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寓惠研究综述

苏轼寓惠研究综述

◎王启鹏

对于苏轼寓惠研究的一些论域，一直是有争议的。早在1984年苏轼研究学会全国第三次学术讨论会上，与会者就有过激烈的争论。有的人说苏轼晚年是儒家思想为主，有的说是以佛道思想为主；有的说苏轼贬寓惠州是积极乐观的，有的说是消极低沉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因为苏轼晚年熔铸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确实有点“杂”。况且，苏轼是个全才，诗赋词文医食皆精，曾官至兵部尚书和礼部尚书，可又三次遭受贬谪，受到的打击也是人间少有的。他是在59岁高龄被贬到惠州来的。在惠州，他既为老百姓做了不少好事，可佛道思想又十分浓烈；他既写出了谴责封建统治者的《荔支叹》，可其他作品的格调又非常低沉。所以，林语堂称之为“谜”一样的人物。经过二十多年的深入研究，研究者对苏轼贬寓惠州的生活、思想和创作都有了新的认识。为了让读者了解苏东坡寓惠的研究情况，现将当代的一些主要观点综述如下：

一、苏轼寓惠生活研究

惠州有美丽的西湖，有岭南佳果荔枝，苏东坡又有绝代佳人王朝云相伴，那苏东坡在惠州的生活是否十分美好？

曹思彬在《苏轼在海南岛时期的思想和创作》一文中写道：“诗人初到广东（笔者注：海南省在1988年前是属于广东省的。），思想和心情当有点波动。然而，当他看到岭南四季如春，风土人情都很好；那引人入胜的荔枝佳果，更打动诗人的心，忍不住写下了著名诗句：‘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惠州也有西湖，风景幽美，诗人住下去就没有什么意见了，

同时决心把家庭在惠州安置妥善。”［1］这显然是认为苏轼在惠州生活得比较舒心的。

但是，吴仕端认为不是这样：“东坡在惠州的谪居生活，可以说是在兴谗贾谤的宵小们监视和逼迫下度过三年的。他居住是绝对没有自由的、受支配的；行止范围是极狭窄的，可能行动时间也受严格限制；而物质生活，也是颇为困顿的。苏诗的论客们，每每摭拾诸如‘报道先生春睡美’或‘日啖荔枝三百颗’之类的一时遣兴之句，便误以为他所过的谪居生活很舒服、很惬意，这见解无疑是十分皮相的。”（《东坡在惠州谪居生活探》）［2］238王启鹏认为：苏东坡在惠州这两年多的生活是极其困顿的。具体表现在：一、年老体弱，加上痔疾的折磨，探求养生之道日精；二、物质生活处于极端困顿之状，不时要他人救济；三、精神上处于高度戒备状态，提防政敌，在与亲友来往的书信中累告“勿示以人”；四、行动受限制，活动范围甚窄，甚少离开惠州城区；五、幸得与表兄程正辅释怨，在生活上得到他的照拂，居住条件有很大改善；六、由于苏东坡人品高尚，诗名鼎鼎，故吏民敬爱之，使他能与惠州人民和睦相处。（《苏东坡寓惠生活论》）［3］99-111值得注意的是，杨子怡对林语堂在《苏东坡传》里曾称苏轼的居惠生活为“仙居”生活作了新的解释，他在《以彼无限景寓我有限年——论苏轼贬惠期间的“仙居”生活》中说：所谓“仙居”自然是忘怀世外，与世无争，过着潇洒恬静的生活。具体表现在：一、天遣怜楚囚：仙居合江楼与白鹤峰。即居住的环境十分美丽；二、恰似通德伴伶玄，仙居温柔之乡。朝云在居惠期间，给了苏轼温馨和快意，尽管她的仙去给苏轼留下了孤独和痛苦，但她与苏轼的风流缠缱的爱情生活，疗救了他受伤的心，使他度过了一段潇散的时光，使苏轼的贬居成为仙居；三、穷途不择友：仙居友谊之林。具体来说，就是与官宦交往，与本土或邻近州郡的高士交往；

