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电影《活着》影评
《活着》影评电影《活着》，根据余华同名原著小说改编，1994年由张艺谋执导，葛优、巩俐等主演。
影片以福贵一家的坎坷命运为主线，讲述了福贵和他家人风风雨雨几十年的遭遇，而不同年代的遭遇，透出一个时代的缩影，从解放战争、大跃进到文化大革命，最后，他们的生活已经变得麻木，失去的太多，面对生活，大概只剩下“活着”。
影片露出一股悲悯情怀和伤感的黑色幽默，它将历史浓缩为个人命运，涵盖着人在历史中的命运无法掌控的生命之痛。
大少爷徐福贵嗜赌成性，妻子家珍屡劝无效，带着女儿凤霞回娘家。
当夜福贵输光全部家产，父亲被他气死。
一年后，家珍带着女儿及手抱的男婴有庆回家，福贵痛改前非，走埠演皮影戏维生。
适逢国共内战，福贵先被国民党拉俘当兵，后被俘掳。
好不容易获释回乡，庆幸一家团圆。
后来，福贵因家产输光未被划入地主成分，但生活让他失去了儿女等亲人，最后剩下的惟有活着······活着这部电影非常的长。
整个看电影的过程我反反复复的咀嚼着两个字“活着”，活着真好，人只要活着，对家人，对朋友就是安慰，就是支柱。
第一次感觉到活着好是在福贵被抓丁，国民党大撤退。
福贵的战友都被打死了，没有吃的，什么都没有。
福贵只想跑回家，看看家珍和孩子。
当福贵举手向解放军投降的时候，使人心里喊出了“活着就好”。
不管怎样活着，都要回家看看。
第二次心里喊出活着，是在龙二被枪毙的时候，福贵吓得尿了裤子。
葛优演得棒极了。
真棒那一段听到枪声的时候。
如果不是福贵赌输了祖传的房子，那枪毙的就是地主福贵了。
能活着看到老婆孩子就是好。
第三次是有庆死了，被车撞死的，福贵看到血肉模糊的有庆，家珍哭得死去活来。
后来那个春生被打成反革命，要自杀，来找福贵道歉，福贵和家珍都原谅了春生。
家珍最后冲春生喊“你还欠我们家一条命”。
令人感动的质朴的感情。
心地善良的中国农民。
他们没有很好物质和精神生活，却有最纯朴和实在的心地。
第四次是凤霞死了。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摘要】小说《活着》是一部经典文学作品，描绘了中国农村人民的苦难生活。
电影《活着》则是对这部小说的再现，通过银幕展示了小说中的故事。
本文将从小说《活着》的背景与主要内容、影响与意义开始，探讨小说如何影响和启发读者。
接着将分析电影《活着》的改编与表现，以及其对观众产生的影响与意义。
将比较小说和电影的异同之处，探讨它们各自的特点及表现形式。
通过对比小说和电影的传承与展示，可以看到文学与影视的交融之美，体会《活着》所传达的深刻情感和社会意义。
【关键词】小说《活着》、电影、影响、意义、改编、表现、传承、展示、文学、影视、异同、交融、美。
1. 引言1.1 电影作为文学作品《活着》的再现电影作为文学作品《活着》的再现，是一种将文字与画面相结合的艺术表现方式。
小说《活着》通过文字描述了一位农民的苦难生活，以及中国社会变革中人们面对命运的挣扎和抉择。
而电影《活着》则将这个感人的故事搬上了银幕，通过视听的形式展现出来，让观众更直观地感受到主人公的遭遇和情感。
通过电影的表现形式，观众可以更加生动地感受到小说中所描绘的场景和情感。
演员的表演、场景的布置、配乐的使用等方面都可以让观众更加身临其境地体验到故事的感染力和震撼力。
电影《活着》的再现不仅是对文字形象的复刻，更是一种对故事情节和人物内心的深度挖掘和再演绎。
通过电影《活着》，观众可以更全面地理解和感受到小说《活着》所要传达的主题和思想。
电影作为视听媒体，可以通过形象化的表现方式让主题更贴近人们的生活和情感，引发观众更深层次的共鸣和思考。
电影作为文学作品《活着》的再现，不仅是对原著的致敬和延续，更是对文学与影视艺术的融合与创新。
2. 正文2.1 小说《活着》的背景与主要内容《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创作的长篇小说，于1993年出版。
小说描写了中国农村改革开放时期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的命运。
主人公福贵从富裕农民一家人到贫困潦倒，经历了家庭的破裂、亲人的离世、文化大革命的浩劫等一系列悲惨遭遇。
《2024年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范文
