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玄奘的佛经翻译原则

玄奘是中国唐代的一位著名高僧，著有《大唐西域记》等佛经翻译作品。他在翻译佛经时，秉持着一些原则。

1.忠实忠诚原则：玄奘注重佛经翻译的忠实性，努力将原文的意思、

内涵和语境准确传达给读者，以保持佛经原有的精神内涵和宗教特色。

2.语言通顺原则：玄奘注重佛经翻译的可读性，尽量使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以便广大读者理解和接受佛教文化的启示。

3.文化贴切原则：玄奘在翻译佛经时，充分融入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采用当时的语言、词汇和表达方式，使翻译作品更具有现实感和可接受性。

4.文字准确原则：玄奘在翻译佛经时，注重对每个字词的准确理解和

翻译，力求避免误译、讹误和歧义，确保翻译作品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5.灵活借鉴原则：玄奘在翻译佛经时，有时会灵活运用译文中的类比、典故和成语，以增加译文的表达力和感染力。

总之，玄奘的佛经翻译原则包括忠实忠诚、语言通顺、文化贴切、文

字准确和灵活借鉴等方面。这些原则使得他的翻译作品更好地向后人传递

佛教的思想和教义，对佛教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玄奘：西天取经的佛经翻译家

玄奘：西天取经的佛经翻译家玄奘（602—664），俗姓陈，名袆，河南洛阳洛州缑氏县（今河南省偃师市南境）人。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佛教唯识宗创始人，他是中国著名古典小说《西游记》中心人物唐僧的原型，是汉传佛教史上最伟大的译经师之一。玄奘生长于隋唐时代。他的父亲陈惠，平时潜心学问，一生不做官，很为当时人所景仰。玄奘法师是他的第四个儿子。玄奘幼聪明绝顶，悟性特高，深得父亲的钟爱。八九岁就开始攻读古代的经典。中国在南北朝时代，佛教大为流行，当时，出家做和尚的人很多，他的二哥陈素，法名长捷，就是在东都洛阳净土寺出家。当时洛阳有四个道场，其中有不少佛学名家。他这位哥哥对弟弟的学业极为关切，常约他到道场学习佛经。隋炀帝大业十年，朝廷决定要度27个和尚，举行公开考试。那时玄奘法师才十多岁，又因读经时间太短，没有被录取。他惆怅徘徊在公门旁边，被主考官大理寺卿郑善果看见，当时就问他为什么要出家。他说：“我要远绍如来、近光遗法。”郑善果听到他要继承释迦的事业，弘扬世尊的遗教，又惊佩他的浩壮志气，就破例把他录取。并向同僚表示：“我这次要度这个孩子成和尚，是因为想到诵业易成，风骨难得。我看他很有成佛的风骨，将来必能成为佛门伟大的人才。”就这样，玄奘法师在净土寺出家了。玄奘法师在净土寺跟严法师学《摄大乘唯识论》（是综合大乘要义的典型著作），兴趣极为浓厚。由于他一听就懂，再看一遍就全部

记得，很使大家惊奇，于是就请他担任复述。这时他虽然还是一个小孩子，可是已经引起大家的注意了。四年后，他同哥哥离开洛阳到四川，玄奘法师是个求知欲极强的人，他精通佛教经典，在四川已不能满足他的求知欲。因而又想东归访求高人，不料哥哥坚决拦阻，不肯放行。他不得已，只好私自和商人结伴乘船东下，路过荆州天皇寺，讲学半年；再向北走到相州（汤阴县），向休法师质疑问难；到赵州，跟深法师学《成实论》（佛教小乘“经部”的要典）。然后才入长安大觉寺，跟岳法师学《俱舍论》（小乘“一切有部”的要典）。这些佛教经典的学习，他不但耳听一遍就能完全懂得其中旨趣，目过一次就能记在心，并且还能深入钻研，领会到大家所见不到的道理。当时长安有常、辩两大德，号为佛学权威，声驰海外，从学如云，都对他特加称赏，赞为佛门“千里驹”。玄奘法师在国内遍向佛学名家学习，已精通了不少重要的经典。但他觉得这些人各擅宗派，义旨有殊，考验经典，亦不尽同。使他意识到过去翻译上，词不达意处一定很多。他认为佛教是从印度传来的，要解决这些疑问，求得正确理解，不到印度研究，便难达到目的。这年秋天，陕甘一带发生霜灾，灾民四出逃荒，他就乘机夹在灾民群里向西出发，决定由现在的甘肃，经新疆至印度求学。他由秦州（天水县）过兰州，到了中外通商要地的凉州（武威县）。在这里他曾接受邀请，讲经月余，西域各国的商人来参加听讲的很多。商人归国后多向国王称赞，所以玄奘法师的西行求法，在西域早已到处流传了。

