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 NO.5,2012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 O U R N A L O F Y U N N A N I N S T I T U T E O F S O C I A L I S M 87人权保障视野下的社会管理创新高国梁（常州大学 文法学院，江苏 常州 213164）摘 要：公民基本人权受侵害是导致当前社会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因此应通过人权保障来实现社会管理创新。

人权保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首要目标、核心指标和切入点。

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包括管理主体的多元化、管理内容向社会建设倾斜、管理手段注重协商参与、以及矛盾处理机制的法治化。

相应的，应放宽对公民结社自由的限制，以实现社会管理主体的多元化；加强对公民社会权的保障，奠定社会稳定的民生基础；扩大公民的参与权，促进社会管理决策的民主化；保障公民的法律救济权，促进社会矛盾处理机制的法治化。

关键词：社会管理；人权保障；社会矛盾；维稳 中图分类号：DF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1-2811（2012）05-0087-2一、公民基本人权受侵害是导致当前社会矛盾冲突的主要因素 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因分配不公、暴力拆迁、环境污染、劳资冲突、医患纠纷等问题引发了众多的群体性事件，而公权力机关普遍存在的消极腐败、滥用职权、司法不公等现象也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激化了社会矛盾，使政府的社会管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维稳的压力巨大，进行社会管理的改革和创新也显得越来越迫切。

这些问题的形成，很大程度上是因公权力不受制约，公民的合法权利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在其权利受到侵害后又得不到有效的救济所导致的，但在政府维稳的过程中，更多地以权力作为资源的分配方式，而不是以权利为基础进行制度设计，在权力配置资源的过程中，会趋向于通过财货和资源再分配的物质化的方式消除眼前可见的纠纷。

这些虽可在短时间内有一定成效，但不利于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且会导致大量的财政付出和社会惰性的产生，并且会削弱公民的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

〔1〕因此，在为了应对各种社会矛盾冲突而进行的各项社会管理创新的工作中，不应简单地把社会管理创新作为政府强化对社会管控的维稳策略，把维稳和维权进行简单化的对立，而是应通过充分保障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把使公民生活的自由幸福和社会的公平正义作为社会管理的终极目的，有学者研究证实，经济水平、受教育状况与民族刑事习惯法的适用成反比。

在经济水平和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少数民族城镇或农区，习惯、风俗对少数民族群众的影响相对微弱，面对犯罪行为，他们更倾向于借助正常的司法途径，依照刑事制定法的相关内容，根据罪行情节判处犯罪分子刑罚。

然而在牧区以及自然环境严酷、地处偏远、交通落后的地区，少数民族群众则往往喜欢用赔命价、赔血价等方式来处理凶杀伤害案件。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必然导致上层建筑的层次不齐。

我国民族地区地域广阔，东、中、西部经济发展极不平衡，各民族文化教育程度差异也较大，这被认为是是导致民族刑事习惯法与国家刑事制定法发生冲突的物质性原因。

在那些经济总量、民众教育程度位居全国后列的少数民族自治州、自治县，社会发育进度十分缓慢，他们的生活封闭，与外界接触较少，解放前形成的法律意识和性道德观念等依然根深蒂固，其社会秩序主要是靠礼俗来维持，突出人情，轻视规则，对刑事制定法比较排斥。

因此，只有积极发展民族地区的经济和教育，提高民众的生活水平和文化程度，才能彻底改变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们自觉摒弃滞后的思维和观念，运用现代法治观念维护自身利益。

综上所述，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表现出法律二元格局，国家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两种机制并存。

国家刑事制定法是当代法治文化的结晶，由国家法律确认和维持；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则属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沉积，由本民族自我维持，具有自治性。

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由封闭性社会向开放性社会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刑事制定法与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不可避免的要发生冲突、碰撞，这个过程无疑是痛苦且漫长的，只有从刑事实体法、刑事程序法、刑事司法、社会环境等各个方面采取有效手段，才能最终实现二者的渗透与融合。

参考文献： [1] 侯斌.西南少数民族刑事习惯法及其现代价值[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0，（7）. [2] 宏伟.历史与超越：少数民族习惯法与刑事司法实践间的整合[J].广西青年干部学院学报，2008（5）. [3] 宋英辉，甄贞.刑事诉讼法学（第三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6）：442.[4] 雷小政.刑事和解中“官方法”与“习惯法”关系实证分析[J].武陵学刊，2010（5）.责任编辑：杨 锐作者简介：高国梁，常州大学 文法学院。

网络出版时间：2013-02-20 17:18网络出版地址：/kcms/detail/53.1133.D.20130220.1718.048.html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 2012年第5期 NO.5,2012 云南社会主义学院学报JO UR NA L OF YU N NA NI N ST I TU T E OFS O CI A L I S M 88推进民主、厉行法治，不断创新对公民的管理和服务，以维权来实现维稳，夯实社会和谐有序的根基，最终实现社会管理的长治久安。

