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道德集权民主制的再探讨
领导力中民主与集权的平衡
领导力中民主与集权的平衡作者：David De Cremer和田涛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人们纷纷开始讨论金融机构需要哪种类型的领导力，才能牵引组织顾及所有利益相关人的利益，而非仅仅考虑股东的利益。
近年来，关于如何提升领导力有效性的讨论已从金融行业延伸至汽车业等其他行业。
2016年让人始料未及的美国大选及英国脱欧使得政界也开始关注这一话题。
但不管是哪个领域，有关领导力的讨论都有一个共同的话题，即民主作为一项决策工具是否已经到达了极限，是否有必要引入更多集权？同时，也有人担心集权式领导是否会导致社会和企业失去其原有的凝聚力。
这些讨论对当今企业如何在提升员工归属感的同时，实现民主与集权的最佳平衡这一重要课题有着重要的启示作用。
随着呼唤人性回归职场的声音越来越多，人们也越来越认识到提升员工归属感的重要性。
在这个财力匮乏的时代，为提升员工的积极性，企业更多地关注与员工建立情感上的联系，让他们觉得受到重视，是企业的一份子。
领导力在组织中扮演着重要作用，有助于提升员工的身份认同感，让员工觉得公司和领导能够接受和包容他们的优缺点（即具有同理心的领导力）。
这一点与传统观点认为的领导者在组织中的影响力有所不同。
传统观点认为，领导者的影响力主要体现在其对有形结果（钱）分配的决策权上。
这种通过有形结果的分配来看待领导力的作用有两大局限性。
首先，容易让人过多地将领导力与权力联系在一起。
其次，会使员工陷入一种力争输赢的境地。
无论是根据权力来定义职场关系，还是以最终的分配结果来定义输赢，都不利于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反而会有排挤员工的感觉。
东西方领导者面临的一大共同挑战？如今，传统观点似乎又开始回归到大众视野中，人们开始思考是否有必要在民主化的决策系统中引入一定的集权。
批评人士指出，集权的做法不利用培养员工的归属感，对高效领导力是一种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领导力的这种讨论不仅发生在西方国家，在亚洲，尤其是中国，类似的争论也同样存在。
中西民主制度的两次历史分野_兼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必然性
摘要：中国与西方在民主制度上经历了两次历史分野。
第一次分野发生在各自国家的起源时期，西方走向城邦民主制，中国走向专制集权制；第二次分野发生在近现代，西方选择三权分立体制，而中国选择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这两次分野是一系列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造成的，并导致中西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
同时这两次分野也表明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符合中国现实国情和历史传统，是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
关键词：民主制度；历史分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三权分立中图分类号：D034.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0544（2011）01-0046-04中西民主制度的两次历史分野———兼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在中国的必然性潘传表（上海大学法学院，上海200444）现代政治文明的演进和传播，使民主日益成为一种神圣价值，以至于当今的任何一种政权都必须从“民主”那里取得合法性。
然而，民主的神圣性并不意味着民主的现实性，民主要成为一种现实，必须依赖一种有效的民主制度的支撑。
在现在的中国，这个支撑点就是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历史上，中西的民主制度经历了两次大分野，这是由一系列历史的和地理的原因造成的，而这两次分野的后果导致中西走上不同的政治道路。
一、第一次历史分野：城邦民主制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人类最初的社会形态是原始社会，在原始社会里，原始人对社会事务实行民主管理，这是原始民主。
随着国家的产生和发展，原始民主逐渐消亡。
在西方，代之而起的是城邦民主制，以古希腊城邦国家雅典最为典型；在中国，代之而起的是邦国封建制，以西周的分封制最为典型，并在秦朝发展成为专制集权制。
这是中西民主制度的第一次历史分野。
城邦民主制施行于古希腊多数城邦国，以雅典最为典型，其鲜明特征有：直接民主、主权在民、轮番而治、抽签选举和多数决定等。
城邦民主制极大地调动了城邦公民的政治热情和聪明才智，造就了城邦的繁荣与强盛。
然而，城邦民主毕竟只是人类刚迈入文明社会时期的产物，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缺陷。
中西方政治制度不同
竭诚为您提供优质文档/双击可除中西方政治制度不同篇一：中国政治制度与西方政治制度有何区别东西方的政治制度最本质的区别是工作方式，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往往通过十几天的会议议程，解决全中国一年里各项工作地实施与落实。