《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篇一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_《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一、引言文学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但它们之间存在着紧密的互文性关系。
文学作品的改编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灵感，而电影则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将文学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本文将通过分析余华的小说《活着》和莫言的《红高粱》的电影改编，探讨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关系。
二、《活着》的电影改编《活着》是余华的一部经典小说，讲述了一个普通农民福贵一生的苦难与挣扎。
小说通过福贵的视角，展现了中国社会从抗日战争到改革开放的巨大变迁。
在电影改编中，导演将小说的叙述进行了删减和改编，但依然成功地展现了原作中的核心思想。
电影以直观的视觉效果，将福贵一家的苦难生活呈现得淋漓尽致，使观众能够深刻感受到那个时代的残酷与无奈。
三、《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红高粱》是莫言的一部脍炙人口的小说，讲述了一个关于爱情、家族和复仇的故事。
小说以独特的叙事方式和丰富的想象，描绘了一个充满魔幻色彩的世界。
在电影改编中，导演成功地将小说的精髓进行了提炼和再现，将原著中丰富多彩的情节进行了有机的融合。
电影以红高粱为背景，展现了那个年代中国人民的生活状态和家庭情感，让观众能够身临其境地感受那段历史。
四、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文学与电影的互文性体现在多个方面。
首先，在内容上，文学作品为电影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情感基础。
无论是《活着》中的福贵一家还是《红高粱》中的家族情感，都为电影提供了深刻的情感内核。
其次，在形式上，电影通过其独特的视觉表达方式将文学作品呈现在观众面前。
电影通过影像、音乐等手段将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人物形象等元素进行了再现和拓展。
此外，在创作过程中，电影导演还需要对原作进行再创作和加工，以适应电影这一艺术形式的表达需求。
五、结论通过对《活着》和《红高粱》的电影改编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文学与电影之间的互文性关系。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
小说《活着》与电影《活着》的差异浅析细读余华的小说《活着》，细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我们不难发现二者之间的些许差异，这种差异是余华和张艺谋两个不同领域的大家的身份决定的，也是小说文本和电影文本的性质与要求所决定的。
作为读者，都能感受到小说中充满着悲凉、苦闷、阴郁的色彩，而作为观众，则能感受到这种悲重色调被导演有意识地淡化了，相反有一种淡淡温情的亮色在影片中出现。
这种改变主要是通过以下几方面来完成的：（一）叙事角度的不同余华的《活着》采用的是第一人称叙事。
作品开始写“我”以一个民歌收集者的身份在充斥着阳光和知了的村舍田间游荡。
余华用一种轻盈、恣肆的语调描述“我”在乡间的所见所闻，充溢着快乐、美好与原生的活力。
然后“我”发现了福贵——小说的主人公，也是另一个叙述者。
于是福贵取代“我”走入读者的视线，作品的叙事者就在“我”与福贵之间灵活转换。
当然，更多的时候，少不更事的“我”只是一个忠实的倾听者，倾听福贵无比坎坷的一生。
在老人漫长而宁静的回述中，我们不仅体悟了福贵丧亲失子的剧痛，更看到福贵由一个嗜赌成性、毫不体恤父母妻儿的纨绔子弟如何在死亡与苦难的威压下，苏醒出人性中善良与慈爱的光辉，磨砺成柔韧与博大的襟怀。