浅析玄奘的翻译观及其佛经翻译

龙源期刊网 https://www.360docs.net/doc/f819232050.html, 浅析玄奘的翻译观及其佛经翻译作者：包布赫来源：《文学教育下半月》2017年第12期 1.玄奘的翻译观玄奘主张应该注意原文风格，认为原文如果简单平实，译文就不应该做文字修饰。他提出的“五不翻”原则是对佛经中一些内容音译制定的规则，这表明玄奘不完全同意意译。所以他属于“厥中”派，对于直译和意译是根据文本内容和风格而寻求方法，其方法则不拘泥于直译和意译。“五不翻”音译原则分别是：第一个是“为秘密故”，原文中一些词语，如果难揣测出其义，则不能意译;第二个是“含多义故”，原文中有些词汇意思多，不能选择其中哪个具体的意义来翻译;第三个是“此无故”，原文词语中土没有;第四个是“顺古故”，有些专有名词前代翻译已经为大家广泛使用，只需沿用无需另译;第五个是“生善故”，原文有些词汇能够唤起人的尊重之心，而一旦翻译过来反而会使人轻贱它们。 2.从翻译因素论角度分析玄奘的佛经翻译许钧在《翻译论》（2014）一书中提出翻译因素论，他提出影响译者“译什么”和“怎么译”的因素可能有以下几点：文化语境和社会因素、意识形态和政治因素、翻译动机与翻译观念、语言关系与翻译能力。社会因素对翻译的选择、翻译的接受和传播起着直接的影响作用。在唐朝时期，唐朝帝王认为自己是道教创始人老子的后代，所以在唐朝道教除武后时期，大部分都是在佛教之上的。社会对佛教的需求，迫使帝王重新重视佛教的地位。也正因为社会对佛教的需求，也促使佛经翻译的兴盛和发展。 “就意识形态对翻译的影响而言，翻译界真正对此问题予以关注始于20世纪80年代。”（许钧，2014：150）在玄奘的佛经翻译中，确实受到了当权者意识形态的影响。我们可以从玄奘在佛经翻译的十一个译场司职中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职位，那就是监护大使。之所以会有帝王派官员参与译场翻译，正是因为帝王需要对佛经整个翻译流程及翻译内容进行监督和审查，以免不利于朝廷的内容流传到民众中。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交流活动，具有很强的目的性，这里必然涉及“为什么翻译”的根本问题。对怀有历史使命感的翻译家来说，只有明确了“为什么翻译”这一根本问题，才能解决“翻译什么”的选择。翻译家的翻译动机对他们选择什么文本来译，采取怎样的策略来进行翻译，具有直接的决定作用。”（许钧，2014：156）从这个角度看，玄奘作为翻译主体，有选择翻译文本的主观能动性，也就是“翻译什么”的问题。从玄奘翻译佛经前的人生经历就可以看出，翻译动机对玄奘的影响。玄奘对求得佛法的虔诚之心，和玄奘对佛法的热爱，促使他不辞辛苦，历时20余年，潜心翻译佛经。“所谓翻译观念，即译者对翻译的认识，它直接体现了译

玄奘法师的佛教传播与翻译事业

玄奘法师的佛教传播与翻译事业玄奘法师，又称玄奘三藏，是唐代著名的学者、翻译家和佛教大师。他的佛教传播与翻译事业对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探讨玄奘法师的佛教传播与翻译事业，以及其对中国佛教文化的贡献。一、玄奘法师的背景与早年经历玄奘法师于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出生在今天的陕西省耀州府。自幼慧黠聪明的他，早年即展现出对佛教的浓厚兴趣。在家乡耀州，他尽力学习佛法，但很快发现自己需要更深入的学习和领悟。因此，玄奘决定去大唐的都城长安进一步深造。二、前往印度求法的决定在长安，玄奘遇到了当时备受推崇的菩提达摩纳陀斯陀罗。通过与他的交流，玄奘对印度佛教充满了向往，并决定亲自前往印度求法。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奘踏上了前往印度的旅程。三、佛教经典的翻译事业在印度，玄奘学习了梵文，并亲自翻译了大量的佛教经典。他的翻译事业严谨精细，注重对原著的准确理解和精确表达。其中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大般若波罗蜜多经》的翻译。这部经典被誉为佛教智慧的总结，对后世的佛教传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四、回国后的佛教传播

