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大火中的农民工》作品赏析

上海大火中的农民工作者: 南方周末记者刘俊陈中小路南方周末特约撰稿赵一海实习生江雁南发自上海2010-12-02 11:29:50 来源:南方周末对于习惯了卖力气挣饭吃的建筑工人们来说，有证还是无证，已经成了一个问题。

（CFP/图）11月15日，电焊工王永亮到上海的第30天。

这一天电焊包工头沈建新分配给他和工友吴国略的工作是：在上海胶州路教师公寓外墙改造工程的第10层，焊接脚手架承重工字钢。

在他们头顶的22层和26层，脚手架管理员李新模和陶余武在给钢管刷漆。

再往上的28楼，十几名来自重庆梁平的架子工正在继续向上搭建脚手架，管理架子工的包工头支上帮在他们之间巡视。

下午2点，一场猝不及防的大火包围了整幢大楼。

大火发生后不到24小时，上海警方公开了事故初步原因：由无证电焊工违章操作引起。

4名相关责任人已被刑拘。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电焊包工头沈建新，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正在被拘四人之列。

十天后，他们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二分院正式批捕，同时批捕的还有其余9名犯罪嫌疑人，13个人的罪名都一样——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

截至目前，大火已造成58人死亡。

李新模和陶余武的名字已被列入死亡名单。

电焊工王永亮、吴国略：最后的施工吴国略父亲收到的拘留书上，记录着吴被抓捕的时间：午夜零点18分。

除了是一名在江浙沪的工地辗转多年的电焊工之外，吴国略还是一个5岁男孩的父亲、一个服装厂女工的丈夫，以及一个经营着电器维修铺的老汉的儿子。

来自江苏建湖县的吴国略来到胶州路工地刚好一个月，之前他和妻子在浙江平湖打工，经朋友介绍来到上海。

“无非就是为了工钱多一些”。

吴国略是5年前开始做电焊的。

吴的父亲说，吴曾在盐城一家技校经过专业培训，拿过电焊证，但由于没有年检，证件可能过期了。

火灾发生当日中午，吴国略在电话里告诉妻子，他在八楼的脚手架上，当时风很大，晚点再和她说话。

这是吴与家人至今的最后一次通话。

和吴国略一样，来自河南驻马店的王永亮也刚到上海一个月。

一个月前，他和妻子曾通过一次电话，当时王永亮从广东潮州一家瓷器厂辞职，想到上海闯闯，到上海的时候王已身无分文，连买火车票的钱都是跟亲戚借的。

在老乡的引荐下，之前跟别人学过半年焊接的王永亮加入了沈建新的电焊队伍，工资每天120元。

沈建新，便是后来被媒体广泛报道的“负责分包电焊的沈某”。

23岁的沈建新和吴国略是老乡，已有七八年的电焊经验，据沈的爱人说，这是沈第一次接这么大的高层住宅，火灾当天，意外摔了一跤受伤的沈正在家里休息。

其时大楼的电焊工作已经结束。

但由于楼层太高，一楼的脚手架基础难以承受这么大的重量，施工中在10楼、16楼、22楼分别焊接额外承重的工字钢。

在11月15日中午，施工现场的监理发现10楼一处脚手架“松了”，王永亮和另一名来自江苏的电焊工因此被叫来再次焊接加固。

事发后除王永亮之外，还有五名电焊工接受了警方调查，一位接受过调查但免于刑拘的电焊工说，他经过技校培训，是有证上岗，而王没有证件。

幸存的民工没有人能说清楚火是何时从何处引燃的。

大火蔓延至整幢大楼才引起所有人注意。

脚手架管理员陶余武的妻子从大楼旁的住处出来的时候，大楼已被浓烟包围，而侥幸逃出的人群中始终没有丈夫的身影。

架子工们都逃到了楼顶，有人提议用尿液把袜子浸湿抵挡浓烟，有个年轻小伙子觉得太恶心拒绝了，但他成了第一个晕倒的人。

大约5点，脚手架包工头支上帮被几个人从楼里抬了下来，当时他满脸漆黑，脚都站不稳。

清醒过来的支上帮似有预感，他干的第一件事情是给浦东家里的妻子打电话：“出大事了，大楼着火了，你拿几件衣服和孩子回老家。

”楼顶的十几名架子工是最后被救出来的，消防员最终冲进大楼把他们半拉半抬了出来。

在有毒浓烟和烈火炙烤中坚持了半个下午的他们逃出生天后，被立即安排接受调查询问，为此在附近派出所的走道里坐了一夜。

（数量词的表述，说明时间之长，过程之痛苦。

）第二天从派出所出来，强忍着喉咙的疼痛，工友们找到一个简陋的饭馆，对着廉价的白酒，一干而尽。

“能捡回一条命，已属万幸。

”一位工友说。

架子工李新模、陶余武：干活、睡觉、干活李新模的遗体是在楼道里找到的，当第二天他的家人在龙华殡仪馆里看到他的时候，这位身高只有156厘米的安徽太湖人鼻孔和嘴角还有残留的鲜血，估计是在往下逃跑过程中窒息而死，而他的工友陶余武已成焦炭，只能通过DNA确认身份。

和已被刑拘的支上帮一样，李新模和他的同乡陶余武都是1992年前后到上海的，当时，上海刚刚开始开发建设浦东新区，整个浦东遍布工地，支上帮最初以在菜场卖鸡为生，后来，在静安一位退休官员的介绍下，做起了架子工。

