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
乾嘉考据学形成的原因
乾嘉考据学形成 的原因
文／ 曹家恒
摘 要 ：本篇 文章主要 想说明 ：清代考据学是在乾嘉 时期盛行的 学术流派。它是在 明末清初对 陆王心学 空疏 学风的 批判与修正的基础上 ，加上 经学大家的努 力 ， 社 会环境的影响连 同统治者 的倡 导才逐渐 形成发展 的。我 们可 以在 阅读 的 过程 中了解到 事物形成原因是 由多种 因素共 同决定的 。 关键词 ：乾 嘉时期 ；乾 嘉考据 学 ；形成原 因；发展
乾嘉考据学是一种乾嘉 时期盛行 的学 术流派 ，它是在 明末 清初一些 明代 的有识之士在分析和总结 明朝灭亡经 验的过程 中 ，不断修 正陆王心 学 的内容 。使之加入 了经世致用 的思 想精 神。从 此 ，改变 了陆王心学传 统 的空疏空谈 ，使之变 的更加 实用 。但是 ，随着社会的稳定 和中央集权 的进一步加强 ，在乾嘉时期达 到顶点 。在顾 炎武 “ 经学 即理学 ”思想 的 带 动下 ，多数学者为 了 自保 ，开始脱 离经世致用的路子 ，开始 了对古代 古籍 的考释 、训诂 、校订 、校勘 的工作 。乾嘉时期 考据学就是 这样逐步 发 展。 如果说提 出清代考据学 的理论 的人是谁 ，那就要首推顾 炎武老先 生 了。顾炎武初名绛 ，国变后改名炎武 。字 宁人 ，学者称为亭林 先生 。江 苏 昆山人 。性情耿介 ，不 谐 于俗 。他少 年便 留心经 世 之学 ，最喜 欢抄 书。遍览二十一史 ，明代 十三朝实 录。天 下图经 ，前辈文 编说部 ，以至 公 移邸抄之类 ，有关 民生利害 者 ， 分 类录出 ，旁推互证。著 《 天下兴亡 利 病书》 。这也可 以看出顾 炎武 对 中国的古 籍 的研读 还是 十分 细致 的。 他 善于理财 ，故一生羁旅 ，曾无 困乏。每到一地 他为有注 意价值者 ，便 在 那里垦 田。垦好 了，见他 绝 对 不是一位书呆子 ，他所提倡 的经 世致用 之学 ，并非纸上 谈兵。他 的下 半 世生涯 ，大半消磨在旅行 中。他 旅行 ，照例用两匹马换 着骑 ，两 匹骡 驮带应用 的书籍 。到一 险要 地方 ，便找些老兵退卒 ，问长 问短 ，倘若 与 平 日所闻不合 ，便就近 到茶坊 里打开书对勘。这也说明 了他严 谨的治 学 态度。这清代考据方法 的雏形 。最重要的是 ：他提 出 “ 经学即理学” 成 为清代经学家信 仰之 中心 。因此 ，他 也 被看 成是 清代 考据 学理 论建 立 者。从而也为后来考据 学的发展指明 了方向 。 同时也 出现 了大量 对古 籍进行校勘 、整理 、辑佚 的经学大家 。他 们 的工作和研究促使清代 考据 学的进一步成熟 。其 中著名 的有阎若璩 和胡 渭。 阎若璩 山西 太原人。他所著 的书有 《 古 文尚书疏证》 八 卷、 《 毛朱 诗说》 一卷 、《 四书释地 》 六卷 、 《 潜邱札 记》 六卷 、 《 孟 子生卒年 月 考》 一卷 、《 困学纪 闻住》 十二卷 。其 中最 有价值 的是 这本 《 古文 尚书 疏证》 。阎若璩这本 书才尽 发其 复 ，引种种证 据证 明那 二 十五篇和 孔传 都是东晋人赝作 。他从二十岁起就着手著这部书 ，此后 四十年 间 ，随时 增订 。直 至临终。《 四库 全书》 萍阎书所谓 “ 有 据之言 ，先立 于不可败 也” 。《 古文 尚书疏证 》利 用众 多古籍 、典籍 作为证 据来 考证 古文 尚书 的真伪 ，有理有 据。可见阎若璩下 的功夫之深 ，他 善读书 ，读一 句书能 使其正 面背面。如老吏断狱 ，眼光及尖锐 ，手段及 严辣 ，然而 判断必凭 证据 ，证据往 往在别人不注意处得来 。这就要考他 考据 的功力 了 自此 以 后 ，今 文古文的相对研究 ，六经 、诸 子的相对研究 ，经典 、民间俗语 的 相对研究 ，中国经典与外 国经 典 的相对研究 都～层 一层 的被开拓 出来 。 所 以阎若璩 的 《 古文尚书疏证》 ，不能不认 为近三 百年学 术解放 之第一 功 。《 四库全 书》 赞美他 说 ：“ 考 据之学 ，未知 或先” 。可见他 对清代考 据学 的发 展起 到了一定 的推进作用 。 清初 经师 ，阎若璩和胡渭其名 。胡渭浙 江德 清人。所著的书有 《禹 贡锥指 》二 十卷 ，附图四十七 幅 ；《 易 图明辨》 十卷 ； 《 洪范正论》 五 卷； 《 大学翼 真》 七卷 。他的学风 ，不 尚泛博 ，转 就一个 问题作 窄而深 们都将 明朝 灭亡的原因归 罪于陆王只注重 内心修炼而不重视 事实情况 的 空疏学 风上 ，因此 ，诸多有识之士开始对陆王心学进行修正 。使之更加 可 以 帮 助 国 家更 好 的运 转 。并 且 这 股 实 学 之 风 也 影 响 到 了清 代 的 学 术 的 发展对乾嘉 考据学以及之后 的学术 的发展也起到 了一定 的作用 。 说 到清初 陆王心学修正 的代表人物可 以说就数黄宗羲 了。黄宗羲字 太冲 ，浙江余姚人 。他是 王阳明的同里后学 。在 明末清初 的的斗争 中他 了解 到了 “ 经 世致用 ” 的必要 性。从 而对 明朝 末年 的政治 、经 济 、军 事、地理、做 出了一 系列研究 和论证为 的是要救亡 图存 。