贞观二十一年（公元647年），在取得大量佛经回国后，玄奘法师开始了他的佛教传播事业。他创办了大慈恩寺，这座寺庙成为了佛教学习和传播的重要场所。玄奘法师亲自讲授佛经，吸引了大批学生前来学习。五、佛教传播的影响与贡献玄奘法师的佛教传播事业对于中国佛教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以其博学多才以及对佛教的专注与热爱，重新点燃了佛教在当时社会的熊熊烈火。他的翻译工作使得中国的僧侣和信徒们能够更好地理解佛教教义，加深自己的修行。同时，玄奘的经典翻译成为了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文献，为后世的学者提供了丰富的资料。六、玄奘法师的影响与教诲玄奘法师的传世著作没有多少，但他的智慧和对佛教的理解一直被后世所推崇。他的佛教思想充满了智慧和深意，对人们的修行和生活都有着重要的启示。他透过教育和翻译工作，传承了佛教的精神和价值观，对后世的佛教传承与发扬起到了重要的引导作用。总结：玄奘法师的佛教传播与翻译事业可以说是中国佛教历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他的学术成就和智慧影响了当时的社会，同时也为后世的佛教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他的事迹不仅仅是中国佛教文化史上的辉煌篇章，更是对人们的教诲和启示。通过他的努力，佛教的智慧和精神在中国扎根生长，并不断发扬光大。

玄奘对中国翻译的贡献

玄奘对我国翻译的历史贡献江玉菡2008级2班20080510873 摘要：玄奘是我国杰出的佛经翻译家，他翻译了大量佛经，是“新译”的创始人。他提出的著名的“五不翻”原则及“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的标准，对我国翻译事业有很大影响。关键词：玄奘，佛经，翻译，影响 Abstract：Xuanzang is an outstanding Chinese Buddhist translator. He translated a number of Scriptures, and he is the “founder of the new translation”. His famous theory of “The Five Kinds of Terms Not Translated”and his standard that “A good translation should be both faithful to the original and intelligible to the public”have a great impact on the interpretation of China. Key words: Xuanzang,Buddhist sutra，translation，influence 引言玄奘（602年－664年），唐朝著名的“三藏法师”，与鸠摩罗什、真谛并称为中国佛教三大翻译家。出家后遍访佛教名师，因感各派学说分歧，决心西行求法以释疑惑，往返17年，行程5万里，携回梵文经典650余部，是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回国后组织译经，译出经纶75部，1335卷，且译经质量，前所未有，所译之经被称为“新译”。 1.佛经“新译”的创世人我国佛经汉译从东汉时期就开始了，而时至唐朝，进入了全盛时期。而唐代的翻译事业之所以这么繁荣，又要归功于这位“新译”的创人玄奘。译经家把玄奘以前所译的经典称为“旧译”，自玄奘之后所译的经典称为“新译”。所谓“旧译”，即是指以鸠摩罗什法师为代表的一些翻译家，在翻译的过程中，采用“意译”的办法，改正了过去音译的弱点，直接用汉字将佛经中的意思表达出来，而不是逐字逐句的翻译。鸠摩罗什法师博览印度古典，对梵文极有根底，又因为来华时间长，对汉文也有相当的素养，所以用“意译”的方法创造出一种读起来使人觉得具有外来语与汉语调和之美的文体，使读者更容易理解，但这种“意译”难保不会有错误的地方，他的译本常删去原文的繁重地方，不拘原文的体制，而且有更改原文的地方。对于鸠摩罗什的“意译”的翻译手法，玄奘予以斥责，认为“意译”不能够完全尊重原本。玄奘开创了“新译”的里程碑，提倡忠于原本，逐字逐句信笔直译之译法，以求最大限度地将佛经准确地传译给中国读者。为了彻底摆脱“旧译”俗套的桎梏，玄奘采取“音、意合一”的方法，将音译和意译有机地直接融会贯通于翻译之中。 2.提出了“既须求真，又须喻俗”标准及“五不翻”原则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中国佛经翻译之“文质之争” 引言：在中国的翻译发展史上,曾出现过三次翻译高潮。其中最早的一次便是关于佛经的翻译。佛经翻译经过晋朝逐渐发展，到了隋唐达到鼎盛时期，南宋以后趋于衰微。翻译佛经的力量主要是两部分人：一部分是从西方来中国的僧侣，另一部分是西行求法求经的中国僧侣。纵观佛经翻译约一千年的历史，正如任继愈所指出：“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 始终存在‘质朴’和‘文丽’两派。”佛经翻译重“文”还是重“质”的争论, 对当时及后世的翻译理论和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文”“质”两派代表译论家及其思想 1. 支谦（约三世纪）——重文支谦名越，号恭明，是后汉灵帝时入中国籍的月支族后裔。他从小就受汉族文化的影响，精通汉文，后又兼学梵书，受业于同族学者支亮，通达大乘佛教理论。他对从前那些过分朴质以致隐晦义理的译本很不满意。他所作的《法句经序》被认为是“今存最早带有佛经翻译理论性质的文章”。也正是这篇文章记述了狭义上的“文质之争”。支谦翻译的风格对后来佛典翻译的改进，起了不少作用。他首先反对译文尚质的偏向，主张尚文尚约应该调和。这当然是为了更好的畅达经意使人易解的缘故。另外，支谦的译文风格也很适合于佛传文学的翻译，因而他继承了汉末康孟祥译《修行本起经》那样‘奕奕流便足腾玄趣’的传统，更翻出了《瑞应本起经》。这一翻译不但丰富了佛传文学的内容，而且通过赞呗的运用影响到后来偈颂译文的改进，也是值得提出的。（吕澄） 2. 道安（312，一说314—385）——重质道安，是东晋时代杰出的佛教学者，出生于常山扶柳县（今河北省冀县境）的一个读书人家里。由于世乱，早丧父母，从小就受外兄孔氏的抚养，七岁开始读书，到十五岁的时候，对于五经文义已经相当通达，就转而学习佛法。十八岁出家（此据《名僧传抄》之说，《高僧传》等作‘年十二出家’）。大约在他二十四岁的时候（东晋成帝咸康元年，３３５），在石赵的邺都（今河南省临漳县境）遇见了佛图澄。佛图澄一见到他就非常赏识，对那些因他丑陋而轻视他的人说，此人有远识，不是你们所能及。因而他就师事佛图澄。道安在《摩诃钵罗蜜经抄序》上所说的翻译有五失本、三不易，都是他的经验之谈，为后来的译经工作指出了正确的道路。 “三不易”是“《般若经》三达之心, 复面所演, 圣必因时, 时俗有易, 而删雅古以适今时, 一不易也。愚智天隔, 圣人匹阶, 乃欲以千岁以上微言, 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 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 尊者大巡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书。今离千年, 而以近意量裁, 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 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 岂将不知法者勇乎了斯三不易也。”三不易“说明召经是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与质

