骇人的血浆经济——走访河南艾滋病村
河南省农村地区艾滋病社会控制研究
河南省农村地区艾滋病社会控制研究本文针对河南省农村地区的艾滋病疫情特点，提出应从强化政府职责、加强监控检测、完善防治机制、普及防治知识等方面入手，探讨艾滋病的社会控制模式。
标签：艾滋病；社会控制；无偿献血联合国艾滋病问题中国工作组在2003年发布的报告《中国艾滋病：危险的泰坦尼克号》中指出：中国艾滋病防治工作正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关键时刻，恰如驶向冰山的巨轮，若不及时改弦更张，则悲剧不可避免。
近几年来，河南省政府对艾滋病防治工作高度重视，经过开展血站的规范化建设，实行无偿献血制度等综合防治措施，有效阻断了艾滋病经血液传播的途径，但静脉吸毒人群共用注射器和性乱人群频繁发生不洁性行为成为新的传播途径。
同时存在疫情由高危人群向普通人群传播的危险因素，经性传播和母婴垂直传播的比例也逐渐上升，目前全省预防与控制艾滋病的形势十分严峻。
因此，在现阶段充分认识艾滋病对河南省社会经济发展的危害，采取强有力的措施控制艾滋病的流行，对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促进本地区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规范血液市场，提倡无偿献血有调查表明，我国城乡居民现已具有一定的血液安全意识(在被访者中,仅18.4%者不知道存在血液安全问题),但在如何确保用血安全上仍处于被动地位。
如果血液安全没有保障,受血者感染各种疾病的风险很大。
依法无偿献血,杜绝卖血贩血,加强血液检测是保证用血安全、防止艾滋病感染的重要措施。
输血是艾滋病病毒传播的主要途径，输入带艾滋病病毒的血液导致感染的可能性估计超过95%，而一次不洁性交感染艾滋病病毒的风险仅为百分之几。
预防控制艾滋病经血传播是预防艾滋病的重要措施。
河南省贫困人口众多，为了挣钱，卖血者不按医学上供血时间间隔规定频繁卖血。
而抽血太频繁，不仅损害供血者的健康，而且也使血液的质量下降。
无偿献血是非商品性的，献血者不是为了钱。
如果普遍实现了义务献血，就从根本上杜绝非法采血和以卖血为业的流动供血人群的存在，这对预防艾滋病和多种血液传播疾病是非常有益的［1］。
深度报道：艾滋之祸 中国单采血浆30年史
中国单采血浆30年史2008-10-23 11:36:09 来源: 南方网2008年，单采血浆术在进入中国三十年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全国性法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
三十年里，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中原的艾滋之祸，而令人闻之色变，也因随后惊心动魄的治理举措为人瞩目。
■2008年，单采血浆术在进入中国三十年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全国性法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2008年3月1日施行）。
三十年里，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中原的艾滋之祸，而令人闻之色变，也因随后惊心动魄的治理举措为人瞩目。
本报以一座贵州血浆站的真实变迁为缩影，试图还原这一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由乱及治的罕见图景。
■2008年，也是科学家刘隽湘逝世第9个年头。
1999年，公众视野里几乎忽视了他的离去，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上，他的单采血浆中国推广第一人的身份亦就此尘封。
