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序》存疑举要

第22卷　第1期V o l.22 N o.1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Jo urnal of G uang xi U niv ersity (Philoso phy and So cial Science)2000年2月Feb.2000 《说文解字·序》存疑举要熊　柱(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南宁市,530004)【摘　要】　汇集文字学者对《说文解字·序》提出的一些问题,并作些梳理、分析。

这些问题是:关于六书,关于太史籀、籀文和古文,关于“不与秦文合得”,关于小篆,关于缪篆、虫书。

【关键词】　《说文解字·序》　文字学　概要【中图分类号】　H 1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182(2000)01009004《说文解字》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分析字形和考据字源的字书,对后世影响很大。

在其自序中,许慎指出文字在政治文化方面所起作用的同时,着重叙述了文字产生发展的经过、历代文字学研究的情况及他著书的目的,可看作是许慎文字学观点的集中阐述。

对此,历代学者都予以了相当的重视,而互有争议之处也颇多,演绎为一块文字学的争论园地。

本文谨以视线所及,略作收录。

至于其中已有定论的错误(如仓颉造字之说)及争论过繁之处,不再赘言。

一、六于六书《说文・序》曰:“《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

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

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

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

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扌为,武信是也。

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

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许慎所提出的六书细目名称、定义和实例,可说是历史上最详细的关于汉字构造的系统理论。

正如许慎所言,一般认为六书之名始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但是,《周礼》中没有六书细目。

虽然今人于长河认为“保氏教国子”时甚至更早,就应有对六书的界说,否则,保氏如何教国子,国子又何以晓明小学?但通常认为六书之说没有那么早,如裘锡圭先生就认为所谓保氏讲授六书,“恐怕只是一些常用的文字”,内容很浅显,“把六书解释为‘造字之本’,大概是汉代古文经学派的‘托古改制。

’” 汉代将六书作为文字学术语来解释,先有刘歆《七略》,后来班固《汉书・艺文志》予以采录;其次是郑众的《周礼・保氏》注;再后是许慎的《说文》。

而郑众是郑兴的儿子,郑兴是刘歆的弟子;许慎是贾逵弟子,贾逵的父亲贾徽是刘歆弟子。

可见,这几家说法中六书的次序、名称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98页。

于长河:《简论汉字“六书・假借”说》,人大复印报刊资料《语言文字学》,1986年7月,第141页。

收稿日期:19990112作者简介:熊柱(1970),女,四川宜宾人,广西大学文化与传播学院讲师。

虽不太一样,但基本上是本诸刘歆,略加修正。

洪诚认为此说夸大了刘歆的个人作用。

他的主要依据是郑众在注《周礼》时,若用汉制汉事作比喻性说明,必加“今”或“汉”以示区别,而郑注六书不言“今”,足证其非汉人所造。

六书之目虽出于《汉志》,但必有前代遗说为其来源,最大的可能是元始五年(公元5年),爰礼等人“说文字于未央廷中”时,各述所闻为刘歆所得,传于《汉志》。

总的来说,裘先生倾向于六书是汉代学者文字分析的总结性成果,应是较为客观的。

六书中的各细目划分也一直是历代文字学家争论的焦点,异说颇多。

值得注意的是唐兰先生的六书说批判:“……六书说能给我们什么?第一,它从来就没有过明确的界说,各人可有各人的说法。

其次,每个文字如用六书来分类,常常不能断定它应属哪一类。

单以这两点说,我们就不能只信仰六书而不去找别的解释。

”唐先生所谓“更合适更精密的理论”,是他的“三书说”,认为文字系统由象形、象意、形声三种结构组成。

裘先生认为唐兰对象形、象意的划分意义不大,因为象形字的字形跟象意字的字形一样,都是表示字义的;再者,唐说排斥了假借字、非图画文字类型的表意字等汉字基本类型,不免是个缺陷。

倒是陈梦家《殷墟卜辞综述》中的象形、假借、形声三书说较为裘先生认同,并进而有了表意、假借和形声的裘氏三书说。

李锦溪先生又有所谓六书新说,认为六书细之则六,统之则二:一象形,一假借。

象形又包括指事、会意,均以字形表义;假借是纯音文字,转注、形声则为半音半形文字。

另外,还有万光泰、戴东原两家“四体二用说”等。

六书细目之争,被唐兰先生称为“永远不能解决的聚讼”,其中内容就远不是本文所能概括的了。

二、关于太史籀、籀文和古文《说文・序》:“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

与古文或异。

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说。

”关于太史籀有多种说法。

王国维先生认为“籀,读书也”,太史籀即“太史读书”;唐兰则同意周寿昌、王先谦的说法,认为史籀为人名,即《汉书・古今人表》中的史留,周宣王乃周元王音近之误;又有傅东华称籀乃篆声之转,指字体而言,籀书即抽书,也即引书,其笔致均匀婉转,好像抽引而成的长条一样。

