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城市模型

理想城市模型唐黎明【作者】唐黎明，西南民族大学文学硕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博士。

长期从事城市以及规划研究，完成过大量旅游规划及城市策略规划项目，同时也是国内外财经媒体的著名撰稿人。

【摘要】理想城市模型是中国人首个构建的城市模型1，长期以来，中国在外国城市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引进消化工作，让中国的城市充满了异域色彩，丧失了原本具有的乡土文化特色。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同时也为了回答新型城镇化“新在何处”的若干问题，陈功先生构建了这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理想城市模型2。

这一城市模型，浓缩了有机城市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基本思想，并且将其数据化、指标化；首次运用一定的建筑语言、规划语言、经济学语言和社会学语言，描绘了中国城市未来的可能前景。

从城市研究的角度来看，这些都属于开创性的研究。

【关键词】城市规划，城市化理想，城市，城市发展哲学人类从未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孜孜追求。

近百年来，从居住理想到城市理想，城市规划大师们对“理想城市”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和构想。

从农业时代到工业时代，数千年城市发展进程中，涌现出像柏拉图的“理想国”、斯卡莫齐的“乌托邦”、“太阳城”、“基督城”、资本主义初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戈涅的“工业城”、柯布西埃的“明日都市”、赖特的“广亩城市”等等一系列理想城市的理论及实践，并由此产生了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规划思想，影响着世界各国城市的规划发展。

雅各布斯的著作最早启发了世界，促使人们认真看待人与城市的关系。

虽然久经不同学派的攻击与思想讨伐，但依然启迪人们将关注的目光回归人本主义之路3。

陈功先生是一位雅各布斯的信徒，也是一位崇尚人本主义，视机械主义和功能主义为敌人的大师。

他认为中国当下的城市化具有相当大的盲目性，高耗能，资源浪费严重，属于一种不可持续的城市化方式4。

为了解决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和缺陷，陈功先生构建了理想城市模型。

这个模型浓缩了有机城市的自然主义与人本主义的基本思想5，并且将其数据化，使用了一定的建筑语言、规划语言、经济学语言和社会学语言，从而实现了一个真正的模型指标体系。

同柏拉图的理想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柯布西耶的明日之城一样，理想城市模型，同样是一个具有乌托邦色彩的思想系统。

然而从某种意义而言，乌托邦除了空想的意味之外，也代表着希望，代表着方向，代表着未来。

中国的城市空间上，已经实现了太多别人的希望，中国人早就应该构建基于自身环境体系的理想城市模型，实践属于中国的乌托邦思想。

一、理想城市模型的关键数据指标任何城市空间都可以用一定的数据指标加以框定和衡量，人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来衡量并且评估一个城市的发展模式，分析其产业环境，检讨和体味城市的宜居性。

数据是冷冰冰的，但在数据指标的框架之下，一个城市总会表现出应有的意象，从图纸和文本上跃然而出，进入人们的脑海，形成具象。

作为城市研究领域的大师，陈功先生率先对中国城市的发展和开发进行了基本定义。

这种定义打破了以往条块分割的学科定义，首次引入并使用了一种系统化的方法，提炼出描绘一个城市或分区现状的最简练的数据指标框架。

实际上，类似城市研究学者如此的努力由来已久，维特鲁威这位罗马历史上杰出的城市建筑学者，早于公元前1世纪后期就在《建筑十书》表现过同样的极简思想6，他认为，一切建筑物都应考虑“实用、坚固、美观”，提出建筑物的“均衡”的关键在于它的局部。

维特鲁威特别强调建筑的整体、局部以及各个局部之间和局部与整体之间的比例关系，强调它们必须有一个共同的量度单位。

由此出发，维特鲁威详尽地总结了希腊晚期和罗马共和时期建筑的经验，总是把以数的和谐为基础的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理性主义同以人体美为依据的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统一起来。

