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的兴起及其他-2019年文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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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新的抽象维度——对话王南溟

进入新的抽象维度——对话王南溟

进入新的抽象维度——对话王南溟王南溟字球组合装置 2009Art Worm:您无疑是作为批评家首先被大家熟知的,因为您系统的提出了“批评性艺术”的主张,这是具有时代先锋性的,当然,您也为此而遭到了很多质疑。

同时您也是一位艺术家与策展人,而后两者的身份是根据您的批评理论延伸出来的,所以归根到底还是要先去了解您的艺术观点。

您能给读者简单概括一下“批评性艺术”究竟是怎样的一种艺术形式吗?它的价值又体现在何处了呢?王南溟:“批评性艺术”从理论上来讲,是我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思考,关心的是怎么样从文化批判转到具体的社会现场的批判。

到了2006年我有一本书出版了,书名叫《观念之后——艺术与批评》。

这本书里面就从前卫艺术系统的理论中重新挖掘它的批判性价值,然后从“历史前卫艺术”到“后前卫艺术”到“更前卫艺术”的,比格尔有一本书叫《先锋派理论》也可以成为前卫艺术理论中的历史线索。

比格尔首先从这本书里面论证了达达主义的价值,他认为达达主义的价值就是反体制,反市场。

我重新找回了前卫艺术里面批评的特征,把批判性放到一个后现代之后的社会现场中。

后现代社会之后,整个社会政治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就是公民政治的发展、民主化程度的提高,区域和个体价值的再次确认。

利益集团或者社团合法性的强化,每个人的诉求都伴随着自身的利益而变得多元化了。

所以整个社会的多元化是这样来的,它是利益分化了的结果,后现代以后没有一个统一的社会大结构来框定它,它让民间充分地得到了一定的活跃程度,民间诉求的合法性程度大大提高了,这样的话,就为每个公民的参政议政提供了途径,这是一个大的社会政治决定的公民身份的转化,尤其是1980年代以后这样的政治形态从理论上和实践上都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是值得回到生活本身,也就是回到政治本身来讨论的话题。

当我在讨论生活的时候,其实我已经开始在讨论政治了,就是,我的诉求本身就足以构成我自己的一个政治,自我政治已经是这个理论的大前提。

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的兴起及其他

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的兴起及其他

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的兴起及其他文件管理序列号:[K8UY-K9IO69-O6M243-OL889-F88688]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的兴起及其他“批评性艺术”一词囊括了王南溟对于当代艺术的许多主张,例如,当代艺术要否定性地介入社会;当代艺术要介入中国问题情境;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政治;当代艺术是一种舆论、是对社会的监督;当代艺术是需要阐释的艺术等。

可是,王南溟因此而发明一个“更前卫艺术”,推导出“更前卫艺术”就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就应该是批评性艺术,甚至王小箭还为此配套了英文词“Metavant-garde”,就显出有点想要创造历史的野心了。

王南溟的理论主张自然是为了纠偏,面对众多为市场而打造的策略性“中国符号”艺术作品,许多敏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由警惕走向警示。

王南溟提倡的当代艺术介入社会、文化、政治无疑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批评性艺术”无疑应成为当代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然而,即便其是花魁,一花独放不是春,否则就是不尊重中国艺术现状的事实。

可是,笔者仍然钦佩王南溟。

作为一个批评家,必须有立场有判断,有信念有坚守,有时候偏执是一种更好的表达。

毕竟,他不是艺术史家,面面俱到并非批评家的职责。

二、王南溟的案例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的兴起:中国问题情境与自由社会理论》是成功的,至少有一大半都很成功。

并非理论家的王南溟不可能将其写成哲学或者美学又或者是社会学的着作。

他的观点全书加起来也就寥寥千言可尽。

但是他很聪明也很有眼光,半数的案例都紧紧配合他的观点并为他所用,不仅让他的观点更鲜明,也让这些案例更生辉。

这是许多想要写好艺术文章的人士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一)金锋《秦桧夫妇站像》王南溟认为,“金锋将跪着的秦桧夫妇像再用雕塑的方式让他们站起来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公共话题”,文中更是将同年(2005年)漯河XX局将犯罪嫌疑人押上卡车游街示众、2006年深圳将卖淫女嫖客公开审理示众的新闻事件与之并列。

