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味儿文学谁主沉浮_

团结报/2010年/12月/18日/第005版文化周刊京味儿文学谁主沉浮？白脸何谓“京味儿文学”？概念上如何界定？这个问题文学界多年来一直纠缠不清，据说当年“京味儿文学丛书”编委会给“京味儿文学”归纳了四个特点：（1）作品中必须运用北京语言；（2）运用北京语言描写北京的人和事；（3）作品中环境和民俗是北京的；（4）发掘北京人特有的素质。

所以说，京味儿文学是地域性文学。

北京，是京味儿文学的发生地，因此京味儿文学其实是对北京文化的一种阐释。

京味儿重要特点是幽默大气，以及北京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心理质素。

京味儿就是北京特有的传统文化对北京人心理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塑造。

“开山鼻祖”曹雪芹的《红楼梦》，不仅是中国文学史上空前的杰作，而且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以北京话为基础方言写成的长篇小说。

因此，京味文学“开山鼻祖”之称曹雪芹当之无愧！曹雪芹是满族正白旗人，五岁时跟家人从南京回到故乡北京城。

据多位语言专家研究，《红楼梦》里北京话的运用有以下几个明显例证：（1）第一人称代词运用中，“咱们”包括说话人和听话人在内，“我们”则包括说话人和其他人，但不包括听话人，这种现象为北京话特有。

（2）介词“给”的出现，例如“我转给你瞧”，就是当时北京话独有的特点。

（3）助词“来着”也是清代北京话的特点。

例如第三十三回中“当日你父亲怎么教训你来着？”（4）助词“呢”也是清代北京话里才有的，例如第二十四回中“老太太可等着你呢！”而在当时其它方言里往往说成“哩”。

（5）表示劝阻或禁止的否定副词“别”也是北京话特有的，例如第四十四回中“你可别多心”。

语言学家认为，具备以上条件的作品就可以确定为北京话写作。

所以，著名的红学家俞平伯曾经评价道：“北京话是全中国最优美的语言。

《红楼梦》里的对话几乎全部是北京话，而且是经作者加工洗练过的北京话，真是生动极了。

”《红楼梦》在语言艺术方面的成就当然不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这里想说明的是：《红楼梦》是京味儿小说的开山之作，它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更是北京文化的记录者。

第一代掌门人：老舍老舍，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也是无可争议的京味儿文学大师。

在老舍先生六十八年的生命历程中，有大约四十二年是在北京度过的。

（英国还有六年、美国四年。

）作为一个出身于满族平民家庭的老北京人，他熟悉北京；热爱北京，他笔下的北京城和北京人是那样的生动鲜活；他笔下的北京方言是那样的准确地道，堪称京味儿文学第一代“掌门人”。

老舍生在北京，又是旗人，因此他的创作深受老北京地域文化的影响。

所以他说“那里的人、事儿、风景、味道和卖酸梅汤、杏仁茶的吆喝声我全熟悉。

”老舍先生十分重视对北京方言的运用，所以老舍之子舒乙认为：“风格即语言。

老舍先生正是以他纯正的北京口语给文学界带来了一种清新的风格。

他能用最简单的字、词和文法，去描写最复杂的事物，证明口语体的万能。

”（引自《老舍的艺术世界》序）因此，用京味儿白话写小说、写剧本，是老舍先生一生的艺术追求。

他的作品语言准确、平实；简洁、明快，用词量不多，也不以奇峻俏丽取胜，但既恰当又精练。

他宁可大量选取北京人日常生活常用的口语词汇，也不愿堆砌那些华而不实的文学辞藻。

老舍的作品中运用了大量的北方方言，其数量之大，内容之多，足以编篡成一本《北京方言词典》。

老舍语言最大的特点就是直白。

他认为：“把修辞看成怎样能用最通俗的浅近的词汇去描写，而不是找些漂亮文雅的字来漆饰。

”他提倡：“脱去华艳的衣衫，而露出文字的裸体美来。

”他觉得语言的裸体美体现在“不晦涩，少形容，要精练”上面，这与鲁迅“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主张有异曲同工之妙。

