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溪铁厂3

试论贵州青溪铁厂的创建及作用
钢铁工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要论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钢铁厂，多数人都会想到武汉的汉阳铁厂。

很少有人知道，真正夺得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钢铁厂称号的，是远离沿海的贵州青溪铁厂！但青溪铁厂仅存在了两个月，因此，研究经济史的专家，许多都对这个铁厂未加注意，学术界也未把其放在重要的位置上予以重视。

在镇远县博物馆里，陈列着一块长方形铁锭其上浇铸四个大字：天字一号。

这块铁锭是贵州省镇远县青溪铁厂1890年所生产，是中国民族重工业起步的第一个脚印，其开创性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

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贵州巡抚潘霨奏请在镇远开办铁厂，委其弟潘露主持厂务。

青溪铁厂耗银27万余两，于1890年建成投产。

主要生产设备有高炉1座，熟铁冶炼炉8座，炼钢炉2座，轧条机l3台，轧板机1台，均从英国进口。

当时出产的品种有钢板、钢条、粗细铁丝、螺丝钉等，主体厂房占地6O余亩。

铁厂日产生铁25吨，钢48吨。

是近代中国最早的大型铁厂，其历史地位不容忽视。

铁厂规模之大，在当时国内所仅见。

但青溪铁厂投产不久后，即被迫停工并最终破产。

本文试从各方面对青溪铁厂的创立及破产进行分析。

贵州是内陆省份，山路狭窄崎岖，直至明末清初尚无近代社会标志的交通条件。

当时贵州的官马大道也宽仅丈余，只能供人马通行。

由于交通不便，商人裹足不前，更不愿意投资。

贵州交通不便的状况，严重的制约了贵州经济的发展。

贵州的经济状况一直居于全国末尾。

“黔省尤系瘠区，每岁度支全赖各省协济。

”因而古谚语有“人无三分银之”说。

这种状况直到光绪朝也没有改变。

咸丰五年(1855年)，日本人井上到青溪进行铁矿调查并提出了开采计划，青溪铁矿的开发从而引起了贵州官府的重视。

这一史实充分说明贵州虽然拥有丰富的矿产，但落后的生产技术与之形成巨大的矛盾，至今也还是欠发达，欠开发的双欠境地。

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到中日甲午战争以失败告终的洋务运动，支持洋务的洋务派认为，中国的制度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有“火器”不如人。

他们认为只要学习了西方先进的军事技术，中国就可以强大起来。

如李鸿章说，“查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则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器为先。

”在此思想的指导下，他们开始向外国大量购买枪炮船舰和生产设备，陆续兴办造炮制船的军事工业。

这就需要大量的铁矿石和钢铁产品，而青溪又盛产铁矿，汞矿、铅矿在全国占有重要地位，煤、铁矿蕴藏量丰富，其他如金、银、铜、硝石、雄黄、石英等矿产也有分布，故而确立了优势，抢占了先机。

而聪明睿智、勇于开拓的潘霨就看准了这一点，决定大胆先行，在青溪兴建铁厂。

如若站在今天看来，当时远离朝廷的贵州青溪能率先创办铁厂，其真实原因则是各省民族工业发展的渴求；是国情时局的需要；更是洋务运动催生下的必然产物。

在潘霨看来青溪建厂有三个有利条件：一是各省急需煤铁；二是贵州煤铁蕴藏丰富，极少开发利用；三是黔东江河纵横，水上交通便捷，货运可直达长江。

潘霨是一个洋务官僚，他于光绪十一年上折要求在贵州镇远开办青溪铁厂，利用贵州的地下资源，依靠商人资金兴办新式的采矿企业，为洋务派的军事和民用工业提供原料和燃料，以此开辟财源，扭转贵州历来“每岁度支全赖各省协济”的财政困难。

该建议于光绪十二年(1886年)奏准筹办。

资金一直是困扰青溪铁厂的关键问题。

青溪铁厂筹建时采取“商办官销”的形式，到上海募集股份，由贵州矿务总局公开刊发《贵州矿务札文》于各报，向社会各界宣传办厂宗旨、经营管理、发展前景，展现铁厂的美好前景，以吸纳社会各界的资金。

由于贵州的投资环境落后，因而社会反响并不积极，资金的募集很不理想，从始至终在省内外只招到商股十万两(省内五万两)，潘霨只得挪用公款十九万二千两，并拟借洋款三十万两垫支筹建工程。