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与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文与质在中国佛经翻译发展史上，从最初的汉译佛经开始，就出现了文与质的区别和论争。文与质不仅是翻译方法或风格的分歧，更是在译入语的操纵下，译者如何选择文或质的翻译策略，然而文与质的相别相争最终在玄奘新译中实现了相合相融。学界对中国佛经翻译史的研究，一般都要追溯到汉译佛经。佛经翻译自东汉桓帝末年开始，魏晋南北朝时得以进一步发展，到唐代臻于极盛，北宋时期业已势微，至元明以后逐渐销声匿迹。在历时近千年的佛经翻译史中，文与质的相争相融贯穿始终，成为一个颇为奇特的现象。在本论文中，笔者拟从文质之别、文质之争和文质之合三个方面来探讨中国佛经翻译史上文与质。一、文与质之别文和质这两个概念源于《论语》：“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在孔子看来，文指的是礼乐之类外在的文明表现，而质则指仁义之类内在的道德修养。由原意引申开来，文便指文章的遣词造句等外在形式，而质则指文章的中心内涵等实质内容。而吕�则认为，“文是修饰，在翻译时修辞力求与汉文接近，质就是朴质，在翻译上忠于原本，采取直译的方法，与汉文就有一些距离，比较艰涩难读”。在其看来，文即意译，在翻译过程中，无论内容还是风格，都有所改变;而质即直译，在翻译过程中，无论是内容还是风格，尽可能的忠实于原文。然而，直译并不意味着译文没有任何润色修饰，意译也并不意味着译文一定要文采飞扬。译文的华丽或质朴，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原文自身的特点，而非翻译方法。因此，文质和直译意译不可简单的画等号。围绕着佛经翻译的文与质，中国的佛经译者大抵可分为文质两派。如以释道安为代表的佛经译者为再现佛经原作的本来面目，多用音译，虽晦涩难懂，尽显朴拙，但也存其真质，翔实可靠，因而被归于质派。释道安(314-385年)，东晋前秦时高僧，常山扶柳人。道安是质派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

