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口教育学院学生安保纠察大队孔子 文档

心中的空子孔子：第一位教师孔子姓孔名丘，公元前551年生于鲁国，位于中国东部的现在的山东省。

他的祖先是宋国贵族成员，宋国贵族是商朝王室的后代，商朝是周朝的前一个朝代。

在孔子出生以前，他的家由于政治纠纷已经失去贵族地位，迁到鲁国。

孔子一生事迹详见《史记》的《孔子世家》。

从这篇世家我们知道孔子年轻时很穷，五十岁时进入了鲁国政府，后来作了高官。

一场政治阴谋逼他下台。

离乡背井。

此后十三年他周游列国，总希望找到机会、实现他的政治、社会改革的理想。

可是一处也没有找到，他年老了，最后回到鲁国，过了三年就死了。

死于公元前479年。

孔子和六经前一章说过，各家哲学的兴起，是与私人讲学同时开始的。

就现代学术界可以断定的而论，孔子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以私人身份教了大量学生的人，他周游列国时有大批学生跟随着。

照传统说法、他有几千个学生，其中有几十人成为著名的思想家和学者。

前一个数目无疑是太夸大了，但是毫无问题的是，他是个很有影响的教师，而更为重要和独一无二的是，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学教师。

他的思想完善地保存在《论语》里。

他的一些弟子将他的分散的言论编成集子，名为《论语》。

孔子是一位“儒”，是“儒家”创建人。

前一章提到，刘歆说儒家“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

六经就是《易》、《诗》、《书》、《礼》、《乐》(今佚)、《春秋》(鲁国编年史，起自公元前722年，讫于公元前479年即孔子卒年)。

这些经的性质由书名就可以知道，唯有《易》是例外。

《易》被后来儒家的人解释成形上学著作，其实本来是一部卜筮之书。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何。

传统学术界有两派意见。

一派认为，六经都是孔子的著作。

另一派则认为，孔子是《春秋》的著者，《易》的注者，《礼》、《乐》的修订者，《诗》、《书》的编者。

可是事实上，无论哪一经，孔子既不是著者，也不是注者，甚至连编者也不是。

可以肯定，在许多方面他都是维护传统的保守派。

他的确想修订礼乐，那也是要纠正一切偏离传统的标准和做法，这样的例子在《论语》中屡见不鲜。

再从《论语》中关于孔子的传说来看，他从来没有任何打算，要亲自为后代著作什么东西。

还没有听说当时有私人著作的事。

私人著作是孔子时代之后才发展起来的、在他以前只有官方著作。

他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教师，而不是中国的第一位私人著作家。

在孔子的时代以前已经有了六经。

六经是过去的文化遗产。

六经又叫做“六艺”，是周代封建制前期数百年中贵族教育的基础。

可是大约从公元前七世纪开始，随着封建制的解体，贵族的教师们，甚至有些贵族本人，——他们已经丧失爵位，但是熟悉典籍，——流散在庶民之中。

前一章说过，他们这时靠教授典籍为生，还靠在婚丧祭把及其他典礼中“相礼”为生。

这一种人就叫做“儒”。

孔子作为教育家不过孔子不只是普通意义上的儒。

在《论语》里他被描写成只是一个教育家。

从某种观点看来，也的确是如此。

他期望他的弟子成为对国家、对社会有用的“成人”(《论语·宪问》)，所以教给他们以经典为基础的各门知识。

作为教师，他觉得他的基本任务、是向弟子们解释古代文化遗产。

《论语》记载，孔子说他自己“述而不作”(《论语·述而》)。

就是这个原故。

不过这只是孔子的一个方面，他还有另一方面。

这就是，在传述传统的制度和观念时、孔子给与它们的解释，是由他自己的道德观推导出来的。

例如在解释“三年之丧”这个古老的礼制时。

孔子说．．“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

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

”(《论语·阳货》)换句话说，儿子的一生，至少头三年完全依赖父母，因此父母死后他应当以同样长的时间服丧，表示感恩。

还有在讲授经典时，孔子给与它们以新的解释。

例如讲到《诗》经时，他强调它的道德价值，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论语·为政》)这样一来，孔子就不只是单纯地传述了，因为他在“述”里“作”出了一些新的东西。

这种以述为作的精神，被后世儒家的人传之永久，经书代代相传时，他们就写出了无数的注疏。

后来的《十三经注疏》，就是用这种精神对经书原文进行注释而形成的。

正是这样，才使孔子不同于当时寻常的儒，而使他成为新学派的创建人。

正因为这个学派的人都是学者同时又是六经的专家，所以这个学派被称为“儒家”。

正名孔子除了对经典作出新的解释以外，还有他自己的对于个人与社会，天与人的理论。

关于社会，他认为，为了有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最重要的事情是实行他所说的正名。

就是说，“实”应当与“名”为它规定的含义相符合。

有个学生问他，若要您治理国家。

先做什么呢?孔子说；“必也正名乎!”(《论语·子路》)又有个国君问治理国家的原则，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 换句话说，每个名都有一定的含义，这种含义就是此名所指的一类事物的本质。

因此，这些事物都应当与这种理想的本质相符。

君的本质是理想的君必备的，即所谓“君道”。

君，若按君道而行，他才于实，于名，都是真正的君。

这就是名实相符。

不然的话，他就不是君，即使他可以要人们称他为君。

在社会关系中，每个名都含有一定的责任和义务。

君、臣、父、子都是这样的社会关系的名，负有这些名的人都必须相应地履行他们的责任和义务。

这就是孔子正名学说的含义。

仁、义关于人的德性，孔子强调仁和义，特点是仁。

义是事之“宜”，即“应该”。

它是绝对的命令。

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有一定的应该做的事、必须为做而做，因为做这些事在道德上是对的。

