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闻异事 胡宗南在延安设为人民服务处
张耀祠：伟人身边的见证
张耀祠：伟人身边的见证采访历史的知情者、亲历者张耀祠，能在历史的“旮旯”里发掘出诸多珍贵的“旧闻”，帮世人厘清了一些历史迷雾◎本刊记者 余玮从参加红军时站的第一班岗就在毛泽东办公室门口，到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都是在伟人毛泽东身边度过。
传奇的是，他还曾奉党中央之命亲身参与拘捕“四人帮”主犯江青，在波澜不兴中完成中国“十月革命”的特别行动。
他曾长时间负责安排毛泽东主席的安全保卫，并有机会近距离见证一代伟人的喜怒哀乐。
在老人眼里，毛泽东是伟人，也是常人，不是高高在上的神祗，而是一个情感丰富、可亲可敬的长者。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各机关和军委总部从保安移至延安，张耀祠随同中央机关到了延安。
“到1947年撤离，在陕北整整生活、工作、战斗了10年有余。
”这期间，历经抗日战争和反对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共反人民的国内战争。
张耀祠的职务也不断变化着，历任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副官、招待所主任，延安中央教导大队第三中队队长、组织干事，延安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保卫干事、参谋、组织股副股长，供给处副主任、营政治教导员，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等职。
1947年初，蒋介石亲自组织指挥调集24个旅等部25万大军分三路进攻陕甘宁边区，命令胡宗南率领14万大军气势汹汹直扑延安而来。
这年3月18日18时，中央警备团团长刘辉山、政治委员张廷桢、参谋长古远新和时任政治处主任的张耀祠带领两个连和一个骑兵中队，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撤离延安。
这时，胡宗南以10倍于我军的兵力进攻延安，并集中了他所属的2/3的空军力量对延安进行狂轰滥炸，妄想给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以致命的打击。
在一片枪炮声中，中央警备团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撤离了延安。
1948年4月，毛泽东率中央机关东渡黄河到达太行山下的阜平县城南庄，“在这里工作生活了一段时间，并开会决定了很多大事。
毛主席养成了一种习惯，饭前、饭后或工作累了，总要出去散散步。
但到了城南庄后一直工作很紧张，连散步的时间也没有了”。
2024-2025学年人教部编版高二(上)语文寒假作业(七)
2024-2025学年人教部编版高二（上）语文寒假作业（七）一．现代文阅读（共2小题）1．（2023秋•玄武区校级期末）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下面小题。
材料一：一切种类的文学艺术的源泉究竟是从何而来的呢？作为观念形态的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革命的文艺，则是人民生活在革命作家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
人民生活中本来存在着文学艺术原料的矿藏，这是自然形态的东西，是粗糙的东西，但也是最生动、最丰富、最基本的东西；在这点上说，它们使一切文学艺术相形见绌，它们是一切文学艺术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的源泉。
人类的社会生活虽是文学艺术的唯一源泉，虽是较之后者有不可比拟的生动丰富的内容，但是人民还是不满足于前者而要求后者。
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虽然两者都是美，但是文艺作品中反映出来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
革命的文艺，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
例如一方面是人们受饿、受冻、受压迫，一方面是人剥削人、人压迫人，这个事实到处存在着，人们也看得很平淡；文艺就把这种日常的现象集中起来，把其中的矛盾和斗争典型化，造成文学作品或艺术作品，就能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和斗争，实行改造自己的环境。
如果没有这样的文艺，那么这个任务就不能完成，或者不能有力地迅速地完成。
（摘编自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材料二：文学的艺术真实不同于生活真实，在于前者被灌注了“生气”或“生命”。
巴尔扎克说道：“艺术家的使命就是把生命灌注到他所塑造的人物里去，把描绘变成真实。
如果他只是想去临摹一个现实的人，那么他的作品就根本不能引起人们的兴趣。
”他在小说《玄妙的杰作》中，借一位艺术家之口，道出了如何使艺术形象获得生命的某些奥秘。
那位画家说，艺术的使命不是临摹大自然，而是表达大自然，否则一个雕塑家给人造型，依样画葫芦地捏成一个复制品就行了。