彼时中原的艾滋之祸正盛，人们无从得知83岁的刘隽湘在弥留之际是否曾有一丝的后悔，最后的岁月里，唯见其以花甲之龄跑遍河北、河南、山东，奔走在各地血浆站间，身边的助手感觉到他的忧心忡忡。
这是一位科学家最无奈的悲剧。
1978—1992 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科学家的夙愿小心，小心，上面挂的是血瓶子，下面放的是手铐。
1963年，时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的刘隽湘与学生陈醒明合作研究绿脓杆菌的免疫血清，这种杆菌是烧伤病人的最大威胁。
“对烧伤病人而言，与输全血相比，输浆急救是更好的方式，因为不用配型，也没有用量控制。
”陈醒明回忆，刘隽湘当时感叹道：“我们应该发展人血浆。
”“他这个人很有超前意识，有时会提出些领导尚不能接受的观点。
我每次进他的办公室，他都在阅读各种材料，非常关心国外的先进技术。
”陈醒明说。
这种单采血浆术，是指将献浆员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员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艾滋女生日记
艾滋女生日记2002年9月，心怀着美好的梦想，朱力亚从中专被保送到武汉某大学，开始谱写人生的新篇章。
一次邂逅，一段异国恋情，却让她成了艾滋病毒携带者。
当真爱变成死亡的陷阱，生命面临分分秒秒倒计时时，她该如何在这双重的困境中突围?是从此投入人海隐藏这可怕的事实，还是挺身而出公布病情，让自己成为一面镜子、一记警钟。
朱力亚的选择是友震撼……***XX年4月3日阴早上，马浪走了。
我却没有去送他，原因很多：他不同意我送他；我也怕送他时自己会难受；我早上还有课。
所以由于种种原因，我终究没能去看他最后一眼。
不知他上飞机时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我每天都在想象他离开时的神情……马浪走后，我就都在期盼他快些回来的，等到他回来时，我要给他一个惊喜，要给他一个全新的自我，要给他……下午，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在外交办公室帮忙，一个室友急匆匆跑来找我，说系里打电话过来有急事找我，让我马上去一趟。
什么事这么急啊?我一口气爬到六楼的系办公室。
书记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先坐一下，我把手头上的事忙完，想跟你单独谈谈。
”跟我单独谈，有什么事啊?平常谈工作都是在这间人来人往的大办公室里，今天有什么重大机密啊?不知为什么，一种慌乱感觉涌上心头。
终于书记忙完了她的事情，并转身交代下属说：“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
”就这样我们所谓的“谈心”开始了，大概聊了有一个多小时不着边际的话后，她问我：“你是不是有个外国男朋友啊?”“是。
”我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她，并回答着。
“你们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发生关系?”书记怎么会问这个问题，难道学校知道了我谈男朋友的事情?可是这也没什么的呀，况且学校其他学生干部也基本都有异性朋友。
但是为了保护自己，我骗她说：“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并没有发生关系，有什么事吗?”“你知道吗，他今天早上已经离开武汉了。
”“这个我知道，昨晚他告诉我今天要去北京，到大使馆办点事。
”沉默了片刻后，书记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我：“你告诉我实话，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性关系?”“没有。
