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史书文体形态与史官文体意识
先秦说体文本研究
先秦说体文本研究研究主题：先秦“说体”文本研究研究背景：先秦时期，是中国古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阶段。
在这个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纷呈，而“说”的形式成为了一种流行的文学表达方式，通常以对话的形式展开，用文字记录下来。
这种文本形式被称为“说体”，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和特点。
研究先秦“说体”文本，可以深入了解当时社会思潮和文化发展。
研究目标：1. 分析先秦“说体”文本的特点和形式；2. 探索先秦“说体”文本的影响和意义；3. 研究先秦“说体”文本与思想、政治、文学之间的关系；4. 挖掘文本中的思想观点和哲学思考，对其进行解读和评析。
研究方法：1. 文本分析：对先秦“说体”文本进行详细的文本考察，包括语言表达、对话结构、思想等方面的分析；2. 历史研究：研究当时社会背景、政治环境、学术流派等，通过对历史背景的理解，解读文本的内涵和意义；3. 比较研究：将不同的“说体”文本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其异同之处，深入探讨不同文本之间的关系和发展演变；4. 哲学解读：从哲学角度出发，分析文本中的思想观点和哲学思考，探讨其对当代思想的影响和现实意义。
研究步骤：1. 收集先秦“说体”文本：收集并整理相关的文献资料，包括《庄子》、《墨子》、《论衡》等文本，构建研究资料库；2. 文本分析：对选定的文本进行详细的分析，包括形式结构、语言表达、思想观点等方面，把握文本的特点和内涵；3. 历史背景研究：研究当时社会背景、学术流派等，了解文本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分析其对文本的影响；4. 比较研究：对不同的“说体”文本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其共同点和差异，进一步理解文本的演变和发展；5. 哲学解读：从哲学视角，分析文本中的思想观点和哲学思考，探讨其在当时以及现代的重要性和意义；6. 结果阐释：将研究成果进行总结和整理，撰写研究报告或论文，将研究结果进行展示和发表。
研究意义：1. 对先秦时期文化和思想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可以深入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脉络和思想发展的历程；2. 先秦“说体”文本作为文学形式的一种，对后世文化和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研究其特点和内涵有助于对后世文学的理解；3. 对当代社会和人们的思考和价值观念具有一定的借鉴作用，通过对先秦“说体”文本的研究，可以启迪现代社会的思考和发展方向。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
先秦诸子文献的类型与文体变迁摘要：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三种类型，认为它们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方向之演进。
这种归纳整体上指出先秦诸子文体的发展历程，然而新材料为先秦诸子文体的具体演进带来新的认识。
《论语》载录的主要是孔子的言论及其行为，但孔子的言论、行为还散见于《论语》之外的其它文献，这些文献可视为《论语》类文献。
《论语》文本的真正特征在于言、行两录，其中记行文本的分量少，记言则占据主要地位，其记言文本又包括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三种形态，但除事语体外很少长篇大论。
《论语》类文献一方面继承《论语》格言体、对话体与事语体这些形态，但又有所发展，具体表现为：一是语录体向长篇大论演进；二是语录体向专论体演进。
《论语》类文献表明先秦诸子文体的类型是复杂的，其演进路径也是多元的，所谓三阶段说的直线式演进思路显然遮蔽了诸子文体多元演进路径的真实图景。
关键词：《论语》类文献；对话体；专论体；诸子文体中图分类号：i207.6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06209诸子文献是先秦散文史发展的重要环节，它们在文体形态方面所呈现的特征以及变迁对于先秦散文研究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文学史家通常将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划分为语录体、对问体及专论体三种类型，并且认为这些类型是沿着“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方向演进的，这一观点长期主导人们对先秦诸子文献形态及其演进的认知。