四、幽寻本无事：读书题品、种药寻幽的赋闲生活。［4］10-17

二、苏轼贬寓惠州时的思想状态及其精神境界研究

苏轼晚年是儒家思想为主，还是以佛道思想为主？是积极“入世”，还是消极“出世”？

余荣盛在《论苏轼寓惠的思想倾向和创作特色》中说：苏轼的思想概括来有下列三个方面。第一，苏轼对效忠朝廷、效忠皇帝的认识有了深刻的变化。能突破儒家忠君思想的藩篱，区分君王和社稷两个不同的概念，把国家利益放在皇帝个人利益之上。这些思想认识的深刻变化，正是反映了苏轼晚年思想倾向的新突破。第二，苏轼对政治生涯开始产生了厌倦情绪。第三，苏轼对佛法禅理并不盲目崇奉，并没有真正产生皈依佛陀的出世之念。不庸讳言，苏轼宣扬过佛理，流露过“出世”、“入世”的思想苦闷。但是，苏轼寓惠期间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借佛禅以遣兴排忧而已。［2］153-160王启鹏认为，苏东坡在寓惠期间的思想是极为复杂的，具体表现为：渴望“北归”，归之不得，反作旷达，幻想超脱现实的佛道思想有所发展。但，“奋厉有当世志”的儒家“入世”思想未衰。还说：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是苏轼一生的主导思想也是苏轼寓惠的主导思想，值得注意的是，苏轼能灵活圆通地吸收和运用儒、道、佛三家的思想，善于从儒道佛中求得精神上的解脱。［3］39-49在《苏东坡寓惠思想的三个飞跃》一文中又指出：“公允地说，苏东坡在贬寓惠州期间，已在思想上完成了三个飞跃，对人生世事看得更加清楚，行为更为旷达、超脱。”具体表现为：一、一改封建官吏的愚忠思想，对忠君与忠于社稷的区别有了深刻的认识，对人生价值亦作了较为深刻的探讨；二、圆通佛道，嘲解人生，在逆境中顽强地生活下去；

三、缘事而发，利用“和陶诗”等形式来抒写胸怀，表示对贬谪的不满，斗争艺术更为高超。（《试论苏东坡的寓惠思想》）［3］53-64

王启鹏与陈思君合作的《对士大夫传统人格的超越——论苏轼寓惠思想》一文着重论述了苏轼对历代士大夫传统人格的超越问题，他们说：“‘兼

济’也好，‘独善’也罢，都是以社会最高思想道德作为前提的。而这种前提无疑压抑着个体的独立与自由。因此，历代士大夫在处理‘兼济’与‘独善’的关系时，就会陷入尴尬的两难选择。而苏轼走出了传统的误区，他并不希求社会准则的认同，而是从自身个性出发，提升自己。因此，他才会不合时宜，屡遭贬谪。其实苏轼洞彻世事，亦晓‘少加附会，进用必可’。但，他决不违心循人。因此，其人格才超越了历代士大夫，走向了独立而完整。”［5］190也就是说，不管苏轼是处在“穷”还是“达”都好，都能够将“独善其身”与“兼济天下”统一起来，这种品格显然是对我国历代士大夫传统人格的超越。

朱靖华则认为，苏轼贬寓惠州后他的思想境界已经达到了“天地精神”。他在《天地精神境界——评苏轼岭海时期的人生反思》中说：苏轼到达岭南后，“从此埋葬了过去的旧我，永忘身世的垢污，在清净的‘浩然天地间’，树立起了他的以天地精神自由衡量人生价值和处事态度的准绳。”［6］506“由于东坡建立起了不求形骸的长存、转而追求精神永恒的人生准则，他便完全摆脱了外在功利的追求，整个灵魂都沉浸在对人生的感受和生命的领悟之中，所以他在岭海诗文的审美追求上就超越了悦耳悦目的浮面层次，而达到了悦神悦志的深层境地。”［6］515