他像一株挺立于深秋旷野中的老树，花叶尽凋，伤痕累累，却依然精神矍铄，空明澄净。
亲人离去的痛苦被最大限度地克制，代之以平和与宽容的回望。
而“我”在老人叙述间隙中的恰当插入，形成一种奇妙的“间离”效果，使读者超脱于福贵的悲情往事，达到对生命存在的哲学沉思。
在双重的叙事过程中，福贵穿越死亡与苦难后的坚韧与通达、智慧与诙谐拥有了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作品因此升华为一个关于生命存在的寓言故事。
而张艺谋的《活着》则从第三人称的角度来展示福贵一家的悲欢离合，将福贵及其家人的苦难悲欢细致入微地呈现在观众面前，追求原生态的生活真实，凸显的是底层民众生存的艰辛和伤痛，是荒谬现实对无辜生命的摧损，影片因此具有强烈的真实性、可观性与感染力。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
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余华《活着》的版本改编与受难—救赎主题研究《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曾经改编成电影、话剧等版本。
这些版本的改编，以及小说本身所展现的受难与救赎主题，通过描述主人公福贵在历经苦难的过程中的奋斗与希望，传达了人性的光辉与残酷，以及生命的价值与尊严。
小说《活着》的版本改编，各自呈现了不同的叙事形式和艺术表达。
其中最为著名的改编版本是张艺谋执导的电影《活着》。
该电影通过生动的画面和细腻的演技，将小说中福贵一家的遭遇和心路历程传达给观众。
另一方面，话剧和舞剧等版本也通过独特的形式，将小说中的故事进行了诠释和演绎。
这些版本的改编，丰富了小说的意义和内涵，并使读者或观众对小说的深度思考进行了进一步的引导。
小说《活着》以福贵的受难为主线，通过描述福贵在历经战乱、自然灾害和人生起伏之后，亲人纷纷离世、身体日渐衰弱、家业荡然无存的种种遭遇，展现了他面临的剧痛与困境。
这种受难并非仅仅来自外界因素，更是内在的心灵折磨。
小说通过揭示福贵内心的痛苦和孤独感，传达了个体在苦难中所遭受的痛苦与无奈。
然而，在小说中，受难并不仅仅是一种承受和消沉，更是一种希望和救赎的表现。
尽管福贵一家经受了巨大的苦难，但余华通过描写福贵一直坚持着的“活着”的信念，传递了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无论是在战乱中、自然灾害中，还是在个人痛苦中，福贵都能够反思和坚持，最终获得一种精神的解放和心灵的救赎。
小说中的福贵也展现出一种对周围环境的积极适应和坚韧不拔的品质。
他在苦难中并没有沉沦，而是以一种积极的心态去面对困境，并通过努力工作和经营来追求自己的生存和尊严。
尽管他在物质和经济上并没有取得巨大的成功，但他却通过坚守住自己的生活信念，获得了内心的力量和坚韧。
通过《活着》的版本改编和受难与救赎主题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人性的复杂与光辉。
在小说中，福贵经历了巨大的磨难，但他在苦难中仍然坚持活下去，并通过坚强的意志和对生命的尊重，赋予了自己和读者一种希望和奋斗的力量。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
《活着》从小说到电影的对比性解读小说与电影是两种不同的艺术形式，从电影产生开始就一直存在着电影对文学作品的改编，尤其是对文学名著的改编。
本文以余华的小说《活着》和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为研究对象，从空间背景结构、人物塑造及命运角度进行对比解读，并挖掘存在差异的原因，认识到小说和电影是两种既相互交融又各具特质的艺术形式。
一、《活着》小说与电影细致对比性解读(一)空间背景结构小说《活着》主人公福贵生活在南方的一个农村，是一个地道的农民，生存的依靠就是土地，整个小说中“土地”这个空间对象就变得相当重要，通过“土地”把农民的生存状态和农民对土地的细腻感情表达地非常完美。
电影《活着》福贵则是生活在北方的一个城镇，变成了一个以表演皮影戏为生的普通市民。
皮影戏比土地更有形式感，除了有光有色有运动，皮影戏还要人开口唱，这就使得电影的听觉语言也就丰富起来了，但是却没有了“土地”的伟大与细腻。