那会儿的脚手架还由毛竹制成，而上海建筑工地的工人构成正是从当时形成：江苏人做外饰装潢，安徽人搭脚手架，四川人做苦力。

支上帮当时的工资一天不过8元，从8块钱一天起家，支用了十多年的工夫，拉起了自己的包工队伍。

李新模没他的老板这么幸运。

由于身材矮小，又大字不识一个，除了脚手架保管员，他很难找到什么好活，为了供老家子女读书，李在上海过得相当节俭。

抽烟只抽大前门，喝酒也只喝5块钱一瓶的双沟，衣服从来都是捡来穿，在龙华殡仪馆里见他的遗体时，身上穿的还是侄孙女军训时的迷彩服。

除了偶尔和工友们打点小麻将，李新模的生活单调得就像一张白纸：干活、睡觉、干活，周而复始。

但他似乎却很少抱怨，有一次有个亲戚跟他借了200块钱，他身上钱不够，最后跟包工头的老婆转借了50块钱。

偶尔喝多了，他也会絮叨一下自己的悲苦。

他总说他活着唯一的奔头就是能给家里盖一栋楼房，让儿子结婚。

陶余武挣钱的主要目的也是为了孩子。

儿子今年上高三，女儿上初中，正是最需要用钱的时候，每年开学前夕都是陶余武往家寄钱的日子。

干活之余，陶的唯一娱乐是租武侠小说看。

按照原来的计划，再过几日，脚手架完工后，他们也就与这座高楼没有关系——散居于这座水晶般城市的各个迂折弄堂的他们，将会为新的高楼围搭脚手架。

和胶州路公寓里的死难住户一样，这些在大上海讨一小碗饭吃的农民工们的生活，也因一场大火戛然而止。

陶余武的老婆有着典型的农村妇女的沉默，她好像不知道该如何释放自己的情感，总是说着一句话：“这是命”。

包工头支上帮：没搭过这么高的脚手架大火后一天的傍晚，包工头支上帮的妻子去胶州路给死难者磕了个头，她是悄悄去的，怕被别人看见。

在她的理解中，她的丈夫犯了大事，而她同样担心的还有那些租来的脚手架，“不知道被查扣后还会不会还”。

“钢管值好几百万，如果不给人家，人家跳楼怎么办？”她说着就哭了。

支上帮的银行账户已全部被冻结，拿不出一分钱。

有个北京律师想帮支上帮做代理，不用给律师费，只出点来回路费就行，支上帮老婆想了想还是拒绝了。

今年是支上帮生意最好的一年，在支妻的印象中，支很少有休息的时候，每天天还没亮，支就去工地了，要晚上10点多才回来，世博会期间都没有停过。

在做胶州路这个项目前，刚刚做完海防路的一个项目。

一位知情人说，静安这些年搞节能环保试点，不管是外墙保温，还是学校加固，支或多或少都有参与。

但在过去所有的项目中，几乎没有一个项目高于10层。

现在看来，支在搭建高层脚手架经验上的欠缺成了命门。

当初拿下这三栋楼的工程，支就有些力不从心，三栋楼光租钢管的费用就得一百多万，至于施工的资质，则是他的一个朋友帮他找的公司挂靠。

由于办资质的门槛过高，要想拿项目就必须挂靠一个有建筑资质的公司，而这在上海的建筑市场再正常不过。

“安监部门的安全许可证至少要一年才能办下来，然后每年还要年检，很繁琐，一般有资质的公司都有很强的背景。

”上海一位在脚手架行业浸淫十多年的老板说，基本上80％的公司要把工程分包出去。

在这位老板看来，真正引燃大火的不是这些电焊中出现的火星，而是那些保温材料。

“两层架子之间相隔1.8米，即便着火也要至少半个小时才能延烧到上一层。

”他说，但是碰到保温材料就几乎一点就着。

保温材料距离墙壁有一米左右，是用一种喷枪喷出发泡剂，遇到空气之后就会自动变成海绵材质。