冷成金提出了“审美人格”说，他在《苏轼的哲学观与文艺观》中说：“在儒、道、佛三家思想中，均找不到重视感性生命、只对生活作情感体验的理论依据。苏轼融汇三家，创造出新的生活方式。他吸收了儒家的执著现实的一面，扬弃了其追求功利的一面；吸收了道家的通脱旷达、追求心灵自由的一面，扬弃了懒散无为的一面；吸收了佛教的感悟人生、追求心灵超脱的一面，扬弃了否定人生的一面。从而，苏轼做到了对儒家的现实功利、道家的化人自然、佛教的彼岸解脱均无所待，否弃了生活的终极目的，使生活中的事件不是有序的排列和积累，而是直指心理本体的现象。这样，人生的意义就在于人生的过程。”［7］354还说“北归时期的苏轼对外在

的功业已无所挂心，而是注重内在的功业，即把心灵感受和精神自由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准绳。”［7］340

王洪（木斋）又提出了“审美人生”说，他在《论苏轼的审美人生态度》中说：“苏轼的人生，像芸芸众生一样，有着‘为满足生理的物质的需要，而有功利境界’，也有‘穷研物理’的学术境界和‘返本归真，冥合天人’的宗教境界，但我认为苏轼更为本质的，是典型的艺术境界，可以用审美人生来概括之。”［8］123并且说：“苏轼的审美人生，当然也包涵着对于大自然的审美，在仕宦倦游之时，对于大自然的审美愉悦，是苏轼最好的休憩，因此，他陶醉于‘归来平地看跳丸，一点黄金铸秋橘’的朝霞夕日……天人合一，与自然融为一体，是华夏民族文化的传统，不独苏轼而然，但苏轼代表的宋代士大夫之人生，其个体生命之于宇宙自然、社会生活之于自然世界之融合，更达到了新的境界。”［8］140

张惠民、张进研究了苏轼的“贬逐心态”，他们在《士气文心：苏轼文化人格与文艺思想》一书中说：贬逐投荒中的苏轼，“处忧患之中，既不免幽独劳落，而又能坦然超旷，立足于自救自立自遣自乐，保持兀傲倔强之志节与独立人格，且孤忠不减忧君忧民，将独善与兼济并存，是东坡贬逐心态之主要特征。”［9］179“东坡之贬逐心态，以儒家之孔颜曾点境界为其主要精神支柱，通过庄子之相对主义对悲凉的化解和佛家随缘自适的解脱而达于儒家生命自由的主动性追求，又以宋人高扬志节气概为激励，故出入穷通生死之途而裕如自得，以一种兀傲雄强而又平和静定的健康心态而处忧患困厄，显示出了卓然超拔的人格风范，创造了极为辉煌的贬逐文学，为他那个时代及后世留下了一笔极其宝贵的精神财富。”［9］196

三、苏轼寓惠时的佛道思想研究

唐宋时期是儒道释三家思想融合时期，苏轼是个大家，认为儒道释三

家思想是相通的，可以互为利用。况且他一生又累遭贬谪，晚年的确有浓厚的佛道思想。但，佛道思想对于苏轼来说，是起到积极的作用还是消极的作用？那就要作具体的分析了。

陈师旅认为：贬寓在惠州的苏轼，“由于苏轼杂采了佛老思想，他才能齐生死，同苦乐，一贫富，才能对频频迁居不以为苦，经济拮据捐腰犀不以为贫，处逆为顺，安以自适，这就是苏轼寓居惠州时的主导思想。”“从苏轼众多的诗文中，可以这样说，有佛老的言论，也有辟佛老的言论。这就是‘杂’。‘杂’者，不纯也。但，苏轼那些写了辟佛老言论的诗文，多是早年之作。随着诗人苏轼眼界的扩大、阅历的加深，和个人对宦海浮沉、世态冷暖的体察，思想就日益驳杂起来，到了年上花甲谪贬到惠州时，佛老思想在他头脑中已占了主导地位。”（《漫议苏轼寓惠时的佛老思想》）［10］52、53陈先生的这些论述，显然是只看到表象，没有作深入的分析，没有说清楚儒道释三家思想在他晚年所起的作用。

