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理学与心学悟出的人事方法论总原则
朱熹知识点总结
朱熹知识点总结朱熹（1130年–1200年），字元晦，号东岳，福建闽县（今属福州）人，宋代理学大家，理学南宗宗主，宋元理学的代表人物之一。
其学术体系源于程颢、程颐，融会贯通，且有所删改，其学术思想成为中国理学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朱熹的理学体系理学中形成了独特的理学体系，主要包括性理论、理学方法、政治思想等内容，下面我们分别进行介绍。
性理理论：性理是朱熹哲学体系的核心，性理理论主要包括天命性与人性两个层面。
其中，天命性是指万物皆有其本性，万物的变化和存在都是由上天决定的。
而人性则是指人性本善、性恶都是人人内在的基本状态。
朱熹认为，人的天性是本善的，但在社会生活中受到诱惑，才会产生恶。
朱熹提出，人们应该通过修身养性，以达到心性和合，回归性之本源，推导出人事探究和治国理政的核心。
理学方法：朱熹主张以“格物致知”为方法，即通过观察万物，了解事物的性质特点，从而达到认知事物的目的。
朱熹提出四书五经中的经典，应该通过“格物致知”的方式来理解。
而“格物”即是指通过仔细观察万物的性质特点来逐渐了解事物的真正含义。
朱熹主张，只有通过对现实世界的深入观察和思考，我们才能够获得真正的知识。
政治思想：朱熹主张“仁政”，即以仁为本位，以治国理政为目的。
他强调君主应该以仁为本位，以德行为核心来治理国家，通过以德治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
他主张以仁厚为国家政治的核心，同时也提出了“小民先甚，大民次之”的治国原则，即要先关心小民的利益，然后再关注大民的利益。
他的治国思想，以仁政为核心，突出了以人为本、尊重人的利益和价值，强调以人为本，为人民谋幸福，是政治理论的主要特点，有着深远的意义。
通过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朱熹的理学体系在性理理论、理学方法和政治思想三个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和深刻的思考，对于中国传统理学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都具有重大的意义。
在当代，朱熹的理学思想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能够为我们提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和方法论。
冯友兰论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
冯友兰论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摘要：“新心学”与“新”是思潮中的两大主要派别，冯友兰由考察“新心学”与“新理学”的理趣旨归，论定其价值与地位；由诠释“新心学”与“新理学”对立的消解，展望中国哲学的未来与；从而向人们展示了1种独特的学术视野和哲学史观念。
“54”以后，中国哲学开始了自己的现代化历程。
对于“54”以来中国哲学的发展，人们曾从不同的角度和层面去反思，去，通过对各种哲学思潮、哲学理论的评断与定位，展望中国哲学发展的未来与前景。
冯友兰在对中国现代哲学的考察，10分注重对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解析，并以此论释自己对于中国现代哲学及其发展前景的理解。
这种学术视角颇具特色，值得我们借鉴。
基于这样的理解，本文对冯友兰诠释中国现代哲学的视角与思路，作1些疏理与评析。
1、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卓然能自成1系统”的哲学体系冯友兰考察中国现代哲学，注重对中国现代“心学”与“理学”的论析，并以此诠释中国现代哲学的历史发展及其前景，同他中国哲学史的1些基本观念和原则关联。
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研究中始终坚持的原则之1，是强调中国哲学的原创性与包容性，认定中国哲学应当是“中国精神发展的组成部分。
”中国哲学的发展，必须在承接和弘扬民族哲学传统的同时，容纳和消化异民族的理论思维成果；中国哲学的创新与进步，只能实现于中外哲学的交汇与融合之中。
冯友兰这种观念，源于他对中国文化与外来文化交流融会史实的深入了解。
这种了解，使冯友兰断定“中国哲学”与“在中国的哲学”不同。
这种不同，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主要表现为“中国佛学”与“在中国的佛学”之间的差别。
“在中国的佛学”，固守印度佛学的传统，未与中国文化的传统接触，无法对中国精神的发展产生大的作用与。
唐玄奘引进的唯识宗，即是这种典型的“在中国的佛学”。
“中国佛学”则有所不同。
禅宗作为“中国佛学”的典型与代表，乃佛教中的中道宗与中国哲学中的道家哲学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哲学
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哲学人力资源管理作为游走于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边沿性学科的出现，既是时代发展的要求，也是人类管理实践活动向深度和广度拓展深入的结果。