然而，随着出土文献等新材料的不断发现，一些学者开始质疑这一认识框架，比如陈桐生在《新的先秦说理散文发展观》、《中国说理散文之源：历史记言文》、《从出土文献看七十子后学在先秦散文史上的地位》等文章中就明确提出先秦说理散文发轫于《尚书》、《国语》等历史记言文，而纯粹的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后学手中已经成型。
这些看法无疑丰富了对先秦诸子文体生成的认识，但是，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这三种文体是不是包罗诸子文献形态的全部，诸子文献是不是按照“语录体—对问体—专论体”之单线方向演进的，这些问题还有待做进一步的思考。
古代文学史(先秦-唐)
古代文学史一、先秦文学的概述：中国文学的各种体裁几乎都孕育于这个时期（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同时在诗歌和散文方面，还出现了蓬勃发展的第一个高峰。
其次，中国文学的思想基础也孕育于这一时期。
特别是儒、道两家的思想影响着此后几千年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第三，中国的文学思潮以儒、道两家为主，儒家注重文学的社会功能，道家注重文学的审美价值，也已经在上古期形成。
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学的一些观念，如“诗言志”、“法自然”、“思无邪”、“温柔敦厚”等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提出来的。
二、先秦文学的形态：1.文史哲不分2.成熟的文学作品出现3.作者和时代难以确定三、先秦文学的发展轨迹：原始社会时期：1.民间的口头创作，即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中国文学的萌芽。
2.神话传说：（《山海经》）夏商文学（巫文化）：（早期为原始歌谣和神话传说）1.诗歌2.散文(礼乐文化):诗歌——《诗经》周代文学在精神和风格上都体现为一种和谐、典雅的特质，一种婉而多讽的特征战国文学（百家争鸣）:1.散文2.诗歌《楚辞》——《诗经》之后的又一个诗歌高峰,战国文学突破了春秋时温文尔雅的风尚，时常表现出强烈的个性和激情，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孟子》和《庄子》。
第二章上古文学主要文学样式：原始诗歌和神话传说。
第一节上古神话传说一、神话的内容：1.创世神话：盘古开天。
2.始祖神话：女娲补天。
3.洪水神话：鲧禹父子。
4.战争神话：炎黄大战。
5.发明创造神话：燧人氏、有巢氏、二、上古神话的艺术特征：超现实主义特征上古神话的演化：1.神话历史化2.被道教改造成为仙话。
上古神话的影响：1.为后世文学提供了丰富的素材2.思维方式的启迪《诗经》《诗经》的篇数和名称：原称《诗》或“诗三百”，因后来被列入儒家的“六经”而称为《诗经》。
现存《诗经》存目311篇，其中“六笙诗”有目无辞，实305篇。
《诗经》作品的作者、产生年代：《诗经》中作品的作者大多不可确定。
《诗经》作品产生的年代不好确定。
先秦历史散文三种体例
先秦历史散文三种体例先秦时期，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着完整的政治体系和文化传统的朝代——夏朝，出现了三种散文体例，分别为“说”、“论”、“赋”。
“说”是最早出现的散文体例，它表现为政治家或统治者对某一事件或问题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
“说”通常用于记录政治家或统治者的言论，是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评价。
例如，《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传说中的夏朝第一位君主——大禹的言论。
“论”是比“说”更加深入和抽象的散文体例，它主要是对人生哲理、政治和道德的思考。
“论”通常用于探讨道德问题，是对人生哲理的思考。
例如，《论语》中收录了孔子的言论，是关于道德哲学的思考。
“赋”是最后一种散文体例，它是对自然环境、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写。
“赋”通常用于记录历史事件或人物，是对自然环境和历史的描写。
例如，《楚辞·国风·桃夭》中描写了楚国的自然风光和历史经过。