河南艾滋病调查
河南，艾滋病，中华民族的灾难！今天面临这场灾难，我作了以下几种假设：
1. 假如当时没有有偿献血；
2. 假如政府不号召有偿献血；
3. 假如在王淑平发现时的1994年就立即停止有偿献血，并进行有效的防治工作；
4. 假如在1999年出现发病高峰时开始就进行防治工作；
5. 假如我们农村公共卫生系统比较健全；
开封医科所，在改革大潮中集科、工、贸于一体，勇敢地走向市场，年创产值从1986年的不足1万元增加到今年的1000万元，居全省医学科研机构之首……经过六年尤其是近3年的努力，他们已先后建立起了“血液回输站”，“生物制品经销部”，“康达科技公司”等六个经济实体。（原载《河南省卫生报》，1992年12月25日）(
走出历史，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团结一致向前看，我们必将能够战胜这场灾难！
引子
1999年7月，在作者的主动申请下，安排进入当时大家都不愿意去的艾滋病病房。说是病房，实际只有两间平方，位于医院太平间的后面，非常偏僻。当时病房一般只有一名艾滋病患者，有时还没有病人；病人很少，工作也很轻松，每天上班也基本没有什么事可干。8月的一天早上，我上班时刚走到医院太平间附近，突然有几位像农民的人上前拦住我。领队的是任春生[1]，他对我说希望我能给他们几个人看一下病。我当时以为他们找我看肝炎，因为我刚从肝炎门诊出来，经常也有老病人到这里来找我。我当时告诉他，要看肝炎病，到那边肝炎门诊，并告诉他们我现在已不在肝炎门诊。而领队的急忙告诉我，他们不是找我看肝炎，而是找我看艾滋病。我心理一惊，怎么会有这么多农民找我看艾滋病？我再次向他们确认真是找我看艾滋病？他们告诉我，确实如此。这时，我急忙进入病房，穿上白大衣，出来在太平间前面的小花园，让当时的护士那了几把椅子，围坐在小花园的里。这时候，领队的任春生告诉我，他们是河南省新蔡县东湖村的村民，一同来的几个人分别叫任小合，王建华、高军英、耿显梅、王傲芝（现已死亡），他们都是在90年代中期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我当时问他们，你们怎么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呢？他们说，他们村1997年开始就有人不明原因死亡，他们非常害怕。1998年有人到郑州检查，查出艾滋病。所以，前不久他们也去郑州检查，发现自己HIV也是阳性。自己非常害怕，但不知道哪里能治疗。他们从任俊敏（此人一年前曾在佑安医院看过病）那里打听到，说这里能治艾滋病，所以他们就急忙赶到这里来了。我当时问他们，你们那里就你们几个人？任春生当时告诉说“张大夫，我们那里这样的病多的很？”我不相信，问他怎么会这么多？他们说，因为当时他们那里像他们这样一起卖血的有很多，只是他们没有检查而已。听完他们的叙述，我感到非常震惊，也有点半信半疑；一种感觉是促使我应该到实地核实一下。我当时给他们初步检查了一下，发现都没有什么明显的机会性感染。并告诉他们，你们目前身体状况还可以，不用担心，并每人送给他们一合中药。临走时我让任春生留下电话，告诉他过一段时间我一定去那里看一下再说。
深度报道：艾滋之祸 中国单采血浆30年史
中国单采血浆30年史 2008-10-23 11:36:09 来源: 南方网 2008年，单采血浆术在进入中国三十年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全国性法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
三十年里，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中原的艾滋之祸，而令人闻之色变，也因随后惊心动魄的治理举措为人瞩目。