于是兴起 了以 博学多识为主的学术风气 。因此 ，古代 的大量藏 书重新 被搬出来 ，大量 图书的搜集 和整理 工作也在 明末清初时达到高潮 。为清代考据 学的发展 奠定了材料 基础。黄宗羲的学问影 响后来最大 的，在他 的史学。现行 的 《 明史》 ，大半是万斯同的稿本 ，而万斯 同的史学则是传 自黄宗羲 。而万 斯同觉得历史 一定 是建 立在 正确事 实 的基 础之 上 的，欲求 的历史 的事 实 ，就必须 用极耐烦 的功夫 ，在事 实 自身上旁 推反 勘 ，才 可 以得 到真 相。这一宗 旨也影 响了乾嘉 时期 的历史研究 。在学术史上黄宗羲的 《 明 儒学案》也 开了中国学案史 的先河。此外 ，还有 《 易学象 数论》 六卷 ， 为后来 胡渭 《 易 图明辨》 的先导 。《 授书随笔》一卷则是 阎若璩问 《 尚 书》 而作此告示 ， 是 阎若璩 《 古 文 尚书疏证 》 的先导 。这 两部 书都与 清代经学有关系。他对历学也 有一定 的研究 ，可见 黄宗羲是博 采众长 ， 这也是清初 学者的共同特 征。清代 学术 由此 而博 、大 、广。以上可 以看 出 ，不管是经学还是理学 ，对乾嘉 时期考据 学的影 响都是 十分 巨大地 。 他们为乾嘉考据学的建立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康雍时期 ，由于社会趋于稳 定 ，清政府专制统 治的加强。使政府 对文化学术的钳制较明末清初更加厉害。文字狱 和一些 镇压反清政府组 织活动的出现。使这一时期的学术一改明末清初 的 “ 经世致用” 和广博 的特点逐步走向对古文的辑佚 ，训诂 、校勘 、收集上 来 ，尤其是到 了乾 隆时期 ，文字狱的数量较康熙 、雍正时期明显增多 ，并 且获罪的原 因也 五花Ａ． ｆ ＇ ｑ，多数是因为文章 内有 看似诋 毁清政府 或乾隆本人 的意 向的。 都被看做是死罪被打入狱 。像王锡侯 《 字贯》 案 、这是对思想的无情的 压制 。因此这时的人们纷纷把视线转移到考据学上来 。 在康雍时期 ，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正在争斗融合的同时 ，经学进一 步发展 ，在乾隆时期战胜 了理学 ，从此经学超越理学成为显学 。统 治者 对经学的推崇一是清代考据学得以发展壮大的原因之一。乾隆从 刚即位 就开始进行对经书和史书 的官修编写工作。同时还颁谕 ，令儒 臣奏 承经 史 ，并举行经筵讲学 。还敦促士子 “ 究心经 学” 。并编写 中国最大 的丛 书 《 四库全书》 。从 这可以看出统 治者对学术 和思想 的影响 的巨大。我 想这也是经学可 以快速超越理学成为显学的原 因之一。 乾嘉考据学 ，它是 由众多学派影响 ，明末清初的学者搜集古籍 的基 础上 ， 有清代特殊 的学术环境 的影响下逐渐形成发展到乾嘉考据学 的规 模 的。所 以 ， 我们 以后在分析 问题 的时候都应该试着从多个 角度 ，多个 视角来分析 ，这样得 出的结论才更科学 ，更有说服力 。 （ 作者单位 ：聊城 大学）
清乾嘉学派终结原因论文
清乾嘉学派终结原因初探摘要：清乾隆、嘉庆年间，考据逐渐占据学术研究的主流，乾嘉学派随之而生并盛极一时。
此学派影响深远，至今犹存，但是作为一个学派乾嘉考据学在嘉道以后实际上已不存在。
本文主要从学派的自身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新的学术兴起的冲击三个方面来探讨乾嘉考据学派的终结问题。
关键词：乾嘉学派；考据；终结原因；自身危机；社会危机；今文经学中图分类号：k20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1005-5312（2011）18-0075-01清乾隆、嘉庆年间，考据逐渐占据学术研究的主流，在经学、史学、文献学等学科，学者治学以考据为尚，涌现出一批考据名家，学术史上将其称为“乾嘉学派”，并盛极一时。
乾嘉考据学，影响极其深远，乃至近现代仍然有着一代又一代的有为学者深受其益，但是作为一个学派，乾嘉考据学在嘉道以后实际上已不存在。
嘉道之际，考据学受到来自学派内外的冲击，面临着危机，使学派意义上的考据学终结。
然历来的研究多侧重其发生的原因、学术成果、代表人物、发展历程、历史贡献等等，涉及到对其作学派意义上的终结的研究却很少，尤其是关于其终结原因的研究。
本文主要从学派的自身危机、社会危机以及新的学术兴起的冲击三个方面探讨之。
一、内部：学派自身的危机乾嘉时期，乾嘉考据学在学术界占据了主流地位。
然而，即使是在全盛时期，考据学也孕含着危机因素。
（一）汉宋之争及其影响这一时期，汉学昌明，遍于环宇，但对汉学的批评却不绝如缕。
特别是崇尚宋明理学的宋学派更是对之攻击不遗余力，所谓汉宋之争未曾停息。
乾嘉考据学鼎盛，并不意味着其他的声音就不存在了。
事实上宋学派的反对声音从未断绝：一方面，程朱理学自为康熙帝推崇以来，一直作为官方哲学而高居庙堂；另一方面，科举考试依然是以程朱理学为主。
因此，执着于理学的大有人在。