这三种散文体例在先秦时期都很流行，并且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说”体例主要用于记录政治家或统治者的言论，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政治局势和思想流派。
“论”体例则是对人生哲理、政治和道德的思考，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
“赋”体例则是对自然环境、历史事件或人物的描写，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化氛围。
总的来说，先秦时期的这三种散文体例对于我们了解这个时期的历史、文化和思想都很有帮助。
它们不仅记录了当时的政治、哲学思想，而且描写了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自然环境。
这些文章不仅是我们了解先秦时期的重要资料，而且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
在先秦时期，这三种散文体例在政治、文化和思想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说”体例主要用于记录政治家或统治者的言论，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政治局势和思想流派。
例如，《尚书·大禹谟》中记载了大禹的言论，这些言论不仅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局势，而且也提供了对于统治者如何处理国家大事的建议。
“论”体例则是对人生哲理、政治和道德的思考，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哲学思想和道德观念。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
先秦“话体”的生成、性质及文体嬗变摘要：先秦时期的祝官文献主要面向神灵，但有时也指向世俗层面，如《周礼》六辞。
“六辞”中的“会”是“话”字的假借，因此“话”是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
祝官在早期承担训诫的职能，他们在工作中常常会积累辑集一些格言谚语以用于训诫。
这些辑集的格言谚语形成话体。
“话体”最初作为一种承担着训诫职能的仪式性文体，它属于祝官文献。
随着史官群体及优人群体的兴起，产生了语类文献及优语文献，这些文献促使“话体”由神圣性文本向世俗化文本的转变。
这一过程主要表现为：一是“话体”为“语体”所继承；二是“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在殷商及西周早期一般用“话”来指称记言文献，这一用法在春秋时期被“语”体所取代。
先秦时期重视讲说故事的“善言”性质，而话本及说话伎艺突出故事的娱乐性，这种由“善言”到“故事”的转化实际上反映“话体”向话本小说的演变。
关键词：祝官文献；话体；仪式文体；语体；话本“话”被理解为一种文体通常是指在“说话”技艺基础上生成的话本小说，这已是人们所熟知的文学史常识。
但是，一个不可忽略的事实是先秦文献中已经出现许多“话”或“话言”的记载，这些“话”通常解释为“善言”。
先秦时期存在一种语类文献――譬如《国语》、《论语》等，它们就是指称“善言”的一种文体。
依据《尚书》、《国语》、《左传》、《礼记》等文献的记载，先秦社会非常重视“善言”的作用，并且有专职人员负责载录与整理。
“话”被解释为“善言”，这意味着它不是一个普通的语词。
事实上先秦文献中的“话”具有鲜明的文体意义，《周礼?大祝》记载“六辞”这样的祝官文献，其中的“会”其实就是“话”，它属于一种指称“善言”的仪式性文体。
本文重在考察这一文体的生成、性质及其在发展过程中所呈现的文体意义。
一先秦文献出现若干“话”与“话言”的记载，注家通常将它们解释为“善言”。
“善言”是指有教益的言论，《国语》、《论语》就是汇集“善言”的文献。
这些“善言”文献被称为“语”，说明“语”是作为一种文体而存在的。
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
论先秦语类文献形态的演变及其文体意义夏德靠【摘要】先秦时期的语类文献是在重言、记言传统的背景之下形成的."语"在性质上主要表现为它载录的是"善言";从文体形态方面来说,上古语类文献主要包含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这些类型.由于这些文体形式是历时性生成的,这就意味着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大体而言.先秦语类文献形态主要是沿着两条路向演进的:一是格言体内部的散见之"言"向结集之"言"的转变,一是对话体向事语体的演变.【期刊名称】《学术界》【年(卷),期】2011(000)003【总页数】11页(P172-182)【关键词】语类文献;记言传统;格言体;对话体;事语体【作者】夏德靠【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学院文学院,贵州,贵阳,550018【正文语种】中文二十世纪一系列出土文献的发现，证明“语”是先秦时期盛行的一种文献，这种文献的大量存在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重言风尚和记言传统。