王启鹏在《苏东坡在惠州的三重突围》中认为，贬寓在惠州的苏东坡被困在生活上的贫穷与疾病的困扰，失去亲人（王朝云）在情感上的孤独，要提防政敌攻击而在精神上保持高度戒备的三重重压之下，善于熔铸儒道释三家思想，是苏东坡在惠州战胜三重困难的锐利思想武器。在突围的具体方法上，他运用道家学说，研究养生方法，使自己能够在惠州这块“瘴疠之地”活下去。在举目无亲的个人情感方面，他首先吸取了庄子的‘忘世’思想，把自己的一切痛苦都忘掉。然后用佛家的“以慈善为怀”和“普度众生”思想在为惠州百姓做好事的过程中，广交朋友，忘掉一己的痛苦。［5］42

饶淑园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具体分析了苏轼在惠州时减轻思想压力的做法，她在《苏东坡寓惠心境和压弹机制探微》中认为：儒、道、佛三家思想融通合一，积极进取的价值取向是苏东坡压弹的思想基础；乐观、旷达、随缘的人格品质是苏东坡压弹的前提条件；社会支持是苏东坡压弹的重要

因素；高超的心理调控能力是苏东坡压弹的决定因素，并认为其调控方法有：愉悦术，倾诉术，助人术，转移术和放松术,等。［11］48

王启鹏还认为，苏东坡晚年熔铸了儒道释三家思想是有积极意义的，其中佛家思想就使苏东坡晚年的人生价值得到升华。他说：“高明的苏东坡对待佛教的态度是：剔除了佛教的宗教成分，只是学习佛教的哲学思想，吸收佛理的合理成分，并把它与儒家、道家的思想结合起来，最终成为自己的思想，用于克服自己在仕途上所遇到的困难。他的晚年虽然基本上是在贬谪中度过，过着流放的生活。但，他始终都能够为当地老百姓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好事，积极传播中原文化。所以后人都把他看成是传播文化的使者，开发岭南的有功之臣。而对于苏东坡本人来说，佛家思想使苏东坡晚年的人生价值得到升华，使他达到了‘自觉自度’和‘觉他度人’的境界。”（《佛家思想使苏东坡晚年的人生价值得到升华》）［12］4

黄夏年在《苏东坡·罗浮山·栖禅寺》中说：“惠州的佛教给苏东坡带来了安宁与慰藉，其中罗浮山和栖禅寺是他在惠州最值得纪念浴佛缘最深之处。罗浮的山水，让苏轼的“平生功业”起了新的变化，洗去了他的许多业障。栖禅寺则是他寄思爱情，怀念亲人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与佛教有着深深的因缘，又因苏东坡来到这里，留下了足迹与信物而变得更加有名，并且随着历史的发展，其魅力依然不减，反而与日俱增。惠州的佛教因苏东坡的存在而大放光彩，苏东坡给惠州的佛教带来了无穷的魅力和发展的动力。”（1984年苏轼研究学会全国第三次学术讨论会论文稿）

四、苏轼寓惠与惠州文化关系的研究

清代诗人江逢辰说：“一自东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苏东坡贬寓惠州后，给惠州文化带来什么影响呢？这类研究文章在上世纪90年代前，还是比较少见的。

1996年，王启鹏在《惠州大学学报》第2期《苏东坡：惠州文化的特殊现象》一文中提出了“东坡文化”与“惠州文化”的概念，说：“如果我们是站在惠州文化史的长河中来考察，就不能不研究苏东坡；找寻惠州文化的源头，也不能不找到苏东坡。”并提出如下观点：苏东坡是使世人认识惠州的第一人；苏东坡是较为系统地把中原文化传播到惠州的第一人；苏东坡在惠州产生了奇特的东坡文化效应。还指出，苏迹是惠州的宝贵财富，是我们走向世界的一级阶梯。［3］29-37

林振武、张艺馨在《苏轼与东江文化的形成及北传》中提出了“苏轼是东江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代表人物”的观点，他们指出苏轼对东江文化形成的主要贡献是：“一是建设和歌颂西湖，使西湖成为东江文化的物质载体；二是对道教进行宣传并身体力行，使道教在东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三是苏轼在惠州的生活和思想形成东坡文化，成为东江文化的特征之一。”［11］32