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对科学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如果像以往一样仅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单学科出发来研究人力资源管理已远远解决不了人力资源管理中存在的复杂问题。
人力资源管理的复杂性根源于人自身的复杂性，而以往对人的研究证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无力解决这一问题，这就为哲学的进入人力资源管理领域开辟了道路。
在我们看来，哲学与人力资源管理的结合必将会使人力资源管理产生一场深刻的革命。
也就是说，当哲学引领着人力资源管理前进并赋予它以灵魂的时候，人力资源管理思想就会更深邃、更广阔、更透彻，人力资源管理实践就会更具有生机和活力。
如果说人力资源管理只是影响一个群体、一个单位或人力资源管理系统的前途，那么，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研究将会影响一个国家、民族，甚至整个人类的命运和前途。
随着我国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开拓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领域研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事。
一、人力资源管理思想的哲学本质简言之，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就是关于人力资源管理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研究人力资源管理主客体矛盾运动规律的科学。
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存在于人力资源管理主体与人力资源管理客体之间的特殊矛盾性，因而它不仅要以人力资源管理主体的世界观、方法论及其意识形态（ideology）为研究对象；而且要对人力资源管理内在的矛盾法则及与之相关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想、逻辑、伦理（ethics）、心理、法律、人际关系等等的内在联系进行研究，并探讨人力资源管理主客体间的矛盾运动规律。
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研究并不仅仅是理论思维的图式（graphicmodel），它更关注其研究对象的“实践化（practicization）”问题。
第一，人力资源管理的哲学研究就是要帮助人力资源管理的主体明确人力资源管理客体的物质性，树立人力资源管理唯物论的思想，坚持从实际出发，服从人力资源管理客体的内在规律；反对运行过程中主观臆造（subjectivefabrication）、盲目武断（blindlyarbitrarydecision）的唯心论倾向；指出人力资源管理主体如果做不到这些，就必然会导致其在人力资源管理实践中迷失方向而屡受挫折。
7-4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王守仁的心学思想
7-4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王守仁的心学思想王守仁的心学思想经过几个发展阶段之后，最后建立了完整的心学体系。
其学说集宋明理学史上心学一派之大成，达到了心学的高峰。
王守仁的心学是明代中期理学史发展的主要内容，它标志着理学向心学转变的完成。
朱熹哲学经过长期演变，到王守仁时终于自成一派。
这既是理学演变的结果，也是时代发展的产物。
明中期，各种社会矛盾尖锐；新的生产力萌芽开始出现，大批自耕农的破产和手工业商品经济的抬头正面冲击和破坏着传统的封建秩序；加之奸佞当道、宦官擅权，使得明王朝濒临空前的统治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朱熹哲学已不能照旧统治下去。
从形式上来说，"繁琐"的理学一变而为"简易"的心学，也适应了社会对思想观念的需要。
王守仁的心学主要有三个重点，一曰心即理；二曰知行合一；三曰致良知。
这些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下面我们作个概括性的介绍。
（一）王守仁的生平活动及心学思想的形成和发展王守仁（1472-1529 年）字伯安，浙江馀姚人。
因筑室阳明洞，学者称阳明先生。
有《王文成公全书》（一称《阳明全书》，以下简称《全书》）三十八卷传世。
弘治十二年（1499 年）进士，任刑、兵部主事。
因在反对宦官刘瑾的斗争中失势，廷杖四十、由"赐二甲进士出身，兵部主事"而被贬谪为"贵州龙场驿丞"。
不久，刘瑾伏诛，王守仁得以复出。
后以原官改升南京鸿胪卿，以左佥都御史巡抚南赣，镇压过农民起义，所谓"破山中贼"，后平定宸濠之乱，升南京兵部尚书。
嘉靖六年（1527 年）兼左都御史，出征思田少数民族起义，第二年死于归途。
前面说过，王守仁生活的时代是政治、经济空前动荡的时代。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种"天下事势如沉疴积痿"的局面，"何异于病革临绝之时！"①王守仁认为，政治、经济的动荡是由于道德沦丧，而道德沦丧是由于学术不明，学术不明是由于朱学的流弊所造成的。
浅谈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
