，借助我们去绍兴（晋代门阀士 族、文人辈出的地方）社会实践的契机，我们利用《世说新语》，简单了解了魏晋时候人们的一些思想和形成思想的原因。 ●适逢清明，我们在《世说新语》里找到“伤逝十七”，重点研究了魏晋时人们对伤逝之 事的感受和行为，并与现在做一些比较，得到不同，从不同之中，找到缘何不同，继而对魏晋伤逝文化有一定更深的了解。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伤逝风尚 魏晋是指魏晋是指东汉政权瓦解，三国到两晋的时期，是通常所说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220年到公元581年）这段历史的前一阶段。“魏”指的是三国里的曹魏，“晋主”要指的是司马氏所建上的西晋与东晋。此时北方是“五胡十六国”时代1。魏晋面对着政权更迭频繁；内忧外患严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中原主流冲突；从而在门阀世族之中形成了独特风尚，在中华文明中独树一帜。 魏晋人的率性，放达，回归自然和回归人的本性，最令人难以忘怀和释怀。他们对于死亡，可以说在当时是几近平常的事，他们在生命的轮回中，领悟了死亡的真谛，不能说积极，更遑论消极。他们无畏死亡，可是却敬畏生命，似乎在他们眼里，死者最大，大过一切，包括皇帝。也许他们的行为在现代人眼里是出格的，可是这的的确确是一个真实的魏晋，真正的魏晋。 1.王仲宣好驴鸣。既葬，文帝临其丧，顾语同游曰：“王好驴鸣，可各作一声以送之。”赴客皆一作驴鸣。 王粲字仲宣，不是普通的人，他是三国时曹魏名臣，也是著名文学家，与孔融、徐干、陈琳、阮瑀、应玚、刘桢，合称“建安七子”，而王粲作为“七子之冠冕”，文学成就又数最高。前来吊唁的“文帝”，即是魏朝开国皇帝——魏文帝曹丕。王粲的学识，一直被曹氏所赏识，对他的风骨，也推崇倍加，曹植更有《王仲宣诔》。在世说新语·伤逝的第一篇中，王粲的葬礼上，曹丕给足了面子前来参加，但令我们难以理解的是，葬礼毕，文帝对同来的人说：“王仲宣喜欢驴叫，可每个人都学一声驴叫为他送行。”与魏文帝同来参加葬礼的人，在曹丕的带领之下，驴鸣连连，好不热闹。 魏晋民间趣闻，其言有人听驴叫仿佛听天籁。至今我们也无从考证，但是从整件事情之中，我们看到了魏文帝的达观，让死者的安息是用他最喜爱的东西赠予他。和现在截然不同，我们是去把我们自认为最宝贵的东西“慷慨”地奉给逝者；而当时祭奠，却给他内心真正的需求，给予他心灵的满足。“驴叫”亦反映了文人最求精神自由的东西，现在的人们，可以做到这样的洒脱吗？我们感叹魏晋时期的学士的潇洒，魏晋学士的风流风度，放浪不羁，还有出奇的想象力。 3.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牀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一个时代的文人竟然可以在大庭广众之下，乃至 1https://www.360docs.net/doc/a22194236.html,/view/3510067.htm 目录 摘要 (i) ABSTRACT (iii) 目录 (v) 第一章绪论 (1) 1.1选题背景 (1) 1.2国内外研究现状及水平 (2) 1.3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4) 1.4研究的基本思路和方法 (5) 1.5研究中的重点、难点和创新点 (6) 第二章女子妆饰的出现和发展 (7) 2.1女子妆饰的概念和起源 (7) 2.1.1女子妆饰的概念 (7) 2.1.2女子妆饰的雏形 (8) 2.2女子妆饰的基本内容 (9) 2.2.1面妆与面饰 (9) 2.2.2眉眼妆 (11) 2.2.3唇妆 (12) 2.2.4发式与发饰 (13) 2.3社会审美风尚对女子妆饰的影响 (15) 第三章唐代女子妆饰发展及审美风尚的变迁 (17) 3.1阔眉高髻：初唐女子妆饰的简约之风 (17) 3.1.1承上启下的初唐妆饰 (17) 3.1.2清新健康美：初唐女子妆饰概观 (19) 3.2红妆若醉：盛唐女子妆饰的突破与自由 (20) 3.2.1丰腴大气美：盛唐女子妆饰的流行时尚 (21) 3.2.2西来之妆：盛唐时期的胡风盛行 (24) 3.3懒倚楼台妆如泣：中晚唐女子妆饰审美风尚的转变 (25) 3.3.1中晚唐的社会背景及其对审美风尚的影响 (26) 3.3.2奢华委婉美：中晚唐对于“病态美”的追求 (27) 第四章唐代女子妆饰与社会文化环境的审美关联 (30) 4.1红袖与巾帼：唐代女子妆饰中女性审美意识的起落 (30) 4.2唐代儒道佛对女子妆饰的审美影响 (32) 4.3唐代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女子妆饰 (34) 4.3.1文学作品中对女子妆饰的描写 (34) 4.3.2艺术作品中对女子妆饰的展示 (37) 第五章当下唐代女子妆饰元素的再流行 (42) 5.1复古即流行：现代流行时尚对于唐代女子妆饰元素的运用 (42) 5.2继承与回归：现代审美风尚对传统美的追寻 (44) 结论 (47) 参考文献 (1) 攻读学位期间的主要成果 (5) 致谢 (1) 读《世说新语》有感 古人最看重三件事，乃德行、言语、政事。其中，德行第一、言语第二、政事第三也。在《世说新语》中，故事之精巧，难用言语表达，鲜活人像，跃然纸上，智慧且精简。若想知其中缘由，且让我们细细品味之。 不同的历史时期，道德观念往往决定着人们的言行。它们非但能感动冥顽不灵者，还能惊天地而泣鬼神，于冥冥之中散播道德的种子。一眼望去，似乎古人各有不同，而那些以德为重的，却往往惊人的相似：谦虚谨慎者，喜怒不形于色。生活俭朴者，为官清廉，不汲汲于名利。人际关系上，提倡慎于待人接物，不轻易褒贬者。亦比比皆是。 周乗，字子居，汝南安城人。天资聪颖，高峙岳立，非陈仲举、黄叔度之俦，则不交也。而其智者，却曰：“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其人谦虚有礼，对贫寒且睿智之人敬仰且尊重，可见修养之高。 孝乃人之常情，却常难以做到，即便如今，做到之人亦是寥寥，反而古人之孝诸在心中。时时警醒自身。 孔仆射为孝武侍中，豫蒙眷接。烈宗山陵，孔时为太常，形素赢瘦，著重服，竟涕泗流连，见者以为真孝子。其人可谓心善之，孝到也，令人佩服。 魏晋时代，提倡清谈之风，不仅寓意深刻，还要言辞简洁，举止洒脱，令人佩服。 言语之高深，欲掌控之，非常人所及，它们非常简洁，论说双方 都很巧妙。或哲理深思，或含而不露，或意境高远，或机警高锋，或气势磅礴，或抓住要害、一语中的。在交谈、辩论中，在侃侃而谈中，显示时人之聪慧。 嵇中散语赵景真：“卿瞳子黑白分明，有白起之风，恨量小狭。”赵云：“尺表能审玑衡之度，寸管能测往复之气。何必在大，但问识如何耳。”此话哲理深思，短短几字，便能引人深思，精炼的古文，让我们自愧不如。可见清谈之风下人们对精妙言辞的注重。 管理者首必重法度、维护法制，重视制度的建立。而封建社会的政治举措少能宽厚待民，即使给百姓以实惠，所谓德政，常常只是亦表面功夫。但总有些人，视金钱为粪土，把百姓利益放在第一位。 听事前陶公。作荆州时，令船官悉收集木屑，不限多少，人皆不解此意。后，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官用竹，皆令录厚头，积之如山。后桓宣武伐蜀，装船，悉以作钉。又云：尝发所在竹篙，有一官长连根取之，仍当足，乃超两阶用之。为了百姓利益，他也是物尽其用了。 小小古文蕴藏大大智慧，本著作真乃奇书，让我们透过文字知古人会谈。笔触貌似清浅，却又入木三分。其中的道理，回味不止！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写作提纲： 一、总论点：“雅量”，是指宏阔的度量。雅量是一种高雅的精神品 质，一种良好的文化内涵。在魏晋时期，士林中人特别推重雅 量，由此而构成了当时人物品藻的一个重要尺度。因此，许多 名士都是以雅量之美而获得时人的好评的。雅量是士人心灵世 界的一种美。雅量的美是一种开朗之美，一种高尚之美，也就 是所谓“开美”。在这里，我试图从《世说新语》中魏晋士人 的言行出发开掘这种美的内涵，而具体概括为五个方面。 二、分论点： （一）能藏能敛，情感深蕴：中古时代的士林名流多为潇洒不羁的性情中人，其感情的丰富性不仅表现在言语应对和 诗赋歌咏上，也表现在对于情绪的把握与控制上。