(二)人物塑造及命运小说中的人物以及命运都是用文字表达的，要读者自己去阅读想象，而电影中人物是演员用表演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电影和小说中大部分人物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走向死亡。
这里就以这两个点为切口来分析。
以福贵爹为例，小说与电影中福贵他爹都是在福贵输尽家产之后气死的，但是两者的处理不同：小说中他爹先是病了，等到让福贵还了债，龙二要了房子，他爹再向村里的粪缸走去时，“已经不是走在自己的地产上了”，这才从粪缸上摔下来死了。
而电影中则直接让他在还完龙二的债后，试图去打福贵，一口气没有上来，直接气死了!所以电影中省掉了由鸡到牛的对话，电影的这种处理使冲突更加的剧烈，情节更加的简洁，但是的省略使得作品的意义大打折扣。
二、《活着》小说与电影存在异同的原因(一)电影和小说不同的生产与接受小说是作家一个人的创作，受读者接受等外在客观影响小。
但是电影不一样，电影首先是一个集体创作的活动，面对小说《活着》这个文本的时候，先是经过编剧的改写，其次在拍摄电影过程中还会有导演和演员自己的理解，这样这一改编过程就至少经过了编剧一导演一演员的三层理解，很自然对原著就会有所创造和改动，家珍这个人物形象就是通过巩俐将她表演的更加个性化的；其次是观众的接受，一部电影是否成功评价标准很多时候就是：票房和奖项，这两者其实就是一种观众接受的量化表现，小说中是每个人物的死去尤其是凤霞、苦根的死亡都太具偶然性，给人一种不可信的感觉，所以在电影中就将人物死去与历史背景结合起来，小说中几乎所有的人都死了，死亡的气息太浓，电影中则留下了家珍、二喜、馒头与福贵团圆结局，这样更符合人在现实生活中正向思维和心理，也更符合中国人的审美习惯。
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研究写作大纲
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研究
一、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2 研究目的和方法
1.3 研究问题和预期贡献
二、文献综述
2.1 余华小说《活着》的研究现状
2.2 《活着》电影改编的研究现状
2.3 文献综述的结论
三、余华的小说《活着》
3.1 余华的写作风格和主题
3.2 《活着》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
3.3 《活着》的主题和象征意义
四、电影改编的过程
4.1 改编的必要性
4.2 改编的过程和方法
4.3 电影与小说的对比分析
五、电影改编的效果分析
5.1 人物形象的改编和变化
5.2 故事情节和主题的变化
5.3 电影风格的体现
5.4 观众对改编的接受度调查
六、影响因素分析
6.1 社会文化环境的影响
6.2 电影工业和市场需求的影响
6.3 余华和导演对改编的影响
6.4 影响因素的对比分析
七、结论和评价
7.1 研究结论总结
7.2 对《活着》电影改编的评价
7.3 对未来电影改编的展望和建议
八、参考文献
九、附录（如有）
9.1 观众接受度调查报告
9.2 对比分析表格和图表
9.3 数据来源和分析工具介绍。
《活着》小说与电影的异同大家谈
《活着》小说与电影的异同大家谈从余华的小说《活着》到张艺谋执导并改编的电影《活着》，都吸引了众多读者和观众的关注。
由于小说和电影不同的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两位艺术家不同的艺术追求，使得《活着》拥有了两种不同的艺术风格，进而产生差异性，同时也存在共同性。
不管是小说版还是电影版的《活着》，作家和导演都在讲述人如何承受生命中的苦难，讲述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
正如余华所说:“就是这篇《活着》，写人对苦难的承受能力，对世界乐观的态度。
人是为活着本身而活着，而不是为活着之外的任何事物所活着。
”(《活着•前言》)从内容上来讲，小说以“我”为叙述者，在东游西逛中遇到了老人富贵，听他回忆了苦难而平淡的一生。
电影则以正叙的手法展现了富贵从40年代中期到70年代前后的生活经历。
