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

浅论保守主义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重要意义用清华大学许章润教授的话来说，如果将持续三十多年的洋务运动算做第一波改革开放，经历1902年清末新政到1937年抗战之间的第二波，再从1978年到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必须由第三波进入第四波，由以经济改革为主转向更全面和彻底的改革开放。

这一波的走向与成败，将影响深远。

激进与保守的选择，在每一波改革开放中均引起难以回避的巨大争议和现实后果。

现在，中国又站上一个重要节点。

自柳传志、王瑛之争以来，企业家群体中，对现实也呈现出不同的判断和选择。

有分歧很正常，在巨大的转型中，被认为的“激进主义者”也好，自以为的“保守主义者”也好，只要言之成理，其声音都值得一听。

正是在心平气和的对话而非被操控的各种情绪中，明辨的公民，理性的底盘社会，才会逐渐形成。

以前常说“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不够革命，回头来看，这其实是一种坚持保守必要的社会秩序，愿意妥协，谋求逐步改良的心态。

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提供了一个好的样本，集中呈现了一些企业家的观点与分析。

这些观点和分析，在此文中，被归纳为“保守主义”。

但“保守主义”并不是一个涵义非常清晰的词汇。

亨廷顿说：“当社会的基础受到威胁时，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就提醒人们一些制度的必要性和一些现存实践的好处。

”基于认识论上的谦虚，保守主义者不认为谁能掌握社会变革的总钥匙和总规律，所以不主张激烈的变革。

哈耶克的思想，在一些知识分子与企业家群体中都颇受认同，他同样主张认识论上的谦逊，主张自由秩序的自然扩张与演进。

有人认为他是一个保守主义者，但他恰恰曾写过一篇名文《我为什么不是一个保守主义者》，批评保守主义缺乏自己的方向，划清了反对基于理性狂妄的激进变革与顽固守旧之间的界限。

如果说他保守，显然，他保守的是自由自发的社会与宪治秩序。

或许，中国的“保守主义者”们也要继续自问：保守什么？因何保守？如何保守？中国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

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

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

公权力本身的改革是改革的最大公约数。

从理论上正本清源，搞清楚政府的性质，其作用边界，对把握改革方向和实质改革起着“牵牛鼻子”的作用。

政府内生于经济系统之中，而不是臵身局外，因此以一种全知理性角色对经济系统进行全面把握和操纵的假设是不能成立的。

近读杨子云的新书《站在常识一边》，得以比较系统地了解王石、任志强、冯仑等一批著名企业家对商业、政治及两者关系的观点。

企业家的见识与作为，对中国转型有重大影响。

这本访谈，触及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问题，窃以为，值得做一些更深入的辨析。

大致而言，他们认为改革就是改错，如果要追究原罪，首先应追究不合理的旧体制。

他们认为推进改革需要保守主义智慧，“要记住政府永远是发牌的”，但政府最好不要做市场能做好的事。

凭着直觉，他们实践着如下经济理论：市场的本质，是一个大范围的匿名合作秩序。

这一秩序中，有着各色各样的组织，政府、企业、NGO、家庭、宗教组织……它们以其各自的专业贡献相互依赖地共生于一个网络中，市场参与者遵循一般正当行为规则，分享与其贡献大致相对应（却又是事先不确定）的回报。

其中，政府作为一个特别的组织，作为提供“保护服务”的“供应商”，换取税收。

由此，我们会以一种新视角看待政府-市场关系：良好治理合作秩序中，政府适当的角色设臵、行动边界和运行方式是什么？今天的文章来自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刘业进，经作者授权发布，欢迎收听“腾讯思享会”或“ThinkerBig”公众帐号：向工商文明的转型远未完成从农耕文明迈入现代社会的地区，难免流行对商业的偏见。

重农抑商政策长期占主导地位，企业家是一群与商业联系紧密的人，他们的地位和作用因而没有得到正确认知和重视。

深处商业文明的传统中，孟德斯鸠发现：“商业能够治疗破坏性的偏见，哪里有善良的风俗，哪里就有商业；哪里有商业，哪里就有善良的风俗，这几乎是一条普遍的规律”。

（《论法的精神》下卷，P2）不仅如此，商业还是和平的使者，因为“贸易不越过国界，士兵就越过国界”。

一切贸易，无分国内国外，都构成分工的支持机制——分工是国民财富的真正来源。

贸易、分工和生产是商业行为的不同环节，所有环节，都是人际联合的生产行为，而企业家们正是谙熟和实践这一联合技艺的人。

奥派经济学认为，企业家是市场过程的驱动力量。

中国真正的企业家也在凭直觉实践着这一常识。

用武克钢的话说，靠贸易和分工繁荣起来的是一种新的文明形态——“工商文明”，而企业家正是“工商文明”的核心推动力量。

这跟“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传统观念差别明显。

传统社会中，“无商不奸”这个俗语折射出农业文明对商业文明、工商阶层的偏见。

企业家群体饱受诟病，这是一种流布甚广的错误归因。

看起来，仅靠改变货物的地理位臵而套利，的确有不劳而获之嫌。

但没有商人的价格信息揭示，生产者该生产什么，生产多少，用什么资源和技术生产，这些知识是无从知道的。

在一个“大社会（Great society）”中，服务于陌生人不需要靠善意，根据价格信号行事就好。

任何一个群体中难免有坑蒙拐骗、以身试法者，对此，武克钢认为“坏富人和坏穷人同时存在”，企业家群体中有以身试法者、坑蒙拐骗者，哪个群体没有这样的个例？商业贸易和企业，是联合的事业。

