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文豪高尔基一九二一年缘何出国？

大文豪高尔基一九二一年缘何出国？高尔基（1863-1936）是一位堪称世界级的前苏联伟大作家。

他作为一个乡村木匠的儿子，由于父母早逝，而不得不从十岁起就涉足社会，四处流浪。

他当过鞋店学徒、码头搬运工、轮船洗碗工、面包工和看门人，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及世间的白眼。

庆幸的是，苦难的生活没有压垮他，反而把他培养成为一位人类文化的泰斗级人物。

在他七十三年的生涯中，给我们留下了《母亲》、《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海燕之歌》、《阿尔达莫诺夫家的事业》、《底层》、《奥古洛夫镇》、《俄罗斯童话》、《马特维、柯热米亚金的一生》、《克里姆、萨特金的一生》等巨著，成为全人类文化遗产宝库的重要组成部分。

说起高尔基，不能不提到另一个同样堪称历史巨人的名字，那就是前苏联社会主义事业的奠基人和领导者列宁。

一位文化巨人的一生，能和这样一位政治巨人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恐怕都是绝无仅有的现象。

纵观高尔基的一生，有两个谜团至今尚未完全解开。

一是去世原因（不在本文叙述范围）；二就是为何出国？高尔基1906年第一次出国是受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委派，肩负宣传革命和募集资金两大任务。

对此，史学界基本上没有异议。

争论不休的是1921年第二次出国。

有“健康原因”和“驱逐出国”两种说法。

若说是出国疗养，为何一去就是七年？至1928年5月才返回祖国。

什么病需要疗养如此之长的时间？况且现存资料亦无任何有关高尔基治疗的记载；若为驱逐出国，则很难解释高尔基和列宁维系一生的友谊。

高尔基何等样人？又岂会在被驱逐之后，接受列宁的指派，专程到美国，请当时居留于此的肖伯纳和威尔斯出面，协助高尔基为国内灾区募集救济资金呢？要弄清此事的来龙去脉，就必须走进高尔基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

这样，就不得不涉及他和列宁持续时间很长的三次大争论了。

第一次争论发生在1908年前后。

当时俄国第一次资产阶级革命失败，被列宁称为“反革命猖獗和思想混乱的时期”。

沙皇政府在镇压革命后，实行更加残暴的统治。

革命失败后的颓废、消沉情绪一度蔓延。

在俄罗斯民间很有市场的唯心主义、神秘主义等思潮也开始抬头。

这些社会思潮亦影响到革命队伍内部。

以波格丹诺夫、巴扎罗夫等为首的一些人于1909年在高尔基旅居的卡普里岛开办党校，鼓吹用马赫主义取代马克思主义。

列宁斥之为“一个脱离了布尔什维克的派别的新中心”。

不幸的是，高尔基参与其中，并不同程度受到这些思潮的影响。

他开始信奉“造神说”，这些都反映在中篇小说《忏悔》和《个人的毁灭》等文章中。

列宁对高尔基一些宣传“造神说”的文章进行了批评，并恳切地希望他予以修正。

思想意识的自我纠正不是短时间可以奏效的。

高尔基只是部分接受了列宁的批评，更多的时候是以微笑和灰谐的语言化解。

由于思想认识上的糊涂，一九一四年十月，他竟在一份粉饰沙皇政府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行为的公开信上署名。

不久，列宁发表《致“鹰之歌”的作者》一文，期望他“珍视自己美好的名字”。

列宁的告诫警醒了高尔基。

他在与友人的信中表示签名“使他很难受”。

总的来说，这次争论主要着眼于明辨意识形态的是非，火药味不是太浓，基本上算是和风细雨。

争论不但没有疏远他们的关系，反而增进了相互之间的了解。

第二次争论发生在俄国“十月革命”前后。

众所周知，此前刚刚结束了推翻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二月革命“，并组建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

但随即被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所推翻，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宣告诞生。

由于当时俄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势力还很强大，他们鼓吹用“宪政”的方式逐步进行社会“改良”，反对采用“暴力革命”的方式。

