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人和两本书 ——荣格、卫礼贤与两部中国典籍

两个人和两本书——荣格、卫礼贤与两部中国典籍方维规心理分析学巨擘荣格,亦为分析心理学的创始者，这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他的同时代人卫礼贤,译介中国经典的成就举世公认，被誉为“两个世界的使者”也常有人称其为发现中国精神世界的马可·波罗。

一位是努力汲取东方智慧、学贯东西的分析心理学大师，一位是创造了20世纪最重要翻译成就之一的“伟大的德国中国人”，二者的结交和合作，以及由此而来的孕育力，书写了中西文化交流史中的一个绚烂篇章。

道文化的境界，如同鹤翔九天。

荣格和卫礼贤的非凡成就,无论是学说还是译作，除了其职业属性、学术领域及个人志趣外，都受到其生活年代之特定时代精神的影响。

同样，他们的启迪和效应，也是那个时代的写照。

荣格的兴趣所在，不只限于医学，亦即分析心理学或精神医疗学；他似乎无所不学，涉足宗教、神话、哲学、艺术、文学、民俗，还有炼丹术、星相学等,其中东亚思想对他的影响尤为显著。

他甚至声称，在他的一生中，卫礼贤对他的影响超过任何人。

这一说法肯定会让很多人吃惊，因为在人们眼里，弗洛伊德才是荣格思想发展中最为关键的人物,尽管后者常被看做不忠诚的门徒。

所谓卫礼贤影响，简而言之，在荣格那里是指卫氏的两部产生巨大影响的译作：《易经》和《太乙金华宗旨》。

荣格后来为转译自卫氏译本的英译本《易经》作序；第二本书为二人合作编著，卫礼贤翻译并注释，荣格撰写长篇“欧洲评论”冠以《金华秘旨》问世。

本文论述的主要内容，就是两个人和两本书;然而重心偏向荣格及其学说，也就是荣格在中国思想影响下的思索与荣格说“道”，以此根究他为何会对卫礼贤如此铭感。

我们能够发现,荣格对两部中国典籍的解析，不仅在理解意义，也在创造意义,并将之纳入自己的理论体系。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思想或许成就了荣格思想中最有创意的部分，如“个性化”概念、“同时性原理”、“集体无意识”等。

卫礼贤，中文名卫希圣，因翻译道家丹经《太乙金华宗旨》而出名一、“支撑东西方之桥的两座桥墩”荣格心理学的干流，由许多支流汇聚而成。

首先，他的精神医疗学和医疗心理学背景颇为重要，其中关键人物是布罗伊勒,然后是弗洛诺伊、雅内和沙科。

另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先哲而外，启蒙运动与19世纪的欧洲思想，康德、叔本华、歌德、卡鲁斯等名字，经常出现于荣格著述中，他的思想直接或间接地受到这些人的影响。

后来，其他一些支流也发挥了作用：人类学家莱维-布吕,心理学家詹姆斯,还有诺斯替教派，各种基督教派以及异教人物等。

这当然还不是荣格思想谱系的全部。

以上人物、思想和事物,足以让人看到荣格涉猎之广及兴趣之怪。

弗洛伊德自然在荣格提出其心理学理论时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913年，二人因为对无意识的不同诠释而公然决裂，各走各的路。

然而，弗氏对荣格的影响，在他们反目后依然存在，即便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影响。