既然大家都承认东坡文化了，哪它与惠州文化有什么关系呢？王启鹏《论东坡精神和惠州精神》一文中认为，苏东坡一生胸怀坦荡，是个彻底的人道主义者，在他眼中“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但，他又是一个原则性极强的人，只要它认准了的道理，就绝不会改变。所以，东坡精神可以概括为：“超然处世，仁厚待人，刚毅从政”。而惠州地处粤东中部，是广东的交通要冲，千百年来，惠州人民都以宽广的胸怀接纳着来自各方的朋友，故相容性非常好。而惠州人又有一股创造精神和敢于冒尖精神。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涌现出廖仲恺、叶挺、邓演达等一批革命家。因此，惠州精神则可以概括为：“和衷共济，敢为人先”。这两者的关系是：“和衷共济”的内涵和“超然处世，仁厚待人”的内涵是一致的，要做到“和衷共济”，就必须做到“超然处世，仁厚待人”。惠州人的这种精神，可以说是深得苏东坡当年贬寓惠州的处世思想，是东坡精神发展的结果。而惠州的“敢为人先”精神，亦是东坡精神发展的结果。［5］236

既然惠州精神体现着东坡精神，哪怎样通过弘扬东坡精神来提高惠州的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呢？汤岳辉在《东坡惠州两相成——东坡寓惠文化及其现代利用》一文中，提出了3项措施：首先，要把开发和利用东坡寓惠文化作为发展惠州文化产业的首选；其次，要把东坡寓惠文化的现代利用与惠州现代化建设融合起来，体现为现代经济建设服务的原则与精神；最后，要把弘扬东坡寓惠文化作为内聚合力，外树形象的重要举措来抓。［13］55王启鹏在《开辟苏东坡饮食养生旅游之研究》中还提出，惠州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要提高城市品位，开辟苏东坡饮食养生旅游文化之研究很有必要。苏东坡的饮食养生大致包含：日常饮食方面有：谷董羹、玉糁羹、煨土芋、东坡肉等；酿酒方面有：桂酒、真一酒、罗浮春等；药膳有：地黄汤、枸杞汤、薏苡粥等。这样，就要求有关单位统筹安排，建立东坡饮食养生餐馆，把苏东坡饮食养生活动作为整个旅游活动的一个环节来抓。［14］202-209

五、王朝云崇拜现象研究

王朝云是苏东坡的侍妾，年纪轻轻就病逝在惠州。此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每年端午（王朝云在是日出生的）都有不少人到六如亭去拜祭她，从而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有人说，这是对苏东坡崇拜带来的结果。但也有人认为这是宣扬“二奶”文化。该如何理解？

杨子怡对这个问题有较为深入和系统的研究。他认为：“朝云崇拜现象，不但承载着景苏文化，是苏轼寓惠文化的一个载体；同时，也昭示出一个事实：苏轼影响与韩愈不同，主要在士林中，在文人中。与韩愈以道德清声载誉青史不同，苏轼更以一个风流才子的形象影响后人。如果说，潮州民间趋向一种建功立业的功利的世俗心态的话，那么，惠州士人却表现出更爱慕才子佳人风情的超旷心态，朝云崇拜也清楚地昭示出这一点。”［15］468

在《“嫁得文人胜帝王”——惠州历代文人笔下的朝云崇拜现象》中又说：文人们的咏叹唱和，形成洋洋大观，推波助澜，把朝云崇拜推向高峰。其实这些诗文都是赞美朝云从主于患难的品质；赞美朝云与苏轼的真挚爱情；对朝云抛骨他乡、芳年早逝的同情；赞美朝云参禅悟道、淡泊空寂的生活情调；借咏朝云而写人间意态。［16］401-418

杨子怡也认为，“对朝云崇拜现象的理解似乎还不应止于此，如果我们把朝云崇拜现象置于岭南妻妾文化甚或整个中国妻妾文化的大视野中去考察，也许能有另类解读。”他认为，朝云崇拜与岭南蓄妾文化有密切关系，“其深层的原因是：蓄妾之风俗所滋生出的文人士大夫的特殊的带有畸形的节操观念和心理，成为朝云崇拜民俗现象出现的催化剂。”“所以在惠州历代咏叹朝云的诗文中，赞美其忠贞品节内容的最多。”（《朝云崇拜现象与岭南蓄妾之风》）［11］167-176