他们对于“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微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自满之气”的现象，深表不安。
其中，以方东树的《汉学商兑》为集中代表。
他抨击汉学有“不知学之有统、道之有归，聊相与逞志快意，以骛名而已”；并直言“其有害于世教学术，百倍于禅与心学”。
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
20世纪的乾嘉考据学成因研究及存在的问题乾嘉考据学肇端于明末，形成于清初，鼎盛于乾嘉，式微于晚清。
于清初，鼎盛于乾嘉，衰落于晚清或道光以后”——存在显着差异。
它要求将以经史考证为本质特征和内容的乾嘉考据学作整体而系统的考察，抛弃“汉学”中心论和唯经学标准，对该学派形成于何时予以准确说明，在此基础上合乎逻辑地说明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及有关问题。
）作为考据之学，它与历代不同之处在于：“在考据学诸学科中，以小学为先导与枢纽，小学之中又绝重音韵学；四部书中经史子集兼治但又以经史为主；考据与义理兼治但又偏重考据；词章之学与释道之学被排斥在学术以外”。
简言之，在治学内容上以经史为中心，而旁及小学、音韵、舆地、天算、典制、校勘、辑佚、金石、辨伪等。
在治学方法上，胡适认为有四个特点：即历史的眼光，工具的发明，归纳的研究，证据的注重。
其实就是讲“实事求是”，重立言有据：一是证据(evid-ence)，一是依据(authority)。
考据之为一代学术的代称，为清代所独有。
它以其特有的风姿矗立在学术史上，瑰伟而神奇，从而成为继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隋唐佛学、魏晋玄学、宋明理学之后的又一学术奇观。
又由于经学历经了十余个世纪的开辟、流传、昌明、极盛、中衰、分立、统一、变古、积衰过程，至清代而回光返照，放一异彩，以超迈秦汉、傲视往哲的“绝学”之姿，使迄今为止的任何传统文化和学术都难以逃脱其光芒的强烈辐射和形塑。
几乎是随着乾嘉考据学的式微，对它的总结性探究即及身而至。
根据90年代初台湾林庆彰先生的估计，仅民初以来有关清代考据学的论文就在2000篇以上，其中有相当部分或直接或间接涉及到其成因问题。
论者多同意考证学的兴起涉及多方面因素，但因着重点和视角不同，结论又言人人殊。
黄克武先生在《清代考证学的渊源——民初以来研究成果之评介》一文中将其分为六类，虽不尽条贯合理，但内容却较周全，故本文先以此为线索对有关观点作一简要回顾和述评1.“考证学源于明末前后七子的复古以及杨慎、陈第、方以智等人个人的经历与博学的雅好。
乾嘉学派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的意义
乾嘉学派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的意义高静乾嘉学派亦称乾嘉汉学，或乾嘉考据学，因其于“乾隆、嘉庆两朝”，“正达于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故以乾嘉学派名之。
由于乾嘉学派是乾嘉时期占支配地位的学术流派，又是有别于其他历史时期的学术，是以反映清代学术特点的学术思潮，因而也有人以“清学”称之。
主要创始人是明末清初的大儒顾炎武，其后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阎若璩、钱大昕、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
其研究的对象上至天文地理，下至各朝规章制度的细节，但是总体特点是避免涉及与明、清有直接关系的事物。
乾嘉学派专门从事考据，把学术全部纳入考据的轨道，他们在考据和学问之间划一等号，反对宋明理学好发空论言之无物的弊病，走上从书本上寻找疑难问题进行考据的务实道路。
所以在思想发展史上，他们建树不大，在学术研究方面，却有一定的造诣和贡献。
一、乾嘉学派的治学态度与方法乾嘉学派在治学态度与方法上，既有承于前代考据学传统方法，也有其独特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其一，小学研究方法的先进性与科学化。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对小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先导作用的认识；二是古韵体系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三是运用古声纽研究方法；四是训诂学方法的精密与成熟。
其二，古书通例归纳法德客观化和规律化。
如：戴震校《水经注》是专书通例归纳的典型例证；专就某一书自身义例进行归纳，乾嘉时期影响较大的有惠栋《易例》、凌廷堪《礼经通释》和焦循《易学通释》等。
其三，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求证方法。
乾嘉学派提倡实事求是，反对凿空和株守。