他最后总结道：最和谐的比例存在于人体，人体是最美的，因此建筑应该仿照人体各部分的比例关系。

实际上他根据男女人体的比例，阐明的多立克柱式和爱奥尼柱式的不同艺术风格，对后世的影响很大。

同样的城市学者的努力也体现在理想城市模型当中。

陈功认为，衡量一个城市的发展状况，也可以使用同样极简的方法，一个城市，如果从空间、社会、产业三者的大系统关系出发，可以导出极富参考价值、极富系统约束力的关键数据指标加以衡量。

而其他有关城市看似复杂、全面的数据指标体系，其实仅仅是城市大系统之下子系统的数据，这些均属于城市的细部或细节，与城市总体仅存在某些局部的关系。

陈功对城市领域的研究，抽取了最最核心的有代表性的数据指标。

他认为，人口、容积率、建筑密度、GDP增长率、房价增长率、交通里程、以及森林覆盖率，这七个数据指标最富有城市价值和约束性意义，是一个城市最最基本的数据体系构成，反映并且揭示了一个城市的宜居、生态、产业、成本和空间形态。

理想城市模型，就是在这样的数据体系之下的系统研究成果7。

理想城市模型中的数据指标是基于城市大系统而产生的，并非是单一死板的数理想城市模型的数据指标安邦咨询城市组（anbound）制作据，其系统约束力经由数据指标的关系，涵盖了经济、社会、自然、城市承载力、生态环境、城市美学、建设成本、土地价格、居住舒适度等多个子系统的综合指标，为城市形态界定了空间，为产业繁荣提供了条件，为社会发展奠定了健康的基础。

二、理想城市模型的数据意义以城市大系统为基础构造的理想城市模型，通过一系列数据指标，为我们描绘、勾勒出来了一个清晰的理想城市的系统轮廓：1、城市或分区的人口容量以中等规模为理想状态，经济学家们总是希望城市能够装载更多的人口，当下所谓对城市化率的片面追求和理解，就是典型的经济学视角指导城市化。

陈功先生曾经在多个场合将之斥之为经济学家的“胡言乱语”，他们总是单纯基于效率的考虑，将城市当作“人口仓库”。

陈功认为，其实就如同经济学追求均衡一样，城市同样存在某种均衡的状态，人太多了，生活品质就会下降，人们来到城市，都是为了追求更为理想的生活，而且希望一山更比一山高，追求的品质还在不断地改善和提升，绝对不是为了拥挤成为一团，像物品一样混乱、叠加在一起。

所谓最佳人口规模，不同的大洲有不同的情况。

欧洲一般认为50万人口就是最适宜的城市8，亚洲人口众多，人均收入水平一般略低，这种情况下，可以接受的人口规模应该高于欧洲。

陈功先生经由实证研究，认为300万人口的城市或分区，是中国城市宜居、宜商的较佳规模。

陈功先生的这一论断其实与一些国内学者利用数学模型测算的结果高度吻合9，那种认为城市可以无极限的装入更多人口的观点是粗放而没有根据的，事实上也不会有人寄望在这样的城市中能够实现宜居。