这种思潮在当时俄国包括孟什维克及部分社会革命党人在内的思想界和知识界很有市场。

高尔基无疑受到了他们的很大影响。

他不赞同以“武装斗争”改变“二月革命”后形成的局面。

认为这场革命已经使“俄罗斯人民与自由联姻”了。

“十月革命”前一周，高尔基主持的《新生活报》公开发表加米涅夫等人关于反对武装起义的声明。

他本人亦发表《不能沉默》一文，要求布尔什维克党中央“驳斥将采取行动的流言，避免七月流血事件再次重演”。

“十月革命”爆发后，高尔基连续发表《致民主派》、《请工人们注意》等文章，否定这场革命。

他甚至直接指责列宁正在“拿俄罗斯人民做一次预先注定要失败的实验”等等。

面对这股反对革命的风潮，列宁以“一切权利归苏维埃”这句著名口号作为回应。

布尔什维克报纸和一些工人群众也对高尔基的言论展开了批评。

这段时间，高尔基一度疏远了列宁。

但列宁了解高尔基，始终对他充满信心。

他在回答彼得格勒一些工人代表关于“难道高尔基完全离开我们了吗？”的疑问时说道：“不，高尔基不可能离开我们。

他的这一切都是暂时的。

……，他一定会和我们在一起的”。

正因为列宁对高尔基如此充满信心，当苏维埃政府为了捍卫“十月革命”的成果，而不得不查封《新生活报》，并逮捕了部分主要成员时，列宁仍然对高尔基实施了保护。

他说：“当然，《新生活报》需要查封，……。

而高尔基是我们的人”。

列宁的帮助和信赖对高尔基有所触动。

但真正引发他重新审视自己立场观点的是1918年8月30日发生的列宁遇刺事件。

反动分子的凶残震撼了他，使他陷入了痛苦的反思之中。

列宁遇刺的第二天，高尔基在致列宁的慰问电中写道：“仇恨使得丧失理智的人企图夺去您的生命，因为您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劳动人民的解放事业。

真诚的希望您早日康复。

并向您致以衷心的敬意。

”次月下旬，高尔基专程去莫斯科探视列宁。

后来，他在谈到这次会面时说：正是从这时起，我的那种深信“夺取政权的做法不正确”的看法消失了。

……我错了。

第三次争论时间跨度很大，从“十月革命”后一直持续到高尔基1921年出国期间。

这次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知识和知识分子问题。

这些问题中，有些是当时难以避免，但需要引起重视的。

如革命过程中对图书馆、文化典籍、艺术品等造成的损毁；有些是政策执行中产生的偏差。

如一些基层政权错误的将所有知识分子都作为资产阶级看待，扩大了打击面；有些是需要时日逐渐解决的。

如科学家的口粮不足及住房问题；还有些则是为着捍卫革命成果必须为之，但应审慎进行的。

如对反动知识分子的批判和处置。

实事求是地说，高尔基的很多意见是及时的、对革命有益的。

但遗憾的是，他是站在“反对派”的立场来看待这一切的。

他在《告人民和劳动知识分子书》中坦率承认：作为现政府的反对派，至今我在很多方面仍不同意它的活动方式。

正因为这个原因，一些布尔什维克同志批评他“只见树木、不见森林”。

尽管这样，高瞻远瞩的列宁仍然耐心听取和采纳了高尔基的许多有益的建议。

据史料记载，列宁对高尔基的请求基本上是“有求必应”。

高尔基自己也承认：记不起哪一次伊里奇拒绝过我的请求。

1919年，列宁批准成立了由高尔基任主席的“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协助政府解决了专家、学者存在的许多实际困难。

高尔基的呼吁还引发了列宁对知识及知识分子问题的高度重视。

他在1921年12月发表的《工会在新经济政策条件下的作用和任务》中指出：“如果……不能像我们爱护眼珠那样爱护一切真诚工作、精通和热爱本业务的专家（尽管他们在思想上还同共产主义格格不入），那么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就不能得到任何成就”。