有情而 不露情，这是雅量的一个突出内涵。 举例：1、“谢公与人围棋，俄而谢玄淮上信至，看书竟，默然无言，徐向局。客问淮上利害，答曰：小儿辈大破贼。意色举止，不异于常。”（《世说新语·雅量》三五）淝水之战，关系着东晋王朝的生死存亡，侄儿谢玄大败敌军，他岂能不万分欣喜？然而，他处重若轻，神色举止，与平日无异，足见其控制感情的能力是何等之强！ 2、藏“喜”固然不易，藏“哀”就更难。《世说新语·雅量》一： 豫章太守顾劭，是雍之子。劭在郡卒。雍盛集僚属自围棋，外启 信至，而无儿书，虽神气不变，而心了其故，以爪掐掌，血流沾褥。宾客既散，方叹曰：“已无延陵之高，岂可有丧明之责！”于是豁情散哀，颜色自若。顾雍深蕴的悲情比那种暴雨倾天、广漠长风式的流露更为深沉，更有魅力，他昭示给我们的是一个深邃、幽邈的精神世界。逆知儿子病逝的噩耗，而漠然终弈，这与谢安得到捷报而不动声色，可谓异曲同工。 （二）脱略荣辱，善于忍耐：富有雅量的士人都特别能忍，他们通常能够承受不公正的待遇甚至人格上的污辱。 举例：1、《世说新语·雅量》八：王夷甫尝属族人事，经时未行。遇于一处饮燕，因语之曰：“近属尊事，那得不行?”族人大怒，便举樏掷其面。夷甫都无言，盥洗毕，牵王丞相臂，与共载去。在车中照镜，语丞相曰：“汝看我眼光，乃出牛背上。”牛背是挨鞭打的地方，王衍自以为风采过人，眼光也高人一头，所以不屑于计较别人对自己的凌辱。 2、《世说新语·雅量》九：裴遐在周馥所，馥设主人。遐与人围棋。馥司马行酒，遐正戏，不时为饮，司马恚，因曳遐坠地。遐还坐，举止如常，颜色不变，复戏如故。王夷甫问遐：“当时何得颜色不异?”答曰：“直是暗当故耳！”“暗当”，即暗中承受。这不仅不意味着软弱，而恰恰显示了刚毅、坚强和耐力。 （三）面对险象，处之泰然：人生始终是与忧患相伴的，魏晋士林群英的卓异之处，就在于能够勇敢地面对一切忧患。具体的表现，就是在险象突发之际，保持镇静、从容的仪态。这种临危不 《世说新语》又称《世说》，内容主要是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可以说是一部记录魏晋风度的故事集，这些故事形象的反映了魏晋士人的内心精神世界乃至他们独特的生活态度与人生追求。他们以清谈玄理不问政事的生活方式，以清净明澈的心灵，以恣情任诞、率真放达、自然适意的性格演绎着千古流传的魏晋风度。 魏晋风度，在很多人看来，是一种真正的名士风范，所谓是真名士自风流，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隽秀王衍、乐广至江左领袖王导、谢安，莫不是清峻通脱，表现出的那一派“烟云水气”而又“风流自赏”的气度，几追仙姿，为后世景仰。 魏晋风度作为当时的士族意识形态的一种人格表现，成为当时的审美理想。风流名士们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诞而风流自赏。晋朝屡以历部尚书请官王右军，但遭屡拒绝。我想，正是因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胜，远咏庄老”、“以清淡为经济”，喜好饮酒，不务世事，以隐逸为高等这样的人事哲学观，才能造就那传奇的《兰亭序》。 然而，魏晋风度为什么在历代每每遭贬，究其原因，大略是这帮名士们饮酒过度，醉生梦死；再就是放达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谈误国。据传说“竹林七贤”之一的刘伶，纵酒佯狂，经常是抬棺狂饮，且身上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均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吗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这些名士们为求长生而炼丹服药，穿衣喜宽袍大袖且经久不洗，故而多虱，因而“扪虱而谈”，在当时是件很高雅的举动。 其实以魏晋风度为开端的儒道互补的士大夫精神，从根本上奠定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基础，影响的相当深远。