二、人权保障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地位 （一）人权保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首要目标 按照人民主权的原理，政府的权力来源于人民的授权，并应以保障人民基本权利的实现作为其使权力的最高宗旨和目标：“政府唯一合适的道德目的是保护人们的权利，即保护他们免受暴力侵犯，保护他们的生命、自由、财产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2〕但在中国社会管理的现实中，政府往往为了自己的政绩而把追求经济增长或社会稳定作为最重要施政目标，甚至置法律法规于不顾，以发展地方经济或维护社会稳定为名，滥用职权，与民争利，恣意践踏和损害公民的基本权利，最终成为激化社会矛盾、甚至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导火索。

鉴于此，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应把公民基本人权的保障作为其首要目标，并将其融入到政府的各项管理职能之中，使广大民众能够真正享受到社会管理创新所带来的利益和机会。

（二）人权保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核心指标 对社会管理创新的成败得失的评价，可以有多个评价指标，如政府的高效廉洁、社会的和谐稳定、经济的繁荣发展等，但其中最核心的指标是对公民的各项基本人权的保障和实现，“一个社会成功与否，主要应根据该社会成员所应享有的实质性自由来评价。

”〔3〕人权的实现程度是评价政府社会管理活动的正当性和政府业绩的重要标尺，是政府社会管理活动的基本方向和不得突破的底线。

社会管理创新中一切制度设计和管理实践都应围绕着人权保障的核心指标来展开，要防止政府以发展经济或维护社会稳定为名随意剥夺和侵害公民的各项权利，把工作的重点放在打造服务型政府、努力满足人民的不断增长的经济、社会、文化的利益和需要上来。

（三）人权保障是社会管理创新的切入点 在当下的社会管理实践中，由于社会管理的主体单一、内容片面、手段简化、纠纷解决机制不畅，使得社会管理的效果并不理想，在面对着多发的社会矛盾时显得力不从心。

这些问题的解决，可以把加强人权保障作为重要的切入点和抓手，通过赋予或落实公民和社会组织更多的结社权、社会权、参与权、救济权，使公民或社会组织在行使权利和追求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同时形成社会管理中的社会自治机制和对政府的监督制衡机制，推动社会治理的法治化进程，奠定社会和谐稳定的民生基础，以实现社会的良性治理。

三、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 传统社会管理模式所导致的矛盾丛生和危机四伏，使其无法适应中国社会的发展需要，社会管理模式亟待创新。

而对于如何进行社会管理创新，社会管理创新的基本方向是什么，总结学术界的普遍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社会管理的主体：从一元到多元 我国传统的社会管理模式中，政府是唯一的社会管理的主体并在社会中处于绝对支配地位，包揽了社会公共事务，压缩了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空间，社会管理成本高而效率低，其他社会行为主体只是被管制的对象，社会组织的发展受到政府的严格限制和控制，整体发育程度和发展水平严重滞后，难以发挥应有作用，社会自治机制缺乏。

[4]进行社会管理创新，应实现社会管理主体从一元到多元的转变，在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的同时，还要树立公民和社会组织的主体地位，推动其积极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建设，利用其资源优势以弥补政府管理的不足和空白，形成不同社会管理主体的分工与协作、沟通与配合，取长补短，以实现社会管理的有效性。

（二）社会管理的内容：从经济建设为中心到经济与社会建设并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管理的各项事业都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极大地推动了经济的发展，综合国力有了大幅提升，但由于发展的不均衡，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结构落后于经济结构，社会建设受到忽视等都成为引发社会矛盾，制约经济新发展的根源性因素。

〔5〕要缓解这种状况，必须在社会管理中将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协调起来，在保证经济健康平稳发展的同时，将国家建设重心向社会事业倾斜，通过制度建设和资源配置，努力改善广大民众，尤其是弱势群体的民生状况，保障其生存权和发展权等社会权利的实现，以奠定社会和谐稳定的坚实基础。

（三）社会管理的手段：从行政管制到协商参与 我国政府一直习惯于采取自上而下的行政管制手段和强制方式处理社会公共事务，为求一时之稳定，往往以行政权力压制当事人，对于不服从者甚至采取拘留、劳教、扣押或没收财产等强制措施。

随着社会问题和社会事务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各种矛盾冲突发生的机会也在增多，固守这种单一化、简单化的社会管理手段不仅无法适应形势的变化，甚至还会进一步激化社会矛盾，引发群体性事件。

创新社会管理模式，要求政府改变对社会组织的态度，通过民主化的机制接纳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社会管理的各项事务，通过协商对话、平等沟通等民主政治手段来吸纳不同利益诉求，求得社会共识，并赋予公共政策或决策以正当性，争取民众的认同与支持，以实现对社会的有效治理。

（四）社会矛盾的处理机制：从人治到法治 中国目前对社会矛盾的处理，更多地倾向于从权力思维出发进行应急型、事后型和运动型维稳，领导意志起着支配性作用，对于社会矛盾要么进行以暴制暴式的压制控制，导致矛盾的激化，要么对当事人的不合理要求进行无原则的迁就和物质满足，对于司法判决处理的案件轻易地通过领导批示、行政干预等方式改变或推翻其判决结果，变相鼓励了法外纠纷解决方式的盛行。

由此导致了一系列负面后果：“由于大量使用行政方式，以图一时一事之功效，导致法制废弛、弊端丛生。

诸如诉讼、仲裁、行政复议等法定救济渠道被架空或者虚置，信访、领导批示等行政方式过度膨胀，最终导致社会矛盾纠纷解决体系紊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