我现在从叙述视角的转变、作品色调的变化、题旨风格的演变来对比分析《活着》的小说和电影，就二者的相同和不同之处提出了自己的一些略解，并从整体角度上总结了它们各自的特色。
一、叙述视角的变化作为小说的《活着》，讲述的是“我”到农村收集民歌，遇到福贵老人，然后又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让福贵老人自述一生的经历。
这时，虽然“我”也存在于作品中，但是对于福贵的人生，“我”只是一个冷静的旁观者，小说中也没有作者的主观情感，作者采取的是“对故事中的人物和事件的无动于衷或不动感情的态度”同时也是福楼拜所谓的“冷漠性”。
而小说改编成电影后，很显然导演张艺谋把“我”这个主体去掉了，直接把福贵推到银幕之前，用全知叙述的方式让观众从第三者的角度来看福贵一家的命运。
影片中也融入了导演自身强烈的感情色彩，通过黑白的色调、静态音的处理、悲凉的民族音乐来对于生离死别的场面渲染，显然让观众留下了不少眼泪。
这种变化同时显示出了余华和张艺谋的不同艺术追求，从小说中可以看出余华追求的是一种内心真实，这就是作家在《活着》前言中所说的:“一位真正的作家永远只为内心写作，只有内心才会真实地告诉他，他的自私、他的高尚是多么突出。
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推荐5篇）
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推荐5篇）第一篇：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简析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摘要：同样是关于死亡和活着的主题，电影改编和小说作为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各有其独特之处，改编在叙事结构和具体操作方式上都不同于小说。
张艺谋对《活着》的改编是比较成功的，他在基本保留了原著的主旨的同时，也以电影的展现方式赋予了《活着》更多层的意蕴，虽然在表现深层次的东西上没有达到文本的效果，但也可称为成功的改编。
关键词：《活着》改编对比《活着》是余华写的一部关于死亡的小说，余华的作品往往充盈着阴郁的气氛，暴力和死亡在他的作品中占有很大的分量。
《活着》虽然也是在写死亡，但是字里行间却透露着含而不露的温情和幽默。
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根据该小说改编而成，在主题的选择上变动不大，都是通过主人公福贵经历的半生浮沉表现人对生存的坚持。
电影与小说毕竟是两种不同的话语结构，虽然它们在终极目的上是一样的，但是在具体的操作方法和叙事节奏上有很大的差别。
小说通过文本与读者交流，旨在关注实物背后的，深层次的东西；而电影就要丰富些，通过光影声色与观众直接接触。
电影《活着》是张艺谋早期的作品，虽然后来因某些原因被禁播，但作为一个电影艺术作品还是受到很多的肯定和褒奖。
作为小说的《活着》和作为电影的《活着》，孰好孰坏，我们是无从定论的，因为我们至今还不能为这两种不同的话语找到一个课供衡量比较的标准。
在这里我们可以简要分析一下电影改编的得失之处，既是改编难免在某些方面与原著进行对比。
首先，从故事的讲述方式来看。
原著中的讲述方式明显是经过精心安排的：“我”作为一个民间歌谣的采集者在乡间遇到“名叫福贵的老人”，通过交谈我听到这样一个故事。
故事的主题是通过福贵的自述来讲的，表现福贵对生活和命运的理解和近乎达观的超脱，故事在第一人称“我”的主观性表达下显得更加的感人和充满温情。
小说以福贵一生为主线讲述了他从父母、妻子、儿女齐全的地主家少爷到身边的亲人一个个的死去，临老与一头老牛相依为命的凄凉悲苦而又充满温情的故事。
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变——论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
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变——论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从语言艺术到视听艺术的转变——论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引言《活着》是中国作家余华的代表作之一，小说以其深刻的社会批判和感人的文学情感而闻名于世。