■2008年，单采血浆术在进入中国三十年后，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独立的全国性法规——《单采血浆站管理办法》（2008年3月1日施行）。
三十年里，这一特殊行业，曾因采血之乱引发中原的艾滋之祸，而令人闻之色变，也因随后惊心动魄的治理举措为人瞩目。
本报以一座贵州血浆站的真实变迁为缩影，试图还原这一中国公共卫生领域由乱及治的罕见图景。
■2008年，也是科学家刘隽湘逝世第9个年头。
1999年，公众视野里几乎忽视了他的离去，唯一的讣告刊登在一份发行千份的专业学术刊物《中华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杂志》上，他的单采血浆中国推广第一人的身份亦就此尘封。
彼时中原的艾滋之祸正盛，人们无从得知83岁的刘隽湘在弥留之际是否曾有一丝的后悔，最后的岁月里，唯见其以花甲之龄跑遍河北、河南、山东，奔走在各地血浆站间，身边的助手感觉到他的忧心忡忡。
这是一位科学家最无奈的悲剧。
1978—1992 谁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科学家的夙愿 小心，小心，上面挂的是血瓶子，下面放的是手铐。
1963年，时任卫生部北京生物制品研究所血液制剂室主任的刘隽湘与学生陈醒明合作研究绿脓杆菌的免疫血清，这种杆菌是烧伤病人的最大威胁。
“对烧伤病人而言，与输全血相比，输浆急救是更好的方式，因为不用配型，也没有用量控制。
”陈醒明回忆，刘隽湘当时感叹道：“我们应该发展人血浆。
”“他这个人很有超前意识，有时会提出些领导尚不能接受的观点。
我每次进他的办公室，他都在阅读各种材料，非常关心国外的先进技术。
”陈醒明说。
这种单采血浆术，是指将献浆员的血液抽出后，分离成血浆与血球两部分，红血球回输到献血员体内，血浆用于制作生物制品。
人文关怀 走进河南艾滋村
艾滋病患者得到有效救治
幸 福 的 一 家 人
幸福的艾滋病患儿
“当你不伸出手的时候，我不 会在意，但如果你先伸出手， 我会紧紧地和你握在一起。你 们放心，我们不会伤害别人， 即使是在公共场所，我们也会 主动避免和他人接触。”
作为一名患者，这些话道出了 他们的共同心声，他们渴望被尊重， 告别被歧视。作为一名正常人生活 是社会同情能给予他们的最基本关 爱。而让那些暂时的，间断的关爱 在制度的保障下成为一种持续的力 量才是更为重要且有效的。
政 府 的 关 怀
政府有关部门已对河南存在艾滋病感染者的村庄，加大免 费发放治疗艾滋病药物的力度。对艾滋病病毒实行免费 检验，同时加大医学救治知识的宣传力度，更好的落实 防治工作。 河南省政协副主席张涛在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局长詹 玉荣、副局长何新年和驻马店市市委书记宋璇涛等 的陪同下，考察了河南上蔡县邵店乡高李村的艾滋 病防治情况。 据悉，河南省新闻出版局多年来一直坚持选派优秀 干部驻村工作，并挤出了30多万元的办公经费为上 蔡县高李村修路、建小学等，为村里的群众解决了 许多困难。
繁华的都市
贫困的生活
走进 河南
——关注艾滋病人群
河南艾滋村疫情的蔓延
政府和社会各界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怀
艾滋病患者感受到温暖
一、河南艾滋村疫情的蔓延
上蔡县是河南省的贫困县，文楼村又是上 蔡的贫困村，文楼村民卖血因贫困而起。很多村 民由于卖血而染上艾滋病，已检查出来的艾滋病 感染者高达61%以上，现在这个村已进入发病高 发期。
在贫困和缺乏有 效治疗的双重夹击下， 文楼村这个3170人的 村庄，2002年死于艾 滋病的村民就有49人， 从2003年初至今已有 50人死亡。据调查， 这些死亡的艾滋病患 者平均年龄在35岁左 右。
河南驻马店艾滋病拆迁队：熟人介绍“生意”
河南驻马店艾滋病拆迁队：熟人介绍“生意”昨日，河南省驻马店市平舆县，艾滋病患者尹某（左）和闫某在讲述自己的近况。
本版摄影/新京报记者王嘉宁昨日，王向财讲述自己的近况，他曾参加过艾滋拆迁队。
尹小枫的儿子捧着父亲生前的照片。