乾嘉学者承此学风，论学立说，讲求有本之学，注重证佐，无征不信。
乾嘉学者主张治经之法，必先从读注疏入手，又主张突破其局限，求得真解。
同时，乾嘉学派奉行以经解经、以经验经的方法。
注重实践亲验与文献资料相结合也是乾嘉学派一贯奉行的治学方法，这种实践亲验的方法表现在天文、历算、地理、金石及名物之学方面尤为突出。
其四，博涉专精与综贯会通的方法。
博涉与专精相结合，综贯与会通相结合。
乾嘉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成就
乾嘉学派产生的背景及其成就乾嘉学派兴盛于清代乾隆、嘉庆时期思想学术领域中出现的学术流派，主要内容是从文字音韵、名物训诂、校勘辑佚等方面入手，从事经书古义的考证。
该学派以考据为治学，也称考据学、考证学、汉学、古学，又因其朴实无华而被称为朴学，这是就该学派的学术特色而言的，这一学派不仅主宰了清代学术界一百多年的时间，而且对此后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
一、产生的背景1.政治：清代康雍乾时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社会稳定，国家统一，此时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在政治上得到确立和巩固，形成了政治上近百年相对安定的局面，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创造了稳定的政治环境。
2.经济：康雍乾时期的社会经济，无论是农业、手工业与商业都有长足的发展，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发展和兴盛，提供了物质基础。
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蓬勃勃兴盛发展，正依赖于康乾盛世所奠定经济基础。
3.文化：清初统治者比较重视和提倡封建学术文化，大力倡导和编纂各种典籍。
从康熙到乾隆，几乎对所有儒家经典都重新进行了疏解、汇编和刻印。
同时，又以巨大的人力、财力编纂各种大型图书，诸如《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
这些大型图书的编纂，既使当时许多著名的汉学家如纪昀、戴震等学者的学术思想得以施展和发挥，又为更多的人提供了读书治学的资料、工具书等便利条件。
清初兴起了批判理学的思潮，这一思潮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
而清朝统治者由于推行文化专制主义，大兴“文字狱”，使清初形成的批判理学思潮逐渐抛弃了其经世致用的宗旨，只保留了朴实的考经证史的一面。
这就为尔后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的逻辑和依据。
二、在史学方面的代表性成就乾嘉学派是个统称，其中可分出“吴派”和“皖派”两大学派。
1.吴派吴派以惠栋为代表，他们的学风即搜集汉儒的经说，加以疏通证明。
它的特点是“唯汉是信”，即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
凡属汉学，就一概予以采纳而加以疏通解说。
乾嘉学派研究与乾嘉学术文献整理
综上所述，整理和研究乾嘉学术文献，在推进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的研究中，其重要意义略可窥见。鉴于近一二十年间的乾嘉学派研究，起步甚速，文献准备似嫌不够充分。因此未来一段时间，在这方面切实下一番功夫，或许是有必要的。谨以此就教诸位，如蒙赐教，不胜感激。
最近十余年间，乾嘉学派和乾嘉学术研究一直为治清代学术的学者所关注，并已取得若干成果，似呈方兴未艾之势。当前面临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把此项研究向纵深推进？笔者认为，当务之急是进一步做好学术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工作。
学如积薪，后来居上。正是凭藉前哲时贤的深厚积累，王绍曾主编的《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李灵年、杨忠主编的《清人别集总目》、柯愈春编纂的《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也并肩比美，联袂而出。三书或集合同志，或独力纂修，历时十数年乃至数十年，终成里程碑式的巨著，为学术界做了功德无量的事情。
