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式

应该说，皎然诗学的归属问题，实际上涉及到文学批评史、思想史写作的方法和观念问题。

早期的文学批评史基本上是作为文学史的一个分支而出现并由此获得存在价值的。

这也是早期批评史作者的一个共识，如郭绍虞就曾表示:“我只想从文学批评史以印证文学史，以解决文学史上的许多问题，因为这——文学批评，是与文学之演变有最密切的关系的。

”王瑶更说:“文学批评史正是一种类别的文学史，像小说史、戏曲史一样。

”受此观念的影响，早期的文学批评史在阶段的划分上往往与文学史相一致，并基本上采取了按年代、人物或流派编排史料的结构模式，一种类似于韦勒克所说的“学说志”的模式。

这样一种批评史在印证文学史方面的确不无助益，但过分强调批评史与文学史的一致而忽略了二者的区别，则显然有碍于研究的深化。

罗根泽说得好:虽然文学批评有助于了解文学创作，批评史有助于了解文学史，“但文学批评不即是文学创作，文学批评史不即是文学史”至于文学理论史和文学思想史，其与文学史的差异恐怕还要更大一些。

如果说文学史主要是一种“事实的历史”，那么理论史和思想史无疑更多编著的成分，更需要编著者主体性的介入。

也就是说，对于理论史、思想史的研究，重点不在按时间先后描述批评活动的发生发展，而在探寻用以指导批评实践的文学观念及理论原则的变迁，因此，除了从总体上把握各个历史阶段乃至整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轨迹之外，还必须引入单元思想的概念，研究某种具体的文学思想及相关理论命题、范畴的发展演变，与其它文学思想的关联，等等。

简言之，批评史的撰写虽不能完全避免学说志的成分，但不能
仅仅是学说志。

如果我们遵从早先批评史家的观念，强调以批评史去印证文学史，或者我们相信一定时期的文学理论总与文学创作的发展保持同步，那么皎然诗学思想当然可以归到中唐阶段来讨论，甚至可以看作是中唐文学思想表现之一端。

但如果着眼于文学理论自身的发展机制，着眼于某种诗学思想单元的形成衍变，那我们应该还有另一种选择。

唐代诗学，尤其是近体诗学作为一个整体，它自身的发展成熟显然是相对落后于诗歌创作实践的，在此境况下，我们根据什么来对一定时期的文学思想作阶段性划分?又根据什么来确定盛唐诗学的基本特征呢?文学史的分期不一定适合于批评史的分期，而且，传统的唐诗发展阶段划分——初、盛、中、晚只是一个粗略的划分，其具体时限往往不甚分明。

所以，完全按照所谓初、盛、中、晚来划分唐代诗学或文学思想发展的历程，就难免会有强为牵合、割长就短之弊。

同样，某个理论家生活的年代也不应作为划分时段的唯一的决定性因素，相比之下，其思想理论在历史发展链条中所处的位置才更值得关注。

事实上，某一思想单元的萌生及其形成，往往并不局限于某个特定的朝代或文学创作时段，更不会与之相始终，在所谓初唐文学思想与盛唐文学思想之间，或中唐文学思想与晚唐文学思想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界限。

因此，对于那些跨越不同时段的理论家的归属，我们尤其不能仅仅根据其活动的主要时期来判定。

皎然的情况正是如此。

从唐代诗学，特别是近体诗学发展的历程来看，皎然《诗式》的意义或价值主要并不在于开启中唐诗学，而在于为初唐以至盛唐的近体诗学作了理论上的总结。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无论是殷的《河岳
英灵集》、王昌龄的《诗格》，还是皎然的《诗式》，都提出了若干新的见解，而且，尽管各家所论不尽相同，但去异存同，可以看出一个相对统一的理论构架。

那就是:在对待前人文学遗产的态度上，古今兼顾，复变并举;而在创作思想上，则是以感兴为基础，既推崇自然天成，同时又强调诗人艺术构思的重要;相应地，在表现形式上，一方面肯定声律、对偶、用事等因素之不可少，另一方面又要求形式技巧的运用必须服从于情感的传达。

显然，这样一种兼收并蓄的襟怀、通达的态度和辩证的眼光，正是唐代近体诗学趋于成熟的表现。

注释
①唯一的一个例外，是罗宗强先生的《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

在这部书中，罗先生在盛唐与中唐之间设置了一个转折阶段，即从唐玄宗天宝中至德宗贞元中。

这个阶段的前半段主要是元结、杜甫等人的诗学思想，后半段的代表人物则为皎然。

②如漆绪邦先生的《皎然生平及交游考》一文（原载《北京社会科学》1991年3期）认为:“皎然约生于玄宗开元八年（720）前后，约卒于德宗贞元八年（792）至贞元二十年（804）之间，具体年份，皆不能确指”。

李壮鹰先生的《诗式校注》认为皎然生于开元八年，卒于贞元末，亦即公元800年左右。

张伯伟先生的《隋唐五代诗格校考》则认为卒于公元798年。

③据漆绪邦先生的考辨，皎然受戒出家的时间约在大历二年至三年春，而非如释福琳所说为青年时期。

但这一点似无关紧要，从皎然归隐后的交游来看，此时他已颇有诗名，是知皎然诗学思想的形成当在此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