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系统动力学分析

2007年5月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M ay2007第27卷第3期(总83期) Journal of X i an Jiaotong University(Soc ial Sciences)V o.l27(Sum No.83)陕西省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系统动力学分析李晋玲,刘人境,贺柯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陕西西安710049)[摘 要] 采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对陕西省人口迁移和人口城市化水平进行了分析,建立了人口城市化水平预测模型,通过系统的仿真分析发现:城乡收入差距加大会引起农村向城市大量的人口迁移,从而加快城市化进程;科技水平对城乡人口迁移有明显的影响作用;提高劳动生产率时,会引起城乡人口迁移规模的减小,对人口城市化水平起到一定的限制作用,但降低劳动生产率只能在短期内促进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长期来看,并不能提高城市化水平;当对农村土地的占有采取严格控制时,对人口迁移具有一定的阻止作用;当农村人口自然增长率上升时,城乡之间的迁移人口会有所增加,而人口城市化水平有所下降。

[关键词] 人口城市化;人口迁移;系统动力学;陕西省人口分析[中图分类号] C924.2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245X(2007)03-0044-07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各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农村人口向城市大规模地迁移和流动,导致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虽然世界各国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但城市发展的总趋势是朝着人口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的方向前进。

人口城市化已成为一个引人注目的世界性潮流,世界各国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于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人口城市化更是促进工业化、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因此,人口迁移是人口城市化研究的重要内容,人口的迁移对人口城市化发展水平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并对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整合等多方面产生深远影响。

一、国内外有关城乡流动人口的研究现状国内外专家学者对城乡流动人口的研究有多种理论视角,如二元经济理论、人力资本理论、供需理论、同化理论和 推拉理论 等。

在众多理论学派中,最有影响的是刘易斯的两部门理论[1]和托达罗的城乡劳动力转移模型[2]。

这些理论主要从经济学角度出发,以定性分析为主,解释了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动因。

钱纳里在1975年通过对100多个国家的综合分析,得出在常态发展过程中的不同发展状况平均的城市化水平,并通过模型回归,提出了城市化率与人均GDP的一般对应关系[3]。

威廉姆森关于人口增长的研究表明:迁入人口在城市人口的增加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迁移的贡献和自然增长的贡献呈负相关,在城市化发展的初期,迁移的作用相对比较重要;而在后期,当城市化达到一定的水平时,则以自然增长为主[3]。

我国学者在人口迁移与城市化水平研究等方面做了很多探讨。

周一星应用统计分析的方法研究得到城市化水平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显著性很高的对数关系[4]。

范力达对1983年84个国家有关城市化水平与非农业产值数字进行相关分析,也证实城市化水平的对数与非农业产值存在强正线性相关关系[5]。

卢向虎测算了中国 乡 城 人口迁移的具体规模,总结我国人口迁移的变动规律,得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是我国人口城市化主要方式的结论[6]。

宋学锋根据城市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内涵,采用解释结构模型和系统动力学的方法,建立了江苏省城市化与生态环境系统动力学模型,并选取五种典型的耦合发展模式进行情[收稿日期] 2007-01-10[基金项目] 国家 985工程 二期建设项目(07200701);国家留学基金项目(200216)[作者简介] 李晋玲(1963- ),女,山西太原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刘人境(1966- ),男,新疆乌鲁木齐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副教授;贺柯柯(1980- ),女,陕西西安人,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

44景模拟,提出分阶段和分地域地推进人口城市化发展模式和社会城市化发展模式,可以实现协调发展[7]。

童玉芬从影响北京市外来人口规模变动的主要因素出发,用系统动力学方法建立了北京市外来人口规模的动态仿真模型,通过对投资、技术和人口等几方面条件的变化,定量考察了北京市未来不同发展前提下外来人口的适度规模[8]。

程叶青运用系统动力学理论与方法建立人地系统演变的动态调控模型,对该系统进行多种发展方案调控试验,通过比较优选出县域人地系统协调发展的优化调控模式,为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决策依据[9]。

李海峰用系统动态学方法分析了吉林省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建立了系统动态学模型,并分析了各种政策控制因素对城市化发展趋势的影响,为有关决策部门提供了参考意见[10]。

王邦兆等运用系统动力学,建立了镇江市人口社会经济系统动态仿真模型,对实际系统行为的运行模式进行仿真,为镇江市制定人口及经济、社会发展战略提供有益的启示[11]。

在众多的研究中,学者们更多采用的是统计分析的方法拟合城市化水平和经济水平等因素的相关关系,对城市化水平进行分析和预测,进而比较各地区城市化水平差异。

这种方法受到影响因素的数量限制,一方面,选取的相关因素过多,可能会出现多重共线性等问题,而选取的相关因素过少,则可能遗漏重要相关变量,引起较大误差;另一方面,只能反映选取要素对人口的单向决定关系,而没有体现出人口数量对其它要素也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影响和作用。

本文采用系统动力学的仿真方法,把陕西省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问题放在同一个系统中进行研究,应用仿真模型,根据陕西省的经济发展、经济结构、科学技术进步、城市的就业情况和消费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变化,系统仿真出这些要素对陕西省人口迁移与城市的水平的影响关系,通过不同的政策对比找到未来适合城市经济、社会和环境可持续发展的适度的由农业人口向非农业人口转变的规模。