浅谈王阳明及其心学思想在企业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应用探索与实践作者：孙兰来源：《商场现代化》2016年第18期摘要：作为明代著名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军事家，王阳明先生波澜壮阔的一生和他开创的“心学”，给我们留下了珍贵的精神财富和启迪，在当代企业人力资源的管理中，阳明先生的思想，很少被提及，但是阳明先生所归纳出来的“致良知”、“知行合一”、“心即理”却是可以被应运到人力资源的管理中，并发挥良好的作用。
关键词：王阳明；心学；人力资源；知行合一；管理王阳明（1472-1529），原名王守仁，字伯安，别号阳明。
浙江绍兴余姚（今宁波余姚）人，因曾筑室于会稽山阳明洞，自号阳明子，学者称之为阳明先生，亦称王阳明。
陆王心学之集大成者，精通儒、释、道三家。
是心学集大成者，与孔子（儒学创始人）、孟子（儒学集大成者）、朱熹（理学集大成者）并称为孔、孟、朱、王。
王阳明心学是明代影响最大的哲学思想。
其学术思想传至日本、朝鲜半岛以及东南亚各地，影响极大，日本最有名的企业管理人之一稻盛和夫曾深入研究了阳明心学。
他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的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人。
一、王阳明思想简析王阳明心学的思想精髓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
关于“心即理”，王阳明认为“天下无心外之事，无心外之理”。
所有事情，都发自于心。
心，是天地万物的主宰，是产生善与恶的源头。
“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
”关于“知行合一”，他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两者是一体的。
比如尽孝，真正知道孝顺，必然会去做孝敬父母的事情，没有做孝敬父母的事情，就不能说他真正懂得孝顺。
简言之，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
总归就是有知必有行，有行必有知。
关于“致良知”，他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这个良知是自心本性，我们大部分人的良知，都被欲望等遮蔽，让心蒙了尘，做事就会欠妥。
心学理学合二为一
心学理学合二为一理学与心学是中国古代自南宋以来主流意识形态里最大的两支流派，理学产生于北宋，由南宋初年的朱熹集大成，推向高峰，一直到清末都居于绝对的统治地位；而心学崛起于明朝中期，由集大成者王阳明将它推向高峰。
这两支思想在新中国建立后都化为历史的尘埃，只是到了近几年，随着经济发展带来的民族意识觉醒和现实生活压力的催化，人们开始重新找回心学，向它寻求解决现实问题的智慧。
这两套思想从归旨上是一样的，都是教人去掉私欲，回归天理，并通过修己来治国，是儒家的标准思路。
但在治学方式上出现了分歧，并各成其理，谁也推不倒谁，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分别描述了人的认识过程的各一半，或者说单方面强调了其中的一半，合起来应该是最完美的，这个工作已经由现代认知科学和脑科学、心理学完成了。
但是它们有关修身的思想与实践，也就是实学的部分，却因为政治和科学的历史上的原因，而湮没在历史的尘埃中。
这部分却恰恰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部分，它不仅在历史上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观念、行为和心理状态，在当今也有巨大的实践价值，在未来也有年轻的生命力。
因为它反映的是人的心理规律，即人性，这个东西从人产生以来就是不变的，不增不减，不垢不净，不生不灭。
理学与心学的分歧点可以简单地用一句话概括：前者描述归纳过程，后者描述演绎过程。
这是人类认识世界的两种基本思维类型。
具体在一个人身上，没有人是纯粹一种类型的，归纳与演绎思维同时存在。
朱王二人思想的精髓也不是教人如何认识事物，而是如何修自己的心，正自己的身，做一个圣贤，即追求道德的人，落脚点在齐家治国平天下。
它很切合人们生活的实际，关乎幸福感、人生意义、价值等人类最终极的目标，但是被现代科学遗忘了。
它不是现代哲学、心理学、脑科学关注的范畴，也不是政治、法律等社会学科研究的内容。
现在中国的主流人群可以说是一个人在奋斗。
承载文化的集体潜意识处于休眠期，就像一个冬眠的鸟类，有翅膀却不能唤醒飞翔的力量。
找食靠爬，取暖靠死捱。
朱熹的理学体系
序号
类别
内容
1
宇宙观
“理”是世界本原，先于社会存在的不可改变的客观规律，是自然界和社会的根本原则。理是不可改变的规律，支配着万物运行。世间万物各有不同，属于“分殊”，但他们所反映的规律是一致的，也就是“理一”。
2
人生观
人生的目标是“存天理，灭人欲”，通过道德修养克服过度的欲望，达到“圣人”的精神境界。
3
认识论
“格物致知”，认为只有深刻探究万物，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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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论
通过心性论入手，逐步完成“格物致知”的认识论和“理在气先”的宇宙本体论。
5
社会观
