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若干思考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的若干思考【摘要】: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代化必然意味着大多数农业人口的城市化。

因此,无论是出于经济发展还是维护社会公平的考虑,农民工理所当然要成为市民,然而,目前农民工市民化化程度受城市发展水平,社会制度,社会经,城市农民工自身素质等因素的制约,这些制约因素将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步消除。

【关键词】: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问题城市农民工是指生活在城市、从事非农产业、身份是农民的特定群体。

农民工的大量涌现,在为社会创造了财富同时,也增加了农村收入,同时,也为城乡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国家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大贡献。

但是,目前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存在,城市农民工,无论从经济地位、权利上看,还是从社会声望、国民待遇上看,农民工的社会地位不仅低于其他社会阶层,而且与其对社会的贡献相比也极不相称,农民工的权益得不到保障,与城市居民的关系不融洽,与社会管理不和谐,有的地方农民工甚至成为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出现了所谓的“农民工问题”。

在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正式提出了“建设和谐社会”的历史目标,并且指出,和谐社会将是一个“全体人民各尽其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社会”。

农民工能够在平等的基础上与城市居民正常交往、融洽相处,整个社会的和谐才有了基础。

因此,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破解的课题。

一、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发展的要求,伴随着城市发展而发展城市发展水平的制约农民工市民化程度。

首先,人口城市化是城市化的本质要求和结果,城市化水平的高低是影响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近几年来,我国城市化水平保持年均近2个百分点的速度增长,但城市化水平仍低于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接近的发展中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比如巴西为78%,阿根廷为88.4%,澳大利亚为84.7%,韩国为82.3%,朝鲜为61.5%,菲律宾为54.9%,新西兰86.1%。

而且,我国的城市化水平也落后于工业化水平,城市化的滞后,制约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其次,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是影响城市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因素。

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与城市经济发展的速度、规模有着密切的内在联系。

一般情况下,城市经济发展速度快、规模大,对劳动力(大部份是城市农民工)的需求量大,城市农民工转变为市民的进程就快。

近年来我国城市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了良好的经济环境,对农民进城就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但面对蜂拥而至的庞大农民工队伍,城市经济发展状况还远不能适应农民工就业的需要。

一方面,随着我国经济改革的深化,企业之间竞争的加剧,部分企业破产,部分企业实行资产重组职工下岗分流,这就使得工业企业就业总量增长进一步减慢;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加速向集约型转变,靠科技、靠管理、靠结构调整促进经济增长的因素越来越大,这就产生了资本和技术替代劳动力现象,加速了对劳动力需求减少的趋势。

由此造成了近年来城市失业下岗人员不断增多,结果减缓了农民工进城步伐,制约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再者,城市财政承载能力制约着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因为,城市农民工市民化需要一定的公共支出,城市财政必须为农民工市民化提供强大的支持。

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无论是转移到大中城市,还是进入小城镇,关键是城市的公共财政体制应为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创造条件,只要是有稳定就业机会和固定住所的农村劳动力,在社会福利和公共服务方面,都应享有与当地人一样的平等待遇。

《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要求把农民工纳入城市公共服务体系,在编制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公共政策、建设公用设施等方面,统筹考虑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对公共服务的需要,提高城市综合承载能力,多渠道改善农民工居住条件。

农民工成为城市居民,不仅享用城市的公共资源,而且需要享受相应水平的社会保障、福利待遇,其职业培训、教育、住房、子女上学、医疗、养老等方面都需政府提供全方位、多层次、适时到位的支持、引导、服务,帮助进城农民工适应新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使他们能够在城市安居乐业。

这就意味着政府财政支出的迅猛扩大。

据中科院牛文元测算,一个农民变成城市居民,需要个人支付成本1.45万元,公共支付成本1.05万元,平均需要社会总成本2.5万元,全国平均每年需支付城市化成本3000-3500亿元。

毫无疑问,这一巨大的转化成本,无论对农民工还是对城市财政都是难以承受的。

因此,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伴随着城市发展而发展。

二、农民工市民化是社会制度不断健全的产物,伴随着制度的完善而实现长期以来,我国的政治体制决定了农民与市民身份上的区别,以至于在世俗上造成了对农民的一种根深蒂固的偏见。

市民对农民工缺少包容之心和宽广的胸怀。

似乎城市中目前存在的较高的失业率、犯罪和工伤事故以及城市环境的脏乱差等,都与农民工有关,都是因为农民工造成的。

城市市民对农民工的偏见,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有关部门的决策,势必造成城市对农民工的排斥,市民对农民工的歧视。

首先,户籍制度是农民工难以融入城市社会的最大障碍。

户籍身份的背后,就意味着城乡利益、地区利益之间的巨大差异。

户籍制度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障公民迁徙和居住,消除附加在户口上的城乡居民权利不平等的劳动用工、住房、教育等各方面不合理的制度,平等对待新进城落户居民与原城镇居民的权利和义务。

这涉及到人口流动、迁徙等全局性的问题,政府面临着失业保险、养老保险、最低生活保障、卫生医疗、教育以及城镇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压力,只能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步实现人口的自由迁徙。