二、陕西省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水平的系统动力模型(一)系统因果关系分析迁入人口在城市人口的增加中扮演着关键的角色[3],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迁移目前仍是我国人口城市化主要方式。

因此,我们在模型的建立中把人口迁移作为引起城市化水平变化的关键因素进行分析。

对于城市人口的增长,我们主要考虑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而对于乡村人口,则要综合考虑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所引起的人口数量变化。

在测度陕西省人口城市化水平中,采用非农业人口比重进行衡量,即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为其城市化水平。

这个指标体现了人口在经济活动上的结构关系,较准确地把握了人口非农化的经济意义和内在动因,反映了生产方式变革的广度与深度。

需要说明的是,我国 农业人口 指从事农业生产及以农业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人口; 非农业人口 则指从事非农业生产活动的人口及其家庭成员。

农村人口到城市的迁移规模要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本文建立的模型中包括城乡收入差距、就业机会、消费水平、农村人均耕地面积[1,2]等,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将使人口迁移规模发生变化,进而引起城市人口数量和人口城市化水平的变化。

模型主要的反馈回路是农业人口 非农业人口的迁移回路,根据对人口迁移速率产生影响的因素进一步将系统细化为3个子系统:人口、土地、经济子系统。

人口子系统中,引起农业人口数量发生变化的因素包括人口的自然增长和机械增长,引起非农业人口数量发生变化的因素主要是人口的机械增长,即城乡间的人口迁移。

经济子系统与土地子系统之间,通过非农产业产值耦合,非农业产值的上升和非农业人口的增长会引起城镇用地需求的加大,相应的农村用地面积会减少,农村人均耕地面积减少,耕地面积减少,会促进乡村到城市的人口迁移量的上升,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

农业和非农产业产值由相应的投资和劳动力决定,因而人口增加和投资增长都会引起产值增加,人均产值随之改变,进而影响到人口迁移速率,当城乡产值差异扩大时,乡村到城市的迁移量会上升。

反之,当这种差异缩小时,城乡之间的人口迁移规模也会随之缩小,引起农业和非农业人口数量的变化,从而形成一个反馈回路。

模型中城镇就业率由城镇就业岗位量和非农业人口总数决定,就业岗位量可以通过社会总产出和社会劳动生产率确定,非农产业的社会总产出增加,会引起城镇就业机会的增加,提高城镇就业率,影响城乡人口迁移量的上升,非农业人口的增加,而非农业人口的增加,又会引起非农产业产值的增加,在系统中形成一个正反馈回路(见图1)。

笔者需要对模型做几点说明:在对城乡人口迁移决策的影响因素分析中,我们没有包含很多学者研究中所提到的户籍等制度因素,这是因为我们所采用的统计口径是 农业人口 和 非农业人口 ,与户口所在45李晋玲等:陕西省人口迁移与人口城市化系统动力学分析地并无直接关系;模型中所采用的劳动生产率含义是非农业产业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力,就业率是指社会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与非农业人口的比率,与统计年鉴中所指的就业率含义并不相同。

关于省际迁移人口,我们通过对陕西省统计年鉴中1996-2005年人口数据的分析,可以看出,陕西省总人口的增长率与年鉴中的人口自然增长率非常接近,也就是说可以认为陕西省整体的人口迁入和迁出规模基本保持平衡,所以,我们在系统分析中没有将人口的省际迁移纳入模型。

(二)参数确定系统动力学模型在进行仿真之前,首先必须对模型中的参数进行赋值。

本文中选用的模型参数有3种确定方法。

1.对于已有参考模式并且数据稳定性较强的单变量的参数,采用历史统计资料作算术平均来确定。

这里通过历史资料确定的参数包括耕地比例、农业和非农产业投资比例等。

2.对于变量间关系比较明显并且历史数据比较充分的参数,通过统计回归、道格拉斯(CD)函数进行求算。

农业产值、非农业产值借助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把资金作为内部循环作用因素,将劳动力作为外部投入要素,用黑箱化方法来表示投入与产出的转换机制,其公式可以表示为:Y =ALK,其中Y 为农业或非农产业产出, 、 分别为农业或非农业产出的劳动力和资金弹性系数,A 为广义科技进步因子,这里通过1996-2005年的数据进行回归拟合予以确定。

另外,城镇面积增量的计算是将城镇人口与非农产业产值作为系统输入,在考虑到科技贡献的前提下,借用CD 函数把城镇建成区面积作为黑箱产出计算,参数根据陕西省1996-2005年数据进行回归计算。

3.对于变量间关系不明显或数据不完全的参数确定,采用表函数予以给定。

其他不能获得历史资料或通过统计计算确定的参数,先进行模型调试,可以在参数值的变化范围内进行模拟调试,直至现实系统的模型行为无显著变化时,其相应值就确定为该参数值。

本文选用的是系统动力学的VENSI M 软件,模拟起始时间为1996年,终止时间为2015年,步长为1年。

所有数据来源于1996年至2005年各年份陕西省统计年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