1990年代，这部小说被中国导演张艺谋拍摄成同名电影作品。
这一转变使得小说从纯粹的语言艺术形式转变为视听艺术，出现了诸多变化和创新。
本文将以《活着》的电影改编为研究对象，探讨这种转变对原著情节、人物塑造和主题表达的影响。
一、情节的改变相对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在情节上进行了适度的删减和调整。
电影以冈仁波齐峰为开篇，引出主人公福贵的一生命运。
随后电影将焦点转向了福贵的妻子懒蛋，通过展现懒蛋的形象来反衬福贵的苦难。
这一调整强化了女性角色在整个故事中的地位，更加凸显了家庭变迁和旧社会环境对女性的压迫。
此外，电影还对小说中的一些情节进行了更加生动和激烈的呈现，比如饥荒时期的斗狗场景、福贵被绳子穿过鼻子拖回家的一幕等，这些改动充分利用了电影的视听特点，增加了故事的紧凑感和冲击力。
二、人物的塑造电影改编过程中，人物形象的塑造是一个重要的环节。
福贵和懒蛋作为小说《活着》中的核心人物，在电影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刻画。
福贵的形象更加饱满和立体，他坚忍不拔的生存意志和对家庭的责任感更加突出。
懒蛋则被描绘成一个更具代表性的女性形象，她虽然看似懒散，但内心深处却有着强大的抗争精神。
电影还增加了一些小说中没有的人物角色，比如福贵和懒蛋的儿子小福贵，这个角色的加入使得福贵夫妇之间的家庭关系更加完整和真实。
三、主题的表达小说《活着》通过福贵的一生反映了20世纪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以及旧社会制度对个人命运的摧残。
电影改编在主题表达上更加注重感官冲击和情感共鸣。
电影中的音乐、摄影、剪辑等技术手法被充分运用，使得观众更加直观地感受到了福贵和他所处时代的苦难。
比如，电影中通过音乐的运用，将福贵的内心世界和情感状态直观地传达给观众，进而引发观众内心的共鸣和思考。
- 1、下载文档前请自行甄别文档内容的完整性，平台不提供额外的编辑、内容补充、找答案等附加服务。
- 2、"仅部分预览"的文档,不可在线预览部分如存在完整性等问题,可反馈申请退款(可完整预览的文档不适用该条件!)。
- 3、如文档侵犯您的权益，请联系客服反馈,我们会尽快为您处理(人工客服工作时间：9:00-18:30)。
浅谈余华小说《活着》的电影改编摘要：张艺谋的电影《活着》是根据余华同名小说改编而成，但两者有很大的差异。
电影与小说虽有相似点但又有不同之处，首先，电影改变了小说的主旨；其次影片与小说相比多了些人性，没让《活着》走极端；再次，影片中不仅增强了幽默感而且升华了主题；最后，在拍摄的时候没有张艺谋导演没有跳过历史，运用了反讽手法真实的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给人们带来的痛苦。
Abstract: The article made a comparison between Yu Hua’s novel “still living ”and Zhang Yimou’s movie of the same name .The two are quite differentfrom each other. The film had the same place butit also had some different places . Firstly , thefilm changed the theme of the novel . Secondly ,compared with the novel the film had increased some humanity . Thirdly ,the film was notonly increase the humor but also sublimated the theme .Finally ,when take the film director didn’t jump the history .On the contrary ,he used the mock methods to reflect that era ,which brought many pains to people .关键词：《活着》；余华小说；张艺谋电影；改编；审美视角一、小说与电影两种“活着”的审美视角张艺谋导演改编余华小说《活着》再一次给人们带来了视觉和心灵的震撼。