而西方议会则是全年都在争论不休与平衡各方关系中度过，一年间只有十几天是给西方老百姓干实事的。
中国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政治的最高权力机构，人大代表是通过选举与协商产生出来的，他们来自于人民，他们从事各种工作，包括了社会各方民众，代表了最广大社会群体，充分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
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不像西方是两党制或多党制，中国共产党的党员同样来自于人民，他们是行业的标兵模范，他们也是社会的精英人士，他们更是普通的老百姓。
他们有高尚的道德情操，他们有明确的政治主张，崇高的社会责任告诉他们，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一名中共党员的基本要求与历史任务。
党员就是要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从人大会议现场的掌声，世人就能看到，掌声来自人民，掌声同样也是送给全体中国人民的，中央政府是人民的政府，是给老百姓做事的政府，只要是人民群众主张的国事，中央都要尽责去办。
同样掌声是真切的、鼓舞的，不会像某些西方人士理解的那样，假惺惺是人为制造出来的？我们理解西方的看法，那是因为，他们的掌声，来自于他们的支持者，反对者是不会给他们掌声的，他们分的是派别，即使政府做出决议，也只是代表了一部分人的主张，他们是利益攸关的社会，社会分崩离析，各方势力角逐，争的是权力，争的是能给自己代表的团体谋到利益，并不是给国家和社会做出什么贡献与付出。
中国从没有主张过，让别的国家学习中国怎样为人民谋福祉的政治制度，但世界上越来越多的国家，理解并认识到了中国社会的这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制度。
他们正在探索与学习，包括中国从社会中选拔干部而设的党校这一重要举措。
民主与集权
美国会依靠自己雄厚的资源实力大力援助实行自由民主的小国，因为那样会使那些小国安分守纪，不思进取，不寻求成为大国，不会对美国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这对美国是很有利的。对于那些小国来说，放弃部分主权和成为独立强国的希望，换取美国的援助而获得平民大众的富裕生活也许并非坏事（对于那些“人权高于主权”论者来说），但是美国不可能真心有效的援助俄国、中国和印度这样的大国，因为这些大国与它的规模相当，援助它们达到它的经济水平，是它力所不及的，而且那样会对它自己造成巨大威胁。正因为如此，俄国在听信谗言之后吃尽了苦头，印度也一直远离富裕。对于这些大国来说，就算想像日本、德国那样靠牺牲国家主权换取美国的援助，把人民幸福置于民族国家强大之上也不可得。中国的国情与西欧日本截然不同而与俄印类似，因此西方民主在中国也同样不可行。西方那种极度重视个人自由、纵欲糜烂的生活方式不可能在中国这样的国家推广。中国政府说的“中国的问题只能靠我们自己解决（大意如此）”虽只是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其中包含的道理却是深刻的。
事实上，因为美国是当今头号强国，在全球有着主导地位，所以它必须极力压制地区性大国的崛起对其全球霸权构成威胁，而中国是最有潜力成为其霸权威胁的国家，所以它必须或明或暗、不择手段的压制、削弱中国，而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必须反击。这与道德完全无关，纯粹是利益与实力的问题。
主张实行西方民主制度的人也是一样，他们只看到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发达，就天真的认为中国若是走它们的路也会发达。我以前已经多次说过，美国的强大主要是由于其辽阔的版图、丰富的资源以及远离战乱的地理位置。而西欧小国和日本、韩国的富裕则在很大程度上是美国大力援助的结果，作为代价，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控制：“当今世界除了美国，从来没有一个民主国家同时也是强大国家（有的只是英国、日本、韩国这样在军事、外交上唯美国马首是瞻的国家，和法国、德国这样根本走不出欧洲的国家）。” 民主制度以平民大众的意志为最高准则，这就必然难免短视，只注重追求安逸的生活，而难以产生远大战略性的政治策略。美国先天条件得天独厚，所以尽管受到民主制的极大制约，而仍然能够成为世界霸主（虽然还远未达到与其先天条件相称的水平），能够一方面使人民纵情享乐，极大的消耗资源，一方面又有足够的剩余资源能使国家对外称霸，同时通过其世界霸权，剥削第三世界国家来维持其纵欲生活。
与民主社会主义并随而行的集权主义
与民主社会主义并随而行的集权主义！在十九世纪的欧洲开始了政治民主运动，但是封建社会关系在欧洲大多数地方都延续到一战结束，而民主制度的传承是缺乏的；而且——直率地讲——反启蒙在阻止它的意识形态的对手的霸权这一方面是成功的。
不过尽管如此，启蒙理念仍旧拥有群众基础。
社会主义劳工运动很快出现，在十九世纪最后十五年中，承担起一种双重负担：它的工人阶级决定实现传承自资产阶级的普遍主义自由主义的政治价值观，同时它还要拓展自身的经济利益。
或者，换言之，社会民主党派试图将我们今天所谓的消极自由（nagative liberty）与积极自由（positive right1）结合起来。
启蒙传统对构筑社会民主世界观起了关键作用。
世俗主义科学普遍主义对阶级特权的蔑视，共和承诺以及对社会变革的关注影响了劳工运动中最终能够要的知识分子。