一个好的批评家其眼光及视域绝不能仅仅限制在艺术天地这一狭小的领域,这几个事件的同类对比,拓展了金锋这件涉及人权的作品的社会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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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当代艺术是一瓶花——访谈独立批评家王南溟作者:王宝菊来源:美术同盟问:今年以来,中国当代艺术呈现出欣欣向荣的局面。

画廊一家接一家地开,展览一个接一个地做。

国外大批画廊也在国内设点、“开窗口”。

中国当代艺术家的作品在国内外的市场上非常抢手,在最近的拍卖市场上也像爆米花似的能从几万崩到二三十万。

中国的当代艺术真的很繁荣吗?还是有人在背后操纵这个东西?你怎么看?答:就像西方操纵前苏联的当代艺术一样的,现在正好是轮到操纵中国的当代艺术的时候了。

前苏联已经被消费完了,就没有人再关心它了,那些原来被西方捧红的前苏联艺术家也早已经没人理了,因为前苏联解体以后,作为意识形态的价值没有了,这种艺术的价值也就没有了,他们的艺术整个就是为了冷战的需要,所以也让这种艺术成为意识形态的一种素材。

问:政治的东西?答:对,仅此而已,他们对这块艺术的关心一直不是从艺术史的角度来关心的,如果某艺术是好或者说是有价值的,那这种关于好的和有价值的概念和判断是在艺术史的上下文里面建立它的概念,这样,它可以在艺术史里面不停地被展示并讨论。

而当时那些被西方用于意识形态需要而捧红的艺术,并不是他们艺术史中需要的艺术,这样的艺术就像瓶花那样,是不用土来栽培的,它没有什么根,要它的目的本身就是端过来给你看看的,看完了就自然谢掉了。

对中国的当代艺术来说,我们就是缺少往下长根的艺术,它的根在泥土中扎得越深,树也会长得越高。

而一瓶花就是临时需要摘下来摆放一下,给人家看看的,仅此而已。

那么这个艺术也就必然会导致就像前苏联那样,到最后就没有自己的生长点了。

其实前苏联的政治波普就是这种东西,从艺术史的角度来说,包括安迪尔·沃霍画过列宁,前苏联的艺术家也画列宁,安迪尔·沃霍把公共的社会消费图像给拼接起来,但是安迪尔·沃霍拼的是他的本土问题,而前苏联的拼贴是披上了非常冷战的色彩,列宁也变成了一个什么前苏联的符号。

用于政治波普中。

14王南溟

14王南溟

大家来谈谈!“上海双年展”也要成为“寡头政治”吗?作者:王南溟来源:世艺网我一直将当代艺术制度在中国的引入看成是对社会民主制度的某种尝试,就象科学社会主义(我称其为“乌托邦社会主义”)总是要举巴黎公社作为事例那样,因为当代艺术从它的源头上,即早期前卫艺术来说,就是从反对体制开始的,所以反对体制同时也是当代艺术思考的一部分,而且是更重要的部分,即我们已经从当代艺术的制度变化看到民主制度的脉络,“双年展”原本是使当代艺术更加开放的诉求,而策划人制度也是学术民主的一个保障机制(注一),如果当代艺术背离了这种民主的制度与程序,那任何的当代艺术或者说是当代艺术的展览制度都会是出了问题的制度,而“上海双年展”就是这样一种越办越出问题的“双年展”。

1996年“上海双年展”是上海美术馆的第一次双年展,开幕前,上海市领导审查作品后强行命令撤掉他看不中的作品,而又以拒绝参加开幕式给上海美术馆施加压力,这一事件让上海美术馆得了恐惧症(当然,“双年展”一开始就是打着政府意识形态化的“国际接轨”口号),以后“双年展”都要看政府的眼色行事和与政府之间的协调。

因此,这种恐惧症早已经将“上海双年展”由美术馆的学术化调头而为政府化,后来的几届“双年展”都是由政府开恩或者符合了政府的意识形态而最终坚持了下来,我们可以看到一次一次的这种主旋律在当代艺术展览上的反响,1998年上海双年展主题是水墨画,其实也就是新儒学的双年展,是弘扬民族文化精神的一种具体表示。

2000年双年展号称“海纳百川”(这也是上海的开放口号),并第一次与国际合作,但它更象是自愿与国际间签定不平等条约为开始的展览,一下子让“上海双年展”进入了后殖民秩序。