老舍曾经在酒桌上多次表示（当然是喝大以前）“晦涩是小说的致命伤”。

“小说的文字必须于清浅中取得描写的力量。

”他还曾引用叔本华的话：“形容词是名词的仇敌。

”来佐证自己的观点。

老舍作品中浓郁的“京味儿”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市井味儿”。

老舍最熟悉北京城底层小市民的日常生活，所以他的作品也大多以下层市民社会为主要描写对象。

据老舍之女舒济统计，老舍的小说总共塑造了500名人物，其中中下层人物多达430人。

其次是“写实性”。

他笔下的“山水名胜古迹、胡同、店铺基本上用真名，大都经得起核对考证。

”（引自《老舍的艺术世界》序）第三是“时代性”。

老舍笔下的北京是自己的亲身经历，是每时每刻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儿，如鱼饮水，冷暖自知，下笔千言，游刃有余。

这一点，是后来一些描写老北京的作家无法比拟的。

令人可惜的是，文化大革命爆发后，老舍先生受到批斗，68岁的他满怀悲愤地自尽于西城区太平湖（今新街口豁口一带）。

一代文豪陨落，怎不叫人扼腕！就在老舍先生去世半年后，瑞典文学院决定把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他。

但他们怎知道，大师去矣。

由于诺贝尔文学奖只授予活着的作家，最终花落他家。

老舍之后，京味儿文学几乎是个空白。

直到文革结束，京味儿文学才得以复苏，并涌现出一批代表人物：邓友梅、汪曾祺、陈建功、刘绍棠、韩少华、林斤澜、苏叔阳、李龙云、张辛欣等人。

其中，写老北京生活京味儿纯正的，当属邓友梅。

他的代表作有《那五》、《烟壶》、《索七的后人》等。

这里面，以《那五》描写得最为出色，颇有当年老舍先生风范。

汪曾祺的京味儿小说数量不多，但无论情节还是语言都极为淡定、平和，最能体现老北京人散淡闲逸的心态，因此形成了汪曾祺京味儿小说的独特风格。

到了八十年代末，有一位北京痞子横空出世了，他，就是王朔。

新京味儿文学掌门人：王朔王朔，男，满族，1958年出生于南京（这一点跟曹雪芹很像）。

他自1984年处女中篇小说《空中小姐》发表在《当代》后，迄今已创作22个中篇小说、5个长篇小说。

王朔的出现，无疑给京味儿文学打了一剂“强心针”。

他以他特有的语言方式，结合北京方言，创造出一种不同以往的京味儿文学，令人耳目一新。

当然，也有人认为王朔的京味儿是“油北京”、“痞北京”；认为他“对人类的精神深处挖掘不够。

文学应当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王朔小说不能过长江，在台湾也卖不出去的原因。

”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是一种无知的论调。

谁说文学必须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文学的终极意义应该是“记录生活、质问生活”（略萨语）。

试问卡夫卡和博尔赫斯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啦？阿瑟黑利和西德尼谢尔顿站在人类精神的高处，写人类共通性啦？还有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是立志要“人往低处走的”大作家。

高处？高处那是要自杀！而且，整个世界文学从来就没有摆脱欧洲文学的影响，没有属于自己原创的东西。

但是王朔做到了！那就是“调侃”。

英语里原本都没有“调侃”这个单词，后来是从俄语里引用过来的。

“调侃”是王朔语言最大的特色。

而调侃本身则是一种不硬也不软的语言形式。

这种语言形式与其说王朔是把它当成了工具，还不如说王朔把它当成了武器，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小时候所面临的不是被尊重而是时时被侵犯。