如果做这些事只出于非道德的考虑，即使做了应该做的事，这种行为也不是义的行为。

用一个常常受孔子和后来儒家的人蔑视的词来说，那就是为“利”。

在儒家思想中，义与利是直接对立的。

孔子本人就说过：“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论语·里仁》)在这里已经有了后来儒家的人所说的“义利之辨”，他们认为义利之辨在道德学说中是极其重要的。

义的观念是形式的观念，仁的观念就具体多了。

人在社会中的义务，其形式的本质就是它们的“应该”，因为这些义务都是他应该做的事。

但是这些义务的具体的本质则是“爱人”，就是“仁”。

父行父道爱其子，子行子道爱其父。

有个学生问什么是仁，孔子说：“爱人”(《论话·颜渊》)。

真正爱人的人，是能够履行社会义务的人。

所以在《论语》中可以看出，有时候孔子用“仁”字不光是指某一种特殊德性，而且是指一切德性的总和。

所以“仁人”一词与全德之人同义。

在这种情况下。

“仁”可以译为perfectvirtue(全德)。

忠、恕《论语》记载：“仲弓问仁。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颜渊》)孔子又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己。

”(《论语·雍也》)由此看来，如何实行仁，在于推己及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换句话说，“己之所欲。

亦施于人”，这是推己及人的肯定方面、孔子称之为“忠”，即“尽己为人”。

推己及人的否定方面，孔子称之为您，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推己及人的这两个方面合在一起，就叫做忠恕之道，就是“仁之方”(实行仁的方法)。

后来的儒家，有些人把忠恕之道叫做“系（此字无：ocr）矩之道”。

就是说，这种道是以本人自身为尺度，来调节本人的行为。

公元前三、二世纪儒家有一部论文集名叫《礼记》，其中有一篇《大学》，说；“所恶于上，毋以使下。

所恶于下，毋以事上。

所恶于前，毋以先后。

所恶于后，毋以从前。

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

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

此之谓系矩之道。

”《礼记》另有一篇《中庸》，相传是孔子之孙子思所作，其中说：“忠恕违道不远。

施诸己而不愿。

亦勿施于人。

……所求乎子，以事父。

……所求乎臣，以事君。

……所求乎弟，以事兄。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

……”《大学》所举的例证。

强调忠恕之道的否定方面；《中庸》所举的例证。

强调忠恕之道的肯定方面。

不论在哪个方面，决定行为的“系矩”都在本人自身，而不在其他东西之中。

忠恕之道同时就是仁道，所以行忠恕就是行仁。

行仁就必然履行在社会中的责任和义务，这就包括了义的性质。

因而忠恕之道就是人的道德生活的开端和终结。

《论语》有一章说：“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

’曾子曰：‘唯。

’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里仁》) 每个人在自己心里都有行为的“系矩”，随时可以用它。

实行仁的方法既然如此简单，所以孔子说：“仁远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

”(《论语·述而》)知命从义的观念，孔子推导出“无所为而为”的观念。

一个人做他应该做的事，纯粹是由于这样做在道德上是对的，而不是出于在这种道德强制以外的任何考虑。

《论语》记载，孔子被某个隐者嘲讽为“知其不可而为之者”(《宪问》)。

《论语》还记载，孔子有个弟子告诉另一个隐者说；“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

道之不行，已知之矣。

”(《微子》)后面我们将看到，道家讲“无为”的学说。

而儒家讲“无所为而为”的学说。

依儒家看来，一个人不可能无为，因为每个人都有些他应该做的事。

然而他做这些事都是“无所为”，因为做这些事的价值在于做的本身之内，而不是在于外在的结果之内。

孔子本人的一生正是这种学说的好例。

他生活在社会、政治大动乱的年代，他竭尽全力改革世界。

他周游各地，还像苏格拉底那样，逢人必谈。

虽然他的一切努力都是枉费，可是他从不气馁。

他明知道他不会成功，仍然继续努力。

孔子说他自己：“道之将行也与?命也。

道之将废也与?命也。

”(《论语·宪问》)他尽了一切努力，而又归之于命。

命就是命运。

孔子则是指天命，即天的命令或天意；换句话说，它被看作一种有目的的力量。

但是后来的儒家，就把命只当作整个宇宙的一切存在的条件和力量。

我们的活动，要取得外在的成功，总是需要这些条件的配合。

但是这种配合，整个地看来，却在我们能控制的范围之外。

所以我们能够做的，莫过于一心一意地尽力去做我们知道是我们应该做的事，而不计成败。

这样做，就是“知命”。

要做儒家所说的君子，知命是一个重要的必要条件。

所以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

”(《论语·尧曰》)由此看来，知命也就是承认世界本来存在的必然性，这样，对于外在的成败也就无所萦怀。

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就永不失败。

因为，如果我们尽应尽的义务，那么，通过我们尽义务的这种行动，此项义务也就在道德上算是尽到了，这与我们行动的外在成败并不相干。

这样做的结果，我们将永不患得患失，因而永远快乐。

所以孔子说：“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

”(《论语·子罕》)又说：“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

”(《论语·述而》)孔子的精神修养发展过程在道家的著作《庄子》中，可以看到道家的人常常嘲笑孔子，说他把自己局限于仁义道德之中，只知道道德价值，不知道超道德价值。

表面上看，他们是对的，实际上他们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