通过影片和文本之间的对读我们可以发现张艺谋的电影《活着》与余华的小说文本《活着》虽然有很多相似之处,但是他对小说的改编也做了不少变动，而且削弱了小说对受难本质承受的程度。
1．从忍耐到苟且的生存方式《活着》的基本主题是为“活着”而“活着”受难式主题。
在遭受生活的苦难时，福贵没有反抗只是默默的忍受，小说的主题是生命的受难本质。
在与苦难命运的滑行过程中，死亡成为一个无法摆脱的阴影。
年轻的时候因为赌博，福贵不但把自己富足的家弄的倾家荡产，而且还活活的把爹给气死了。
福贵从这件事上获得了一种极度的精神震撼和道德警醒，从而使自己慢慢地改变了玩世不恭的个性，意识到生命存在的责任和意义。
特别是当他被抓去当壮丁经历死里逃生之后，更加深刻体会到活着的艰辛和对家人的思念。
可是苦难却并没有因为他的改变放慢脚步，相反变得变本加厉；首先是儿子有庆被车撞死，原本幸福的家庭瞬间瓦解。
接着是女儿凤霞的意外的死亡，妻子病逝，然后是女婿二喜被砸死和唯一疼爱的外孙也离他而去。
面对亲人相继被死神夺去了生命，福贵的韧性就犹如系千钧于一发，柔韧而不断，他比别人更有死的理由，然而他却活着！因为在一切都被剥离殆尽后，空余活下去的诉求之时，方显出“活着”的缄默和超然的力量。
“人是为了活着本身而活着的，而不是为了活着本身之外的任何事物而活着。
”①在命运面前，任你怎么愤怒和反抗都是无济于事的，只有宽容、容纳和接受。
福贵的生存愿望是能够平平安安的活下去，因此他很少与别人发生冲突，除了年轻的时候嚣张一点，他几乎都是安安分分的老实的农民。
而福贵唯一能做的就是忍耐，忍耐生活带给他的不公正和灾难。
面对自己亲人相继离去，虽然对他的伤害很大，但这更加深了他对苦难生活的承受能力与忍耐意志。
福贵就是“以笑的方式哭，在死亡的伴随下坚强的活着。
”而电影却挣脱了小说的羁绊，把镜头更切近国人的存在感：“好死不如赖活着。
”这就是褒义的“苟且”，一种在现实的打压下得过且过、苟延残喘的生存意识。
电影中福贵是一个胆小如鼠的人，那些所谓的理想抱负早已灰飞烟灭，都抛之脑后了，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好好的活着。
电影淡化了小说对忍耐的渲染，相反更显现出人物的苟延残喘的活着。
当福贵从战场回来时，家里已经发生很大的变化，母亲已经离开人世，女儿成了哑巴。
虽然家中一贫如洗，却因为家庭的温暖而倍感欣慰。
所有的这些亲情间的温暖，使得福贵更重视家庭珍惜家人，不断地激发了他对活着的渴望。
也正是因为经历过的苦难，使得福贵越来越苟且的活着。
福贵在战场上每天都过得胆战心惊，当他看到成千伤兵全部被冻死时而感慨道：“可得好好活着”；在枪毙龙二时犹如惊弓之鸟，以为打中了自己，慌乱中抱着柱子尿了裤子；当他得知祖房被焚，为了明哲保生，反而一口咬定烧的是“反革命的木头”五十年代大跃进运动中，有庆为了教训欺负姐姐的孩子，将一碗装满辣椒酱的面条倒在那小孩头上。
被其家长斥为“搞破坏，破坏大食堂，就是破坏大跃进。
”当时这样荒唐的罪名是被人们认可的。
面对工友的责骂和被指责道是“破坏大跃进时”，吓得福贵呵斥有庆道歉并因此打了倔强的孩子。
当个人生存被压缩到极小空间时，福贵在残酷现实面前只能逆来顺受，忍辱求生，并在夹缝中残存着几分欢乐。
2．从残酷到温情不让活着走极端小说给我们描述的是福贵一家三代在长达40年的生活中相继死去，只剩下福贵一个人。
我们读到的《活着》除了苦难还是苦难，而且更令我们惊讶的是余华对苦难的叙述竟是如此的冷静，他选择的是一种“旁观者”的视角来写出整个故事。
就如他在日文版自序中写到：“对《活着》而言，生活是一个人对自己经历的感受，而幸存往往是旁观者对别人经历的看法。
《活着》中的福贵虽然经历苦难，但是他在讲述自己的故事。
我用的是第一人称的叙述，福贵的讲述里不需要别人的看法，只需要他自己的感受，所以他讲述的是生活。
”②他让所有的人物、场景、世事沧桑的人间图自我呈现出来，对此他没有做任何的删补和评论。
相反，张艺谋导演的电影则倾注了他本人所有喜怒哀乐，有欢笑有悲伤，有重逢有离别，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该煽情的地方就煽情”。
电影与小说相比多了些人情味，比如电影《活着》在结尾处，福贵还拥有一个较为完整的家庭。
而小说《活着》给我们展示的却是是一部彻头彻尾的悲剧。
