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科学对中国新闻史学研究的启示与借鉴

的研究，比如新闻史，在其中是不是也需要有社会科学的相关观念与方法的融入呢？李：社会科学的研究者（即使不是史学的专业学者）需要有些历史的视野，就像我们都需要有些哲学素养，但并不一定都变成哲学家。

我自己对历史有些兴趣，但没有下过全面的功夫，所以我在新闻史上是“门外汉”。

我是以外行人的身份发言的。

整体而言，在华文圈内，新闻史领域研究的素质有待大幅度提升。

无论在理论上或方法上，新闻史研究都远远落后于整个史学界，到处充斥太多粗糙描述的东西。

我想问的是：做这样的流水账，目的是什么？历史材料的内在理路、内在逻辑、内在联系在哪里？这样的研究对我们产生什么意义？我的训练背景来自社会科学。

我知道，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研究是否应该有概括性，意见并不一致，但社会科学家对此是深信不疑的。

我认为，新闻史不妨借用一些社会科学的概念和理论来烛照史料，洞察史实背后的曲折意义和内在联系。

当然，千万不要用理论来套史料，理论只是帮助我们勾勒史料；史料不是为理论服务的，但善用一些概念和理论却有画龙点睛或提纲挈领的作用。

我不是提倡把历史“社会科学化”，而是提倡史学和社会科学互相吸收彼此之长。

我不是新闻史的专业学者，自知目光所触及的很窄，可能以偏概全，请姑妄听之。

我的一般印象是什么呢？第一，坊间有些新闻史写作只简单叙述材料，但这些材料如何取得，信度、效度和代表性如何，却都交代得不够清楚，甚至完全没有交代。

第二，这些材料常常是单方面的，叙述是单线条的，而不是旁敲侧击的，不是从不同角度看问题的，也不是从多方求证的。

有时候甚至作者已经有了结论，再找一些例子权充证据，实在没有说服力。

第三，还有些人急着用政治话语或道德标准发表议论，臧否人事，尽是想当然耳，这些议论与材料有何（或有无）关联，却不一定讲得明白。

我劝我的学生要多分析，少议论。

问题源于对现实的观照张：能不能举例说明新闻史研究如何从社会科学获益呢？李：做研究必须有“问题意识”。

要能提出有价值的问题，首先必须有所“感”。

这种“感”，源于对日常生活的经验现象细致观察与体验；其次，必须掌握充分的史料，把史料读出味道来；第三，可以借用社会科学理论的概念和分析工具。

例如这些年来，国内传播学界对早年芝加哥学派的传播研究突然热过一阵。

有一位内地交换学生，要以芝加哥学派做博士论文，问我意见。

我说，你如果要做知识社会学，既没有在美国生活过，对美国历史地理又浑然没有感觉，材料东抓一点西凑一些，那样做出来的东西怎能有创见？当然，在封闭的学术环境下做些介绍性的工作还是有意义的，但学术价值毕竟有限。

能读英文的人何必通过你的介绍？还有两位上海学生到香港宣读论文，都是关于芝加哥学派的部分面相。

我应邀做评论人，于是好奇地问他们为什么对芝加哥学派感兴趣。

他们的答案很简单：国内懂的人少。

我说，你们不是在搞“圈地运动”，向世界宣示这块东西是你们的嘛？我还开玩笑说，你们是不是怕统计，特地“圈”一块没有数字的版图？那么为什么不去“圈”法兰克福学派，而偏要“圈”芝加哥学派？是不是因为芝加哥学派好懂，法兰克福学派难懂？玩笑归玩笑，我想问他们的是：早年芝加哥学派对当今上海研究有何启示？百年来，上海形成一个移民城市，也处于工业化、都市化的复杂过程之中，不断吸纳各地人群，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形成了新的文化。

芝加哥学派的都市社会学当年所研究的是什么情境，他们提出什么问题，采用什么分析视角，对当今研究上海提供哪些学术资源？从这些问题出发，进一步发展，这才是重温芝加哥学派文献的意义所在。

现代学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要培养一具具活动的书架，能够炫博式地倒背如流哪个权威说过什么话，这种学究式的读书方法早已过时。

再说，早年芝加哥学派对当今上海研究的启示，不可能是简单的横向移植。

这个学派的形成不是空穴来风的，必须深入接通芝加哥这个城市的地气：它在美国历史地理的发展过程有何特色，与芝加哥学派的知识生产如何互动？芝加哥学派包含哪些分支，甚至内部有何不同？它是如何式微而又再度复兴的？后来为何远离传播问题？这些背后问题了解愈多，对上海研究的启发必然愈大。

张：我感觉您刚刚所说的，是指在历史的研究中，也必须对现实有敏锐的观照，以便提有价值的问题。

但在此我有两个疑问，第一个就是在历史研究中，有很多经典研究似乎其中没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比如纯粹的思想史方面的研究。

李：你不会毫无理由一头栽进去研究一个问题的。

例如研究美国传播思想史，其中必然有什么问题触动你，让你觉得有趣或有意义。

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明文保障新闻自由，那是举世所独有的，到底是如何形成的？最高法院的判决如何既保障又限制新闻自由？最高法院的判例和社会运动的消长有无关系？假如没有一些或隐或显的触动，必是一具僵尸，依样画葫芦，没有生命的活力在里面。