2002年是“都市营造”,其主题一望而知也是投国家意识形态所好。

中国的建筑业和建筑学在如此多的问题而需要批评的时期,却在那次展览上丝毫得不到体现,得到的只是拿建筑当“安全套”,因为发展建筑已经是政府的形象工程。

事实上也证明这个“安全套”很管用,在上海美术馆内展览的艺术家是安全的,而之外的艺术家和展览多少与我们现在的色情行业的情况差不多,不管的话任其所为,要管的话立刻禁止。

我国艺术批评发展历程

我国艺术批评发展历程

我国艺术批评发展历程
我国艺术批评发展历程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

在历史长河中,艺术批评经历了多次起伏和变革。

古代艺术批评始于《周礼》中“乐正”,强调音乐与社会秩序的关系。

随着文化繁荣,唐宋时期的艺术批评成为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兼具文学和音乐批评,形成了自成体系的理论。

明清时期,随着文人雅士的兴起,诗词和绘画的评论成为主流。

王阳明的“理学”和“性善论”对艺术批评产生了重要影响。

近代艺术批评则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

康有为、梁启超等思想家提倡新文化运动,旨在发展中国的现代艺术批评。

胡适提出“语言革命”,主张用白话文批评艺术,有力地推动了艺术批评的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艺术批评被纳入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

毛泽东强调“艺术为人民服务”,艺术批评成为政治宣传和社会宣传的工具。

文化大革命期间,艺术批评受到严重压制,许多优秀的艺术批评家受到迫害。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艺术批评迎来了一次新的发展机遇。

传统艺术批评与西方理论相结合,发展出独立的理论体系。

同时,网络媒体的出现也极大地促进了艺术批评的传播和发展。

然而,当前的中国艺术批评仍然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艺术批评的思想和方法仍然较为滞后,难以满足新时代的需求。

其次,
尽管网络媒体的普及,但过度商业化和低俗化的趋势仍然存在,影响了艺术批评的质量。

未来,我们需要加强艺术批评的理论研究,培养更多具有批判精神和审美素养的艺术批评家。

同时,加强对艺术批评的监管,传播高质量的批评文章,为中国的艺术创作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当代艺术作品中的反思性与批评性

当代艺术作品中的反思性与批评性

当代艺术作品中的反思性与批评性作者:莫淑雯来源:《艺术科技》2016年第06期摘要:在当代创作艺术作品的元素中,很多艺术家通过题材表达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当代艺术就变成了一个犀利的仲裁者,同时又具有一种媒体性,用艺术的多样性诠释问题的内在和本质。

艺术家金峰创作的《秦桧夫妇站像》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展出后,触及历史问题,遭到媒体和观众的强烈不满。

笔者认为当代艺术作品具有反思性和批评性,重解误读的功能。

关键词:观念之后;金峰媒体性;重新解构2005年艺术家金峰创作的《秦桧夫妇站像》在上海喜马拉雅美术馆展出后,遭到媒体和观众的强烈不满,被迫撤回艺术品。

在《秦桧夫妇站像》中,金峰将西湖岳坟的秦桧夫妇跪着的雕塑改变成站起来的姿态,打破以往人们对秦桧形象的认识。

这件作品展出后受到非议,并不是他的创作方式和手法,而是在它所包含的艺术主题让公众质疑。

金峰创作的《秦桧夫妇站像》,将创作进入具体的社会问题情境中,只有社会科学的介入才能打破原有艺术学学科体系上的局限性,当然还需要历史评论,当代艺术评论是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的批评。

这也是当代艺术在创作方法上的新的可能性和要求。

当代艺术不仅为了现代的审美自主,而是扩展到社会现场时,它的创作就不再是纯粹形式王国的艺术,而是结合了社会——文化——政治语境,并由此带来形式聚焦预警的艺术表达,它不只是形式、语境。

[1]纵观历史,不难发现南宋对武将的猜忌和防范,向来是宋朝苛守不渝的家规。

宋朝政治制度的一大特点就是实行重文轻武,以文制武,使武将受制于文官。

只要武将功大、官高而权重就意味着对皇权构成了威胁。

南宋初,不得不提高武将的权力和地位,这在高宗和文臣们既有投降派也有抗战派看来,是权宜之计,一直抱着“且用且疑”的态度。

高宗听从张浚和秦桧的劝告,收回岳飞统率大部兵力的成命,其奥秘即在不容许他立盖世之功,挟震主之威。

岳飞抗金心切,要求增兵,提议建储等,恰好都触犯高宗的深忌。

如果没有高宗的授意,秦桧又怎能杀死岳飞呢?历史上的“秦桧夫妇跪像”,早已浓缩为一种价值判断而被我们延续到现在并构成了当下的现实。

现代美术教育史中的“上戏现象”