辑录乾嘉时期著名学者集外题跋、序记、书札等佚文，区分类聚，整理刊布，是一桩既见功力，又有裨学术研究的事情。晚清以降，诸多文献学家相继辑录顾广圻、黄丕烈二先生群书题跋，已开风气之先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陈垣据尹炎武所获钱大昕集外家书十五函，逐函加以精审考订，更为学界一时推尊，赞为“励耘书屋外无二手”。尔后，虽间有学者承先辈遗风，辛勤爬梳，惟因兹事难度甚大，成功非易，久而久之遂几成绝响。九十年代中，陈文和主持整理编订《钱大昕全集》，专意搜求潜研堂集外散佚诗文，纂为《潜研堂文集补编》一部，辑得诗文凡八十余首。古朴之风再现，不啻凤时，正值陈鸿森著《钱大昕潜研堂遗文辑存》发表，不谋而合，相得益彰。据悉，近一二十年间，陈鸿森不惟勤于辑录钱竹汀先生集外佚文，而且其朝夕精力所聚，几乎皆奉献于乾嘉学术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就笔者拜读所及，经陈先生精心辑录成编者，尚有《潜研堂遗诗拾补》、《简庄遗文辑存》、《简庄遗文续辑》、《段玉裁经韵楼遗文辑存》、《王鸣盛西庄遗文辑存》和《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等六种。其中，《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三卷抄存芸台先生集外遗文多达一百三十三篇。其所费劳作之艰辛，成果学术价值之厚重，丝毫不让当年《研经室集》之结集。1993年5月，中华书局整理刊行之《研经室集》未审出于何种考虑，失收再续集诗文。他日若能再版，补其所阙，辅以陈鸿森著《阮元研经室遗文辑存》，则珠联璧合，尽善尽美矣。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
浅谈乾嘉考据学成因11级图专二班徐清致学号2011302480065 考据又称考证、考正、考核、考信、考订、考鉴等，其初义是指对人或事物进行稽考据以取信。
[1]考据学则是一种治学方法，又称汉学、朴学或考证学，其主要的工作是运用一定的方法或者手段，比如归纳法、矛盾律等，对传统古文献进行考据，包括对传世古文献的整理、考订与研究，对文献记载中有阙漏讹误者加以考订补正，或者对各种不同文献中对同一名物制度的不同解释进行厘清，去伪存真，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
其学包括文字、音韵、训诂、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辑佚、注释、名物典制、天算、金石、地理、职官、避讳、乐律等学科门类。
而乾嘉时期，是中国封建统治繁荣鼎盛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逐渐走向衰亡的阶段。
从学术史的角度看，清代是中国学术的黄金时期，各种思想、学说汇集于此，呈现一派繁荣的景象。
清代的学术史经历了先秦诸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的积淀，终于集大成。
有人说，清是中国学术的延续期[2]。
不仅如此,，清代学术还是由传统学术逐渐向现代学术的转型期。
而乾嘉时期的考据学凭借其独特的时代优势, 在清代学术史乃至中国学术史上充当着一位起承转合的摆渡者，研究者将它与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以及宋明理学相并立，是研治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不可逾越的一座高峰。
近代以来的学者如梁启超更将其视为“中国的文艺复兴运动”，对乾嘉考据学的理论和成就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梁启超曰：“乾隆、嘉庆两朝，汉学思想正达于最高潮，学术界全部几乎都被他占领。
”[3]那么，考据学为何在乾嘉时期成为时代主流学术思潮？又为何凌驾于其他学术之上呢？就笔者视野所及，目前涉及到乾嘉考据学形成原因的专著主要有清代皮锡瑞的《经学历史》，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钱穆《国学概论》，林庆彰《明代考据学研究》，余英时《历史与思想》，漆永祥《乾嘉考据学研究》，王俊义，黄爱平《清代学术与文化》，张国刚，乔治忠《中国学术史》，杨东莼《中国学术史讲话》，关长龙《中国学术史述论》，任嘉禾《考据学新探》等。
乾嘉学派语言学研究
乾嘉学派语言学研究
乾嘉学派，又称“乾嘉之学”，是清朝前期的一个学术流派，以对于宋明理学的反思与批判为主要特色。
乾嘉学派重视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尤其偏重于训诂、校勘、考据。
这个学派的学者们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在继承传统语言文字学研究成果的同时，又吸收了新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开创了语言文字学研究的新局面。
乾嘉学派的代表人物有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等人。