荣格为了与弗氏心理分析学保持距离，创建了分析心理学。

弗洛伊德分析无意识，比如释梦,为的是破解“自我”;而荣格却陶醉于无意识的潜力，致力于探索自我与无意识之间的关系,把这种关系看做相辅相成的、富有创造力的过程。

他对无意识中后来被其称为集体无意识的那个部分越来越感兴趣。

荣格与弗洛伊德的重要区别是，他尤其赋予宗教以心灵治愈功能，而不像有着无神论倾向的弗洛伊德那样，视宗教为精神失常的表现形态。

荣格批评弗氏“性理论”把人的精神现象解释为受压抑的性欲之表现。

弗洛伊德曾对荣格说，他要以自己的性学理论建造一座抵抗“神秘主义之黑色泥沼”的堡垒。

而在荣格眼里“这是对我们的友谊之生命骨髓的猛烈一击。

我知道自己绝不可能认同这一观点。

弗洛伊德所理解的'神秘主义'似乎是哲学和宗教，包括那个时候正在兴起的通神论对于心灵所做的一切解释。

”富含道韵的艺术，具有心灵治愈功能。

荣格有过真正的宗教体验，他称之为“神圣的”，具有不可低估的治疗功能。

这一信念尤其见之于荣格1945年给其追随者的一封信中：“您完全说对了,我的工作的主要兴趣，不是治疗精神病人，而在于走近神圣。

实际情况是，走近神圣才是真治疗。

人只要获得神圣的体验，便摆脱了疾病的磨难。

疾病本身有着神圣的特征。

”最晚自1911/12年发表《变化与力比多象征》起，非西方思想在荣格思想中起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埃及人，印度人，当然还有中国人，其中包括西藏文化。

欧洲中心主义在中国文化那里出现截然相反的他者性，而分析心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与他者性的碰撞结果。

荣格曾说，他的生活中有一次特殊的相遇，发生在学术圈之外，却成了他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事件，这里说的是他与卫礼贤的相遇。

1920年代初，荣格和卫礼贤在凯瑟林在德国达姆施塔特市创办的自由哲学协会“智慧学派”活动中首次相遇。

他们后来成为朋友，彼此激荡。

他们两人之非同寻常的关系，是荣格“走向”中国的最重要的路径。

换句话说：荣格心灵世界的中国影响，主要来自他同卫礼贤的交往。

他与中国思想的对话成果，极具启发意义。

卫礼贤是一个思想探索者，走出了欧洲的精神疆域，在中国思想的深处寻觅。

在中国生活的二十多年中，他亲眼看到了东西方巨大的文化和精神差异。

他刚到中国之时，欧洲人是占领中国的殖民者，毫不尊重中国文化；而中国人则依然把欧洲人看做蛮夷，不愿向其敞开中国的精神传统。

卫礼贤虽在生活中少不了殖民地白种人的那种养尊处优派头，却又是最早认识到中国思想价值的西方人之并极力填平两种文化之间的鸿沟。

起初，这个传教士于1899年来到中国青岛，是为了让异教徒皈依基督教。

但在不知不觉中，他自己被归化了。

多年之后，他在荣格面前夸耀说，自己在中国从未给一个中国人洗礼。

相反，他发现了自己的真正使命，通过翻译来联通东西方的精神世界。

卫礼贤为西方世界翻译了《易经》卫礼贤把伟大的中国文化遗产介绍给西方，其成就或许超过任何西方人。

他将《论语》、《老子》、《易经》等十多部中国经典翻译成德语，其中一些著作又被转译成其他西方语言。

尤其是至今还在吸引许多西方人的《易经》，使他一直被看做欧洲最重要的中国文化传播者。

在现有众多西方语言的《易经》译本中，卫氏译本仍然是不可企及的。

他的中国典籍译作，多半采用新浪漫主义色彩的语言，或模仿路德《圣经》翻译和歌德的德语，为中国思想穿上欧洲外套，这在_方面为广大读者喜闻乐见，黑塞对此也颇为赞赏。

另一方面，学院派汉学家却颇多微词，批评卫氏翻译语言的非学术性。

无论如何，卫礼贤在整个后半生都试图在自己的言行和心灵中实现两种相去甚远的文化传统的融合。

同荣格一样,卫礼贤寻找的是那些经得住历史变迁的人类普遍智慧。

大自然的和谐是与天然存在的。

卫礼贤回国以后，同许多文化名人有来往，比如奥托,施魏策尔,黑塞,布伯,当然还有荣格等“智慧学派”成员。

他在“智慧学派”创立之初就受邀做了几场讲演，讲演集《中国的生活智慧》发表于1922年。

结识荣格之后，卫礼贤受邀于1923年在苏黎世心理学俱乐部讲解《易经》,又于1926年5月在那里做过两次讲演，论题分别为“中国的瑜伽实践”和“中国的心灵学”。

当时，学院派因为卫礼贤的宗教背景而对他充满疑忌，宗教界则对他传教时的越界行为而心有余悸。

可是，荣格认识到了卫氏工作的巨大意义，尤其是其《易经》翻译。

在他看来，卫礼贤译成德语的中国智慧，对于西方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孕育力。

一方面，是荣格帮助卫礼贤在德语学术界赢得了严肃性和应有的地位，并为他以为最重要的两部卫氏译著作序或撰文：《易经》（英译本,1950)和《金华秘旨》。

另一方面，这两本书对荣格本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其实，东西方的融合，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二者的角力。