作为一种起源非常古老的文献，它在上古漫长时段中其形态经历若干重要的演化。
近年来，人们对于先秦语类文献的文体形态进行了一些讨论，通过这些研究，不难看出在这一问题上还存在争议。
有的学者强调“语”是先秦时代一种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1〕有的主张“语”在形式上大致可分为重在记言和重在叙事两类;〔2〕有的认为“语”作为一种古老的文体，直到《国语》成书后才完备起来，“国策”、“事语”是“语”发展的一个分支，而格言警句以及谚语、俗语一般是从“语”中提炼出来的，〔3〕等等。
诚然，先秦“语”体存在讲述故事的现象，但并非所有“语”体都是如此，如当时流行的各种格言谚语，《论语》中绝大多数言论等，这些“语”是故事所不能涵括的，也就是说，主张“语”是以讲述故事为主旨的叙事文体这一见解虽然有其合理之处，但用来概括先秦语类文献的整体文体特征则是片面的。
同样，先秦语类文献有叙事的成分，特别是“事语”这一形态，但是，正如下文要讨论的，“事语”中占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言，记事只是为了引出议论，所以，将重在叙事作为“语”的文体形态之一种在根本上就否定了“语”体之成立的根本条件在于其记言这一本质特征。
先秦文学（最新整理）
先秦文学（最新整理）先秦文学概述一、先秦文学界定广义的先秦，指秦统一中国以前直至远古，包括原始社会（从远古传说中的尧、舜、禹的时代）、奴隶社会（夏、商、周、春秋时代）和封建社会确立的战国时代。
至于狭义的“先秦”，则主要指秦统一天下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
从文学史的角度，应当说先秦文学是指广义的先秦文学，即上古至战国时期的文学。
二、先秦文学概况1、上古文学：歌谣和神话2、诗歌：《诗经》、《楚辞》3、散文：历史散文、诸子散文三、先秦文学的特征在这个阶段，先秦文学有三大主要特征：其一，文学创作主体经历了由群体到个体的演变，个体的身份也不断变化；1、群体创作时期，主要在文字产生以前这个时期，即群讴唱和。
其主要作品当是劳动乐歌（含农事祭舞）。
2、夏、商时代和西周初期，以原始宗教文化为背景，巫觋作为个体文学创作者开始出现，出于巫术目的而创制的韵文是当时主要的作品。
3、商周之际到春秋人事受到重视，史官从原始宗教中脱离出来，或为新兴文化的代表，记人事，观天象，述旧典的史家散文，是当时重要的作品。
4、西周春秋时期学在官府，文化为贵族所垄断，贵族是此时期文学的主要创作者，他们所献诗、所采诗是这一时期留存后世最多的作品。
5、春秋战国之际到战国时期，在贵族和庶人之间兴起的“士”阶层，成为文化活动的主要承担者，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诸子散文”是这一时期最多最具个性的文学作品。
其二，先秦文学的形态，一方面是文史哲不分，另一方面是诗乐舞结合，这种状态成为先秦的一大景观；其三，先秦文学的发展，是与先秦社会文化的发展相表里的。
1、夏商时代文化背景相同，都以巫文化最具代表性，故夏商文学也与原始宗教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突出体现为直接为宗教活动产物的诗歌作品，可考资料较多。
2、自西周开始，中国进入了以礼乐为标志的理性文明阶段，社会制度由血亲面宗法，时代精神由敬畏鬼神到敬礼重德，因而周代文学更加关注历史、社会、人生，历史散文借修史来表达对现实的关注。
史书体裁、体例的差别及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体裁特点-古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
史书体裁、体例的差别及先秦两汉史传文学体裁特点-古代文学论文-文学论文——文章均为WORD文档，下载后可直接编辑使用亦可打印——南朝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把传解释为：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后，实圣文之羽翮，记载之冠冕也。
由此我们可知，刘勰是把史传界定为虞夏至东晋的各体史书。
那么，史传与史传文学两者概念能否等同呢？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的体裁、体例上又各有怎么样的特点呢？一、先秦两汉的史传文学史传主要指的是史书，其范围包括了史传文学。