他们通过对古代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深入探讨了汉语的语音、词汇、语法、语义等方面的问题，取得了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
例如，戴震在《声类表》中对于汉语声母的分类和归纳，以及在《方言疏证》中对于各地方言的调查和分析，为汉语语音学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段玉裁在《说文解字注》中对于汉字的构造和演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对于汉字的字义和用法进行了详细的解释，为汉字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王念孙、王引之等人则在古文献的校勘和注释方面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们的研究成果对于后人研究古代文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的来说，乾嘉学派的语言学研究在清代乃至整个中国语言学史上都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他们不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同时也为
后人提供了新的学术思想和研究方法，为汉语语言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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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乾嘉学派形成原因与学术分野研究综述胡凡清代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以经学为中心，涵盖史学、文字、音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历算、金石乐律、校勘、辨伪、目录、辑佚等各个学术领域，以重视实证、长于考据为宗旨和治学特征的乾嘉学派，无疑是中国学术思想史的一座高峰，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术界对乾嘉学派进行了诸多研究，既有个案深入的探讨，又有不同学术观点的争鸣，取得了超越前代的成就。
笔者不揣浅陋，仅就近20年来关于乾嘉学派的形成原因和学术分野两个方面的研究状况作一综述，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关于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探讨对于80年代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研究状况，赵永春已进行了总结，大致将其概括为如下几种：其一，清廷高压政策为主说。
这是传统看法，认为清朝统治者实行残酷的民族高压政策和反动的文化政策，屡兴文字狱，迫使多数学者为逃避政治迫害而埋头于训诂考据之中，最终形成乾嘉学派。
其二，远因近因说。
远因可以追溯到汉代学者的整理文献典籍、中国史学的疑古传统、宋明理学的空言心性、清初考据学的兴起；近因既有学者怵于文网周密、大狱迭兴等现实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康熙以来较长期安定繁荣的温床，使学者能安然恬适地沉迷于故纸堆中。
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
认为文字狱与考据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而康、雍、乾时期政治上的稳定统一、社会经济的发展繁荣，统治者对封建学术文化的大力倡导是乾嘉学派产生并蓬勃发展的根本原因，它是康乾盛世的产物。
其四，历史原因（远因）为主说。
具体有三点：第一，宋元以来的唯心主义理学流于空疏，明末清初的学人痛感空谈误国之害，转为“经世致用”的学术工作，开启了乾嘉学派之风。
第二，宋学开创了疑古辨伪的风气，为乾嘉学派所继承。
第三，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数理逻辑方法给乾嘉学派输入了新鲜血液。
其五，封建学术内在矛盾为主说。
认为稳定统一的政治环境、繁荣昌盛的经济盛世、残酷的文字狱政策和统治者的关心提倡，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外在条件，主要决定着学派量的形成。
而封建学术内在矛盾的发展，即明代理学家继承了历代经学发展的弊端和不断产生出新的糟粕，形成了否定自身的质变因素，这是乾嘉学派形成的内在根据，内因外因的统一乃是乾嘉学派形成的真理。
