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_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

一、中国学界的反思传播学引进中国大陆２０年有余。

这门学科如何发展？这是新千年以来传播学界关注的重点。

就我所知，朱光烈预言传播学将会成为显学，陈力丹每年以年终专搞的形式追踪并评述传播学的发展，国内著名新闻出版学界众多网站上论学科发展的文章难以计数。

近年来，学界敲响传播学学科危机的警钟，呼唤传播学范式革命的自觉意识。

突出的成果有：陈卫星的《麦克卢汉的传播思想》和《传播的观念》，胡翼青的《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陈力丹的《试论传播学方法论的三个学派》和《胡翼青＜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笔记》。

同时出现的创新苗头，令人鼓舞。

邵培仁等探索的媒介生态学就具有原创的价值。

传播学是泊来品，任何的发展创新都必须以引进为先行。

中国媒介生态学的发展必须以清理北美媒介环境学派为前提。

媒介环境学是什么样的流派呢？西方传播学有一些什么流派呢？它们彼此之间有一些什么样的关系呢？笔者准备用几篇文章谈谈初步心得，就教于同仁。

大中华学界对传播学的划分众说纷纭，但大同小异，多则五派，少则三派，五派之说一般是：经验———实证学派、法兰克福学派、英国文化研究学派、政治经济学学派、技术学派。

三派之说持论者比较多，但主张各有不同：（１）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１］；（２）经验———功能、技术控制、结构主义符号———权力［２］；（３）结构功能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３］；（４）社会科学研究、诠释研究、批判研究［４］；（５）社会科学研究范式、诠释研究范式、批判研究范式［５］。

然而，一般地说，为了简明起见，学界比较喜欢突出两个影响最大的学派：经验学派和批判学派。

圈内人士认为有必要深入研究影响最大的另一个学派，是近年才出现的潮流。

陈力丹对这个潮流做了很好的概括：“我们历来把传播学划分为两大派：经验主义学派和批判学派。

近来读了陈卫星和胡翼青的书《传播的观念》、《传播学：学科危机与范式革命》，很受启发。

我赞同他们将传播学划分为三个学派，虽然表述方面存在差异，但是总的看法相同。

陈卫星划分为经验—功能、控制论、结构主义方法论三个学派；胡翼青划分为经验主义、技术主义、批判主义三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７－１５作者简介：何道宽（１９４２—），男，四川洪雅人，深圳大学教授，从事文化学和传播学研究。

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何道宽（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广东深圳５１８０６０）摘要：近年来，中国传播学界思考传播学的危机、范式内容和学派，检讨北美主流经验主义学派的不足，认真研究正在崛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

本文论述媒介环境学问鼎传播学主流学派的势头，回顾国内学界对该学派的认识过程，主张深化对这个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研究。

关键词：媒介环境学；学派；传播学中图分类号：Ｇ２０６．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２６０Ｘ（２００６）０６－０１０４－０５第２３卷第６期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Ｖｏｌ．２３Ｎｏ．６２００６年１１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ｈｅｎｚｈ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Ｎｏｖ．２００６种研究范式。

”但是，对这个影响很大的第三学派如何命名，一时却难以统一意见，我自己也有一个深化认识的过程。

２００２年，和国内大多数学者一样，我认为这个学派的思想是技术决定论。

在《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伊尼斯与麦克卢汉》［６］这篇文章里，我说：“２０世纪下半叶，多伦多大学升起两颗学术明星：麦克卢汉和伊尼斯。

他们背景殊异，却情趣相同，共同建立了传播学的一个学派：媒介决定论。

”２００３年，我试图修正对麦克卢汉的判断，指出他是面向未来的技术乐观主义者。

在《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一文里，我写下了这样一段话：“他绝对不是鼓吹技术决定论的人，他是要我们回归身心一体、主客一体的理想境界。

麦克卢汉不仅是当代人的朋友，而且是子孙后代的朋友。

他是一个面向未来的人、预言希望的人。

有他的话为证：‘为什么不可以实现思想的前馈呢？就是说，为什么不可以把世界意识联入世界电脑呢？凭借电脑，从逻辑上说，我们可以从翻译语言过渡到完全绕开语言，去求得一种与柏格森预见的集体无意识相似的、不可分割的宇宙无意识。

因此，电脑预示了这样一个前景：技术产生的普世理解和同一，对宇宙理性的浓厚兴趣。

这种状况可以把人类大家庭结为一体，开创永恒的和谐与和平。

’”［７］近年来，学者们给这个学派的命名还有：惟技术决定论，技术哲学，媒介生态学。

总体上说，对该学派的批评有３个显著的特色：一是批评多于研究、肤浅有余、深入不足，二是评价逐渐趋于肯定和公允，三是开始考虑如何给它重新命名。

２００２年，在《媒介分析：传播技术神话的解读》一书里，张咏华重新认识并肯定了麦克卢汉的学术地位，尽管如此，她还是持比较挑剔的立场，认为麦克卢汉“陷入惟技术决定论的极端”。

在《新形势下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再认识》的文章里，她认为麦克卢汉缺乏辩证的观点：“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主要缺陷，在于他在探讨媒介与人类文明发展史的关系中缺乏对于因果关系的辩证认识，一味只将传媒技术当作变化的动因，既不考察导致媒介技术本身的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历史原因，也不探索引起不同历史阶段的社会变迁复杂现象之多因复杂组合，试图以机械的媒介单因说解释一切变迁。