昨天，河南南阳市委宣传部发布消息称，目前“艾滋病拆迁队”主要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控制，具体案情正在调查中。
近日，一群自称艾滋病患者的人员住进待拆迁的南阳市三厂小区，恐吓居民。
事件引起广泛关注。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艾滋病拆迁队”到三厂小区后，已有十几户人家因为害怕搬走了。
昨日，南阳一公安人士告诉新京报记者，早在十年前他就接触到讨债公司和拆迁公司雇佣艾滋病患者的情况。
他介绍，一旦接到讨债的业务，艾滋病患者就会天天跟着债务人，并且出示艾滋病病例卡。
如果债务人躲在家里，他们会朝住户家门口吐口水，骂脏话。
如果再不给钱，他们还会掏出一针管酷似血液的红色液体，威胁债务人。
该公安人士介绍，10年前，自称为艾滋患者的人多来自驻马店、平舆等地，现在他们被带往武汉、广州等大城市讨债；如今南阳的“艾滋病拆迁队”，患者多来自南阳市南召县。
对于艾滋病患者做一些涉嫌违法的事，上述公安人士说，公安对他们这个群体也很难处理，如果抓了的话，连关押他们的条件都没有，要送到医院，而这对于艾滋病患者而言，并不算处罚。
2010年底，新京报记者也接到河南一起雇佣艾滋病人参与强拆的举报，并花费近一个月时间走近当地的艾滋病人群体，调查该强拆事件。
昨日，新京报记者回访当年采访过的艾滋病人群体，其中部分受访者已过世。
健在的受访者王向财（化名）称，去年年中他还参加过一次拆迁。
“熟人介绍熟人”王向财是驻马店汝南县一位艾滋病患者。
昨晚，王向财告诉新京报记者，因为地理位置接近，他和多名艾滋病患者此前在政府为艾滋患者举办的医疗培训中互相结识。
王向财称，他通过此渠道认识的“病人”不下300人。
所谓“互助”，就是艾滋患者熟人间相互介绍一些如收账、站队助阵的“生意”。
2006年最臭名昭著的十大腐败官
2006年最臭名昭著的十大腐败官2006年12月02日14:02 人民网时政时事观察经过非科学统计手法，通过媒体曝光案件“评选”而出。
今年是腐败官员的“重灾年”，也与中央下大力气整顿吏治息息相关，可谓硕果累累，成就裴然！自把官员种类、上“榜”理由以及简短批评排列如下：第一名：上海原市委书记陈良宇上榜理由：原因就是因为他原来是大上海的市委书记腐败罪名：该同志涉及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违规使用社保资金、为一些不法企业主谋取利益、袒护有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身边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亲属谋取不正当利益等严重违纪问题，造成了恶劣的政治影响。
批评：身为管理东方明珠、国际知名都市的一把手，竟然胆敢挪用民脂民膏，中饱私囊，并滥用职权，蛊惑下属贪赃枉法，为身边亲属某的非法利益，可谓天理难容。
大有与明朝第一宦官冯保有一比。
此种人危害指出超大，影响力较广。
并用特殊身份装点门面，使得众多没有骨头的知识分子低头哈腰，充当文学的扛鼎人物和宗师地位，最为可恨的是不懂装懂，不知当知，他代表了某些一把手的行事和作风，譬如，开研讨会他懂科研，经济上懂经济，学术上摇身一变成为鼻祖，自个的话，就当圣旨，你以为你是万能的，你以为你是电子的，什么都懂点的人，其实什么都不懂，一瓶子不满半瓶子晃荡，最为可耻。
排他第一，“当之无愧”！第二名：安徽原省委副书记王昭耀、安徽宣城原副书记杨枫并列上榜理由：家族式腐败，连窝式贪官。
有“安徽第一权力家族”之称。
腐败罪名：王昭耀因涉嫌利用职权，借干部职务晋升、工作安排和项目审批之机，大肆收受贿赂。
杨枫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职务提拔、工作调动、经营活动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或者索取常某等48人、126次给予的财物。