企业和市场，不过是人际联合以实现分工合作的两种形式罢了。

劳动分工的背后是知识分工。

正是引领分工和联合的企业家们，把分散的知识和信息实现整合，引发了惊人的“整体远大于部分之和”。

奥地利学派的传人柯兹纳（I.Kirzner，1973）说，企业家是那些“无中生有、以少生多”的人。

人何以成为万物的灵长？“群”也。

人以群居，合作创造人。

特别是借助于语言能力，人类具备了极高“群”的技艺。

“联合的科学是一切科学之母。

其余科学之进展都取决于这门科学之进展”，这是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提出的著名论断。

如果对托克维尔命题做一个扩展的理解，其对转型国家的启发意义极大。

“联合”不局限于政治结社，而是包括工商业和慈善组织更广泛领域的联合实践。

商业要持续繁荣，必然发展出契约精神和相应的制度，从商者从自己的实践中感知到以联合（甚至是匿名的联合）带来的“合作剩余”，由此强化了个人自由、正义、法治以及和平解决冲突的观念。

对此，中国的企业家从其亲身实践中感受深刻：“在商本位之下，人与人的关系是平等、自由、契约和法治关系；工商文明以生产和建设为本，而不是以掠夺和分配为本，所以工商文明内部的阶层关系、官民关系是通过谈判和契约来完成，不是以暴制暴（武克钢，《站在常识一边》，P29）。

这甚至可以看做市场经济的道德根基。

工商业以广泛的匿名联合方式，通过迂回合作创造价值，其价值创造并不能在每个环节每个时刻以直观的方式呈现在观察者眼前。

劳动价值论恰恰是对这种间接迂回的因果链条做了错误归因。

观念转变难，实践新观念，建立符合新观念的制度更是何其难矣。

从农耕文明而来的中国，又恰逢19世纪以来的激进运动，在20世纪实践中央计划经济，距离商业文明越来越远。

作为转型大国，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一场自我救赎和自我革命，至今仍是未竟之业。

改革就是改错，改掉旧体制的原罪讨伐民营企业家原罪的声音一度甚嚣尘上。

冯仑对此一语中的，“耽误我们几十年发展的制度你怎么不谴责？民营企业发轫之初和安徽小岗村的性质一样，如果它不犯点规怎么能冲破旧体制弊端的束缚？”旧体制下没有企业——在严格的经济学意义上，原来的国有企业不是企业，民企和企业家群体是伴随着改革开放出现的新事物。

改革开放的实践、社会知识的传播和理论研究证明，以中央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旧体制束缚生产力、阻止技术进步、扼杀理性、摧毁传统，用哈耶克在《通往奴役之路》中的总结，旧体制的持续不仅带来严重的经济后果，而且导致正义、道德和真理探索方面的可怕后果。

20世纪的转型国家无一不历经改革阵痛。

改革意味着直面过去犯下的错误，改革首先是改掉过去的错误。

几代人建立起来的旧体制包含着完整的制度、利益结构及相应的思想观念。

改革旧体制必然涉及“改法”。

一个晚上就可以废除一部不合时宜的旧法律，但背后的思想观念不会一夜消失。

对旧法的突破，经常以个案的形式作为导火索，逐步获得民意基础，最后在政治权威的默认和支持下推及全局。

冯仑强调从历史角度来思考，真正的原罪是旧体制的原罪。

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清理旧体制原罪的过程，通过清理旧体制原罪，解放生产力。

那时，“卖个东西不让你卖，办个个体执照都是天大的事儿”，甚至“养只鸡、下个蛋都是不允许的”（茅于轼语，2014）。

因此，摸着石头过河必然意味着突破旧法。

在新旧体制交接的界面上，要人们百分之百地守法，改革永远不会启动；新旧体制交接的界面上，“我们不得不在法律不健全的时候先干起来”。

民营企业迅速崛起，短短30年发展，成为创造财富、缴纳税收、吸纳就业，成为中国当之无愧的国民经济主要力量。

“这不是清白吗？这不是民族大义吗？”冯仑针对民营企业原罪说，如此反问。

这未尝没有道理。

理论上，没有民营经济的崛起，就没有真实的市场交易，就没有真实的相对价格信号，经济系统中大范围的匿名合作和资源配臵的信息基础无从产生，中国经济的全面恢复就没有可能。

20世纪伟大的自由主义者迈克尔〃波兰尼说过，苏联的计划经济其实是“装扮的”，真正纯粹的中央计划经济其实一天都存活不下来，在第一波严厉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实验失败之际，在五年计划喧闹声的掩护下，他们（苏联政府）悄悄尝试增补了一个一个商业项目，逐渐使经济操作商业化了。

他们从本国地下黑市甚至《华尔街日报》中获得资源配臵所必需的价格信号，这才是他们精心掩饰的“社会主义”成功的奥秘（迈克尔〃波兰尼，2006，183）。

中国民营经济的崛起，恰恰也为共生在一个市场中的国有企业提供了宝贵的相对价格信号，国企存续至今享受了免费的相对价格信号这种“公共产品”。

这也正是民企的“清白”和“民族大义”。

改革就是改错，改革就是改法，改革开放之初如此，改革的全过程都是如此。

正如现任领导人所说“改革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一劳永逸的社会终局方案，都已被证明是一个神话。

通过开创一个允许广大人民在各领域不断创新的局面，启动了一个永无完结的试错、学习进程。

如果决定论是正确的，如果存在唯一正确的目标，原则上，改革总有终止的一天。

可是，卡尔〃波普尔和以赛亚〃伯林雄辩地证明，在社会事务领域，神谕哲学家的神话不攻自破，历史决定论已经破产，唯一正确的美好社会方案并不存在。

多元和批判理性主义并不是转型国家转型时期的特殊方法论，而是贯穿于人类历史全部过程的方法论。

眼下“要改革”，“不改革没有出路”已经形成执政党和社会的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