这样挪用的公款实际上变成了官股，商人筹股不多，铁厂实际上成了以官股为主的官商合办企业。

潘霨请调其胞弟潘露兼办贵州矿物，负责青溪铁厂的筹办工作，而最终决策权实际上由潘霨所掌握，这样青溪铁厂从一开始领导权就掌握在官僚手中。

这就导致了青溪铁厂出现问题时，往往采取行政手段进行处理。

这种封建生产关系严重的束缚了铁厂的发展。

官方是铁厂的实际控制者，他们既不懂生产技术，也没有管理企业的能力，发生问题时只能采取封建衙门的作风处理问题。

再从技术环境与资金方面来看，贵州当时没有适应近代化企业的管理、技术人才，没有雄厚的资金赖以支撑，也是导致青溪铁厂最终破产的重要原因。

在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制约下，青溪铁厂在筹建和生产过程
中遭遇重重困难。

如该厂筹建时，由于贵州历史上没有开办过近代企业，自然缺乏管理人才和技术人才。

潘露为洋务派知名的技术人才，他上任后，从上海聘请了由法国人罗克莱带队的外籍工程师五人，又雇佣了一批江浙技师和工匠。

青溪铁厂全部设备及材料进口于外国。

从英国等地购买的设备，仅运输即大约花了一年时间。

再如炼铁使用的煤炭也成了铁厂生产的难题。

铁厂使用的煤是瓮安县兰家关的煤，质量不合格，导致炼铁炉塞事件发生。

若用湖南弯水煤又运费昂贵，反造成亏损。

重工业工厂的分布多为动力和原料导向型，对交通的依赖也是很强的。

在清末，交通因素还不明显，但是封建政府难以理解原料、动力和市场之间的奥妙，以降低生产成本。

青溪铁厂的生产成本大大提高，并引起产品质量的下降。

贵州文化落后。

清政府在贵州的教育一直停滞不前，培养人才由书院，选用人才由科举。

据载，嘉庆年间贵阳共有书院十三所，书院的条件大都十分简陋，经费拮据，书籍奇缺。

这一状况直到洋务运动后期也未得到改善。

在新开办的学堂中，师资缺乏特别是理工师资的缺乏，导致贵州技术人才奇缺。

面对这一文化环境，青溪铁厂不得不借助于省外国外的技术人才。

设备的掌握者都是从国外聘请的技术人员，潘露死后竟无合适的人选接任。

总之，贵州当时尚处于自然经济时期，不具备近代化大型企业生存发展的基本条件和营销环境。

青溪铁厂作为近代中国的第一个大型企业，与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经济条件极不协调，难逃一败。

潘霨的结局和铁厂的失败，是那个腐败没落的封建制度所注定的必然结果。

而这段历史也值得回味。

潘霨开贵州矿务，筹建铁厂的主要目的是堵塞漏厄，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入侵。

其实质也就是维护清王朝的统治，对自己来说就是以兴办近代矿业，提高自己的政治地位。

但是他这种大胆尝试，见识、胆略和气魄，仍是让人敬佩的。

他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和维护封建统治的，但其抵制外来资本主义侵略的思想，为“求富”而开发贵州的实际行动，以及身体力行、艰苦创业的精神是应该肯定的，这种作为是符合历史潮流的，铁厂的失败也为他人提供了经验和教训，铁厂的建立在贵州乃至全国也是开创性意义的。

潘霨兴建了中国近代最早最大的官商合办的钢铁企业青溪铁厂；它是贵州历史上第一个规模大、实力强的近代工矿企业；它对我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和推动作用。

早在一百多年前的青溪铁厂，就已经开始利用市场运作，实行股份制筹集资本，这或许是贵州最早采取资本主义经营模式的大胆尝试。

反思：青溪的这个第一，反映了求变心切但并不具备条件的贵州，以违反常态的步伐，开展赶超型经济活动。

它的创办及其迅速夭折的事实，为我们对这一段历史进行理性思考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史料。

虽然夺得了第一，但是仅仅只存在了两个月，对当地的经济没有作出任何实质性贡献，这种第一有什么作用呢？凡是经济活动，就应该按经济规律办事，就应该有所经济效益，没有效益的经济活动，就不会被社会所承认，也不会被经济史所承认，哪怕这种经济的形式多么新、多么早。

我们贵州人主观上的赶超情结，这种精神是十分难得的，也是可嘉的。

从历史的角度看，物质层面的近代化只是企图挽狂澜于既倒的部分官僚士绅的一厢情愿。

不进行革命意义的社会变革，任何经济形式的近代化都缺乏依托，哪怕有一点儿惊世的举动，那也只是唐吉诃德式的勇敢。

百余年之后的今天，中国无论沿海还是内地，大家又都在争相宣称自己拥有多少个“第一”。

此时，我们冷静下来，想一想青溪这样的“第一”所蕴含的历史教训，是非常有用的。

不一定非要勉强去争第一，而着重去争得应有的效益，发展的环境和空间，是不是比徒有虚名的第一要有价值得多呢？
青溪铁厂首先在建立健全经营管理、用人制度上，没有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管理层机构，在用人上，除潘露懂一点经营之道外，其余两位接办者对经营管理一窍不通，更谈不上引进先进的、新的运作管理机制。

其次今天我们注意官企分开，政企分明，不以行政命令代替市场经济规律办事，青溪铁厂成于官僚，可以说也是败于官僚。

其三经济的发展需要适当的经济环境，比如交通，政策，教育，人文环境和人才储备。

青溪铁厂推行股份制，但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尚不具备近代化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基本条件和社会基础。

地处偏僻、资本实力有限，不在当时中国经济的主流圈中，皆严重制约着近代企业。

虽引进资金、技术、设备、人才，并在省外公开招商，效果都不好。

没能摆脱官僚体制的羁绊和制约，股份制不能充分发挥其作用。

其四，工厂的设立要依据自身需要，选择成本最低的区位因素。

青溪铁厂本地产的煤不适应于冶炼，用外省的煤又使成本提高，造成亏损，无法继续进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