现代美术教育史中的“上戏现象”

文化热点10现代美术教育史中的“上戏现象”■ 袁龙海年初,应上海戏剧学院教授、上海舞美学会会长韩生之邀,笔者有幸参加了由他策划的《日常生活戏剧》展览及研讨会。

出席者都是文艺界的各路精英,有导演、舞美艺术家、编剧、理论家、诗人等。

活动期间,许多专家又聊起“上戏现象”这一话题。

理论家王南溟透露将在喜马拉雅美术馆做一个“上戏现象”专题展,得到大家赞同,理由是,中国电影的发源地在上海。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左翼戏剧家联盟”在上海成立,1945年中国首家培养戏剧专门人才的学校“上海市立实验戏剧学校”也在上海成立,中央戏剧学院、北京电影学院的成立都是1949年以后的事。

戏剧电影学课得以在全国各大院校铺开,其骨干教师也无不受到来自上海的密切支持。

而上述种种,都与“上戏”牵丝攀藤,“上戏”独立迥异的办学风格,以及她所培养出的一大批艺术人才,都颇受世人瞩目。

特别是“文革”后到“85新潮”乃至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这个特殊时段,中国当代艺术蓬勃兴起,艺术人才“跨界”绽放,金鸡奖、百花奖、白玉兰奖等重量级奖项的折桂者,大都是“上戏”毕业生。

本文不奢求全景式描述“上戏现象”,而是以笔者所熟悉的美术创作、舞美设计为切入口,回溯、重温那些重要人物及事件——即便在美术领域,“上戏”人也扮演了耐人寻味的角色。

“上戏现象”的提出从上海舞台美术学会顾问、86岁周本义教授的口中,笔者了解到,“上戏现象”这一提法,前几年北京方面就比较重视,中国油画学会副会长张祖英先生还曾想为之设立专门课题。

“上戏”历届校领导层,也在积极努力从已有的成果中总结可持续发扬光大的经验,进一步推动“戏剧的回归”,近几年来,“上戏”举办的一系列戏剧论坛,包括2015年“上戏”70校庆学术论坛等,都是佐证。

“上戏现象”一词,是当代艺术批评家王南溟从2008年《转向抽象:1976—1985上海实验艺术回顾展》中概括出来的。

这个回顾展原本是王南溟与研究生一起做的一项关于中国现当代美术史方法论的课题,展览的地点在上海浦东正大现代美术馆。

哗众取宠还是观念先锋?

哗众取宠还是观念先锋?

哗众取宠还是观念先锋?作者:刘星怡来源:《艺术大观》2019年第01期摘要:摄影一直作为一项以纪实再现美的艺术媒介,在当代的艺术环境之下,其艺术功能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

摄影已经不仅仅是记录的工具,它也是一种可以表达情感和意识的艺术形式,不再受到写实的拘泥,成为当代艺术家手中新的实验艺术媒介。

安德鲁·赛拉诺的观念艺术,就是建立在通过写实人们日常难以接受的话题或物品,借此表达人们其实在潜意识中对物品的美丑赋予了后天的定义。

关键词:观念摄影;艺术摄影;实验艺术一、引言作为一位即使在西方也饱受争议的摄影师,安德鲁·塞拉诺(Andres Serrano)的作品总是能引起人们非常极端的讨论,你很少会听到平和的评价他作品的言论。