一部在整体意义上有较强文学性的历史着作才能称之为史传文学。
用郭丹教授的话来说就是：史传文学的文学性使得它不是简单枯燥地排比历史史实或机械地阐述历史变化规律，而是用鲜明的人物形象和生动的情节解绎历史。
文学性是史传文学的内容表现的一个载体、一种方式而已。
我们首先必须明确这一点，才能真正来探讨史传文学。
中国的史传文学产生于先秦，发展于两汉，之后就进入了一个较为长时间的不活跃状态。
上古时期人们并没有严格地划分出文学、历史与哲学等相近学科的界线，这样的文史哲不分成就了史传文学的出现与繁盛。
人们的思想意识随着社会的发展慢慢发展，在秦汉之后的魏晋时期，人们进入了文学的自觉时期，有意识地将文学、历史等学科分离开来。
所以，先秦两汉时期是史传文学一个极为重要的时期。
二、史书的体裁、体例之别史传文学的本质是历史着作，所以史传文学的体裁指的是史书的体裁。
史书体裁，我们也可以称之为史体，指的是史着的外部表现形式。
它侧重的是史着编写形式的外在形式。
从历史上来看，在先秦时期的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中就产生出了两种史书体裁：记言、记事。
在后来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产生了越来越多的体裁。
唐代的刘知几在《史通》中提出古往今来，质文递变，诸史之作，不恒阙体。
榷而为论，其流有六：一曰《尚书》家，二曰《春秋》家，三曰《左传》家，四曰《国语》家，五曰《史记》家，六曰《汉书》家。
然则班、荀二体，角力争先，废其一，固亦难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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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已经出现了诸多的文体。
刘勰《文心雕龙·宗经》云：“故论、说、辞、序，则《易》统其首；诏、策、章、奏，则《书》发其源；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铭、诔、箴、祝，则《礼》总其端；纪、传、盟、檄，则《春秋》为根。
”a 刘勰认为文体起源于“五经”。
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云：“夫文章者，原出《五经》：诏、命、策、檄，生于《书》者也；序、述、论、议，生于《易》者也；歌、咏、赋、颂，生于《诗》者也；祭祀、哀诔，生于《礼》者也；书、奏、箴、铭，生于《春秋》者也。
”b 颜之推所论与刘勰略同，但在一些具体文体的起源上有所区别，如认为檄出于《书》而非《春秋》、奏出于《春秋》而非《书》、箴铭出于《春秋》而非《礼》，等等。
他们的观点影响很大，后世继响不绝，清代章学诚《文史通义·诗教上》所论颇有总结：“盖至战国而文章之变尽，至战国而著述之事专，至战国而后世之文体备……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
”c先秦时期的各种儒家典籍，是史官文章活动的结果。
从文体发源的角度来看，“五经”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源头。
作为先秦史官文章活动的集中体现，先秦史书中蕴含着数量众多的文体样式的萌芽和雏形。
有学者统计，刘勰《文心雕龙》文体论20篇，“原始以表末”，追溯各体文章之始，举《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之例者多达四十余处，涉及乐府、诠赋、颂赞、祝盟、铭箴、诔碑、哀吊、谐隐、史传、诸子、论说、檄移、章表、议对、书记各体，尤举《左传》一书为最多。
d 先秦史书文本中出现*本文系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三五”规划2017年度学科共建项目“先秦史官职事与早期文体流变研究”（GD17XZW05）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林训涛，深圳大学师范学院特聘副研究员（广东 深圳，518060）。
a [梁]刘勰撰， [清]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27页。
b [北齐]颜延之撰，王利器集解：《颜氏家训集解》，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31页。
c [清]章学诚撰，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60页。
d 郭丹：《先秦两汉史传文学史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第80页。