在上述讨论中，先师李洵先生独辟蹊径，提出乾嘉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主要不是由于康、雍、乾的“盛世”，如果将其放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去考察，就会看到，无论中外，考据学派都是产生于资本主义萌芽的历史阶段中，本身应该是近世启蒙运动的一部分。
乾嘉时期的许多学者并非沉湎于故纸堆，而是为了社会改革才去考据的。
[1] 进入90年代以后，在前段讨论的基础上，学者们对乾嘉学派形成原因的认识又有深入的进展，具体表现为如下几种观点：其一，多种因素说。
漆永祥在《西北师大学报》1991年第2期发表了《乾嘉学术成因新探》一文，认为乾嘉学术的发达是多种因素所致，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数千年来文献典籍讹谬相传，非校勘不可卒读；乾嘉学者以校理群籍、恢复传统文化为己任，以经世致用为目的，从而构成乾嘉学术的特殊价值和人才主体；同时，这一时期小学、目录、版本、校勘等学科的迅速发展以及乾嘉学者实事求是的学风、归纳推理的科学方法、深厚的家学师承渊源、清廷佑文政策等，都是导致乾嘉学术全盛的重要原因。
在此研究基础上，漆永祥博士学位论文《乾嘉考据学研究》，立足于“将乾嘉考据学视为既是中国古代学术史上较盛的一代学术，又是学术史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畸形’甚或‘反动’的学术；将乾嘉考据学家视作有血有肉、直面人生的学人，而不是在淫威或屠刀之下苟活残喘、无有灵魂的僵尸”[2]的观点，以二章近6万字的篇幅详细论述了乾嘉考据学的成因，其中心思想是“在把握学术内部嬗变规律的同时，兼顾对当时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环境以及乾嘉学者自己言行的探寻，力图得出合乎历史事实的解释”。
[3]他认为考据学萌于先秦，成于两汉，一盛于南京，再盛于清乾嘉时期。
其次，他从古籍错讹炽盛与学术文化日趋繁荣之间的矛盾进行分析，认为对传世古籍进行大规模整理研究已成为一种客观需求，势在必行，这种客观需求与乾嘉学者的自觉活动合而为一，遂成为乾嘉考据学发达的重要成因之一。
第三，他分析了实事求是、学宗汉儒风气的形成，认为对宋学贬斥与对汉学的提倡使民间学术界将此贯穿于治学及立身制行之始终，实事求是成为品量学术、评价时贤的主要标准与原则，并迅速向全国范围弥漫开来。
第四，他一反过去将乾嘉学者描绘成避祸苟活者的形象，通过对乾嘉学者积极入仕、反对归隐，反对结社、卑弃讲学，排斥释道、反对享乐等积极心态及致用观念的变化进行考察，认为乾嘉学者将正本清源、董理群籍作为自己终身的事业，在古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上做出了极大的成就。
第五，他分析了乾嘉时期的社会状况，认为当时安定的社会环境和繁荣的国内经济以及清廷的“稽古佑文”的文化政策——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成为乾嘉学派形成的重要外部条件，遂使考据学达到全盛。
第六，他对三种观点进行了驳论，一是在乾嘉时期疑古辨伪之风逐渐走向了消歇，因而与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并无必然因果联系；二是认为西学方法对当时学者影响不大，且影响也仅限于天算学范围之内，不可任意夸大而失实；三是清廷的禁书与文字狱，可以对乾嘉考据学起一定的消极影响，但乾嘉考据学的兴盛，应该说与禁书和文字狱并无直接的因果关系。
其二，内在逻辑说。
1991年，由王戎笙总负责的《清代全史》出版，陈祖武为该书撰写了学术文化部分。
他认为，清初的批判理学思潮之所以能够成为乾嘉汉学的先导，是为其自身的内容及其所反映的历史特征所决定，这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思潮：一方面它以经世致用为宗旨，对理学进行批判和总结，这对于打破几个世纪以来理学对思想界的束缚具有积极意义，是一个进步性的思潮；另一方面，清初思想家对理学的批判又具有浓厚的法古倾向，他们用以批判理学的思想武器是较之理学更为古老的汉代经学，由此而导致知识界在方法论上逐渐抛弃宋明理学的哲学思辩，走向了朴实考经证史的途径，从而为乾嘉学派的形成在理论思维上提供了内在逻辑依据。
随着历史的发展，“尤其是清廷封建文化专制的加剧，批判理学思潮的上述两方面特征都发生了地位的转换，朴实考经证史最终成为其主要方面，而经世宗旨则继响乏人”。
于是中国儒学“只是以一次‘研究法的运动’，走向对传统学术的全面整理和总结。
迄于乾隆中叶，伴随着封建国家经济的发展，社会的相对安定，考据学终于风靡朝野，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继宋明理学之后的主要学术流派——清代汉学，即乾嘉学派”[4]。
他在1992年出版的专著《清初学术思辩录》中继续申述了上述观点，要求“从中国儒学自身发展的矛盾运动中去把握问题的本质”。