可是，魏晋风度的所及，也带来了弊端，许多人赶时髦，心情也并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却也学他们的放达。其实现在年轻人作为对人生的爱恋，自我的发现与肯定，与东汉末以魏晋风度的价值观念是一脉相承的。而现在年轻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个性上，又和魏晋风度的美学观相辅相成。 在《世说新语》一书中，记载了魏晋士人的言行轶事，充分体现着魏晋士人独特的言行风范和精神特质。这些正是魏晋士人在乱世之下对汉儒为人准则的反叛，更是他们在乱世的环境中痛苦内心的折射。魏晋士人那优雅的风致、脱俗的气质、明澈的内心、诗意的神韵、浓浓的诗情，那率真任性、自然适意、任诞放达的性格，对中国人文精神产生了极大影响。 内容提要本文对华夏审蓑风尚的发展脉络作了详细阐释，对华夏审美风尚的特征与个性及形成这些特征与个性的原因作了漾入的分析。 关键词华夏审美风尚发展 一、演进与发展脉络 华夏文明八千余年，从凿石为斧的初级加工工具阶段，到精镂细刻的宫廷艺术，审美风尚不仅绵延有序地发展，而且其发展呈现出某种自在的规律性。 从旧石器时代到夏商之际是华夏审美风尚的一个发轫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华各民族的审美意识开始形成距今约一万八千多年前，山顶洞人就打造出了造型均匀规整、磨制光滑的石制工具，已有了被考古学家称为“装饰品”的小砾石、石珠、贝壳等。它们之中有的被赤铁矿粉染红，呈现红色最初的美感已在原始人类的生活实践中出现了。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报告表明：在世界各地的史前文化中，都有形式和功能相同的原始舞蹈和原始绘画（1）。而分布更广的史前岩画，从广西左江和云南苍源到新疆、内蒙古的北方山区都有生动而丰富的展示。 在中国的审美风尚演化过程中，这种史前文化的审美特征是很难用一句话来概括的。北方草原文化与西南少数民族的审美风尚就有地域造成的差别我们只能用主体文化所内涵的主要特征来概括其性质，并寻找其千年延续发展的脉络。我们用“龙腾凤起”来概括华夏审美风尚的原始特征，这是有人类学的根据的。 l987年，河南濮阳西水坡发掘了一座仰韶文化墓葬。壮年墓主两侧，有用白色蚌壳精心摆塑而成的两个动物图形——龙与虎的图形。西水坡蚌塑开风气之先，众多具有特定内涵的意象符号及其艺术表现形式在广袤的华夏大地不断涌现，在部落兼并、文化融合的历史过程中逐渐相互涵化、定型、沉积和简约化，终于凝结为具有震慑力的主流意识形态一一各种龙纹的变形图纹，如良渚文化玉器的“饕餮纹”，红山文化的“玉龙形器”。 龙的腾飞对华夏审美风尚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它为古代中国人感受、体验、想象自然和人生，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价值框架，并成为殷商之际审美风尚的主流标识。从先民活泼而愉快的陶器纹饰到神秘沉重的青铜器的“狞厉之美”，体现出华夏审美文化中神权意志的威严和力量。而从良渚文化的“神人兽面纹”等饰纹可以看出：龙的腾飞使华夏审美意识有了一个真幻互融、神人相依的神话－审美心理模型．它激发了华夏民族的审美想象。 经历了最初的自由活泼的艺术想象阶段．经过夏商之际的过渡，终于．以先秦的人文伦理价值为核心的华夏审美精神，形成了自己的框架以德为本，美善一体，周初的“天命观”给秦汉审美风尚开辟了历史路程，奠定了发展的基础。《尚书·诏告》中说：“自成汤至于帝乙，因不明德恤祀．亦惟天丕建，保义有殷。殷王亦罔敢失帝，罔不配天其泽，皇天无亲，惟德是辅。”（2）在周初的文诰里，一个反复吟诵的主题就是敬德。从敬王丽敬德．自周开始，华夏文化的审美眼光已转向“人事”而非鬼神而从这一点出发，衡量人格美的标准，也相应发生了变化。由人格而至教化，由教化而至礼乐有序，终于形成一种以血缘伦理为核心。以“敬德”为内容的伦理审美精神，并成为稳定的“尊卑、男女、老幼”这一亘古不变的观念为基础的社会机制。 