其中，非法收受人民币614400元以及外币3000美元、2000港元和1000澳大利亚元。
批评：王昭耀典型的道德败类，不但与原原安徽省副省长王怀忠共享情妇，还与小舅子杨枫玩“郎舅共享情妇”把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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骇人的"血浆经济"——走访河南"艾滋病村"11月29日16:29“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我们不欢迎记者。
”在文楼村——这座因为数以百计的艾滋病人而闻名世界的豫南偏僻村落——记者被三四十个村民逼到墙根。
“送钱来的吧？记者都是送钱来的。
”也有人这样嚷嚷。
“我是送书来的。
”记者想起背包中还放有10本郑州艾滋病专家高耀洁赠送的《艾滋病/性病的防治》。
书立即被一抢而空。
其余的人继续盯着记者的背包不放。
一个村民邀请记者到他家里，但大部分人似乎并不愿意记者这么轻易走掉。
“你的记者证？”一个50多岁的村民突然走上来，他穿着一件灰褐色的中山装，脸上布满在烈日和风沙中劳作积淀下的硬硬的皱纹，像警察审问罪犯式地冲记者吼道，“还有名片！”老汉盯着记者证和名片足足看了4、5分钟。
有些村民情绪激动起来:“都是你们记者，说我们文楼有多少多少艾滋病，结果从北京遣返回来好多打工的，我们种的菜都没人买了。
”但马上有人反驳:“你不要听乡里胡说，没有高医生和记者把咱们的病反映出去，现在你能免费吃药打针？”“高医生也不咋的，他尽给病轻的人钱，不给我们病重的。
”又有人说。
更多的人围过来，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用各种眼神但并不友好地盯着。
“你的介绍信呢？”那老汉又蹦一句来，更威风地盯着记者。
介绍信当然是没有的。
右后方终于有一个声音说:“中国公民到哪里不行啊。
何况他还啥也没采访。
把记者证还给他吧。
”“不行，乡里说了，记者不能私自来采访。
”老汉并不准备让步。
“让他走吧。
”另外几个人也帮着说话。
老汉迟疑之间，右后方的一只手把记者证夺过来，拉着记者往外就走。
身后有人在骂骂咧咧。
“请不要介意，我们都有艾滋病。
”这个名叫程建中的村民说，“我们也都是受害者。
”程告诉记者，那老汉是文楼村“艾滋病协会”的会长。
自从1999年7月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桂西恩教授在这里发现了数以百计的艾滋病患者和携带者，死亡的阴影便笼罩着这个偏僻的中国村庄。
8月23日，国家卫生部在北京公布了河南省上蔡县文楼村的艾滋病疫情——确切地说，包括6个自然村、3170人口的文楼大队，1995年之前有1310人常年卖血，按照1999年11月和2001年4月卫生部门的调查，43%左右的卖血者感染了艾滋病毒。
从1995年至今，至少31人死于艾滋病，241名病毒感染者和38名艾滋病人正在等待死亡。
具体到只有800人的文楼自然村，按照村民们自己的统计，90%的青壮年——至少300人以上——常年卖血，其中大概只有5个人得以幸免。
“我们大部分都是桂教授查出来的，今年卫生部又来过两次，4月份查的是尿，6月查的是血。
”程建中说，“谁有病大家都知道，在这里也没什么好保密的。
”最初的恐惧和绝望之后，生活在这一世界上艾滋病发病率最高地区的村民决定打破沉默。
尽管有人仍然为自己得了“这个脏的病”而羞愧，中央电视台播出了这样的画面:一个60多岁的老农感到“我们文楼人太丢人现眼了，在人前抬不起头”，但大部分人已经不再自惭形秽。
“我们没有卖淫嫖娼，也没有吸毒，我们只是到那些官办的血站卖血，我们又没有做错事。
”程建中坚决地说，“必须有人为我们的病负责。
”另一位村民告诉记者，他们希望提出诉讼，但不知道该把谁推上被告席。