2019年第2期先秦史书文体形态与史官文体意识*林训涛［摘 要］ 先秦史书出现了大量文体形态，反映出至迟到春秋时期，史官的文体意识已经成熟。
梳理这些文体形态，可以看出先秦史官文体意识的发展规律及其对先秦文体形态发展的作用：一、不同年代的先秦史书反映出文体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形态向书面形态发展的过程；二、先秦史书的命名体现了史官的文体意识；三、先秦史书中不同身份的人使用的文体不同，亦体现出先秦史官文体意识；四、史书中不同文体的模式化标志着春秋时期文体的成熟；五、《左传》《国语》中出现了许多未见于《尚书》和《逸周书》的文体，反映了春秋战国时期文体蓬勃发展的状况。
［关键词］ 史书 史官 文体形态 文体意识〔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0-7326（2019）02-0163-06的大量文体形态，反映出至少到了春秋时期，史官的文体意识已经成熟。
先秦史书是先秦史官文章活动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其中文体形态众多，兹整理并述之如次。
《尚书》中的文体形态众多。
传为孔安国所撰的《尚书序》首先提出“六体”之说：“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
”a孔颖达《尧典》正义：“检其此体，为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谟，三曰贡，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诰，七曰训，八曰命，九曰征，十曰范。
”b孔颖达不仅将《尚书》“六体”增加为“十体”，而且将“十体”与《尚书》的篇目联系起来，但由于其中的一些分法历来也存在着争议，如贡、歌、征、范四体在《尚书》篇目中的对应不足等，所以后人多以“六体”来概括《尚书》的文体形态。
刘勰、颜之推将策和檄的起源也归于《尚书》。
另外，若从萌芽和雏形的角度来看，后世的章表和奏序等文体，在《尚书》中也已经出现，如《商书·伊训》和《周书·洪范》。
《伊训》是太甲即位时伊尹所献之言，语重心长而殷殷期盼，既是辅国之训，又有告君之仪，具备了后世奏议的因素。
《洪范》是箕子向武王陈述治国之要，同样是告君之辞，具备后世奏议的性质。
《逸周书》中的文体形态，有学者将之分为对问体、教令体、谏诤体、训诫体、格言体等文体，都充满训诫内容。
c若从体例来看，《逸周书》亦有不少与《尚书》相类似的文体：教诲为训，有《度训》《命训》《常训》三篇，而黄佐《六艺流别》则以为《王佩》亦为训；常法为典，有《程典》《宝典》《本典》三篇；君臣勖勉为谟，黄佐《六艺流别》以《程典》《尝麦》《岁典》《本典》《文酌》《大开武》《小开武》为谟；d晓谕劝戒为诰，黄佐以为有《商誓》《皇门》二篇；师出告诫将士为誓，有《商誓》。
《国语》之“语”本是先秦重要的文体形态之一，而《国语》中出现的文体名称也有不少，如《周语上》载邵公谏厉王弭谤：“故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曚诵，百工谏，庶人传语，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
”e其中，曲、书、箴、赋、诵、谏、语，都是先秦的文体。
《楚语上》载申叔时论傅太子之道：“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而为之昭明德而废幽昏焉，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使访物官；教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兴废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
若是而不从，动而不悛，则文咏物以行之，求贤良以翼之。
”f这里，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亦都是文体。
同样在《楚语上》中，左史倚相儆申公子亹：“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儆于国，曰：‘自卿以下至于师长士，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闻一二之言，必诵志而纳之，以训导我。
’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
史不失书，矇不失诵，以训御之，于是乎作《懿》戒以自儆也。
”g这段话中出现了箴、志、典、谏、书、诵等文体名称。
刘勰在《文心雕龙·檄移》中云：“至周穆西征，祭公谋父称古有威让之令，令有文告之辞，即檄之本源也。
