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经济史比较的新探索——兼谈加州学派在研究范式上的创新

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的比较研究，一直是海内外学者为之如痴如醉重大课题。

被称为“加州学派”（california school）的新一代经济史学家再次带给国际学坛的震撼。

李中清、王丰《人类的四分之一：马尔萨斯的神话与中国的现实》、王国斌《转变的中国——历史变迁与欧洲经验的局限》、弗兰克的《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彭慕兰的《大分流：中国、欧洲与近代世界经济的形成》等[1] ，都以其全新的视角、方法与成果产生了很大影响，大多获得美国学术奖项[2] 。

以上述学者为代表，构成了迅速崛起的“加州学派”[3] ，该学派因其代表人物集中于美国加州而得名，其实并不是一个封闭的地域性学派，更重学术理念。

加州学派以一批活跃的少壮派社会经济史学者为主，他们研究领域相互交叉渗透，彼此交游密切，不断切磋论辩，相互呼应，已经在国际经济史学界形成强大冲击波。

大致简单说来，加州学派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从研究范式的高度反思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学术理论与方法。

第二，世界经济体系与全球化不是欧洲最初建立和推动的。

第三，注重中国研究，并将中国置入世界历史的范围之中探究中国与外部世界的联系，以突显中国历史的重要性，进而由此检验基于西方历史的观点与理论。

第三，注重比较研究，比较视野从以往的文化差异角度转向中西社会经济发展道路并检讨传统学术。

本文结合加州学派及相关学者的成果，评述其主要观点与创新，并探讨研究范式方面的突破。

一、大分流
李中清与王丰、王国斌、弗兰克的新著都已有中译本出版，在国内产生相当大的影响，黄宗智的著作[5] 在中国流传更早，本文不作专门评论。

彭慕兰新著中译本尚未付梓，本文作一简单评述，并介绍围绕该书的学术争论。

与王国斌、李伯重一样，彭慕兰也主张18世纪以前江南与英国之间的经济成长方式大体类似，同属于“斯密型成长”模式，他还认为中国岭南、日本、印度、东南亚也不例外。

彭氏极具原创性的观点是，整个18世纪传统世界各核心区都相对面临土地密集型产品的地区性短缺，中国与日本的核心区生态环境并不比西欧糟糕，唯欧洲因海外殖民地与新能源的开发而成功地避免了本土的生态制约与马尔萨斯制约，中国内地与其他亚洲外围区则不能。

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着既往道路继续走下去。

结合经济史与生态史的比较，他还试图评价世界几个区域不同社会、政治和文化发展道路的价值，并反思这些区域间联系的意义，他强调世界经济起源于各地经济相互影响，而不是“发达”的欧洲简单强加于世界其他地区的，这一论调显然受到弗兰克的启发：不是欧洲造就了世界，而是世界造就了欧洲。

工业化进程与中西分异，长期以来国内外学者从地理环境、社会、经济、思想文化、民族心理等各个层面广为探讨。

以往的主流观点认为，工业革命前欧洲经济迅速变化发展，而中国经济停滞衰退，两地经济成长方式具有很大的差异。

彭氏则反驳了西方学者关于欧洲相对中国的差异论与优越论，认为在生活水平、消费能力、农业与工业发展、要素市场等方面中西颇多相似之处，直至1750年欧洲至少并不比中国先进，实际上中国江南还要更发达一些，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等方面欧洲也并不比中国更有效率。

两相对照，工业革命前的中国与西欧，既不存在经济发展水平的高低，也不存在经济成长模式的优劣，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水平与经济成长模式不是工业革命发生的原因。

既然如此，究竟是什么导致了中西经济发展的分异？这意味着中西比较必须加以重新审视，不仅从观点上，而且从研究范式上。

为了便于深化比较研究，他聚焦于江南与英格兰。

传统主流观点认为，英国模式在经济发展道路与社会形态的演进必然导向工业革命，具有普遍性，但欧洲经济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却论证了工业革命并非英国传统经济演进的必然结果。

而荷兰模式、江南模式在早期工业化中更具典型性，英国道路实际上具有特殊性。

中国的江南地区与英国以及欧洲最具可比性。

江南与英格兰的经济成长方式，同属斯密型动力，即通过市场实现劳动分工与专业化的优势
和利益，市场扩大，经济成长的空间越大。

传统主流观点认为，市场与商品经济的发展及其所带动的专业化与分工的扩大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根本性因素，庞大的殖民地市场是其强大刺激。

在此之上又顺理成章地推导出，中国没有发生工业革命就是因为市场不发达，缺乏英国一样的海外市场。

李伯重有力挑战了这一观点，他认为明清时期形成了全国市场[6] ，它为全国经济中心江南所提供的广阔市场，即使拥有广大殖民地的英国也不能与之媲美，如此，江南与英国的市场差异说也就不攻自破，因为，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地市场，还是江南所依托的外部市场，在本质上都没有任何区别。