华夏审美风尚从美善不分到获得美的自觉，魏晋是一个特殊的转换阶段。鲁迅曾以“文学的自觉”来概括汉末魏初的文化气质，因为这个时代提出了“为艺术而艺术”即“诗赋不必寓教训”的主张，使审美精神从道德和政治的羁绊中解脱出来。魏晋的文学风格，成为“几百年问精神上大解放，人格思想上大自由的时期”（3）。 从审美精神的发展看，魏晋时期是华夏审美文化真正的成熟期一一它使美与道德从属的关系疏远并形成了自己的属性和品格。在社会动荡不安、统一政权不复存在的魏晋时期，文化、艺术和学术在某种意义上恢复了自身的尊严和个性，在这种环境里文士学者可以直抒胸臆丽不必小心翼翼地揣摩“上意”，将自己的真情实感隐藏起来．这就是鲁迅先生十分赞赏的“尚通脱”，即可以写出想说什么便说什么的文章（4）。 这种个性化的精神自由，经过郭象“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的阐释，成为“独化于玄冥之境”（5）的独立自足的审美框架，所谓“《六经》礼乐本求致用，《庄》、《老》清谈则务于自娱”（6），标志着审美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走在马路上，一边的车流日趋拥挤，一边的高楼日趋耸入云天，世人仿佛打破尘世的宁静还不够，还要竭力去侵扰缥缈的白衣苍穹。哪里可以诗意的栖居，哪里可以诗意的休憩，猛然觉得现实世界仿佛变得不再可以，于是只有把目光转向过去，欲在历史的尘封里寄托枯涸的心灵和疲惫的身躯。思绪流淌到一千七百多年前的魏晋时期，对酒放歌，临刑挥琴，麈尾清谈，华亭鹤唳，新亭洒泪，高卧东山，兰亭流觞，东篱采菊......一个个峨冠博带、潇洒超脱、空灵飘逸、翩翩而来，天地间变得月华如练，变得澄澈纯净。我尝试着感受悠悠名士的情感世界，谛听他们的心灵跳动，渴求能够与他们融为一体。怀着这种心情，翻开了《世说新语》。 汉末战乱，三国纷争，西晋一统不久就发生“八王之乱”，接下来西晋灭亡晋室东迁。魏晋南北朝是典型的乱世，敏感的作家们在战乱中最容易感受到人生的短促，生命的脆弱，祸福的无常以及个人的无能为力。在这个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苦痛的时代，却在精神上达到了最自由、最解放、最智慧、最独立独行的境界。 宋武帝刘裕的侄子刘义庆编撰了《世说新语》，主要记录魏晋名士的逸闻轶事和玄言清谈，是一部魏晋风流的故事集。该书共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方正、雅量等三十六篇，是刘义庆审视人物的三十六个视点。信手沾来一则，都可以从人物的一言一行中时而欣赏到那个时代人们的潇洒飘逸，时而倾听到文人内心的矛盾与悲痛。 出自孔融之口的“小时了了，大未必佳。”（《言语》）不仅使太中大夫陈韪局促不安，更让我们看到了他的巧言善辩。阮籍就座时“箕踞啸歌，酣放自若。”（《简傲》）让我们目睹了魏晋名士的狂放不拘，“嵇康与吕安善，每一相思，千里命驾。”（《简傲》）“目送归鸿，受挥五弦”的嵇康和“洒脱不羁，心胸过人”的吕安让我们体会到了他们的深厚友谊与那个时代独有的，令人神往的无羁无绊。 魏晋这一特殊时代，改朝换代的压力下，诗人们淡泊功名怀着“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的信念在否定外界社会的过程中，探求人生变化无常的命运，执着爱恋短促生命，寻求人生的欢乐。他们吃药、喝酒、轻裘缓带、不鞋而屐、扪虱而谈，这些在现代看似不解的行为是当时很高雅脱俗的举动。 正始名士何宴带头服五石散。“何平叔云：‘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觉神明开朗。”（《言语》）“竹林七贤”的刘伶，纵酒祥狂，常一丝不挂于屋中，人见君嗤之，他却反唇相讥：“我以天地为房屋，以房屋为衣裤，你们干嘛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少无适韵，性本爱丘山”的五柳先生也常“或有数斗酒，闲饮自欢然。我实幽居士，无复东西缘。” 《世说新语》充满了魏晋风度的睿智，闲逸，狂放不羁的气息。