而当他的作品展出的时候,甚至会引起一些极端人士的破坏和攻击。

不过他的作品也并不是总关于宗教,只不过当观众明白他的做法以后,很多人几乎无法很平和地继续观看与接受。

在大多数人的想法中,艺术应该与美丽挂钩,或者应该通过极富美感的形式,来反衬并不那么美丽的现实。

无论如何,艺术应该是对真善美的一种表达与再现,应该与高尚的审美情趣联系在一起。

观众拒绝接受那些无法被拿出来公诸于众,或者与他人谈论的话题,拒绝看到它们堂而皇之地登上“艺术的殿堂”。

这些主题往往包含了许多当时代公众普遍认知中的禁忌话题:性、乱伦、同性恋、生理排泄、死亡等等,不一而足。

不过很明显安德鲁·塞拉诺并不这样想。

王南溟也曾经在他的《批评性艺术的兴起》中说过:“当代艺术不是为绘画而绘画的艺术,它是他是前卫艺术史中更前卫的艺术,…当代艺术是为舆论批评性的艺术。

”二、安德鲁·赛拉诺的作品及评价让他在全球掀起最广泛关注的作品,就是《尿液中的…》系列,这组作品系列充满了赛拉诺对于偶像崇拜文化的批评与戏谑。

其中最有名的大概就属《尿中基督》这幅作品,在全球展出的时候,曾经遭到过数次宗教团体的袭击。

该作品是通过将一个小的等比例塑料的耶稣受难像浸入塞拉诺自己的尿液中拍摄而成的,整个作品系列不仅仅包括基督雕像,赛拉诺将他在西班牙购买到的许多塑料制作的著名人物雕像都通过类似手法拍摄出来,其中还包括了玛利亚圣母、抱着石板的摩西、掷铁饼者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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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南溟批评性艺术的兴起及其他
“批评性艺术”一词囊括了王南溟对于当代艺术的许多主张,例如,当代艺术要否定性地介入社会;当代艺术要介入中国问题情境;当代艺术是一种文化政治;当代艺术是一种舆论、是对社会的监督;当代艺术是需要阐释的艺术等。

可是,王南溟因此而发明一个“更前卫艺术”,推导出“更前卫艺术”就是当代艺术,当代艺术就应该是批评性艺术,甚至王小箭还为此配套了英文词“Metavant-garde”,就显出有点想要创造历史的野心了。

王南溟的理论主张自然是为了纠偏,面对众多为市场而打造的策略性“中国符号”艺术作品,许多敏感的艺术家和批评家由警惕走向警示。

王南溟提倡的当代艺术介入社会、文化、政治无疑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批评性艺术”无疑应成为当代艺术中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然而,即便其是花魁,一花独放不是春,否则就是不尊重中国艺术现状的事实。

可是,笔者仍然钦佩王南溟。

作为一个批评家,必须有立场有判断,有信念有坚守,有时候偏执是一种更好的表达。

毕竟,他不是艺术史家,面面俱到并非批评家的职责。

二、王南溟的案例
王南溟的《批评性艺术的兴起:中国问题情境与自由社会理论》是成功的,至少有一大半都很成功。

并非理论家的王南溟不可能将其写成哲学或者美学又或者是社会学的着作。

他的观点全
书加起来也就寥寥千言可尽。

但是他很聪明也很有眼光,半数的案例都紧紧配合他的观点并为他所用,不仅让他的观点更鲜明,也让这些案例更生辉。

这是许多想要写好艺术文章的人士可以学习和借鉴的。

(一)金锋《秦桧夫妇站像》
王南溟认为,“金锋将跪着的秦桧夫妇像再用雕塑的方式让他们站起来的事件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公共话题”,文中更是将同年(2005年)漯河XX局将犯罪嫌疑人押上卡车游街示众、2006年深圳将卖淫女嫖客公开审理示众的新闻事件与之并列。

一个好的批评家其眼光及视域绝不能仅仅限制在艺术天地这一狭小的领域,这几个事件的同类对比,拓展了金锋这件涉及人权的作品的社会内涵。

而该作品经报导后引发众怒,金锋无奈将其从展厅撤回的事件本身,也足以引发一场人权、教育等诸多问题的思考。

2007年美国弗吉利亚理工大学发生校园枪击案,该大学在中央广场为33名遇难者设立了悼念碑,其中包括凶手赵承熙。

对比这诸多事件,我们会发现,金锋这件作品因中国情境的未曾改变,十年后或者更多年后还将具有阐释的空间。

(二)心灵之痛:何成瑶行为艺术与影像
在看这篇文章之前,笔者以一个艺术外行身份在极少接触艺术实践的情况下,对何成瑶的了解仅停留于其2001年的行为《开放长城》,也不记得在哪一本书上看到的这幅图片。

当时给笔者
留下的印象是,怎么国内的行为艺术就这样没品呢何成瑶2001年的《开放长城》是其第一次行为,也是一次即兴行为,其裸露身体行走于长城的姿态很难不让人认为是哗众取宠。