[5]其三，康乾盛世为主说。
这是王俊义一直坚持的观点，除了80年代已经发表的文章外，在1993年10月出版的他与黄爱平合著的专著《清代学术与文化》中，又作了深入的阐述。
他指出：探索乾嘉学派产生兴盛的原因，除了要考虑到明末清初为反王阳明学派导致的空疏学风，学术界逐渐由虚趋实，顾炎武等提出重调查、重考证的经世学风，一步步发展演变为乾嘉考据学这一学术思潮本身演变的内在规律外，还应更多地从物质经济基础中去寻找。
当然，也要考虑到政治上的原因，需要联系当时整个社会形势，而不能只看到一点而不顾其他。
他通过对康乾盛世社会状况的分析，认为政治上的稳定统一为学术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环境；经济上的发展和繁荣为学术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而康、雍、乾等帝王从维护其统治地位出发，都比较自觉地倡导“稽古佑文”，“崇儒重道”，发展传统的汉族文化；乾嘉学派之所以能蓬勃发展起来，正是由上述原因所促成。
他批评了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设问“如无康乾盛世时期雄厚的物质基础，怎能编纂刻印《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等那样浩瀚的类书和丛书及各种通志、通典和通考？如无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乾嘉学者又怎能经年累月、怡然自得地‘皓首穷经’？应该说，康乾盛世是乾嘉学派产生发展的根本原因和条件。
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无康乾盛世，也就没有根深叶茂的乾嘉学派。
如果只从文字狱角度来说明乾嘉学派的风行，许多问题便难以作出符合历史实际的解释”[6]。
1995年，王俊义再次申明自己的康乾盛世为主说，批评传统的文字狱导致乾嘉学派产生的观点。
与此同时，他还对陈祖武的内在逻辑说提出了不同看法，他说：“这些学者提出的颇有道理的见解，在一定程度上补充了持康乾盛世产生乾嘉学派说论者之不足，不过他们也只是着重强调了从学术本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去分析乾嘉学派的产生，而将所谓的外在因素视为可有可无、不足轻重的位置，乃至于仅是附带提及而已，却忽略了乾嘉学派产生的客观基础和时代性，难免有就思想论思想，甚至有本末倒置之嫌。
”至于对“康乾盛世”说的诘难，他也进行了辩驳：他承认各个时代的学术思想究竟以什么样的内容和形式加以表现，要以不同时代原有的学术思想资料为出发点，要与当时的学术思想发展趋势相联系，清代之前中国历史上的各个盛世并不存在由宋学（理学）向汉学（考据学）转化的内在因素，当然不可能出现象乾嘉汉学那样的考据学，其辩驳之点在于：不能由此进而推论康乾盛世不可能导致乾嘉学派的产生。
“这是因为，当时除康乾盛世提供的客观环境外，还存在着由宋学向汉学转变的思想资料及其学术思想发展趋势”。
就此而论，明末清初出现的反理学思潮，无疑是乾嘉学派产生和形成的内在思想因素。
王俊义在文中还谈到自己的认识：“历史上各种学术思潮的产生和勃兴，往往是多种错综复杂的历史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在探讨乾嘉学派产生、形成及其走向兴盛的原因时，只有客观的、全面的将内、外在因素结合起来，并进行综合的分析考察，才会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只强调内在或外在因素的某一方面，都难免有顾此失彼之嫌；从多元性的思维方式去考虑问题，看来是解决乾嘉学派成因问题的发展趋势。
”[7]其四，远因近因说。
这一观点由陈其泰继续坚持，他在《乾嘉考据学风的形成及其文化意义》一文中分析了朴学盛行的学术背景和社会条件，认为“从学术文化发展的渊源说，乾嘉时期考证学的特殊繁荣有它的远因和近因。
”[8]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司马光的《通鉴考异》、欧阳修、朱熹的辨伪之作等，即证明当时已开始出现考证的风气，这是乾嘉朴学兴起的远因；清初顾炎武等人的重视，则是朴学兴盛的近因。
而康熙以后的时代，恰恰提供了这种趋势得以发展的社会条件。
至于清朝统治所起的作用，从好的方面说，康熙以后有较长时间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为学术工作提供了物质条件，从而成长起为数众多的专门学者，竞相著述。
乾隆时开四库馆，修《一统志》、《续三通》、《清三通》、《会典》等大的文化举措，都集合了大批文人参与其事，对整理文献起到提倡作用；从坏的方面说，是专制主义淫威的逼迫，使聪明才智之士堵死了关心现实政治的道路，只好转向学术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