德国的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和罗莎卢森堡；奥地利的鲁道尔夫•希法亭和维克多•马托夫以及法国的让•饶勒斯和里昂•布鲁姆都直截了当地在启蒙政治和社会主义之间建立起了理论联系。
他们大多数人都是正统马克思主义的追随者或为之所影响的人，有趣的是，社会民主在那些经历了迅速工业化的君主国家最为成功，在这些国家里，工人阶级拥护共和主义。
社会民主劳工运动成为集权主义最不屈不饶的反对者。
这完全合乎情理。
社会民主有个错误的挫折，不过，在很大程度上，他们的传统仍旧是令人敬仰的；社会民主是整个二十世纪大多数工人阶级的效忠目标；他将第一批民主政党引进欧洲；在官方意义上仍旧归属于正统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它提供了所有二十世纪20年代出现的共和国的群众基础。
社会民主思想家们还对共产主义作出了第一次也是最尖锐最富预言性的批评：卡尔考茨基警告了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企图有可能造成的可怕后果；罗萨•卢森堡预言了对恐怖的使用将不为人所控制。
里昂•布鲁罗抱怨着共产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的道德不相容。
启蒙哲学家们的人道主义并没有被转变成据说缺少政治目的，被剥夺良知的社会民主党的空洞的实证主义。
简论雅典民主政治的积极与消极方面
简论雅典民主政治的积极与消极方面伯利克里曾在雅典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自豪地宣称说：“我们的制度是别人的模范，它之所以被称为是民主政治，因为政体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
解决私人争执的时候每个人在法律上是平等，让一个人员负担公职优先于他人的时候，所虑的不是某一个特殊阶级的成员，而是他们的真正才能。
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
”雅典当时的民主政治是否真的就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呢？从梭伦改革由注重财产划分公民等级到克里斯提尼以地区划分等级再到伯利克里改革凭借才能高低参政。
雅典政治不断发展，为公民提供了在古代条件下最广泛也最平等的参政机会，公民的政治素质也大为提高。
下面我将分别从雅典民主政治的优点与缺点做简述分析。
优点：1）民主政治为雅典的奴隶制经济和文化提供便利条件：没有政府统一管理商业贸易，雅典经济发展成了同中国“重农抑商”经济完全不同的类型。
雅典以农业为基础，工商业比较发达，农业生产也卷入商品经济，葡萄、橄榄等经济作物的生产在农业中占重要比重。
土地、奴隶、手工业作坊等重要生产资料归奴隶主私人所有，奴隶多通过市场买卖而来，使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宽松的政治环境孕育了古希腊独特的文化。
古典时期的希腊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堪称古代最有成就的范例。
在古典时期，雅典产生了三位最著名的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约公元前469—399 年）、柏拉图（公元前428—348 年）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322 年），希腊古典哲学发展了自然哲学的唯物主义传统。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上堪称古代最有成就的范例。
这时有关天文、地理、数学、几何、物理、生物、医学等科学知识的积累和理论探讨都逐渐形成学科体系，虽然还未达到近代自然科学那样的条理性和实验性，却已标志着人类科学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即开始抛弃宗教神学的影响，坚持从物质世界本身去说明事理。
这种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一定程度的考察分析，使许多希腊科学家在一般原理方面常有天才的洞见，不失为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滥觞。
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几点认识
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几点认识作者：孟军来源：《中学政史地·高中文综》2008年第09期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核心内容，是中国古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们在政治实践活动中的有益成果，是人类政治智慧的结晶。
它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官僚体制与行政管理、文化教育等整个中华文明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形成对其的科学认识，是学习中国古代历史的重要基础，也是正确认识和理解中国国情的前提条件，对正确理解当代中国的政治发展状况、正确认识中国和世界的关系、明确我们的发展任务和责任具有重要的意义。