2、容积率是城市规划的重要指标，有什么样的容积率，就会有什么样的城市形态，高低错落，均取决于此。

从2.0的容积率指标可知，这样的城市，主要是以6层以下的小高层住宅为代表性的城市形态。

这一数据指标实际上压迫城市开发必须要以功能中心作为扩展和延伸的基础，很多城市基于人口现实也必须要考虑分区和多中心。

3、建筑密度也是一个重要的城市规划指标，30%的建筑密度，为的是尽量争取弹性空间，为商业发展，为产业繁荣留有余地，为绿化和城市森林保留空间。

4、经济增长与产业繁荣关系密切，与社会成本和价格关系很大，与居民收入关系很大，与生活水平关系很大，所以GDP增长率实际上约束着众多社会发展指标。

很多经济学家讨论城市化的实质追求，也是GDP 增长率这个数据指标，只是他们倾向于无限放大这个数据，导致物价水平面临升高的压力，生活素质却难以跟上物价走高的水平。

结果显而易见，片面追求高增长率势必会加大投资，用远期资金集中于近期建设，导致债务率上升，发展后劲丧失殆尽。

5、房价的水平，反映的是城市资产价格。

房地产的发展通常会拉升城市资产价格水平，推升社会总成本。

这种情况下，即使产业有着表面的繁荣，实际生活水准也难以真正提高，但如果城市资产价格出现负增长，也不利于城市发展，所以恰当而较为稳定的房价水平，关系到整个城市环境的状况，而5%或以下的房价增长水平是世界城市理想、健康的水平线，过高或过低，都将产生较为严重的副作用。

6、交通路网指的是城市分区之间或分区内部的通勤时间。

一般来说，适宜的通勤时间以40分钟为上限较为合适，过长的通勤时间将会导致城市运转效率下降，影响经济增长和居民收入。

7、城市森林是一个重要指标，这个数据指标不同于绿化率。

绿化对于单体建筑或建筑群落而言是有意义的，但对于城市整体来说意义不大。

而城市森林对于城市整体就具有相当大的意义和影响力，对于创造生态环境，调节小气候，提升空间价值都非常重要10。

所以防止过度景观化，强调城市森林的建设，是这个数据指标的意义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理想城市模型为城市的总体规划提供了一个较为理想的系统参照框架，提供了一个系统性的城市尺度，改变了以往城市规划指标缺乏系统理论指导，单一使用规划语言，缺乏对社会、经济环境综合考量的状况。

现在城市中备受关注和饱受争议的焦点问题以及城市病，追根寻源，表面看都被归结为规划问题，但实际详究，不仅仅与城市规划有关，更与城市发展哲学，与城市发展战略，与经济，与社会，均存有莫大的关系。

可问题在于，这些所有的相关因素，均被相互隔离置于某一学科领域之下，明明是具有强烈互动的城市现实系统，却因这种人为设置的学科隔离而造成各有各的追求，甚至彼此互相打架。

城市发展的这种被动状态，非常需要理想城市模型这样的系统框架来打破，尤其是在这一理想城市模型成为发展共识的时候，其力量势将更为显现。

三、理想城市模型的社会意义中国的城市建设中，历来以大、以高为美，大城市、大马路、大广场……，好像不大就不足以彰显气度和场面，在许多人尤其是城市决策者的眼中，大就是强，高度就是现代化，代表了城市的气度和形象，这是典型的反智主义对现代性的误判。

从理性主义的角度来看，任何事物的发展都要保持一定的数量界限，也就是度和分寸。

系统论也告诉我们，当我们要保持事物性质的稳定，就必须把量控制在一定的限度之内，否则就会从量变的累积跃升为质变。

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建筑也好，城市也罢，超过一定的规模，可调控的空间就会变小，容易引发连锁反应。

城市本身就是人口和产业聚集引发的规模效应，没有规模固然没有经济，但如果规模过大，反而不一定经济了，也就是所谓的规模不经济。

当这个规模脱离实际，大到不可思议的程度，其带来的危害足以抵消之前所获得的规模经济效益，产生所谓的“创造性破坏”。

现实中的例子是很多的，不恰当的规模和尺度足以毁了一个城市的原有风貌。

外滩是上海的城市象征，也是浦西的核心区域和印象表征。

由于房地产业的畸形发展，城市管理当局失控，近年来如雨后春笋般修建起来的摩天大楼，导致外滩沿岸线建筑已经犹如路边的小草，完全失去应有的空间比例和协调性，受到周边高大建筑的强力挤压11，出现了严重的空间扭曲。

正如理想城市模型所揭示的内涵，无论是单个的建筑元素如建筑物的高度、道路的宽度，还是城市区块之间的关系，以及城市面积的扩张、产业的升级、人口的容量、环境承载力……，都需要系统考虑规模和尺度，这是城市理性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