8月4日，卫生部副部长殷大奎率领的由官员和北京专家组成的中央工作组的到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紧张的空气。
“现在日子比以前好过了。
”34岁的艾滋病人程勇力说。
免费医疗对穷困的村民是雪中送炭，8月29日记者到文楼的那一天，X光机、B超、显微镜刚刚运到春节后修建的村卫生所，这是按照专家的意见进行抗病毒治疗所必需的检测设备。
据介绍，为救助文楼村民，有关部门和当地政府已经花费了500万人民币，包括电网改造、小学修缮和40万元的药费。
但村民们还是不满意。
一个普遍的抱怨是县里一共发放了三次救济，但很多人只拿到一次:50元钱，一个毛毯和一双鞋，甚至有老实的病人一次都没得到。
尽管政府保证病人的孩子可以免交学费，但这个新学期在文楼的小学校里并没有执行。
从县直和各乡医院调来的医生护士几乎一天一换，对病人病情的了解只能通过病历记录。
连对疫情的调查都被指责动了手脚以压缩比例，有些父母患病的儿童被锁在学校的教室里不准外出，直至愤怒的家长上告，方由卫生部官员责令当地补查。
“这是形式主义，上面对我们很关心，但一到下面就变味了。
”一位村民说。
文楼村民对艾滋病的恐惧已经演化成外界对文楼的恐惧。
卖油条的、卖猪头肉的、卖种子的、收西瓜的，现在都不再光临了，村民们告诉记者，在中央工作组之前，没有看到有当地政府官员前来慰问或调查。
关心和回避的并存使艾滋病人愤懑的情绪变得奇怪起来。
来自北京的官员曾请几位病人代表到上蔡宾馆，有病人便要求住带空调的房间，第二天又要求给自己家里也装一个。
“我了解他们的情绪，但我觉得他们应该找到更合情合法的途径要求赔偿。
”告诉记者此事的一位官员说。
战争开始了“战争开始了。
”高耀洁有些蹒跚地迈上河南省图书馆高高的台阶。
这个76岁的老太太用半年前世界卫生组织颁发给她的“乔纳森·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的2万美元奖金和福特基金会1万美元赠款，印刷了12万册《艾滋病/性病的防治》。
“我要把这些书全部发给最需要的人。
”高耀洁教授说，“我害怕这场战争的灾难比二战还要大。
”8月23日下午，高耀洁和记者押送着第一批14400册书开始了她后来称之为“磕头”的送书之路。
省教育厅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3150本，宋庆龄基金会525本，省图书馆5075本——只有在省图书馆，才有一位副馆长和馆长助理出来接待，帮着张罗卸书。
“我知道你们有134个市县图书馆和800个服务站，所以我还准备给你们2万本。
”高耀洁对馆长嘱咐道，“但你们得把这些书发下去，我是要看回执的。
”“我需要保证这些书能让需要的人免费看到，而不是被堆在仓库里或被卖掉。
”高耀洁告诉记者，开封有一个23岁的女护士，给艾滋病人打针时不幸感染，她把伤口包扎上了。
而实际上只需要按住动脉往外挤，用水冲，再放入酒精中20分钟就行了，“她在电话里哭着对我说，自己也到图书馆查过，但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书。
”高耀洁已经自费把他的书寄给了700多索求者。
她还希望能给省卫生防疫站2万本，但有人不愿意接受，理由是不能让病人知道那么多知识。
最后是主管的副站长王哲出来说话，收下了2万1千本。
“这是很残酷的，应该让他们知道，他们知道的越清楚越好。
”高耀洁说，她去过很多艾滋病高发乡村，“那里连一张挂图都没有，只是在上蔡那边的小学教室里挂了一个电影明星(濮存淅)。
”高耀洁曾经一度很担心有人阻止这本书的出版，因为她在书中提到了自己的发现:驻马店的上蔡、西平、周口的项城、沈丘和许昌的鄢陵等县的很多病例证明，夫妻中有一方得了艾滋病，另一方可能过好几年也没有发现感染病毒。
她提出这一“值得关注的问题”的用意，一是提醒学界对中国人体质与HIV性行为感染的亲和力进行研究，更关键的是佐证自己的一个重要观点:在中国，血液是艾滋病最大的传播途径，绝大部分的艾滋病患者都是采血问题的受害者。