1．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概念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按照其含义，包含两方面的内容。
专制主义是一种决策方式，主要特征是皇帝个人专制独裁，集国家最高权力于一身，从决策到行使军权、政权、财权都具有独断性和随意性。
而中央集权是相对地方分权而言，其特点是地方政府在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没有独立性，必须严格服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一切受制于中央，地方完全由中央管理和控制。
二者相辅相成，其目的都是从政治制度上保证中央政府的权威。
皇权至高无上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根本特征。
2．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形成的基础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形成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是由封建的经济基础决定的。
春秋战国时期，社会生产力提高导致旧的生产关系解体，秦国商鞅变法确立了封建经济的统治地位，这种经济的特点便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封建的个体小农经济，它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社会的安定，保证小农经济的生产和再生产。
新兴的地主阶级也需要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来巩固其统治地位，保护其土地私有制度，镇压农民的反抗，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
而韩非子创建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理论，则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理论基础。
3．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过程战国时期初步形成。
主要表现：在思想上，韩非子提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的主张；在实践上，商鞅变法建立县制，是中央集权制的开端。
论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
论公共权力的道德制约【内容提要】在整个政治社会中，权力却与其本质相分离，被阶级所占有，甚至被私人所窃取，被用来为阶级利益服务和用来谋取私利。
这就要求权力必须受到制约。
而且，权力的道德制约在一切存在权力的地方都有着普遍意义。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公共行政的发展要求探寻一条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共长之路，在行政体制、行政法律和行政道德的互补中，实现行政行为的廉洁、高效。
【关键词】权力/公共权力/道德制约一、权力与公共权力权力是人类社会中特有的现象，或者说，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必然要运用权力来为“组织”提供保障。
尤其在政治社会，权力是理解一切政治现象的关键，因而政治学的研究核心总是放在权力问题上，几乎所有的政治学家都需要对权力的问题发表意见，以致于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其实，权力是一种特殊的力量，而且是属于人类社会所独有的力量，它区别于包括人的身体在内的一切自然力。
因为，一切属于自然界的因素，它的力量就是它本身，它除了它自身之外，是不可能借用、占有和整合出一种超越自己自然能力的力量来的。
而人则不同，人的身体等自然的存在物，往往成为一种群体的、社会的力量的承载体。
而且，他所承载起的力量几乎是不可度量的。
有的时候，个人所能承载起的力量简直是无限的。
个人之所以会有这种能力，是因为掌握权力的人受到了社会制度的支持，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的代表，由他掌握的权力所显示出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制度所规范和鼓励的力量，是一定的社会组织体系根据它所在的社会制度原则整合出的力量，是一定范围内的社会个体的力量的系统综合。
人们所关注的权力是政治社会的权力。
在非政治社会中也存在着权力，但这种权力在性质上的公共性与其作为功能力量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
在政治社会中，情况就不同了，权力的公共性质与其功能力量的作用方向在应然意义上的一致性与其在实际运行中的矛盾对立，造成了许多令人困惑的现象。
即使在政治学家们的眼前，所展现出的也是一个个谜团。
所以政治学的研究重心一直是放在权力问题的解析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