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

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方向是什么？改革开放以前，为了执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我国全面实行了计划体制，金融业也不例外。

正规的金融市场被取缔，金融机构只剩下中国人民银行一家，既充当中央银行，又是唯一一家经营商业银行业务的金融机构。

改革开放以后，原有的一些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渐渐恢复，还开设了一些新的金融机构。

到1997年底，全国单是银行、保险系统的总行、总公司已有12家，机构总数已达171601家，职工总数已达2187331人（《中国统计年鉴1998》，第667页）。

但是，量的扩张并不意味着我国金融体系已经发展得十分完善了，恰恰相反，改革开放以后重建的金融体制带有很多计划经济的残余，还十分不完善。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以后，我国金融体制的内在缺陷更加明显，建立与市场经济和我国现阶段发展水平相适应的金融体制也显得更加迫切。

一、金融市场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从根本上说，金融市场和金融体制是实物经济发展的结果和需要，是为实物经济服务的，我国发展金融市场，设计金融体制也必须从经济发展的需要出发。

现代经济增长的途径有三个。

一是通过要素积累，增加资本、劳动和自然资源这三大投入要素中的一项或多项。

二是经济结构转移，产业结构由低级向高级转换。

三是技术变迁。

每个国家的要素禀赋中自然资源是先天给定的，在生产中大规模增加自然资源比较困难。

劳动力的增长受到人口出生率的限制，各国劳动力变动的差异不大，一般年增长率在1－3％之间。

唯一对经济增长率有大的影响的是资本积累的变化，各国在要素投入增加方面的主要差异就是资本积累率的不同。

经济增长还可以通过经济结构升级的方式实现。

将投入要素由低效率的部门向高效率的部门重新配置，同样数量的投入要素的产出能因此而增加。

在经济增长的三大源泉中，技术变迁是最关键的。

技术创新使得资本的边际效率不会下降，从而维持经济长期增长。

单纯依靠增加要素投入的外延式扩大再生产迟早会停滞下来的，而且市场竞争会使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在资源耗竭之前就早早失去活力。

产业结构的升级会促进经济增长，但是产业结构升级的基础则是技术进步。

技术进步使既定要素投入可以生产出更多、更有竞争力的产品，推动产业结构升级，从而实现经济增长。

技术变迁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

现代技术创新从科学研究、控制实验到新产品试制、投产，需要花费大量的资本投入，同时，许多先进的技术需要资本设备作为其载体，技术创新往往体现在资本设备的性能改良上。

技术的升级实质上是通过资本积累来实现的，技术进步和资本积累两者相互促进，相互依赖。

而一个社会资本的积累和配置效率决定于资本市场的效率。

资本积累的速度和规模与资金的投资回报率正相关。

资本积累的高回报取决于资本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现代金融体系存在的基本价值就是积累资本、配置资本，资本的配置效率依赖于金融体系的效率。

我国目前的金融改革出发点必须定位于提高金融体系的效率，使其能够很好地动员资本、配置资本，服务于经济发展。

二、我国金融市场的现状：落后与混乱改革开放以前，我国长期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金融体系是为实现这一战略服务的。

由于我国是个落后的农业国，资本极为稀缺，因此，如果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本，资本价格就会非常高昂。

而重工业一般是资本密集型的，投资周期长，风险大，需要从国外进口机器设备。

这样，在市场机制下，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就会落空。

为了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国家只好人为压低利率和汇率，以便降低资本价格。

在这种情况下，金融市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政府用行政手段直接分配稀缺的资本。

这种计划体制可以保证处于优先发展地位的重工业获得足够的资本支持，但是却牺牲了资源配置和利用效率，稀缺的资本没有配置到生产率最高的部门。

改革开放以后，国家为了调动各方面发展经济的积极性，对经济的控制逐渐放松，即遵循所谓的“放权让利式”改革。

随着资源配置的计划控制减弱，乡镇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发展起来，由非政府部门掌握的剩余也多了起来，加上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步步走向深入，自主权扩大，因此客观上产生了对金融服务的需要。

国家为了重建金融体系，开始改变资本分配体制，对国有企业的财政拨款改为银行贷款，先后重建了四家专业银行，90年代初又恢复了证券市场，外汇管理也逐渐放宽，人民币大幅贬值。

但是，在国有企业完全市场化以前，金融市场化会导致国有企业的资本成本大幅上升。

国有企业因为有政策性负担，没有自我生存能力，完全市场化必然使大部分国有企业无力负担资本成本而无法生存。

为了保护国有企业，国家并没有让金融体系市场化，而是具有很强的政策性。

四大专业银行80%以上的贷款给了国有企业，非国有企业很难得到银行贷款。

其它融资渠道如证券市场，基本上也都与非国有企业无缘。

改革开放以来，非国有经济发展很快，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主要支撑力量。

但是，非国有经济缺乏正常的融资渠道，进入正式的金融体系成本很高，甚至不可能，极大地限制了非国有经济的发展。

除了银行以外，国家也陆续开始恢复或新建保险、信托、证券等金融市场，这些非银行金融部门发展很快，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但是，由于国有企业改革滞后，国有企业仍然承担着政策性负担，国家也仍然要对国有企业的经营负一定责任，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之间不能在产品市场上开展公平的竞争。

这在金融市场上则表现为金融市场缺乏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和健全的法制，金融市场十分混乱，非市场因素太多，不能有效运作，没有起到为技术创新和经济增长积累、配置资本的作用。