我们应将麦氏肯定科技的决定作用的观点，同他在认识论上的机械化，区分开来。

”［８］与此同时，学界也出现另一种倾向：同情和理解麦克卢汉的立场。

在《媒介决定论？有失公允－－麦克卢汉技术哲学观评析》（２００４）里，蒋宁平旁征博引，立论重点从批评转向肯定。

近年来，国内研究“麦克卢汉”学派的视野逐渐扩大，引进该学派的代表作品逐渐增加，要者有：尼尔・波斯（兹）曼的《娱乐至死》和《童年的消逝》，保罗・莱（利）森的《数字麦克卢汉》，《思想无羁》和《软边缘》（似应译为《软利器》），约书亚・梅罗维兹（茨）的《消失的地域》，凯利（瑞）的《作为文化的传播》。

２００３年，崔保国尝试给这个学派命名。

他意识到，北美的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和国内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所以他说：“中国学者的媒介生态研究意识是原发的，而不是引进的，从一开始学者的关心就侧重在媒介的发展生存环境研究方面”；“我们国家的媒介生态学研究目前的切入点，主要立足于媒介，方法上接近政治经济学和媒介经营管理学”。

然而遗憾的是，虽然他意识到这两个学派的不同性质、对象和宗旨，他还是把北美的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翻译成“媒介生态学”。

这就引起了不必要的混乱。

那么，应该如何翻译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呢？我们又应该如何区分这两个不同的学派呢？二、媒介环境学辨析在《媒介是条鱼———理解媒介生态学》里，崔保国指出中国“媒介生态学”和北美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的区别：“从全球来看，媒介生态学研究的起源应该是在北美。

在北美的媒介生态学研究中，又分为加拿大的多伦多学派和美国的纽约学派。

提起媒介生态学，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多伦多学派……”，遗憾的是，他却用同样的名字来称呼这两个取向不同的学派。

但要比较准确地给这个学派命名，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这个学派从１９６８年命名到１９９８年成立学会，整整经过了３０年的时间。

笔者对这个学派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比较长期的过程。

我关注、译介并研究北美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这个学派，迄今１０年有余，发表论文７篇（《麦克卢汉在中国》、《媒第６期何道宽：异军突起的第三学派———媒介环境学评论之一・１０５・介革命与学习革命》、《媒介即是文化》、《硕果永存———麦克卢汉媒介理论述评》、《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双星》、《天书能读：麦克卢汉的现代诠释》、《麦克卢汉的学术转向》），出版译著１０余部（《理解媒介》、《麦克卢汉精粹》、《数字麦克卢汉》、《麦克卢汉：媒介及信使》、《思想无羁》、《传播的偏向》、《帝国与传播》、《手机：挡不住的呼唤》、《机器新娘》、《麦克卢汉书简》、《真实空间：飞天梦解析》等）。

目前，我参与主持的４个传播学译丛和这个学派关系密切，它们是：“新闻与传播学译丛・大师经典系列”、“麦克卢汉研究书系”、“莱文森研究书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媒介环境学译丛”（北京大学出版社）。

然而，如何命名这个学派，却是我近两年才认真考虑的问题。

促使我注意给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这个术语定名的，有这么几个因素：（１）思考多伦多学派和纽约学派的关系；（２）思考给“技术决定论”一个更加妥帖的命名；（３）根据旅美学者孙振滨先生的建议，开始研读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学会的网站，阅读尚未读过的相关书籍；（４）从国内外学者蔡骐、陈力丹、陈卫星、崔保国、胡翼青、刘建明、潘忠党、陶鹤山、王怡红、杨茵娟等人的著作中得到启示；（５）李明伟和丁未两位博士的到来、几位著名学者的到访，对我的思考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这个术语的首创者是麦克卢汉，但正式使用者是尼尔・波斯曼。

根据麦克卢汉建议，波斯曼在纽约大学创办了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专业和博士点。

起初，大陆学者把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直译为“媒介生态学”，旅美学者林文刚也采用直译的办法。

但这个“媒介生态学”和国内学者首创的“媒介生态学”并不是一回事。

应该怎么翻译才妥当呢？２００５年秋，李明伟博士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到深圳大学任职。

自此，我们开始切磋北美这个学派的译名问题。

他的博士论文题名《媒介形态理论研究》，其中所谓的“形态理论”就是北美的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学派，因为这个学派强调媒介的形式而不是内容。

同时，丁未博士从复旦大学到深圳大学任职，她刚刚翻译出版了媒介环境学派代表人物詹姆斯・凯利（瑞）的代表作《作为文化的传播》。

于是，我们３人就开始考虑北美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学派的译名问题。

２００５年底和２００６年初，台湾政治大学的陈世敏教授和美国新泽西州威廉・帕特森大学的林文刚教授分别访问深圳大学传媒与文化发展研究中心，使我们有机会进一步切磋这个北美传播学派的译名。

经过几个月的跨洋飞鸿，我们决定采用究其实而不据其形的办法给这个学派定名，也就是说，根据该学派的根本性质和主要追求，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应该定名为“媒介环境学”，而不采用几年来已经在使用的“媒介生态学”。

我们先后考虑过的其他译名比如媒介哲学和媒介形式学都一一放弃了。

林文刚博士任媒介环境学会副会长，为弘扬媒介环境学而撰写并编辑了该学派的一本小百科全书《媒介环境学：思想沿革与多维视野》［１２］。

这本书甫一出版即获殊荣，半年之内就售出中文、韩文、西班牙文版权。

他委托我担任中文版翻译。

在该书的中文版序里，林文刚博士写了这样３段话：“我们用媒介环境学来翻译英语的ｍｅｄｉａｅｃｏｌｏ－ｇｙ，主要是因为波斯曼（１９７０年）在首次公开就这门学科的定义和范式讲话时做了这样的表述：媒介环境学把环境当作媒介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