浅谈中国古代佛经翻译与译场佛教是中国古代一种重要的宗教文化，它的传入中国可以追溯到汉代，但佛教在中国确立并影响深远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作为佛教的重要经典，在中国古代也有了相当丰富的翻译传统，这其中既有许多值得钦佩的翻译士，也有很多有意思的译场现象。佛经翻译始于东汉，那时翻译典籍的主要手段是词翻字，很多原文并没有译名，只是给出了“音译”，例如梵文中的阿弥陀佛在汉译为阿美特余佛。这种翻译方法并不足以传达原典的内涵，所以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玄奘以及隋唐时期的玄奘、玄奘等人采用了更为深入的翻译方法，即意译。意译方法开启了佛经翻译的新时代。玄奘出生在汉代末年，他具有丰富的佛教修养和深厚的学识，对梵文有相当的了解。玄奘进行了长达17年的传梵法会和翻译工作，翻译了大量佛经，并且注解详细、通俗易懂，使得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更具有感受性，同时也影响了中国古代对佛教的理解。玄奘的翻译方法不仅在翻译层面上进行了创新，译场方面也有了新的发展。在玄奘之前，佛经的翻译大多是由民间的声教或地方豪族进行，没有一个规范的组织机构。玄奘在翻译佛典的还创办了翻译官，确立了一套严谨的翻译制度，使得佛经翻译进入了规范化和专业化的阶段。这也为日后的佛经翻译和研究工作打下了基础。玄奘的翻译并不是完美无缺的，由于他对梵文的理解和翻译方法的限制，一些佛经的翻译内容成为了后人争议的焦点。因为佛教经典本身的涵义不同，翻译又存在于不同学派之间，所以佛经的翻译历程充满了争议和讨论。除了玄奘之外，唐宋以后有一位重要的佛经翻译家，即贞观之治时开元年间僧人玄奘，他翻译了大量的佛经，并进行了详细的注释。玄奘的翻译风格注重文理结合，力求准确传达梵文原意，对佛教在中国的传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与玄奘相比，玄奘的翻译更加严密详尽，对原文的理解更为深刻，因此玄奘的翻译也备受佛教学术界的推崇。在中国古代佛经的翻译过程中，有一些有意思的译场现象。其一是宋元时期中日佛经的翻译比较兴盛。在这一时期中日佛经的翻译场上，由于时代和宗教文化的不同，中日佛经的翻译互相影响、相互消长。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大正新编大藏经》和《新编高丽藏经》，他们在既保持梵文佛经原文的基础上，又考虑到了当时的社会背景和文化环境，在语言表述上尽量接近读者的理解和接受范围。这种翻译方式为佛经在中国传播奠定了良好的语言基础，使得佛教在中国能够更好地融入中国的社会生活。另外一个有趣的译场现象是明清时期佛经翻译的简化。在明清时期，由于宗教政策的变化以及社会文化的影响，佛经的翻译方式发生了一定的转变。大量佛经被以简化的方式翻译成汉文，这一举措使得佛经的内容得到更多的传播，加深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而

玄奘翻译观的现代诠释

玄奘翻译观的现代诠释【摘要】玄奘西行取经17载，归国后毕其生于佛经翻译，其译着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被誉为“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玄奘践行的翻译观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本文通过剖析其翻译观，联系当今实际翻译思想，对其作现代意义的诠释。【关键词】玄奘；佛经翻译；翻译观 1.引言玄奘（公元600-664年）主要生活在初唐时期，28岁时，抱宏图大志前往印度求学，西行17载，其间历经千辛万苦，回国后的二十年中，毕生从事佛经翻译，总共翻译了佛教大小乘经论75部1335卷，共计1千多万字，玄奘的译着从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了中国佛经翻译史上的高峰。印度学者柏乐天认为玄奘的译着是中印两国人民的伟大遗产，指出“玄奘无论如何是有史以来翻译家中的第一人。”玄奘开创了中国译经史的新风格和新局面，佛教史家把鸠摩罗什以前的译经称作“古译”，罗什及其后的译经称作“旧译”，而把“新译”的名称给予玄奘。可见，玄奘践行的翻译观为中国古代佛经翻译注入了新鲜血液，也是其取得辉煌成就的理论基础。对于玄奘的翻译，有人视为“唯一精确直译之文，忠实于印度原文”，也有人视其为“不忠实于原文的意译”（吕澂语，《覆熊十力书七》）。两种看法均有其客观分析的基础，从玄奘的译经中，我们也可以看出端倪。不过，结合两种观点，更能通达玄奘翻译思想之核心——既须求真，又须喻俗。玄奘既重“信”，又重文体风格，实为直译和意译的完美结合，正如梁启超所云，“若玄奘者，则意译直译，圆满调和，斯道之极轨也。”（参见周敦义《翻译名义集.序》）玄奘所立“五不翻”原则，对后世的翻译活动，特别是译名起到了重要的指导作用。本文通过剖析玄奘译经的理论主张，结合当今翻译思想，将其置于现代视野下，诠释其理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