”h以为檄也出自《国语》，引出《周语上》所载的“祭公谏穆王征犬戎”。
刘勰在《铭箴》篇中举《鲁语下》孔丘论楛矢之“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和《晋语七》“魏颗以其身却退秦师于辅氏，亲止杜回，其勋铭于景钟”，来说明《国语》中已经有了铭。
《国语》中还有其他的文体名称。
隐语，也称廋语、廋辞，如《晋语五》载“有秦客廋辞于朝，大夫莫之能对也”。
命，《周语上》有“内史过赐晋惠公命”，《周语中》有“单襄公论陈必亡”a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238页。
b [清]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清嘉庆刊本），第247页。
c罗家湘：《论教诫言语的形式问题——〈逸周书〉记言类文章分析》，《郑州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
d转引自陈逢衡：《逸周书补注》，北京：中国书店，影印道光乙酉年刊本。
e [战国]左丘明撰， [三国]韦昭注：《国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7页。
f [战国]左丘明撰， [三国]韦昭注：《国语》，第354-355页。
g [战国]左丘明撰， [三国]韦昭注：《国语》，第370页。
h [梁]刘勰撰， [清]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拾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第281页。
中提到的“先王之令”。
另外如《鲁语下》有“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晋语九》有“卫庄公祷”，《楚语上》有“子囊议恭王之谥”，等等。
《左传》作为言事兼记体史书，集先秦史书之大成，其不仅著述宏大，而且众体赅备。
宋人陈骙《文则》将《左传》中的文章归为八体：“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
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
”a陈骙以“八体”来总结《左传》文体，并且概括其各自的特点，可谓精当。
但《左传》中出现的文体远远不止此“八体”。
《文心雕龙》溯文章之始，就举到《左传》中其他的诸多文体，如《诠赋》举“郑庄之赋大隧，士蔿之赋狐裘”；《颂赞》举“晋舆之称原田，鲁民之刺裘鞸”；《铭箴》举《襄公四年》魏绛引用周太史辛甲的《虞人之箴》及《宣公十二年》的楚子之箴；《诔碑》举《哀公十六年》的“孔子诔”；《谐隐》中，谐语举《宣公二年》的“宋城者讴”和《襄公四年》的“侏儒之歌”，隐语举《宣公十二年》萧国还无社向楚师求情与申叔展的对话和《哀公十三年》叔仪向鲁人乞粮的对话；《檄移》举《昭公十三年》刘献叔对叔向之问，《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之责，《成公十三年》吕相绝秦；《书记》举《文公十三年》绕朝赠士会之策，《文公十七年》郑国子家与赵国宣子之书，《成公七年》楚国申公巫臣遗子重、子反之书，《襄公二十四年》郑国子产谏晋国范宣子之书。
《左传》中，除了陈骙、刘勰所举之文体外，尚载有许多其他文体。
人物之间的论辩对答，如《襄公二十四年》穆叔以“三不朽”与范宣子的辩论，《昭公二十年》晏子与齐侯论和同之异，等等，可以归之为论体；《昭公二十六年》载王子朝告诸侯之辞，则是诏体；《昭公十二年》晋侯、齐侯、中行穆子的投壶辞，则是杂辞。
上节所述的论赞体也属于《左传》中出现的文体。
《左传》中的引用甚多，有诗、歌、谣、谚等，也可以看作《左传》中出现的文体。
另外，尽管先秦并未真正出现系统性的文体理论，但史官在文章活动中已经出现了关于文体的一些论述，如《尚书》的“诗言志”说，《左传》“季札观乐”的“中和之美”的诗乐理论，《国语》的观风观志，等等。
这些都是先秦史官文体意识的反映，并且影响了后世，正如李建中所说：“经、史、子、集本身就不同程度地具有文学性特征，故寄身其中的先秦文论先天性地禀有文学性气质，并将这一气质遗传给后世批评文体。
”b梳理先秦史书中出现的文体类型及运用状况，我们可以看出先秦史官文章活动中文体意识的发展规律及其对先秦文体形态发展的作用。
第一，先秦史书反映出文体经历了一个从口头形态向书面形态发展的过程。
作为最早的记言体史书，《尚书》“六体”体现出了仪式背景下言说的口头形态特征。
其中，“典”甲骨文作或，象双手捧册之形，《说文》：“典，五帝之书也。
”c“册”在早期社会当为神圣之物，《说文》：“符命也。
诸侯进受于王者也。
象其札一长一短，中有二编之形。
”d册是天子对于诸侯的册命，这种册命是在一定的仪式下由史官进行口头宣读，体现了仪式性的口头形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