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意志民族的性格双重性

。作品向我们描述的学校环境布置有德国画家费尔巴哈取材于古希腊神话传说的绘画作品《美狄亚》、古希腊雕塑《挑刺的少年》的照片、古希腊雅典娜女神庙庙柱中楣的石膏复制品、希腊重甲胄武士雕像、赫耳墨斯圆柱复制品、希腊神话中主神宙斯的脸像、恺撒、西塞罗、马可·奥勒留等古罗马政治家和哲学家的胸像复制品。作者之所以要反复描写这些环境布置。并不仅仅是为了证明这是一所文科中学，是“我”的母校，而是另有深意。我们知道，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和罗马文化，曾在戏剧、雕塑、哲学等方面取得了伟大成就，直到今天，人们还可以从中找到衡量事物的标准和思想的源泉。这些艺术成就，自然也深深地影响了德国，使这个民族有着追求艺术和美的历史传统。小说中写到国家“明文规定”把这些艺术品当做一所“普鲁士文科中学的环境布置”，就是很好的证明。同时，她自身也在文化与智慧方面对全世界做出了伟大的贡献，孕育出许多科学大师和文化巨人，如发明活版印刷的古腾堡，为牛顿万有引力奠定基础的天文学家开普勒，大科学家爱因斯坦和普朗克，终身从事宗教改革的马丁·路德，诗人兼思想家海涅、歌德，剧作家兼诗人席勒，哲学家康德、费希尔、黑格尔、谢林和费尔巴哈，音乐作曲家贝多芬、舒伯特、门德尔松、李斯特和瓦格纳，等等。可以说，这所摆满了古希腊和罗马艺术作品的文科中学，象征着德国民族性格中唯美和“向善”的一面，也浓缩着德国的高度文明和先进文化。

而与这些崇高的艺术和精神同时存在并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这个国家无处不在的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的教育。同样是这所文科中学，墙上又挂着从大选帝侯到希特勒的画像，使普鲁士从一个小王国变成一个欧洲强国的老弗里茨的画像，鼓吹“超人哲学”的尼采的画像，代表日耳曼民族纯正血统的人种脸谱像，曾沦为德国殖民地的非洲西部国家多哥的风景画，此外还有小型阵亡将士纪念碑。这一切，又折射出这个国家殖民和扩张的野心，昭示着这个民族性格中丑陋和“为恶”的趋向。在德国历史上，特别是在近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德意志民族一直受着普鲁士军国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传统的熏陶，随着经济的增长和军事实力的膨胀，德意志“种族优越论”“大德意志主义”在德国甚嚣尘上。这些非理性思想不仅毒化了德国人民的良知和理智，而且被野心勃勃的霸权主义者所利用。逐渐发展成为对外谋求扩张的依据。因此，德国的历代统治者，从古代条顿族首领，到跻身欧洲强国的腓特烈大帝，再到一统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直到臭名昭著的纳粹头子希特勒，在“爱国”的幌子下，无一不怯懦狠毒，背信弃义，野心勃勃，妄想征服全世界。

从历史上看，德国人性格中这种“向善”的一面和“为恶”的趋向总是奇妙地交织组合在一起，因而其内心经常处于分裂状态，容易变得头脑狂热、性格扭曲，使这个国家的思想精神总是与权力政治相脱节，当国家强盛的时候，思想精神总是遭到涂炭，反之，思想精神就得到发扬，其结果却往往是导致灾难和悲剧的发生。仅以20世纪上半叶为例，一个有着崇高的艺术和精神追求的民族，在军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的狂潮中，对外一心谋求扩张、争霸世界，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几千万人死于战火。数千年的文明近乎毁灭，给人类带来了无法估量的灾难；对内盲目奉行日耳曼民族纯正血统论，甚至委身于纳粹党人的统治，对欧洲犹太人实施种族灭绝政策，犯下了令人发指的罪行。战争不仅给其他国家人民造成了巨大的痛苦，也给德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小说的背景是“烧成一片火海”的城市，火光冲天，黑烟笼罩，炮声轰鸣。传授人文知识的文科中学，变成了临时战地医院。接收着从战场上送下来的死人和伤员；接受艺术熏陶的美术教室，改成了简易手术室，“散发着碘酒、粪便、垃圾和烟草的气味，而且喧闹得很”。正值青春年少的学子，走上了战场，饱受战争的折磨，失去了双臂和右腿；而像学校门房比尔格勒一样的普通人，则成了救治本校受伤学生的临时消防队员。这一切，居然发生在这个崇尚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对美和艺术有着热烈追求的国家，震惊之余。不能不让人陷入困惑，不能不令人苦苦思索。小说中“我”对学校环境布置不断的辨认与否定的过程，就代表了包括作者在内的有识之士内心的