揭秘历史上真实的军统与中统
揭秘历史上真实的“军统”及“中统”全面抗战爆发后，蒋介石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
军统局局长由蒋介石指定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担任，戴笠任副局长(负实际责任)。
戴笠于1938年5月成立“忠义救国军”。
1942年后“ 军统”人员竟达四五万人。
揭秘历史真实的“军统”及“中统”江绍贞王久高关于“军统”及“中统”的历史情况“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是蒋介石集团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主持人(李庆英)：《潜伏》的热播引起了人们对解放前国民党特务组织的关注，那么，国民党的特务组织主要有哪些？江绍贞(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编审) ：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为维护和巩固其反动统治，对付中国共产党及民主进步人士，以及国民党内的反对派，建立了“中统”和“军统”两大特务组织，成为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工具。
“军统”的前身和班底是1932年春成立的三民主义力行社特务处。
力行社是蒋介石召集黄埔少壮军人滕杰、贺衷寒等20余人建立的秘密政治核心组织，对外用它的外围组织“中华民族复兴社”相称。
力行社特务处也称作复兴社特务处，于1932年4月1日定为创业纪念日，“军统”的历史就从这时算起。
特务处由戴笠任处长，成员以戴笠此前跟随蒋介石作情报工作的密查组成员为基础，并吸收王孔安、乔家才等黄埔毕业生多人组成。
1932年9月，戴笠奉派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处长，将特务处挂靠在这一政府正式机构，以取得编制和经费，但不受这时期的军统局领导。
特务处成立后，先后在南京开设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在杭州警校开设甲乙丙三种特训班及电讯班，大力培训特工人才。
1935年蒋介石将对付中共苏区的南昌行营调查科划归特务处，人员扩大到700余人。
特务处先后在重要地区设区一级单位，各省及大城市设站，并在军、警、宪以及铁道等部门建立起特务组织，或由特务骨干担任许多部门的要职，形成了从点到面的特务网络。
王久高(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中统(局)”是国民党C.C系领导人陈果夫、陈立夫所控制的特务组织，其前身就是由C.C系分子所组成的国民党中央组织委员会党务调查科。
西安周边红色遗址
西安周边红色遗址西安周边红色遗址主要体现在数量多、分布广、类型全、影响力大。
挖掘和开发红色资源具有传承文明的作用，了解过去，才能启迪和指导未来。
红色文化资源具有鲜明的传承性。
她所承载的爱国主义和艰苦奋斗精神，是激励人们开拓进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
具体到西安，了解西安及周边地区的红色文化特别是关中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红色遗址是了解西安近代史，了解西安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和创业的历史，缅怀在西安革命和解放事业中牺牲的先烈们，对巩固干部和广大青少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观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和必要性。
对红色资源进行深度挖掘，还有利于增强人们的感恩意识，深切的感受到近代革命传统带给我们心灵的震撼和精神的洗礼。
西安，这座举世闻名的古都，是老一辈无产阶级曾经战斗过的地方。
说起西安的近代史，就不得不说说西安事变，它为西安这座古城在中国革命史上书写了浓重的一笔。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是各种社会政治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后，内战在事实上大体停止下来了，国共关系得到迅速发展，从而开始了国内和平的新时期；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对国共两党的再次合作，团结抗日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
另外，在抗日战争时期，西安还起着通往革命圣地延安不可替代的“红色桥梁”作用。
红色资源简介及分布革命公园遗址革命公园是为纪念北伐战争前夕，陕西国民军坚守西安而死难的军民而建。
当时在公园内负土筑冢，建有烈士祠和革命亭，供市民凭吊纪念。
革命公园位于西安西五路北侧,占地156亩。
1927年２月,冯玉祥率众公祭,建“革命公园”,负土筑冢,建立烈士祠和革命亭。
1928年开拓崇礼路（今西五路），将公园划分为南北两部分，现存路北的公园面积156亩。
1952年为纪念王泰吉、王泰城烈士,在公园东南角建烈士亭，亭内有纪念碑。