这种角力在1910年甚至体现于卫氏身体：他因中国食物而患上阿米巴痢疾，卧床数月之久。

一年后，他遇见了曾任京师大学堂总监督兼署学部副大臣的劳乃宣，并在这位智者的帮助下克服了内心的中西对抗，至少在一个时期内不再烦乱。

不幸的是，卫礼贤1924年彻底返回德国以后，安宁也随之而去，欧洲和中国元素之间的角力又在他体内复发。

当初的阿米巴痢疾，后来被证明为致命的。

长期潜伏的病菌，让他无法抵御在中国染上的疾病，于1930年夺去了他的生命,享年仅57岁。

荣格说：“我只是在卫礼贤生命的最后岁月才同他接触的。

我能观察到，随着其毕生事业的完成，欧洲和欧洲人如何又一步步向他靠近，甚至困扰着他。

[……]他的梦里充满了对中国的回忆，但他看到的画面总是悲哀阴郁的。

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内涵已经走向反面。

”东西方元素，如阴阳之相反相成。

如荣格所看到的那样，卫礼贤终究没有能力在自己身上融合东西两种元素。

虽然他被中国精神所浸染，但在根子上并未失去其欧洲认同，也没有能力在心理上重新回到欧洲生活中去。

荣格曾试图对他进行治疗,但是他内心的东西方冲突过于猛烈。

当他再次被西方拥抱和同化时，出现了东西方精神之间的抵触，甚至对自己传播东方文化的事业不再忠诚了。

另一方面，尽管他没能完全在自己的心灵中实现两种文化的综合，但是他的著述，尤其是他的译作《易经》，无疑成功地实现了二者的融合。

对于许多西方人来说《易经》与《金华秘旨》无疑是其接近和理解独特的东方文化和精神世界的极佳途径,并作为卫礼贤的精神遗产而长存。

荣格在1929年4月6日致卫礼贤的信中，说他将去德国巴特瑙海姆参加心理医疗大会,想在途经法兰克福时拜访卫礼贤。

作为一个有经验、很有直觉的医生,他感觉到了卫氏身体的脆弱，且有不祥预感。

他又在4月26日的信中写道：“请别惊怪，我又给您写信了。

我在法兰克福去您家扑了个空，并无任何恶意，只是因为我在为您担心。

请别生我的气。

对于我们西方世界来说，您太重要了，我不得不一再对您说这个。

您既不能消失，或者失踪，也不能病倒。

”有人说荣格不但是20世纪思想界的宗师，也是学术界最大的巫师。

此信之后不到一年，卫礼贤离世。

并且，荣格说卫氏临死前显像于其窗前：“令人惊讶的是，那幻影特别清晰。

我不仅看到他脸上的每道皱纹，还有外套上的每根棉线。

”也是在4月26日的信中，荣格兴奋地说：俯览尘世，逍遥宇宙——需要强大的心灵。

“我这次在巴特瑙海姆心理医疗大会上所作报告的成果是,心理医疗协会理事会决定——我事先并不知道——诚邀獉在明年的会上（或许在巴登一巴登）作一个报告。

这是历史性的！您想一下，那些直接接触常人及其身上最虚弱部位的医生，能给他们接种中国哲学之疫苗，这意味着什么？这简直难以估量。

我感到很兴奋,只是希望魔鬼不要阻拦您的这次历史作为。

这才叫击中要害。

医学着实在向心理层面转化，这里得有东方的介入才行。

那些神学家和哲学家是什么也办不成的，他们太傲慢。

”卫礼贤接受讲演邀请之后，荣格在5月25日给他的信中感慨地写道：“仿佛是命运的安排，让我们成为支撑东西方之桥的两座桥墩。

我衷心地感谢您接受邀请。

”在此，荣格感受到了沟通东西方的共同使命。

对于欧洲人来说，卫礼贤的“使者”角色是不言而喻的，而荣格也赋予自己这一角色，这会令人诧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