我们从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贤、王谢世家、桃源县令的一言一行中看到了他们表面的颓废、悲观、消极，但也同样体会到了深藏于他们心底的对人生，对命运、生活的强烈欲求和留恋。 《世说新语》二则阅读题 一、 咏雪 谢太傅寒雪日内集，与儿女讲论文义。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兄子胡儿曰：“撒盐空中差可拟。”兄女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公大笑乐。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陈太丘与友期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过中不至，太丘舍去。去后乃至。元方时年七岁，门外戏。客问元方：“尊君在不？”答曰：“待君久不至，已去。”友人便怒曰：“非人哉！与人期行，相委而去。”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日中不至，则是无信；对子骂父，则是无礼。”友人惭，下车引之。元方入门不顾。 1、解释句中加点的词： 未若 ．．柳絮因风起俄而 ．．雪骤 撒盐空中差可拟 ．．．陈太丘与友期．行 相委而去．入门不顾． 下车引．之太丘舍去． 2、翻译下列句子。 俄而雪骤，公欣然曰：“白雪纷纷何所似？” 即公大兄无奕女，左将军王凝之妻也。 陈太丘与友期行，期日中 友人惭，下车引之。 3、《咏雪》中“寒雪”“内集”“欣然”“大笑”等词语营造了一种怎样的家庭氛围？ 4、指出下列称呼所指代的对象： （1）客问元方：“尊君在不？”尊君： （2）元方曰：“君与家君期日中……”君：家君： 5、《咏雪》中的两个以雪为喻的句子，你认为哪个更好？为什么？ 6、《陈太丘与友期》这则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什么道理？ 二、（甲文）咏雪（略） （乙文）智子疑邻 宋有富人，天雨墙坏。其子曰：“不筑，必将有盗。”其邻人之父（fǔ，对老年男子的尊称）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财，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邻人之父。 1．甲文选自（朝代）人（姓名）组织 编写的六朝志人小说的代表作——《世说新语》。 2、两篇文章都交代了故事的背景，甲文是。乙文则是（用课文原句填空）。 3．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两篇文章中三个儿女的回答都体现了他们的聪明才智。 B．甲文最后交代兄女（道韫）的身份，暗示谢太傅更赞赏道韫的才气。 C. 乙文的故事主旨在于说明人的先见之明。 D.两篇文章都涉及对一个问题的看法，甲文不同角度咏雪，乙文相同角度强调修补防盗。 4.辨别下列词语哪些属于敬词，哪些属于谦词？（只填序号） ①敝人②卑职③陛下④令尊⑤寡人⑥足下⑦令郎⑧老朽⑨麾下敬词有 谦词有 5．下列句中加粗词与“尊君在不”的“不”用法不同的一项是（）。 A．诲女知之乎 B．学而不思则罔 C．裁如星点D．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6．解释下列词语 ①内集②俄而 ③欣然④智子 7.翻译句子 ①撒盐空中差可拟。 ②未若柳絮因风起。 ③暮而果大亡其财。 8 8.《咏雪》一文结尾谢太傅对两个人的回答的优劣未做评定，只是“大笑乐”，十分耐人寻味，请简要说说你对此的理解。 1 10. 假如你是这“邻人”，在知道被怀疑后，你是否会去跟那“富人”说明真相，为什么？ 三、（甲文）咏雪（略） （乙文）黄琬巧对 黄琬幼而慧。祖父琼，为魏郡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师不见而琼以状闻。太后诏问所食多少。琼思其对而未知所况。琬年七岁，在旁，曰：“何不言日食之余如月之初？”琼大惊，即以其言应诏，而深奇爱之。 【注释】①建和：汉桓帝年号。