三、金融市场的发展与基本特征如前所述，技术变迁对维持长期经济增长起着关键作用，而技术变迁又与资本积累关系密切，正是经济发展对资本积累和配置的需要才产生了金融市场，因此，金融市场的发展目标只能是为经济发展高效率地筹集和分配资本。

为了实现这个大目标，金融市场发展出两大类，一类是直接融资，另一类是间接融资，两者各有优势，互相补充。

直接融资方式主要有发行股票、债券等，资金供需双方直接进行交易，或者在中介机构帮助下实现直接交易。

间接融资主要是银行贷款，资金供给者将钱存到银行，银行再把集中起来的资金贷放给资金需求者，实现社会剩余的动员和资本化。

在直接融资中，由于资金需求者和资金供给者之间往往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技术问题，相对来说，资金供给者，特别是小额资金供给者，很难控制资金需求者的资金运用，面对的投资风险很大。

作为反面，由于不受或很少受到资金供给者的监督，直接融资的资金需求者可以较为自由地使用筹集到的资金，一旦经营失败，也不必负偿还责任，因此筹资风险小，而且还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在发行股票或债券时进行炒作，以获得溢价发行的好处。

但是，间接融资的情况恰恰相反，资金供给者只要将钱存到银行即可，由于商业银行受到中央银行的监管，有存款的再保险机制，投资风险完全由银行承担，因此资金供给者面临的风险微不足道。

从银行获得贷款的企业或其他资金需求者却必须面对银行的严格监督，从贷款申请到使用、还款，都受到专业水准很高的银行监督，在相当大的长度上保证了贷放资金的安全。

在间接融资中，投资者的资金回报比较稳定可靠，银行承担了投资风险，并负责资金经营，所以要分享一部分投资收益，资金所有者得到的回报一般较直接投资少。

但是直接投资者面临很大的投资风险，一旦投资失败，连本带利一概亏蚀。

对于资金需求者来说，由于信息不对称，为了说服资金供给者购买本企业的股票或债券，需要做许多工作，而且需要付给投资者的报酬也较高，因此直接融资成本高昂。

但是，如果通过间接融资，因为资金的直接供给者只是一家或数家银行，交易成本低廉，因而其融资成本就会大大下降。

从资金拥有者和资金使用者的角度来说，直接金融和间接金融各有利弊，在现实经济中，金融市场是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结合，最有效的金融结构取决于企业、产业的性质。

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资金密集型的企业和产业为主，其融资渠道以从大银行贷款和发行股票、债券为主。

如果一个经济中的企业以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为主，则有效的融资方式应以中小银行贷款和企业自有资金为主。

上述金融体制格局的形成主要是由交易费用和信息成本决定的。

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需要的资金不多，而且分散在各地，大银行等大金融机构获取其经营和信用状况的成本很高，因此，中小企业难以得到大银行的资金支持。

即使想用间接融资，也因为规模小，承担不起股票、债券的发行费用，更不易取得公开发行上市的资格，因此中小企业一般不依赖间接融资。

大银行天生喜欢为大企业服务，因为无论银行贷款的数额大小，一笔交易的信息费用和其它成本相差无几，大企业资金需求量大，银行发放一笔大额贷款所需花费的平均成本比小额贷款低许多。

中小银行因为资金规模小，无力经营大的项目，只好以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

而且，中小银行与中小企业一样，分散在各地，对当地的中小企业资信和经营情况比较了解，信息费用不高，因而中小银行也愿意为中小企业服务。

四、我国的产业发展与金融体制改革有一种错误信念在国内理论界和实践部门广为流传，以为在开放时代，中国应该重点发展资金密集、技术尖端的大企业，只有这样才有实力与外国企业展开竞争，否则民族工业就会在市场竞争中败北。

这实际上是过去长期推行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思想的延续和变种。

实际上，一国产业的竞争力主要取决于其产品的成本，成本越低的产业竞争力自然就越强。

而一个产业的成本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是否利用了本国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又是由一国的要素禀赋决定的。

在我国，现阶段的要素禀赋是劳动力丰富，而资本稀缺，因此，具备比较优势的行业具有劳动力密集的特征。

如果我们举全国之力发展资金密集型的大企业，必然需要继续人为压低资本价格，并采取种种行政措施保护资本密集型企业免受市场竞争挤压，结果必然是保护落后，资本密集型企业既没有竞争力，也不思进取，不去努力增强竞争力。

这样，金融体系也不可能真正市场化。

相反，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产业因为成本低廉而具有相当强的市场竞争力，因此不需要政府保护和扭曲资源价格。

由于这种产业竞争力强，因而盈利能力强，经济剩余多，资本积累速度快，由此导致要素禀赋结构变动快，资本逐渐由相对稀缺转变为相对富裕，劳动力反而日益显得稀缺起来。

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动进而推动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具有竞争力的产业越来越带有资本密集、技术先进的特征，中国逐渐走出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的发展阶段。

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指导下的赶超型产业结构升级模式，表面上似乎一下子将中国产业结构高级化到与发达国家相近的水平，实际则无异于拔苗助长，因为这种脱离要素禀赋的产业结构升级模式是无效率的。

产业结构升级背后的决定因素是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没有要素禀赋结构的升级，人为拔高产业结构，结果必然以失败而告终。

遵循比较优势战略表面上似乎没有重工业优先发展的赶超战略对产业结构升级促进作用大，实际则是“小步快走”，是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正确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