喷涂的过程中肯定会沾到毛竹片和钢管上。

按照正规施工流程，脚手架搭好之后才能弄保温材料，但脚手架搭到第10层之后，保温材料的施工队就开始作业，在交叉作业的施工现场，施工管理人员和监理各自忙乱，这个小小的脚手架加固施工，从来没人注意过。

（用客观、冷静的笔触写出了事故可能引起的原因）电焊工“持证”之难王永亮、吴国略、支上帮和沈建新的被捕，已经成为一个标志。

大火之后，各地陆续掀起针对无证电焊工的整肃风暴。

11月22日出版的《重庆日报》称，重庆在一场“巴渝风暴1号”火患拉网清查行动中，查处了两起违规进行明火作业的行为，对3名违法人员进行了行政拘留处罚。

北京市消防局也在近日表示，北京市推出六项超常规措施严查，无证电焊施工一经发现将被拘留。

根据消防法规定，除非是“指使或者强令他人违反消防安全规定，冒险作业的”，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只处警告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

在上海律协刑事委员会副主任张培鸿看来，无证电焊工上岗作业确属违法行为，但让这个违法行为和后果发生联系的，是对其“雇佣”过程中对“证”的无视行为。

（背景的插入和运用，这在中西新闻报道中都有体现，适当插入背景材料，甚至能够增加新闻可信性和真实性）一位建筑结构工程师说，“加固”只是一个比较简单的电焊操作，几乎没人在意“持证”问题。

某种意义上，无证电焊工的操作，只是这场火灾的“导火索”。

（作者观点）另一位施工单位的项目经理表示，现实中，如果不是技术要求比较复杂的操作，施工单位并不会把有证无证作为强制要求。

在国内建筑市场上，无证电焊工的数量无法考证，而建筑行业普遍的估测是，进行电焊操作的人员里大概只有30％是持证上岗人员。

而业内的一个说法是：在工地上，经常是找一个有证电焊工要比找一个无证电焊工更难。

无证电焊工只是建筑行业“冒进”的一角，这与房地产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数年持续繁荣不无关系——施工单位不断“缺人”的现状，亦为无证电焊工们提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

而如果王永亮们要获得一张“证”，首先要到各地安监局指定的中介培训机构培训和委托报名，在最多一周的课程培训之后，参加由安监部门组织的笔试和实际操作的考核后，拿到上岗证。

多家培训机构或安监部门均反复强调，“必须要在安监总局指定的培训机构”培训，否则“考试可能通不过”，而这些机构会向考生收取少则三五百多则上千的培训费。

到实际操作中，其实报名后还需要等到培训机构凑满一定数量的学员，方才开班。

这个等待的周期“可长可短”，取决于该机构报名人数的进展。

培训结束之后，何时考试也需要等待当地安监部门攒到一定量的考生。

一张证前后要折腾小半年时间并不为奇，这对四处流动的农民工来说，漫长的等待意味着巨大的不确定性。

经过这样繁琐的程序之后，也只意味着拿到了一张6年有效期的上岗证。

并且每三年复审一次。

复审时还必须重新进行体检和考试，又必须缴纳两三百不等的费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