六、苏轼在惠州的文学创作研究

有人说，苏轼晚年的作品平淡得很，除了一首《荔支叹》外，再也找不出什么名篇了，是否这样？

关于这个问题，在1984年的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第三次全国讨论会上，就有过激烈的争论。苏寰中就明确地说：“对于苏轼的岭南诗，目前学术界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见，一种认为它是丰富多彩的，在思想艺术上都有所创新，是苏轼诗发展的又一高峰；一种认为苏轼从贬谪黄州以后，诗歌创作已经走下坡，虽然不能说江郎才尽，但也‘诗才明显地开始衰退’，而贬谪岭南以后，这情况更严重。我比较同意第一种看法。”［2］93刘乃昌先生更直截了当地说，岭海诗是东坡一生诗歌创作的又一高峰。［2］80

余荣盛认为，苏轼是一个正视现实的作家，他在寓惠期间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具体表现为三个方面：1、大胆揭露封建统治的黑暗。苏轼谪惠第

二年写的《荔支叹》，简直就是一篇揭露封建黑暗的战斗檄文。2、热情歌颂人民群众的劳动和生活，同情人民群众的疾苦。3、忠诚于自己的个性，真实地再现了他在逆境中的典型性格。（《论苏轼寓惠的思想倾向和创作特色》）［2］160-165

王士博认为，苏轼的寓惠诗作充满了浪漫主义特色。他说，在苏轼的许多诗作中，别开胜境，另有天地，或奇矫恣纵，壮伟瑰丽，或杳冥诡异，缥缈幽邃，或超远清旷，如天马行空，飞仙游戏，都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特色。他说，在苏轼的诗作中，有追求超尘出世的虚幻境界，如《碧落洞》和《次韵正辅同游白水山》诗；有瑰丽的想象，如《寓居合江楼》、《游博罗香积寺》等；有真幻结合，物我交融的，如《白水山佛迹岩》等。［2］143-152更富有创意的是，朱靖华提出了苏轼晚年诗词中的“野性”论题。他说，苏轼的“野性”，“实是他豪纵放逸、浑朴天真、雍容旷达与大自然打成一片的情怀的体现；也是他反污浊尘世束缚、反黑暗现实迫害的精神的表现。所谓‘坦荡之怀，任天而动’，确实可以概括出苏轼‘野性’的实质。”［2］43他还说，苏轼野性思想的发展，与他艺术上追求平淡自然的努力是相辅相成的。内容决定形式，田园野性生活最适宜于用平淡自然的笔法去描绘。更何况，苏轼晚年追求这种艺术风貌，倾心于陶渊明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的诗风，还出自他另一种高超的艺术见解：“大凡为诗，当使气象峥嵘，五色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其实不是平淡，绚烂之极也。”苏轼的趋向平淡，显然是被提高了的艺术，不是“平淡”，而是“绚烂之极也”。［2］53

苏东坡到惠州以后，曾多次说到要“焚砚弃笔”，“不作一字”，成为“暗默”人。可是，苏东坡在惠州短短的2年多时间，却创作了大量的诗文，为什么会这样呢？王启鹏认为，这是苏东坡创作的矛盾心态的表现，其创作动力是儒家的功利主义思想，认为“唯文字庶几不与草木同腐，故决意为之”。当然，也是他抒写胸中之激愤，“时以诗酒自娱”的方法。（《东坡

寓惠创作论》）［3］65-66

杨子怡在《论苏轼惠州诗文之变及其意义》一文中认为，苏轼寓惠时期的作品，无论是题材、内容、内心情感，还是审美人格都明显表现出与黄州特别黄州以前的不同：情感变化了，由逐客悲歌的凄婉到以谪为游的旷达；题材变化了，由书剑报国到模水范山、和陶抒志。他还说，苏轼惠州诗文的变化有着重要意义：昭示出苏轼在艺术上的自觉追求，丰富了他的艺术内涵；苏轼后期的作品更注重心灵世界的书写，表明他在艺术上不自觉地回归主体性；苏轼诗歌题材的转变，昭示由他的审美趋向发生了嬗变，并且由艺术的审美进入到人生的审美。［15］734-750