街头的流氓；严肃的老师；专横的父母都可以形成侵犯。

你无力回击这种侵犯。

但你也一定要采取一种自我保护措施。

王朔选择了调侃，这样既能化解对方造成的侮辱，又有保护自身尊严的功能。

因此，王朔成为人们眼中的披着文化外衣的痞子流氓。

一种本能的反抗，和小孩调皮捣蛋差不多的把戏，却惹得大人们生气了。

生气可以，但不能抹杀王朔对文学的贡献。

不但文学，就连中国电影史，都绕不过去王朔。

现在电影学院讲中国电影史的大课还要有一节专门拿出来讲王朔。

王朔，绝对堪当老舍之后京味儿文学的“扛把子”。

王朔之后，京味儿文学再次步入休眠期。

曾经有记者问过王朔：“京城之内，谁能堪当接班大任？”王朔想了半天，谨慎地说了三个名字：“丁天、张弛、狗子”。

可依笔者看来，这其中只有丁天才算正统的“京味儿作家”。

张弛和狗子，充其量只能叫“京派作家”。

京味儿文学与京派文学“京味儿”与“京派”，有人经常把这两个概念混淆。

当年，的确有一批老作家被称为“京派作家”，代表人物有周作人、沈从文、废名、肖乾、凌叔华、李健吾、卞之琳、何其芳、林徽因……。

但，他们不是“京味儿作家”。

“京味儿作家”必须同时满足：（1）“乡土味”，即北京城独特的地域色彩和文化习俗；（2）“传统味”，古都文化的沉淀和老北京人的人格、心理；（3）“市井味”，北京底层市民的生活状态、品格气质。

这三个条件，缺一不可。

而“京派作家”的作品显然并不完全符合。

他们之所以被称为“京派”，只是因为他们的创作活动都是在北京开展，深受北京地域文化的熏陶，但他们的作品语言则完全不是京味儿的。

百家争鸣有人曾提出“京味儿文学能否和现代性兼容”？就这个问题，作家赵大年表示：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到新时期以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和文学艺术的涌入，中国新文学一直没有停止吸收现代文明的营养，京味儿文学也不例外。

《红楼梦》之后有老舍，老舍之后还有林斤澜、邓友梅、刘心武，直到现在的王朔，事实证明京味儿文学一直是在承续衔接之中。

说起老舍，赵大年指出，老舍先生是用英文写过小说的作家，但是他的汉语白话小说却一点看不出洋味儿来，这叫“大洋若土”；现在一些青年作家的小说正相反，由于中西文化的修养都不深厚，写得很有些“大土若洋”。

作家刘庆邦认为：“京味儿文学”一直在不断地发展，有三个作家标志着京味儿文学的三个阶段：老舍、王朔、刘恒。

他们的文学有共同的特点：表现北京的“民间生活”，有强烈的底层或边缘色彩。

刘恒的作品所具有的“带笑之泪”的黑色幽默风格，是新“京味儿文学”的重要收获。

老作家林斤澜先生说，当年刘绍棠曾提倡“乡土文学”，“京味儿文学”无疑是乡土文学之一种。

但是孙犁先生多年前在为刘绍棠书作序时就指出过：“乡土文学”是讲不通的。

笔者认为乡土文学是“取一种人，讲一类事儿”，而京味儿文学则是“杂取种种人，讲种种事儿。

”——这其中，还是有区分的。

当然，京味儿文学不能作为终极性的文学追求，它应当超越狭隘的“乡土文学”观念，这些已是共识。

2009年，日本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大江健三郎曾对中国读者说：现在和未来的日本年轻作家是不幸的，因为他们的生活里已经没有了乡村，于是他们所有作家只能去写都市，“都市化”倾向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潮流，作品内部的生活表象的差异性已经很难辩认。

如果说文学对于人类精神问题的探索可以千差万别，但是行诸笔端的形象却总是似曾相识，这前景总是不那么令人振奋的。

所以，从文化基因库之丰富性的意义上来说，“京味儿文学”的存在的确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

但愿，“京味儿文学”不要在我们这一代消亡，但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