!传统的说法则取《说文・序》段玉裁注:“大史,官名。

籀,人名也。

省言之曰史籀。

《汉书艺文志》云:‘史籀十五篇。

’自注:‘周宣王大史作大篆十五篇。

’又云:‘史籀篇者,周时史官教学童书也。

’……”据云班固曾亲见《史籀篇》,其说应较可信。

关于籀文,《说文・序》中相当明确,籀文即大篆,是西周周宣王时代的文字。

近代古文字学兴起之后,逐渐出现了把籀文时代推迟的说法。

清末吴大澄、陈介祺已经看到了《说文》中所引籀文不尽合于六书,与标准的大篆——石鼓文也不相同,应为西周末期文字。

王国维先生认为籀文“作法大抵左右均一,稍涉繁复,象形象事之意少,而规旋矩折之意多”,体势与小篆极近,字形也多与已发现的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相同。

应是战国时代秦国通行的文字。

《史籀篇》应是“春秋战国之间秦人作之以教学童之书。

”唐兰认为籀文“是尽量繁复的一种文字,和西周厉、宣期文字不一样,可是和春秋时到战国初期的铜器文字却很接近”、“……春秋战国之际,正是史籀篇的真确时代。

”裘先生反驳了以上各说,认为《说文》中所引籀文可能有讹误之处,不能据为唯一依据,而文字学者公认秦国文字对西周晚期文字所作的改变最小,秦国文字与从西周晚期流传下来的籀文有较多相合之处是很自然的事,不能以此认为籀书是秦人所作。

再者春 !孙钧锡:《中国汉字学史》,学苑出版社,1991年,第32页。

洪诚选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05—107页唐兰:《中国文字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49年,第75页。

洪诚选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8—129页秋战国时秦以外国家某些字的写法也与籀文相合,足见《史籀篇》不是“专用于秦地的字书”。

许慎以籀文为宣王时代文字应是正确的。

古文见于孔壁古书,据《汉志》、《论衡》等的说法,孔壁古书在西汉景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壁而得见,武帝时孔安国献出。

许慎认为,虽然古文经书的书写时代晚于《史籀篇》,它们所用的字体却早于籀文,因为孔子等人有意用比较古的字体来写经书。

但不难发现,《说文》所收的古文跟甲骨和西周春秋金文都不相近,却和战国时六国文字相合。

吴大澄和陈介祺就认为孔壁古书为周末人传写,“非复孔子六经之旧简。

”王国维则根据大量资料断定古文是战国时东方国家的文字,这种说法渐被近几十年的考古资料所证实。

近人更进一步推断这些书是战国写本,“不与秦文合者,”焚书坑儒时被孔子八世孙孔鲋(或谓鲋弟腾)藏于壁中 ,这些书既与汉代通行的隶书不同,又与籀文有异,作为古文经学派的许慎从抬高古文经地位的角度出发,把孔壁古书当作是比籀文更古的一种字体是可以理解的。

三、关于“不与秦文合者”《说文・序》:“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

”除秦统一文字外,《说文・序》还记录了另一次同文之盛,即宗周中叶的一次。

后人对“不与秦文合者”的不同看法,所针对的就是第一次同文之后,各国文字到底又发生了些什么变化,到秦统一文字时它们处于什么状态,“不与秦文合者”是一种文字还是几种文字。

段注曰:“以秦文同天下之文”,“天下之文”似乎应理解为若干种不相同的文字,应是在宗周同文之后,各国又以地域为单位求大同存小异发展而成。

翦伯赞先生在谈到秦整齐制度时便认为:“战国时期,各国文字的基本结构虽然相同,但字体繁简和偏旁位置却有差异。

李斯受命统一文字,他以秦国的文字为基础制定小篆,并写成范本,在全国推行。

”!这似乎已是史界定论。

也有不少人认为宗周同文之后,各地“书同文”的整体局面并没有改变,文字的发展并不是以地域为单位而是根据用途发生了分化,出现了不同的走向。

洪诚详细引述了郭沫若先生1958年对信阳楚墓竹简的研究结论:“列国文字虽略有地方色彩,然北自燕晋,南至卢徐,东自齐邾,西至秦都,构思既同,用韵亦一。

中国自春秋而后,已见‘书同文,行同伦’之实际……”,“我认为自西周以来,中国文字已经逐渐自然形成了统一。

……自西周以来通行于各国统治者之间的文字有一种正规的体系;而通行于各国民间的文字又别有一种简略急就的体系,可以称为俗书。

……秦始皇帝的‘书同文字’便是把各国俗体字废弃了,而用西周以来的正体字把文字统一起来。

”∀四、关于小篆《说文・序》:“斯作《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

”裘先生:“这段话给人这样一种印象,似乎秦始皇用来统一全国文字的小篆,是李斯等人通过对籀文进行简化而制定出来的一种字体,《汉书・艺文志》的说法与此有所不同。

……从有关的古文字资料来看,籀文并不是秦国在统一全中国前夕所用的文字,小篆是由春秋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逐渐演变而成的,不是由籀文‘省改’而成的。

《说文・序》的说法是不妥当的。

”裘先生还以小篆形体跟石鼓相比所体现出的字形规整匀称、字体简化两大变化在战国时代的秦国文字里已有例可循的事实,说明了“小篆跟统一前的秦国文字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分明的界线。

”而!∀洪诚选注:《中国历代语言文字学文选》,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126—127页。

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95页。

《辞海・语言文字分册》(修订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78年,第31页。

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55页裘锡圭:《文字学概要》,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49—51页“秦始皇要用秦国文字统一全中国的文字,首先要对秦国文字本身作一番整理,拿出一种标准字体来。

李斯等人撰《苍颉》等篇,应该就是为这个目的服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