苏东坡在惠州的文学创作中，有两个题材是值得注意的。一是和陶诗。苏轼为什么把他自己晚年的主要精力用来写作和陶诗呢？唐玲玲认为，苏轼政治上失意，“一生凡九迁”的生活遭遇，使他对陶诗产生了深刻的思想共鸣。［2］168王运生认为，苏轼在惠州所作的和陶诗，就其内容来说，大概可分为两类，一类反映他对死生、穷达问题的看法，一类反映他对历史和人物的评论。［2］188王启鹏在《谈东坡的惠州和陶诗》中亦认为，苏东坡的和陶诗，是在他晚年创作成就最高、艺术经验最丰富的时候完成的，其内容有：反映他的寓惠生活和惠州的风貌；抒写自我的苦闷矛盾的个性形象；探讨人生价值，评价历史人物。其艺术特色则是：冲口出常言，平淡里面蕴藏着无比丰富和意味深长的情意；意随心出，毫不掩饰，于平淡中饱含着深刻的哲理；妙想出于真淳，于平淡的字句中充满着神奇的想象；于真淳的情感中和冲淡朴素的风格中见诗人的豪逸气质。［3］112-124

二是咏王朝云的诗词。王启鹏认为，抒写王朝云的诗词虽只占其作品中的少数，但苏东坡对王朝云是怀着挚爱而又深沉的感情来写作的。“在艺术手法上来说，这些诗词最明显的一个特点就是，大量地运用典故，深刻地表达了这三层意思：一是王朝云不仅外貌端庄美丽，更主要的是心灵美好；二是王朝云忠于苏东坡，了解苏东坡，是苏东坡贬寓惠州的患难之交；

三是苏东坡对王朝云生前非常敬重，死后非常怀念。”（《谈东坡咏王朝云的诗词》）［3］136

七、苏轼贬惠与韩愈贬潮、柳宗元贬永之比较研究

苏、韩、柳三人同是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都是有重要影响的人物。韩愈因为谏迎佛骨而得罪了宪宗皇帝，被贬为潮州刺史，在潮州写下了著名的《鳄鱼文》。柳宗元因“永贞革新”运动失败而被贬为邵州刺史，后加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写下了著名的《永州八记》。苏轼因新党再次上台对元祐党人进行报复而贬英州，在赴英路上加贬惠州。苏轼在惠州写下了著名的《荔支叹》。他们同是遭受贬谪，且在贬谪之地写下了流芳千古的名篇，对后世产生重大的影响。究竟他们的贬谪和在贬谪期间的文学创作有些什么不同？

杨子怡的《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比较研究》一书从文化学、民俗学、心理学等多学科手段，运用比较的方法，将韩愈、苏东坡两人处穷心态、人格思想、文化精神、创作内容及风格、对地方文化的影响等方面，都作了深入的阐述。

在第六章中的《为民请命与惠民安民的民本意识》中，作者对两人的民本思想作了比较研究，杨子怡指出，“与韩愈相比，苏轼的民本理念表现出了自己的特色。那就是平等待民，不分等级，不分贤愚，不分地域，视民如己，爱民如子。”［15］242“无论韩愈还是苏轼，忠君爱民的思想深植于他们的骨髓之中，是积淀着儒家文化的一种集体无意识，是贯穿在他们一生中的行为模式，即人格意识。”［15］243

在第八章《韩愈刺潮与苏轼寓惠创作比较》中指出，韩愈刺潮诗文之变：由险趋易，愤而转哀。心态变了，潮州的诗文最哀深；风格变了，潮州的诗文不烦绳削而自合。而苏轼寓惠诗文之变则是：以谪为游，逍遥山

水。具体来说：诗文的情感变了，由逐客悲歌的凄婉到以谪为游的旷达；题材变了：由书剑报国到写山写水、和陶和友；人格变了：由感悟现实到任性逍遥再到无思无待。［15］322