即使到目前为止，官方的说法还是艾滋病的传播途径以静脉吸毒传播为主，在估计的60万HIV病毒感染者中，吸毒者占总数的69.8%，经性接触传播的占6.9%，从1998年到2001年6月，经采供血传播的占同期感染总数的6%。
“我以前也这么认为，《艾滋病/性病的防治》这本书1996年第一版时也是这么写的。
但从1999年开始，我发现情况不是这样的了。
”高耀洁说，“我们是经血传播为主。
”今年年初，高耀洁和桂西恩这两位在河南农村有很高知名度的医生，受邀参加了在清华大学开的一个研讨会。
会上北京一位姓汤的教授提出新观点，中国的艾滋病感染70%—90%是通过色情业传播。
“我像苍蝇一样跟着这汤教授，问他说的是真的吗。
我以我的人格担保，通过色情业传播的连7%—9%都不到。
后来这汤教授说，他是查了好多文件和资料得出的结论。
云南和四川的代表说他们那里以吸毒传播为主，结果仔细一问，他们也是连一个艾滋病人都没见过。
”高耀洁在记者面前挺起胸膛，“我见过的艾滋病人不下一千，我收到的数千封信来自全国各地，99%都是血液传播。
”记者只去过河南调查艾滋病，所以对全国的状况没有发言权。
但在豫东的开封，当地最大的一家医院的主任医师告诉记者，这几年他们检测出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上千例，全部是献血和被动输血者，开封尚没有发现一例因性传播和吸毒致病者。
当记者再次向他确认每年经他们医院发现的艾滋病人和携带者是否有1000人的时候，他犹豫很久，才回答说:“今年也就几十例吧。
”发布像艾滋病这样的传染病疫情，是只有国家才有能力和权力做的事情。
事实上，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数量有多少。
这位医生只能告诉记者，90年代初开封的尉氏、杞县等地血站和卖血的普及泛滥程度一点不比上蔡差，卫生部和桂西恩对卖血者的艾滋病感染比率的检验结果分别是40%多和60%。
即使按照这个比率，也是十分恐怖的数字。
记者在开封尉氏县屈楼村看到，这个700人的小村庄去年死亡4人，今年又死了4个，还有5个人已经明显表现出与死者共同的症状:持续发烧38度以上，持续腹泻，体重几十斤地下降，长疮流浓，脸色吓人的发黑。
记者把所见所闻告知河南省卫生防疫站副站长王哲，王哲回答说:“这些情况我们都掌握。
”但屈楼村民告诉记者，自从1999年那里开始出现疫情后，没有任何一位来自北京、郑州、开封或者尉氏县、乡里的官员或卫生防疫人员去过。
8月27日下午，在郑州纬五路河南省卫生厅的门口，一个中年农妇蹲在地上痛苦地呕吐着绿色的东西。
100米外的省卫生防疫站门诊部，是河南省惟一的艾滋病确诊医院，三楼的确诊室门口，从4点到4点10分，等待在那里的一男一女分别被告知染上了绝症。
医生问了一句“废话”:“以前卖过血吧？”然后一人发了一张4开小报，告诉他们回去注意家人预防，就不再多说一句。
男人很快地离去，那个来自豫北焦作温县的农妇和她的丈夫茫然地等待着什么，但终于也慢慢地下楼，出门，然后一前一后，消失在人群中。
他们的脸上，什么表情也分辨不出。
“没有多少安全的地方了。
”记者身旁的一个男医生说了一句。
不仅仅是一个上蔡，甚至上蔡可能还不是最严重的，因为有比上蔡更穷、卖血更多的地方;也不仅仅是河南，在陕西商洛地区，在河北、安徽、山西，都发生过甚至还正在发生着这样的惨剧。
“中国已经进入艾滋病流行的快速增长期，一旦进入增长期，就会呈现感染加速增长的趋势，如果在这个阶段防治措施不力，就会迅速进入泛滥期。
假如不迅速采取有效措施，中国将成为世界上艾滋病感染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流行将成为国家性灾难。
”去年6月28日，中科院院士、艾滋病研究专家曾毅教授在中科院院士大会上发出了这样的警告。
如果真的是采血——至少在像河南这样的区域——是采血把数以千百计老实本分的农民制造成艾滋病患者，那么，人类历史上这一罕见的公共卫生事故，该到了揭开盖子追问责任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