建和元年为公元147年。②京师不见：京城里看不到那次日食的情况。 1.解释下面句子中加点的词语。 ①白雪纷纷何所似．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孙海洋1,X龙洲2 (1.XX大学人文系,XXXX410082;2.XX工学院党委宣传部,XXXX411201) 摘要:魏晋时期,审美风尚变幻迅速,人们从追求事功演变到追求风流自适,从重视人的品行、才能、政绩演变到注重人的仪表风神之美,从崇尚自然到关注大自然,自觉地以大自然为审美对象,欣赏自然山水的神韵之美。 关键词:《世说新语》;魏晋;审美风尚;变迁 魏晋是一个思想极其活跃、文化多元化发展、生活空间十分广阔的时期。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其突出的特点是门阀士族占统治地位,儒家思想统治衰微,老庄、佛教等各种思想发展迅速。人们从儒家经学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后,很快就发现了自我、感情、欲望和个性。各种新的观念、新的风尚不断涌现,社会的审美风尚也不断变迁。X义庆的《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以清简的笔墨广泛而精微地记叙了魏晋士人的活动和精神风貌。笔者试图通过《世说》一书,对魏晋时期 的审美风尚及其变化略作探讨。 一从崇尚功业到追求风流自适 汉代是封建阶级处于上升的时期,士大夫积极进取。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是当时的人生信条,这一风气一直延续到建安时期,曹氏父子是其代表,曹操到晚年还慷慨高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这一时期,非凡的政治才能和赫赫功业往往受到人们的赞赏和钦慕,《世说》也多有记载。《赞誉》 篇载:“陈仲举尝叹曰:‘若周子居者,真治国之器,譬诸宝剑,则世之干将。’”又谢子微评许子政说:“若许子政者,有斡国之器。正色忠謇,则陈仲举之匹;伐恶退不肖,X孟博之风。”陈藩、谢甄这两位士林领袖所赞赏的都是年轻人的政治才能和忠诚的品格。魏晋之际的名士已没有了建安文人那种建功立业的进取心,也没有那种慷慨的情怀。士林普遍出现了一种特异的心态———追求一种适意的人生。适意,主要是追求物欲和情欲的满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纵欲,一是清谈。魏晋士大夫的纵欲,有不少是出于对名教的反抗,《世说》所载大多为这种情形。《任诞》篇言:阮籍、嵇康等“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X伶“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巾军衣, 读《世说新语》有感优秀范文5篇 《世说新语》中所记载的人物言行，往往是一些零星片段，但词简意明，颇能表达人 物的个性特点。淡淡的几笔，就能把人物描述的世说新语》的文字，一般都是很朴素的散文，有的几乎如口语一般。以下是小编整理读《世说新语》有感的范文5篇，希望可以分 享给大家进行参考和借鉴。 提起记载遗文轶事的笔记小说，你想到了什么?提起志人小说的代表，你想到了什么? 提起中国最早历史价值最高的小说，你又会想到什么?告诉你，它就是中国历史上一个伟 大的传奇――《世说新语》。 《世说新语》是南朝刘义庆组织文人编写的，梁代刘峻作注。分为政治、德行、文学、方正等三十六门。全书共有一千多则记载了许许多多富有哲理、趣味十足的文言小故事。 读《世说新语》，感觉就像听古人讲故事。寥寥数语便能将一个时期的思想风貌娓娓 道来。怪不得鲁迅先生称它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魂奇。” 不仅仅这些。《世说新语》还是“无数”成语的“发源地”呢!我们熟知的“拾人牙慧”、“一 往情深”、“咄咄怪事”、“一览无馀”、“望梅止渴”等等，都出自《世说新语》里的一个个小 故事。让我们一齐领略吧! 我最喜欢的一则是《道旁苦李》一文。