有幸的是,这不是她的最后一次行为,也不是她的最后一次裸露。

何成瑶从此之后持续的艺术创作反过来为其第一次的行为做了澄清说明。

何成瑶是一个特殊的艺术家,她的作品与她的成长经历、生命体验息息相关,她的作品是王南溟批评性艺术最好的介入社会、介入问题的案例证明。

何成瑶的母亲罹患精神疾病,从小何成瑶就看着母亲裸露着上身四处奔跑,这是常人难以理解的童年创伤。

2001行为《妈妈和我》、2001观念摄影《向妈妈致敬》、2001―2002观念摄影《见证》、2002行为《99针》、2004行为《广播体操》,何成瑶的每一次行为裸露因她的童年经历和精神创伤都获得了
合法性证明。

这也是一个聪明的、不断进取的艺术家,从自我的探寻或者在形式上挖掘尽自身的记忆和伤痛之后,将目光投向了社会上其他的精神病家庭,由此出现了2004―2007纪录片《精神病家庭》、2002―2007纪录片《流浪在外的精神病患者》,更甚而走向了非精神病但同样处于社会底层的2007《贫困家庭的孩子》。

何成瑶的艺术创作开始有了一条清晰的脉络,也有了自己愿意发声和代言也值得发声和代言的领地。

在“人人都是艺术家”的当代,有思维、有理念、有创建的“人人”才有可能成为艺术家。

(三)批评性摄影艺术系列:“人间:渠岩的三组图片”
渠岩的《权力空间》《信仰空间》《生命空间》作品系列中,《权力空间》拍摄公共办公室,包括豪华办公室到乡村简陋的办公室;《信仰空间》拍摄公开或半公开的乡村教堂;《生命空间》拍摄乡村落后的医疗条件。

这一案例向我们呈现了批评性摄影艺术系列作品的魅力。

系列作品不仅是呈现和说明,还能够通过同类反复或对比来延展时空的长度和广度,借此增加艺术家想要表达的观念的厚重感。

梁越的“放心”系列摄影则是王南溟以批评性观念摄影的艺术观点区分于纪实摄影的又一个例证。

梁越将其2001―2008年间收集到的所有关于有“放心”字样的商品或商标图片放在一起,如放心豆腐、放心美容院、放心店,以及各种放心奖状摄影系列,如放心油、放心米、放心面、百姓放心医院等。

其摄影并不呈现摄影的美学和摄影的语言,不讲光影也无所谓构图,只是简单的随手拍的形式以及大量同类图片的并置,仿佛“放心”二字在中国遍地开花,这与近些年中国愈演愈烈的食品药品安全问题形成了莫大的讽刺。

然而王南溟其书后半部分在区分批评性摄影和纪实摄影时陷入了难以自圆其说的处境。

王南溟认为,批评性摄影区别于讲究艺术语言的现代摄影艺术,也区别于反映社会呈现社会的纪实摄影。

批评性摄影所体现的当代艺术介入社会在这里为了与纪实摄影区分,不得不再往下界定为否定性的介入社会才是其核心。

然而,许多呈现社会公共事件的纪实类摄影图片也具有强烈的介入社会的性质和功能,甚至是否定性地介入社会并呈现中国问题
情境,比如,网络上发布的城管打人,孩子在旁怒目而视的照片是否应归为王南溟的批评性的当代摄影艺术,如果渠岩的《权力空间》算批评性的当代摄影艺术,那贫困县的豪华政府大楼摄影岂非是同等题材在这样的方式下,我们是否又回到艺术是艺术家这个身份的人所创作的,在公共空间如展厅等展示的,在艺术圈内获得批评话语的作品才是艺术。

经过这样的方式产生出来的纪实摄影方是批评性当代摄影艺术,否则就是普通人的摄影或者是新闻式、社会式的摄影。

王南溟在将摄影这个艺术类别纳入其批评性当代艺术的范畴之中时,不能对上述所有的疑问做出合理的解释,其从原理论上不得不再往下细分的方式显示了摄影与绘画等其他艺术类别在呈现批评性艺术这一概念上的内涵与外延的缩小。

这无疑削弱了其理论的强度,同时反证了其“当代艺术是为舆论的批评性艺术”断语的偏颇,因为批评性艺术可以是当代艺术,而当代艺术不仅仅只是批评性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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