准备考试的学生死记硬背，考完立刻还给老师，就是这个道理。

又如在研究芝加哥学派的过程中，需要关注芝加哥当时的“现实”，去问“为什么”，去寻求不同要素之间的关联，这其实是对历史现实和历史经验的观照。

许多研究看似与当下无关，但其实对当下有非常强烈的关怀，这种关怀决定研究者学术生涯的旨趣与走向，帮助他们提出更好的史学问题。

葛兆光治中国思想史，从他的自述中可以体会到现实关怀与学术研究之间的关联。

孔飞力写《叫魂》，①通过对大量史料细致的描述与分析，逼出他的最后一章对君主、知识阶层、普通民众、官僚制度之间关系的分析与概括。

他说得很清楚，这本书要回答的问题是专制权力如何凌驾于法律之上，而不是受到法律的限制，官僚机制如何试图通过操纵通讯体系来控制最高统治者，最高统治者如何试图摆脱这种控制。

这样的问题，既从历史研究揭示当时的现实社会，对于思考当下的现实也有启示意义。

以理论与概念烛照史料张：第二个疑问是我感觉在关注现实（历史的与当下的）与真正提出问题之间，似乎仍有一段距离，那我们还需要有哪些方面的努力？李：这恐怕需要借助于“理论”的暗示或指引了。

我们可以虚心学习西方学术的精彩之处，以概念概括材料，证据切实而充分，推理严谨。

研究者必须借用一些概念（但不要堆积不相干的概念），经过逻辑推论，来组织材料与证据。

否则，缺乏概念的暗示或指引，可能是材料像一地鸡毛，杂乱无章。

流水账式的新闻史，提不出问题，缺少概念的指引，看不出什么框架与逻辑，读完以后觉得没有心得。

我写过一篇《记者与时代相遇》，②这三位著名记者我都有幸认识，而且我对个人在时局巨变中如何抉择一向有兴趣，这是我“有所感”的来源。

但我并不只在意这三人做过什么，而是希望以小见大，提供一个时代的侧面。

换言之，时代如何影响个人，个人如何影响时代，个人与时代如何交相辉映。

我不断设想若在他们的处境我会怎么做，文章里其实有我的影子和寄托。

这在社会学里，就是结构（structure）和行动者（agency）之间的关系，是人与势、个人与时代互动（interaction）的问题。

理论概念帮助我们洞察、解释手头所掌握的史料，从中发现他人所未见的重要意义。

在这方面，我非常心仪余英时先生。

他的历史研究有两大特点，其一是层层剥笋，步步深入，直逼核心。

在他的研究中，几乎很少直接出现西方社会学中的名词，但其思路与逻辑之缜密，不是受到严格的西方学术训练的人，是很难做到的。

另外一点，就是他对传统中国史料极其熟稔，这些史料并非他所独有，但他总是能从这些大家都收集得到的材料中解读出更新、更深、更有价值的意义，并进而构建出原创性的解释。

从既有理论进入，经过对史料的分析，得出原创性理论，这也正是社会科学研究所追求的境界。

不过，在强调借用理论的同时，也需防止对理论的生吞活剥，将理论强加于史料。

我曾撰文③批评过德国海德堡大学汉学系鲁道夫·瓦格纳（Rudolf G. Wagner）教授所主编的以《申报》和《点石斋画报》及其他一些上海小报为分析对象的中国新闻史论文集，④他是拿着中国材料去迎合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的概念，材料细碎但逻辑断裂，对材料的分析和材料所处的当下语境被割裂开来，是典型的削材料之足以适理论之履。

相比而言，我宁愿掌握大量材料，细细阅读，慢慢归纳，归纳到最后，提出一些重要的问题，再接通一些重要的概念，起到了一种照明的作用，使得整个研究中所运用的材料一下有了光彩、有了意义。

在近代中国的学者中，翘楚人物如陈寅恪，他所著之《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以唐代三百代统治阶级中心皇室之姓氏入手，在极其细致的材料的基础上，层层推进，最终揭示唐朝之兴衰，“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极其雄辩。

我劝有志治新闻史的年轻学人，不要只在新闻史的小范围打转，应该有系统地阅读、品尝这类影响深远的宏著。

概而言之，在我看来，中国新闻史的研究，亟需提高的是三种意识，一是问题意识，二是理论意识，三是方法论的训练与自觉。

而这些正需要从西方的社会科学，尤其从默顿（Robert King Merton）的“中距理论”（middle range theory）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并将之与中国学术传统相融合。

既不可大而无当，见林不见树，亦要避免陷于琐碎，见树不见林。

当然，我有这样的观点，也和我所接受的学术训练有关。

学术道路艰难，须得不断磨练，方能略有所成。

我一直以此自勉，也愿借这个机会和年轻学者共勉。

■作者李金铨系香港城市大学媒体与传播系讲座教授、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张宁系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后。

注释：①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