一家人老老小小全都死光了，只剩下福贵一个人和一头老黄牛对话，这是很令人诧异的。
小说所要表现的是异态的生活，而且具有偶然性和戏剧性。
而张艺谋导演的电影《活着》所描述的是大众化的，生活中经常发生的事，所以他没有让电影走极端，相反给福贵留下了中国人所谓的“根”。
中国人最怕的就是断子绝孙，如果在一部电影中死那么多人，反复的渲染悲伤情绪，不仅是拍电影的忌讳而且观众也很难接受。
因此到了张艺谋手里，电影的整个色调虽是阴暗的，但小说的那份沉重却被稀释了。
影片中人物命运没有原来那么悲惨，戏剧化成分也有所降低。
生者的范围也有所扩大，张艺谋稀释了小说对残忍的迷恋和过分的戏剧化。
首先影片减少了富贵父亲死的悲剧性，福贵的父亲是在一气之下干净利落的死去而不是在贫穷和悲伤的折磨下死去。
其次，删掉了迫于生活的无奈，为了儿子上学而卖掉凤霞的这一悲惨情节。
再者，影片中没有向人们展示文革期间的文攻武斗的血腥场面，就连村长惨遭毒打也未曾提及。
最后，影片中的有庆是死于意外，而不是被残忍的抽血死去的。
电影只截止于凤霞的死，而电影的末尾就是个温馨的长镜头，表现出了活着的福贵、妻子、女婿及外孙的生活画面。
这四口之家围桌吃饭的镜头长达2分钟，其时间几乎同现实时间等同，显现着生命的平凡延展和不灭希望。
福贵与妻子、女婿和外孙一同生活的片尾镜头，就孕育着生之希望。
福贵曾对儿子和外孙都讲过，小鸡养大后就变成了鹅，鹅长大变成羊，羊又变成牛……文革时对儿子说“牛以后，就是社会主义了”，呈现出政治浪漫主义在老百姓心中的幻想，并将其化成能活得更好的现实动力；而文革后又对外孙说牛以后“日子就越来越好了”，使得乐观明朗的情绪上升。
3．电影《活着》的幽默感增强和主题的升华张艺谋导演改编的电影《活着》与小说相比多了一些幽默，而小说一直都处于一种叙说的状态中，以一种近乎冷淡的态度叙述人物的生死。
而电影却在一个悲剧故事中穿插了幽默，使得悲喜达到了一种水乳交融的境界。
张艺谋导演利用一些生活中常见的富有幽默的语言进入到电影中，让观众在欣赏电影的时候不仅会为主人公的悲惨命运哭泣，而且也会生活中发生的趣事笑一笑，从而让影片更好看些。
《活着》中那些带有幽默的语言和动作大多数集中在福贵、镇长和二喜的身上，导演之所以这样设计的好处在于，让他们的生活能够笑笑，让他们能够更好的活下去，而且活的好一点，导演在拍电影的时候调入“明亮的色调”，比如幽默的语言的添加使电影增彩不少。
电影中有一个片段是有庆报复欺负姐姐的小孩，在大食堂用辣椒酱的面条，不动声色地从后面倒在那孩子头上；还有福贵在大炼钢广场上为大家唱戏，有庆为替姐姐出头，不但没得到父亲的支持，相反却被父亲打了一顿，有庆一直也因为这件事情生父亲的气，于是就与母亲合谋“惩罚”他，端了一碗酸辣汤给他喝，结果喷在了屏幕上，让他唱不成戏，福贵父子追逐的身影和人群笑声形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当然，这种喜剧氛围并未脱离悲剧的原调，是一种“苦中作乐。
他在戏中增添了皮影戏只不过是想让这部戏拍的好看一点，热闹一点以减少观众对死亡的恐惧感，同时皮影戏也能够让福贵从那苍茫的唱腔中释放出他内心被压抑的情感，以减轻他的精神负担，让他更能从容面对生活带来的苦难。
福贵在赌场唱的那段戏让人开怀大笑，这也符合张艺谋对“好看”电影的审美追求。
总之，电影比小说多了些人性化，从而能更好的体现出小说的人文精神。
福贵一家在影片中的悲惨遭遇只是层面上的故事，影片的主旨是在演绎人在世与命运抗争却无能为力的境况，再去展现张艺谋宿命论的人生观。
贯穿整部电影的皮影戏就是这一主旨的重要依据。
把皮影戏引入电影中是张艺谋匠心独运的尝试。
皮影戏使活着的故事演化成三层，福贵一家的故事，皮影戏的故事，以及人类的故事。
人在世上的双重角色在他和玩偶之间的关系得到充分的现实。
一方面，人是玩偶的操纵者；另一方面，人却如同玩偶被一种不可知的强大力量操控。
福贵一家人在电影中的悲惨命运具有浓烈的宿命色彩；更为人如同玩偶这一比喻增加了不可或缺的脚注皮影戏绝不是有些人想象的所谓的玩噱头，皮影戏是《活着》不可分割的有机组成部分。
它不但增添了观众视觉的享受，更是把电影的主题推到了一个更高的境地。
4．反讽的艺术手法成为了亮色基调再者就是，电影很好的运用了反讽手法，《活着》所叙述的故事发生在中国40年代到70年代，这中间有30年的跨度。
其中影片中涉及到土地改革，大跃进等政治运动，人物的命运也与政治背景有直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