它讲的是七岁的王戒在和小朋友们玩的时候， 看见路旁李树上结了很多李子，多的都快把树枝压断了。孩子们争先恐后的去摘李子，而 王戒一动不动。有人问他原因，他说：“长在路边树上还会有那么多李子，定是苦李。”摘 到李子的孩子尝李子，果然苦。 这个故事暗藏玄机，不但夸奖了王戒小小年纪便有很强的推理本事和善于思考的好习惯，还侧面指出“路边苦李，没人青睐”。借苦李传达出无用的事物活人就会被人所弃的道理。而故事中的王戒从小就脱颖而出，终后为竹林七贤之一，成为西晋大臣。 读完这本书，引发了我许多的思考。在生活中，要细于观察，善于思考，并进行推理 确定才能实现有价值的人生。 《世说新语》，“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惚生动，而简约玄淡、真致不穷，古 今之绝唱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个体意识 [摘要]《世说新语》中有相当一部分是记载了魏晋时期众多女子的言行、性格和往事,与之前中国古代社会中的女性不同，由于受当时的社会的影响，她们追求自由、肯定自我、明理善辩、甚至有强烈的女性个体意识的体现，有“巾帼不让须眉”的女性觉醒。 关键词：世说新语女性觉醒自由个体意识 一、魏晋时期的女性观 魏晋时期，政治的动荡冲垮了自秦汉以来中央统治的大堤，皇权逐渐衰落；社会的离乱，少数民族入逐中原加居了民族的交流和融合；外来文化的深入、碰撞带来了新的文明思想。此时玄学流行，此时男子普遍清心寡欲、行为乖张，或涂脂抹粉，或顾影自怜。不为利禄所想，也不为稻梁所谋。整日不谈世事，空知杞人忧天。而在这男子犹如扶不起的阿斗的时代，女子又是处于另壹种与前代和后朝均不同的生活状态中的。 由于政治的动荡的和民族价值观念的冲击下。魏晋的战火划破了女人们耕田织布、相夫教子的小家小国梦。金钗粉黛经过迷漫的硝烟更加坚强自立，她们不再像盛世华音下的女人舞态翩翩，悠闲自得。面对乱世，她们必须作出这者生存的勇气，时代要求她们改变，要求她们有坚毅的个性，不摧的志气和随机应变的本能。单单依靠男人做温柔红粉梦是不行的，特别是当男人也成了“扶不起的阿斗”的时候，女人不论是自愿或是被迫，只能成为强者！因此，她们要精明能干，要懂人情事故，要承受生命之重。其次，魏晋经济逐渐走向私有化，大家族制度渐渐松驰，个体家庭的意识浮出水面，这洋，以个体家庭注重个体为特点的意识替代了大家族中注重群体的意识，女子逐渐找到了自己生存的位置观念。再次，随着儒家思想的泯灭和玄学的产生，人们对生存的意义和价值有所改变，特别是女性，对人生的意义的追求，成就了魏晋时期作为“女性的觉醒”的时代。[1] 引用纵观魏晋南北朝社会生活的名著《世说新语》来证明观点。 许允妇是阮卫尉女，德如妹，奇丑。交礼竟，允无复入理，家人深以为忧。会允有客至，妇令婢视之，还答曰：「是桓郎。」桓郎者，桓范也。妇云：「无忧，桓必劝入。」桓果语许云：「阮家既嫁丑女与卿，故当有意，卿宜查之。」许便回入内，既见妇，即欲出。妇料其此出无复入理，便捉裾停之。许因谓曰：「妇有四德，卿有其几？」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审美
魏晋风度
世俗生活的审美图景──对90年代中国审美风尚变革的基本认识(一)
《世说新语》中的魏晋风流
读《世说新语 贤媛》篇有感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伤逝风尚
唐代审美风尚变迁下的女子妆饰发展研究
读后感：读《世说新语》有感1000字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雅量”的内涵
世说新语与魏晋名士
中国古代审美风尚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风度
世说新语对比阅读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时期审美风尚的变迁
读《世说新语》有感优秀范文5篇
从《世说新语》看魏晋女性个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