杨子怡还认为，韩愈在潮州的影响大于苏轼在惠州的影响的原因主要是：一、韩愈占有道统的制高点是其影响大于苏轼的原因之一；二、名人文化效应是韩愈影响大于苏轼的又一原因；三、在官本位文化的氛围中韩愈影响大于苏轼的必然性和合逻辑性；四、与苏轼相比，韩愈兴学教化是他获得巨大影响的关键原因；五、韩愈与苏轼影响之不同也源于潮惠两地的文化生态有异。［15］382

王启鹏认为，苏轼贬寓惠州与韩愈贬寓潮州后，对后世的影响反差很大是一个奇特的文化现象，因为从对待贬谪的心态来说，苏轼比韩愈要平静得多，人品要高得多；在对待遭贬的人格上来说，苏轼比韩愈要高尚得多；在人际关系上，苏轼广交朋友，而韩愈感到孤独，只能与大颠和尚往来；在为民做好事上，苏轼不遗余力，尽力而为，超过了韩愈。王启鹏分析了苏轼对后世影响不及韩愈的原因是：一、韩愈的影响大与苏轼这个中国一流名家的推崇有密切的关系；二、虽然同是遭贬，但韩愈是刺史，而苏轼则是个被流放、管制的罪臣；三、韩愈以正统的儒家思想自居，而苏轼则熔铸了儒道释三家思想的精华，不是正统的思想，故不为历代封建统治者所推崇；四、与后世历代官员对文物的保护和对外宣传有关。（《苏轼贬惠与韩愈贬潮影响比较谈》）［5］219-230

王启鹏还将苏轼与柳宗元在贬谪原因、贬谪后之思想、贬谪后的文学创作作了比较后，提出了“柳子精神与东坡精神”问题。所谓“柳子精神”，乃是一种人生奋斗的精神。具体来说，就是忠于社稷，忠于民众，一生都为民众的利益而呐喊的精神。而“东坡精神”，就是将传统的儒家思想中的“穷”与“达”巧妙地结合起来，不管是处在“达”还是“穷”的境地，都能将“兼济天下”与“独善其身”很好地统一起来。最后得出结论：苏

轼与柳宗元最大的不同就是，柳宗元仅是从口头上、文字上为黎民百姓的利益呼喊，而没有具体的行动（永贞革新运动失败了，尚未付诸行动）；而苏东坡一生大多在地方上为官，为民众办了不少实事。就是遭受贬谪到了惠州，手中无权，亦为惠州百姓做了不少好事，把“利安元元”的思想落实到行动中去。这是柳宗元难以企及的。（《苏轼贬惠与柳宗元贬永之比较研究》）［5］96-110

八、苏轼诗词写作编年考证问题

苏轼一生写了大量诗文，大多数都没有标明写作时间，后人只能根据诗文的内容来确定，所以各种不同版本的诗文集在编年上就不一定正确了，有些作品确实有研究的必要。

苏东坡在惠州究竟写了多少首词？这是历代都有争议的。张志烈认为，东坡在惠州写的词至少有7首。其中有3首（《浣溪沙》《临江仙》《减字木兰花》）都是记与当地官员游宴的，而另外4首则全部是写朝云的。［2］18806写王朝云的，就是《殢人娇》、《浣溪沙》、《三部乐》和《西江月》。［2］309至于苏轼诗的编年，有些也存在着争议的。如《汲江煎茶》，在当代各家选注中，几乎一律注明“元符三年作于儋州”。吴定球认为是错误的。吴从苏诗中提到的“钓石”入手，具体考证了钓石的地理位置和苏东坡当时的生活习惯，指出：“总之，拿苏东坡寓惠诗文和生活实况来对照《汲江煎茶》，真可谓处处落实，字字有解。它作于惠州，应无疑义。”（《苏轼〈汲江煎茶〉诗应作于惠州》）［17］48在《苏轼〈和陶游斜川〉诗系年考辨》中，他又针对历代文人对苏轼《和陶游斜川》诗的写作时间和地点的不同看法，从诗作所涉及的内容出发，以确凿的事实，提出了此诗写于惠州的观点，认为宋人施宿《东坡先生年谱》把它编于绍圣三年正月五日，是完全正确的。［8］91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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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启鹏，男，广东博罗人，1947年9月出生，大学文化，原惠州学院教授、惠州学院学报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