不仅如此，作为东亚经济中心的江南所拥有的海外市场也相当广阔。

彭氏认为殖民地的作用主要不是传统观点所揭示的为英国提供了工业品市场，而且单就市场本身而言，中国的市场更接近于斯密型的自由竞争模式，生产要素包括土地与劳动力的流动都是西欧无从比拟的。

彭氏此论，其他欧美学者亦早有类似的观点，伊懋可、罗友枝甚至认为，明清中国市场是一种过度竞争的市场。

[7] 这样一来，市场推动工业革命论自然难以立足。

由于江南所依托的国内市场比英国及其殖民地市场更为广大，并更具自由竞争意义，如果斯密型动力能够导致工业革命的话，江南应该比英国更具优势。

市场因素不仅不是双方的差异，相反是其共同基点，那么，差异在哪里？
彭氏认为西欧在各项经济指标上几乎不具备独有的内生优势，唯一的优势是煤。

英国的煤矿位于经济核心区，不像中国一样远离最发达的江南，而且其地质状况与中国主要煤区山西也不同，英国煤矿含水量大，蒸汽机发明最初就是为了开采时不断抽水，进而演进为最重要的动力机。

山西煤则干燥，与之相伴的技术进步主要是通风技术，不能造就蒸汽机的伟大发明与应用。

像英国一样通过煤刺激工业化，在中国没有发生，缺煤的印度也没有，荷兰也没有。

近代经济体系，实际上是从传统“发达的有机经济”转变为“以矿物能源为基础的经济”，英国通过煤铁等矿物能源的大开发，催生出工业革命。

不是市场，而是煤铁等物质条件及在此基础上工业结构的差异与趋势，导致江南与英国的分野。

这种观点粗看起来让人心存疑虑。

事实上，这是合乎逻辑的，在现代化交通运输问世以前，物质资源与地理条件对地区产业结构的制约是至关重要的。

欧洲很幸运，煤矿丰富，新型的能源密集型工业得以发展，另一关键因素则是欧洲与新大陆的贸易。

传统观点认为殖民地的作用在于开辟了工业品市场，彭氏认为更主要地是为英国提供了丰富的原料与资源，因而广大的殖民地虽然不是从市场来推动工业革命，却从另一个层面产生诱因。

来自殖民地丰富而廉价的棉、麦、肉、木等土地密集型产品，使欧洲节省了土地和森林，能够集中从事能源开发与其他生产，成功地缓解了生态制约，从而有力地推动了工业革命。

同时殖民地吸纳了6000万欧洲剩余人口，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海外殖民地。

这使得西北欧人口急剧增加，并脱离土地，专门致力于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而不是朝着传统有机经济产出最大化的方向继续努力。

煤和新大陆使得欧洲走上了资源密集型与劳力节省型的道路。

全球化联系使欧洲从美洲获得丰富的初级产品，与此形成对照，亚洲外围区无一能与之相比。

1750年后，东亚内陆尽管人口大增，工业繁荣，但这种增长阻碍了这些外围区向长江三角洲核心工业区输出重要资源。

中国内陆外围区能够寻求进口替代品，相对缩小了中国工业中心区的商品市场，提高了核心区从内陆外围区进口原材料的价格。

[8] 核心区土地密集型产品的需求不断增加，只能被迫沿着劳动密集型与资源节省型道路继续增长。

如果欧洲不能从地下和海外的资源中获利，欧洲也只能沿此道路继续走下去。

二、大辩论
加州学派挑战主流的创新，使其每一部重量级著作的问世都带来国际学坛的热烈讨论，李中清、弗兰克各自的著作就是如此，彭氏新著为加州学派带来新的大争辩。

彭氏新著在西方学界引起强烈反响，中国研究、欧洲研究、生态史研究等领域的学者纷纷撰文介绍、评论或商榷[9] 。

围绕彭氏新著的争论，实际上远远超出该书本身，而涉及到彭氏所引用的众多其他
学者的成果与材料分析，特别是李伯重与李中清的研究，更牵涉到中西比较尤其是英国与江南比较的诸多重大问题。

李中清的著作，虽然在此之前已有不少评论和商榷，但其震撼仍在延续，此次争论中仍成为热点。

因此，这次大辩论可以说是加州学派中西比较研究的一次大检阅。

2002年6月3日，洛杉矶加州大学（ucla）“社会理论与比较历史”中心举办了一次别开生面的研讨会：题为“大分流？：中国与欧洲经济发展与不发展的根源”。

围绕彭慕兰与李中清各自的新著展开针锋相对的论辩，与会者达百余人，而论辩的双方是清一色的加州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