其次,现行的农村土地制度对城市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重要限制。

改革开放以来,家庭经营承包制显示了它自身的活力和它与我国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一面,但是家庭承包形成的土地分散化经营的问题十分突出,适度的规模经营模式难以形成,从而无法获得规模效益。

在当前农民大量进城的现状下,势必造成两种后果:一方面农民进城而无暇顾及土地,导致农村大量土地弃耕、荒废;另一方面土地续包政策虽然在一定时期促进了劳动力与耕地的重组和配置,为农民提供了一种保障,但却使进城务工农民还要承担附加于这种保障之上的耕种等相应责任,又限制了进城农民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在农忙时节,不得不奔走于城乡之间,限制了市民化的规模和速度。

再次,社会保障制度的滞后,增加了农民工市民化的风险。

在城市,市民可以有最低生活保障、医疗保障、养老保险、住房补贴等社会保障,农民却无法分享这些文明成果,农业劳动力仍处于社会保障的遗忘角落。

目前,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社会保障水平低,农民基本上是自我保障,其主要形式是土地保障、家庭保障,以及农村集体经济基础上的社会救济,从而增加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过程的风险。

最后,就业制度是城市农民工难以在城市沉淀下来的直接原因。

中国劳动力市场并非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而是处于多元分割状态。

政府对农民工就业歧视的政策导向表现为,它是以保障城市劳动力全面就业为目标的排他性就业制度,这本身就是一种劳动歧视。

对农民工的排斥,是出于一个基本现实:在城市失业日趋严重的情势下,农民工却占据着很多就业岗位,其数量往往超过本地失业者的数量。

由此产生的一个简单逻辑就是,如果将他们所占据的岗位转移给本地失业者,就足以解决失业者的再就业问题。

出于此种政策选择,地方性就业政策给予城市户籍者以高度的优先权,一些针对农民工的限制措施,也阻碍了农业劳动力转移。

户籍身份的限制,无形中把城市农民工推向次级劳动力市场,从事城市居民不愿干的最脏、最累、最苦、最险的工作。

农民工在劳动力市场上受到种种歧视,如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权,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挫伤了农民进城实现市民化的积极性。

这些问题必将是伴随着制度的完善而解决:1、逐渐消除由户籍制度带来的负面影响现存的户籍制度是在我国特有的国情下产生的一种政策性限制,该制度不仅阻碍城市化发展进程,也阻碍了城乡间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自由流动。

且户籍制度带来的不平等,使农民工的下一代仍处于社会的低层,这无疑将对城市化水平的进一步提升带来困难。

当然,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随着越来越多的农民工涌入城市,大部分的城市已无法提供更多的公共设施,因此,户籍制度的放开,应逐步推进。

可以先对有条件进行投资或购买住房,并在城市拥有稳定工作的农民工准许转户。

2、完善农民工的社会保障制度, 用工制度有条件的地方逐步向城市社保体系过渡, 应该说,社会保障制度在保障社会成员的基本权益的同时,还能增进社会成员的生活信心,使他们体会到人的价值和尊严,这一点对安抚初到城市打工的农民工来说尤为重要。

有关法规已明确规定:无论是公有还是私有用人单位,都应按照《劳动法》的有关规定,为雇员(包括农民工)支付一定的保障金、保险金。

但据统计,用人单位为农民工办理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的比例不到30%。

农民工一旦出了工伤事故,补偿往往不能及时到位,自己负担高昂的治疗费用使很多人“因病返贫”。

因此,要完善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以保证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切实解决农民工最迫切需要的养老、医疗和工伤保险问题。

3、建立城乡统一、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就业市场进城农民工是城市的建设者和财富的创造者,城市政策对农民工的限制和歧视,实际上是对城市发展的阻碍。

再加上农民工信息网的局限,很容易导致其低就业率和就业的盲目性。

因此需要政府、各种中介组织共同努力, 积极培育并完善农民工劳务市场,提供广阔的就业渠道和丰富的就业信息,取消劳动力市场上对农民工就业的限制性政策和规定。

三、农民工市民化也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需要,随着人的素质的提高而实现首先,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长期以来,由于人们思想观念上受城乡对立、体制上受城乡分治的影响很深,无论是城市政府官员还是城市居民对农民进城就业,推进农民工市民化的认识不深不透,将农民工视为城市的“过客”,形成了针对农民工的“劳动力管理模式”,远未从战略高度认清农民工市民化的必然趋势和战略意义。

部分政府官员对农民进城存在两种担心:一是担心出现“城市病”,怕农民进城会带来城市住房紧张,交通秩序混乱,生活环境质量降低,社会治安恶化;二是担心挤占城市职工就业,认为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会加剧城市劳动力供求矛盾,影响城市职工就业。

城市居民也对农民进城表现出矛盾的心态,在接纳的同时更多的是拒绝,因进城农民工加剧了城市劳动力市场竞争,抢占了城市居民的就业机会;又因农民,潜在的犯罪率高,让城里人失去了安全感等。

由于受上述观念的影响和制约,结果出现了城市排斥农村、市民歧视农民的现象,表现在行动上就是不能正确对待进城农民工,对进城农民普遍缺少认可、包容、接纳的心态,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城市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其次,要不断提高农民工的文明素质城市农民工与市民相比,普遍素质偏低,成为其市民化的瓶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