在列宁的倡导下，知识分子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

从1918至1928年，苏维埃培养出了34万大学毕业生，有力地推进了苏俄的工业化进程。

就连一贯仇视苏俄的布热津斯基在其《大失败—二十世纪共产主义的兴亡》一书中也不得不承认“列宁主义时代………确实进行了大量社会和文化方面的实验，……开拓科学研究的新天地，……在艺术界、建筑界、文学界乃至整个知识界蔚然成风”。

但列宁又是个原则性很强的政治家，他对高尔基一些涉及原则性错误的言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耐心的开导。

很长一段时间，高尔基不断为受到苏维埃政府处置的知识分子呼吁。

1918年7月，他向列宁反映《新生活报》撰稿人伊万、沃尔纳被捕一事，列宁立即指示有关部门“请侦查时特别慎重、公正”；1919年底，他致信列宁，为一些涉嫌参与“红丘大炮台叛乱”受到逮捕的立宪民主党及亲立宪民主党的知识分子鸣不平。

列宁回信表示，该案已派捷尔任斯基等复核无误；1921年5月，他又写信给列宁，为参与“塔甘采夫反革命阴谋”的人员求情；同年七月，他再一次写信给列宁，要求列宁信任“赈济灾民委员会”中的对苏维埃持敌视态度的人士；即使是在出国以后的1922年7月，他仍然坚决反对国内法庭对涉嫌策划反革命阴谋的社会革命党首脑人物进行审判。

他一方面写信给国内，指责这次审判“是对知识分子的毁灭”；一方面又致信法国作家法郎士，请他唤起国际社会关注此事；同时还把这封信发表在孟什维克主办的《社会主义通报》杂志上，对苏维埃的国际形象造成了不好的影响。

这封信被列宁称为“写得很坏的信”。

据悉，几年间来找高尔基央求为之说情的人员竟达数百位，他基本上是来者不拒。

但列宁坚持认为，对于妄图颠覆苏维埃政权的反动分子必须毫不手软。

他在给高尔基的回信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为了防范阴谋（象红丘炮台那样的），使几万人免遭牺牲而必须让这些“有才华的人”（高尔基语）蹲上几周监狱，那也并不为过。

透过高尔基历史上与列宁的数次论争，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现象：那就是无论高尔基的言论如何激烈、出格，甚至与苏维埃背道而驰，列宁对他的批评都是以不伤害他为前提的，而且局限在回信及双方面对面的争论中，极少出现在公众场面。

正如卢那察尔斯基所说，是“掺杂着友谊的无情的批评”。

列宁对高尔基的爱护，来自于他和高尔基的相知。

早在1899年高尔基在《新生活报》上发表作品起，列宁就开始关注他的文学创作和革命活动。

列宁不断称赞高尔基的作品。

多次对他遭受沙皇政府迫害撰文呼吁和声援。

列宁在繁忙的革命活动之余，总是第一时间阅读高尔基刚发表的新作。

有时甚至先要去手稿一睹为快。

他在1906年《暴风雨之前》一文中引用了高尔基《海燕之歌》的一些句子，其中“让暴风雨来得猛烈些吧”成为象征革命运动的名句。

列宁还高度赞扬《母亲》是“一本很及时的书”，认为“很多工人都是不自觉地、自发地参加革命运动的。

现在他们读一读《母亲》，一定会得到很大益处”。

他们利用开会相遇的机会，彻夜长谈，相知恨晚。

而高尔基也从1902年开始，一直不间断地用稿费支持列宁的革命活动及《火星报》的运作。

他们两人的友谊持续了整整一生。

正是基于列宁对高尔基的深刻了解，所以他认为;高尔基的问题在于他“受到了那些充满怨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

……不能直接观察到工人和农民，即俄国十分之九人口生活中的新事物。

…而要改变这种状况，就应当到下面去观察”。

他于1919年7月31日和9月15日连续给高尔基写信，说：“如果您再不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包围中挣脱出来，您会毁灭”。

高尔基自己亦很苦恼。

他在1918年初给夫人的信中述说道：“生活过得很无聊和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