把三纲五常作为各种社会现象需要遵守的根本准则。社会成员们按照这唯一的“天理”行事，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才能保证所有人的利益，实现社会的和谐。
6
主要著作
《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四书集注》、《太极图说解》、《西铭解》、《通书解》等
7
影响
创立的理学思想成为元明清各朝治国的理论基础，注释的“四书”是后世科举的教科书。集北宋以来理学乃至孔子以下思想文化之大成，构建博大精深的朱子理学体系（新儒学），确立了“四书”在儒家经典中的核心地位，使中华文化从“五经时代”迈入了“四书时代”。
第十九章第三节朱熹
人们只有主动遵从，改变自己的言行， 这个社会就会更加完善。
这就是“天理”的体现，而“天理”则 是传统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体现。
六、论人际关系与处世态度
在处事态度方面，朱熹特别强调“中庸” 原则。
认为人们能否以中庸为处世准则，是社 会盛衰的一个重要因素。
朱熹认为中庸就是： 在行事之前即以社会规范为准则而保证
而利是“人情之所欲”，是“人欲之私”， 是只属于小人的。
朱熹认为利是隐藏在义之中的，而“义” 又是体现天理的。
他说：“仁义根于人心之固有，天理之公 也；利心生于物我之相形，人欲之私也”， 循天理，不用求利而自己已经得到，“殉 人欲，则求利不得而害已随之”。
因此，他倡导人们都做惟义是从的“君 子”。
先承认现实社会规范是合理的，因而要求人们 必须修养自己合乎这些社会规范，在人们的思 想和行为完全同化于社会规范之时，和谐完美 的社会生活秩序就出现了。
朱熹的主要目的在于，要人们先承认现实 社会的合理性，还要人们必须修养自己合 乎现有的社会规范，在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完全同化于社会规范之前，和谐完美的社 会生活秩序就出现了。
2.以“诚其意”而防止自欺欺人的心理与 行为
3.以“敬义夹持”而达到“中和”。 4.格物致知。
格物致知的修养，对整合社会是重要的。
因为，人们只有通过格物致知之后，才 知道“善之所在”，才能“止于至善”。
人们获得了格物致知的修养，就可以称 之为圣人了。
朱熹不赞同“言下即悟”，主张人们的道 德修养只能“持之以渐”，“铢积寸累”， 一步一步地前进。
“以身对天下国家而言，则身为本而天下 国家为末。”
“《大学》之道，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 是皆以修身为本，而家之所以齐，国之所 以治，天下之所以平，莫不由是出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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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程朱理学与阳明心学来总结出人事大原则方法论
作者：邵宏伟
世间除了事就是人，除了人就是事，事是很纷杂繁复的，要了解事的根本原理与核心性的东西比较难，人经历了几十年的经验积累未必能了解事的根本性原理。
所以朱子的格物致知观实行起来是比较难的，朱子的理论是万事万物都有理，今天格一物一理，明天格一物一理，等到经验的积累，有朝一日豁然开朗，万事万物的总理论了然于胸，这是由点到面，通过经验积累最后达到一种悟道的大智慧。
而对于人事的认知要通过人心，既然在人事难以在短时间立个根本，如是在人心上立个根本，如是阳明心学的方法论横空出世，即知行合一，我心光明，即理论联系实践，实践充实理论，理论调控实践，知与行的合处就是我心光明。
出现了“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的理论。
所以所为善去恶成为人心总的原则，总的方向，这种思想渗透在处理人事的动机与过程之中。
即然为了让这种原则渗透在人心之中，不偏不倚，能准确的感知人事又能不被外在环境过分影响，就必须拥有一颗无比强大的心，这
种心是至善至静，不动如山的，所以必须静坐，超脱生死荣辱利欲对心的负影响。
所以心学是一种致良知的正能量，所有心即理的理论，在内心立一个根本，就能连带的了解别人的心理，所心学又是心理学，能准确的了解各种人的心理，了解他们外内言行的内心操控。
对于人的把握已经到了通透的地步，所以还必须在事上炼，通过事上的磨炼，进一步渗透致良知的理论于处事之中，并与事理相结合。
在处理人事之时的总原则就是致良知，知行合一，横看是忠厚，竖看是圆滑，忠厚与圆滑合二为一，忠厚是道，圆滑是术。
为人处事有三原则，即坚实的基础，切实的策略，忠实的执行。
坚实的基础，先对人事进行调查与思考，了解人事的方方面面，对人事有一个整体而全面的把握，如是根椐实际的情况制定出切实的应对策略，策略制定了然后再忠实的进行执行。
这是从全面总体的把握人事，是战略决策。
人事在不断的变化，然后用三大原则见招拆招，人事在动，我亦动，这是从局部战术上把握人事。
有此三大人事原则，静之战略，动之战役战术，就能做到不动如山，此心不动的至善至静的大境界。
朱熹的人事方法论有点像神秀大师的：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而阳明先生的人事方法就像慧能的：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
两种方法论都有其长
处与不足处，可以综合起来使用。
对于人事的把握，特别是事理的把握在使用阳明心学时，可兼用朱熹的人事方法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