困惑、痛苦、焦虑和思考。

实际上，许多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包括德国的知识分子，对德国民族性格的双重性都有着清醒的认识。德国著名传记作家艾米尔·路德维希在他的史学巨著《德国人——一个民族的双重历史》中，就把德国的历史分为“道统”的历史与“政统”的历史。不过他认为“道统”永远居于“政统”之上，曾使德国扬名天下的“精神与艺术”永远高居于曾使全世界如此憎恨与恐怖的“德国政权”之上，“文化生活”永远高居于“政治生活”之上，思想精神人物永远高居于“国家的政治”之上。创造德国文化的“被统治阶级”永远高居于不能代表德国文化的“统治阶级”之上，总之，“即使把所有的德国皇帝和首相加在一起，也比不上莫扎特和舒伯特，比不上丢勒和科隆大教堂；没有任何一次德国的胜利能与她的艺术、绘画相媲美”。诗人海涅也曾经这样剖析过：“德国人的爱国主义，源于心灵的硬化，它就像皮革一样，在寒冷之中会收缩起皱。德国的爱国者仇视一切外界的东西，不再是世界的公民，不再是欧洲人，而只愿意做一个狭隘的德国人。我们业已目睹了民族主义鼓吹者赫尔·雅恩的理想主义的蠢举。他对德国所发展起来的最绝妙、最神圣的思想方式展开了粗陋、刻薄和愚笨的攻击：他的行为，等于把自己推向了人类、普世博爱、世界大同主义的对立面，而这些恰恰是一向为我们最伟大的心灵——莱辛、赫尔德、席勒、歌德、让·保罗——以及所有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所尊崇的思想观念。”从这个角度说，一个培育了歌德、贝多芬、康德等伟大人物的民族，一再走上野蛮主义的道路就变得不足为奇了。

作为一位有着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对自己民族性格中的弱点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并勇敢地用他的作品给予了形象的揭示和深刻的反思。伯尔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参过军，受过伤，当过俘虏，对战争有着切身的体会，对它深恶痛绝，也促使他本人开始对生命个体、死亡、贫穷、专制、人性等社会问题和哲学问题产生怀疑和思考。面对一战战败归来的军队，他写道：“归家的队伍是一队队灰色的、整齐的、绝望的行列，我在母亲的怀里向大街上望去，那里有无尽的队伍从莱茵桥上齐步走去。”他的那些取材于二战的作品，如中篇小说《正点到达》(1949)，长篇小说《亚当，你到过哪里?》(1951)等，基调灰暗抑郁，旨在探索战争给德国带来的种种灾难，反思这个民族性格中存在的天生缺陷，其中成名作《正点到达》更是成了德国“战后文学”(“废墟文学”)的代表作。更为可贵的是，作为一名作家，伯尔超越了本国本民族的情结。站在人类和平的立场上，通过反思战争的成因让人们警醒起来。在伯尔看来，一个性格残缺、背负历史罪责的民族的重生。需要经历心理和情感的剧烈挣扎，它如果没有勇气对自我进行否定。割除性格中恶的毒瘤，便无法完成自我救赎，建立对人类正义、文明的信仰和信心，重新融入世界文明的大家庭。这也就是为什么人们称赞他是“把德国人的灵魂从俾斯麦和希特勒的阴影里解救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个人的性格需要自我完善，一个民族的性格同样需要自我完善。小说《流浪人，你若到斯巴……》意在让人们的目光透过战争的硝烟，去反思造成战争的深层原因，提示战争背后一个民族的性格因素。这是小说主题的深刻之处，也正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海因里希·伯尔思想的深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