1993年建造了杨虎城铜像、2005年修建了刘志丹雕像、2008年设立谢子长铜像，园内保存碑刻13通。
魂归延安
魂归延安1937年8月，回国不久的叶挺受周恩来委托，就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事宜，通过当时正在上海指挥作战的第3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向蒋介石提出建议。
10月2日，国共两党代表经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
然而，在未与共产党协商的情况下，蒋介石于9月28日单方面核定：“任命叶挺为新编第四军军长”，并于10月12日发布了新四军番号。
由此，促成了叶挺的首次延安之行。
同时，也开启了叶挺与延安的终生情缘。
标签：叶挺；魂归；延安一、首次到延安叶挺是赫赫有名的北伐名将，是南昌起义、广州起义的重要领导人。
在两次起义中，叶挺身先士卒、冲锋陷阵，是起义的重要功臣之一。
然而，广州起义之后，叶挺却遭受一系列的诬陷和指责，并最终被共产国际开除了党籍，被迫流亡欧洲，时间长达10年。
因此，中共中央对叶挺存有较大的疑虑，特别是对叶挺的政治主张缺乏足够的了解。
而就在1937年的7月16日，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震惊华南的“漳浦事件”。
“漳浦事件”充分暴露了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乘谈判改编之机，吞并南方红军游击队的阴谋。
这引起了中共中央、毛泽东的高度关注和警惕。
因此，在南京国民政府单方面任命叶挺为第四军军长后，中共中央并未立即表示同意，但也没有予以否定，而是采取了非常谨慎的态度。
为了弄清叶挺的政治态度，10月19日，张闻天、毛泽东致电博古、叶剑英，询问叶挺“是否愿意来延安及八路军总部接洽一次？”叶挺在南京与中共代表博古、叶剑英接洽时，声明完全接受党的领导，并表示愿意去延安面谈，是否就职由中共中央最后决定。
在南京八路军办事处的安排下，叶挺于10月23日由南京起程，经武汉、西安，于11月3日到达延安，受到中共中央的热烈欢迎[1]。
到达延安的第一天，毛泽东即与叶挺进行了彻夜长谈。
叶挺首先向毛泽东倾诉了广州起义后自己所受的委屈。
毛泽东与叶挺开诚布公，坦诚恳切地交谈，使双方彼此间取得了充分的理解与信任。
胡宗南的“机要秘书”中共党员熊向晖
作者： 黎宁
出版物刊名： 办公室业务
页码： 37-38页
主题词： 机要秘书 蒋介石 国民党 中共党员 陕甘宁边区 第三次反共高潮 共产国际 毛泽东共产党 周恩来
摘要： 熊向晖同志曾长期从事中共地下秘密工作。
1937年冬,他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打入胡宗南身边,并任机要秘书。
当1943年国民党策划第三次反共高潮,阴谋“闪击延安”,一举消灭我首脑机关,夺取陕甘宁边区之时,他及时获悉国民党军在西北的军事部署详情,立即报告党组织,使党中央得以采取相应措施,制止了国民党又一次反共高潮。
毛泽东曾称赞,在这个时期,凡胡宗南的一举一动,都在我们掌握之中,这是我党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
新中国成立后,熊向晖同志长期在周恩来总理办公室工作,曾参与了中日、中美建交谈判等重要国事活动。
在熊向晖自撰的回忆录中,我们可以一睹战争年代我党情报工作的一幕精采片断。
定稿 日落西峡口分析
《最后一枪》人物表毛泽东，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朱德，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刘少奇，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陈毅，新四军军长。
邓小平，八路军129师政委，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主持八路军总部的工作，李先念，35岁，新四军第5师师长兼政委。
44年10月任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兼政委。
王树声，40岁，1944年10月，任河南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
廖运周，42岁，中共特别党员，国民党军少将，国军110师师长。
1948年在淮海战役前线奉命率部起义。
1955年被授解放军少将军衔。
李达，40岁，八路军129师参谋长兼太行军区司令员。
1955年被授上将军衔。
任质斌，30岁，新四军第5师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兼中共河南工委书记，河南挺进兵团政委。
曾任国家文物管理局局长。
皮定均，30岁，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一支队司令员，1955年被授中将军衔。
陈先瑞，30岁，生于河南省商城县，河南人民抗日军第三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
黄霖，30岁，新四军豫南游击兵团指挥长兼政委，后为河南挺进兵团司令员、豫中游击兵团司令员。
1955被授予少将军衔。
王定南，33岁，内乡人。
中共地下党员，曾任中共北平特委负责人，1944年被派到高树勋部任参议。
建国后任山西省政协副主席等职徐子荣，37岁，抗日先遣队政委。
建国后任公安部副部长等职。
栗在山，28岁，南阳方城县人，河南挺进兵团政委、豫中军分区政委等。
解放军少将。
邰士芳，34岁，南阳芳林酒精厂。
在社旗县建立芳林酒厂，地下党的联络处。
孙荣檄，30岁左右，新四军派回南阳干部，宛东抗日游击队副司令。
王子英，20多岁，新四军派回南阳干部，宛东抗日游击队副司令。
姜峻成，20多岁，新四军派回南阳南召，南召抗日游击队队长。
任弼时，41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只有两个镜头。
“胡服同志”原是他
“胡服同志”原是他 读过小说《铁道游击队》的人都会记得其中一个细节，即游击队员护送“胡服同志”过微山湖。当时山东微山湖虽然是铁道游击队的“后方”，可日伪顽我在这里势力犬牙交错，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无谓牺牲，所以刘洪、李正们为保卫首长可谓千方百计。 历史上确有过“胡服同志”在鲁南游击队保护下过湖一事，时间为1942年4月。“胡服同志”——当时中共重要领导人刘少奇，受中央委托从新四军军部江苏盐城到山东处理有关问题。 使用化名，一是说明8年抗战里，刘少奇大部分时间身处第一线，二是说明当时的斗争环境很残酷。 党史专家们早就对刘少奇在抗战期间的贡献进行了归纳，这里只讲述他在新四军一年多时间里的几个故事。 1、中央电报称“胡服” 1937年七七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刘少奇受命重新组建中共中央北方局，开创华北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这期间，他的化名还是在白区工作期间用过的胡服。 1941年1月7日皖南事变发生后，刘少奇在根据地为新四军军部和延安的联系收转电报，提出建议，以便更有效地援救新四军军部。这期间，他7天7夜没合眼。12日，刘少奇向中央提出用“围魏救赵”的办法，来缓解新四军皖南军部困境的建议：“请朱（瑞）、陈（光）、罗（荣桓）在山东准备包围沈鸿烈，苏北准备包围韩德勤，以与国民党交换。” 第二天，中央采纳了这个建议，并“限电到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进攻。山东由朱陈罗负责，苏北由胡（服）陈（毅）负责，以答复蒋介石对我皖南1万人之聚歼计划。”14日，收到的却是新四军军部陷入绝境后的最后一封电报，军长叶挺被俘。 15日，“中央决定发动政治上的全面反攻，军事上准备一切必要力量粉碎其进攻”。“围魏救赵”变成了“全面反攻”。 刘少奇审时度势后，认为国民党未公开投降，仍继续抗战，对国共合作仍不敢分裂，且怕影响对苏联的关系，在皖南消灭我军，蒋介石亦曾下令制止，即证明其生怕乱子闹大。在此时，我党亦不宜借皖南事件与国民党分裂??于是，他建议：在全国实行政治上全面大反攻，但在军事上除个别地区外，以暂时不实行反攻为妥。接着，他提出了在政治上全面反攻的具体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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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闻异事胡宗南在延安设为人民服务处
导语：蒋介石将胡宗南召至南京，详细商定了直捣延安的作战计划。
胡宗南意识到他建立“殊勋”的最后时刻到了。
自内战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军在各
蒋介石将胡宗南召至南京，详细商定了直捣延安的作战计划。
胡宗南意识到他建立“殊勋”的最后时刻到了。
自内战全面爆发以来，国民党军在各地战果不大，部队损失却不小，而共产党军队并没有明显削弱。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决定放弃全面进攻，改为重点进攻，在东北和晋察冀转取守势，加强对陕北和山东的进攻。
在一九四七年初，蒋介石心目中的“主战场”已经走火入魔地集中在了延安这一个点上。
三月六日，胡宗南秘密登上了前往洛川的专列。
与他同行的，还有他的机要秘书熊向晖。
踌躇满志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他十分信任的这位年轻的军官，竟然是一名中共秘密党员。
熊向晖的这一身份直到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才暴露出来。
那一天，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中的宴会上指着熊向晖向出席宴会的原国民党军高级将领张治中说：“认识吧？”张治中说：“这不是熊老弟吗？你也起义了？”周恩来说：“他不是起义，是归队。
”张治中正茫然错愕时，周恩来解释说：“他是一九三六年入党的共产党员，是我们派他到胡宗南那里去的。
当年，蒋介石的作战命令还没有下达到军长，毛主席就先看到了。
”
就在熊向晖跟随胡宗南前往洛川之前不久，他刚刚经历了一次风险。
负责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周恩来，在一次乘坐马歇尔的专机去南京时，把自己的笔记本丢在了专机上。
笔记本中记有熊向晖的地址，在地址的旁边注有一个“熊”字。
马歇尔的副官很快就以传递绝密文件的
生活常识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