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三篇
巴金精选散文三篇
巴金精选散文三篇深入文字，感受那字里行间产生的各色各样的世界。
在巴金的文字中遨游，体会一笔一划中的体会文字的精彩!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精选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精选散文一：“重进罗马”的精神去年十一月十一日以后，许多人怀着恐惧与不安离开了上海。
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给我，绝望地倾诉留在弧岛的青年的苦闷。
我想起了圣徒彼得的故事。
据说罗马的尼罗王屠杀基督教徒的时候，斗兽场里充满了女人的哀号，烈火烧焦了绑在木桩上的传教者的身体，耶稣的门徒老彼得听从了信徒们的劝告，秘密地离开了罗马城。
彼得在路上忽然看见了耶稣基督的影子。
他跪下去呐呐地问道："主啊，你往哪里去?"他听见了耶稣的回答："你抛弃了我的百姓，所以我到罗马去，让他们把我再一次钉在十字架上。
"彼得感动地站起来。
他拄着拐杖往回头的路走去。
他重进了罗马城。
在那里他终于给人逮住，钉死在十字架上。
绰号"黄铜胡子"的尼罗王虽然用了火与剑，用了铁钉和猛兽，也不能摧毁这种"重进罗马"的精神。
像这样的故事正是孤岛上的中国人应当牢牢记住的。
那么为什么还有人在这里感到苦闷呢?固然在这里到处都听得见"到内地去"的呼声，而且也有不少年轻人冒危险、忍辛苦离开了孤岛。
但是也有更多的人无法展翅远飞，不得不留在这里痛苦呻吟。
他们把孤岛看作人间地狱，担心在这里受到损害。
我了解他们的心情。
不用说，每个人都有权利呼吸自由的空气，我们没有理由干涉他们。
对那些有翅膀的，就让他们远走高飞，我也无法阻止。
但是对于羽毛残缺或者羽毛尚未丰满的，我应该劝他们不要在悲叹中消磨光阴，因为他们并非真如他们自己所想象的那样：比别的人更不幸，而且他们忘记了他们的肩上还有与别人的同样重大的任务。
固然可以使人呼吸自由空气的内地是我们的地方，但是被视作黑暗地狱的孤岛又何尝不是我们的土地!一直到今天孤岛还不曾被魔手捏在掌心里，未必就应该由我们自己来放弃?自由并不应当被视作天赐的东西。
巴金散文作品三篇
巴金散文作品三篇巴金，这么样一个跨世纪的伟大作家，恐怕是谁也不敢加以否认而敬虔的吧?但，惟其因为是伟大地，所以总是苦痛着的。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散文作品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散文作品一：做一个战士一个年轻的朋友写信问我："应该做一个什么样的人?"我回答他："做一个战士。
"另一个朋友问我："怎样对付生活?"我仍旧答道，"做一个战士。
"《战士颂》的作者曾经写过这样的话：我激荡在这绵绵不息、滂沱四方的生命洪流中，我就应该追逐这洪流，而且追过它，自己去造更广、更深的洪流。
我如果是一盏灯，这灯的用处便是照彻那多量的黑暗。
我如果是海潮，便要鼓起波涛去洗涤海边一切陈腐的积物。
这一段话很恰当地写出了战士的心情。
在这个时代，战士是最需要的。
但是这样的战士并不一定要持枪上战场。
他的武器也不一定是枪弹。
他的武器还可以是知识、信仰和坚强的意志。
他并不一定要流仇敌的血，却能更有把握地致敌人的死命。
战士是永远追求光明的。
他并不躺在晴空下享受阳光，却在暗夜里燃起火炬，给人们照亮道路，使他们走向黎明。
驱散黑暗，这是战士的任务。
他不躲避黑暗，却要面对黑暗，跟躲藏在阴影里的魑魅、魍魉搏斗。
他要消灭它们而取得光明。
战士是不知道妥协的。
他得不到光明便不会停止战斗。
战士是永远年轻的。
他不犹豫，不休息。
他深入人丛中，找寻苍蝇、毒蚊等等危害人类的东西。
他不断地攻击它们，不肯与它们共同生存在一个天空下面。
对于战士，生活就是不停的战斗。
他不是取得光明而生存，便是带着满身伤疤而死去。
在战斗中力量只有增长，信仰只有加强。
在战斗中给战士指路的是"未来"，"未来"给人以希望和鼓舞。
战士永远不会失去青春的活力。
战士是不知道灰心与绝望的。
他甚至在失败的废墟上，还要堆起破碎的砖石重建九级宝塔。
任何打击都不能击破战士的意志。
只有在死的时候他才闭上眼睛。
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
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巴金著名散文摘抄三篇导语：巴金的真实观则更为直白的体现于他的作品之中。
因为巴金不同于茅盾等作家完成作品时所具有的系统性和理论性，故而他的作品唯求“真”，以“真”动人，以“真”取胜。
这里本店铺为大家整理了三篇巴金著名散文摘抄，希望你们喜欢。
一、《长夜》我对着一盏植物油灯和一本摊开的书，在书桌前坐了若干时候。
我说若干时候，因为我手边没有一样可以计算时间的东西。
我只知道我坐下来时，夜色刚刚落到窗外马路上；我只知道我坐下来时，门前还有人力车的铃声，还有竹竿被人拖着在路上磨擦的声音，还有过路人的谈笑声。
我坐着，我一直坐着，我的心给书本吸引了去。
我跟着书本活了那么长的时间。
我的心仿佛落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上受着颠簸。
于是我抬起头，我发见我仍然坐在书桌前面，这许久我就没有移动一下。
火在灯罩里寂寞地燃着，光似乎黯淡了些，我把头动了动，忽然发觉一堆一堆的黑影从四面八方向着我压下来，围过来。
但是灯火发出一圈光亮，把它们阻挡了。
我看见黑暗在周围移动，它们好像在准备第二次的进攻。
四周没有声息。
我不知道马路是在什么时候静下来的。
我注意地倾听，我很想听见人声，哪怕是一声咳嗽，一句笑语。
在平日甚至夜深也还有人讲话，或者笑着、哼着歌走过马路。
我听了片刻，仍旧没有声息。
我奇怪，难道这时候醒着的就只有我一个人?为什么我四周会是死一般的静寂？我觉得好像有什么东西在我的心里搅动，又仿佛有一股一股的水像浪涛似的在往上翻腾。
我用力镇定了我的心，我把头再埋到书本上去。
一条一条的蚯蚓在我的眼前蠕动。
我抓不到一个字义。
为什么?难道是黑暗伤害了我的眼睛，或者是静寂损坏了我的脑子？我把灯芯转亮，我再看看四周，黑暗似乎略为往后退了，它们全躲在屋角，做出难看的鬼脸，无可奈何地望着灯光。
我又埋下头，而且睁大眼睛，把注意力完全放在书本上。
这一次蚯蚓停住不动了，它们变成了一行一行的字……我进到了另一个时代里去经历另一些事情。
我觉得我自己站在一群叫嚣的人中间，高耸的断头机的轮廓贴在淡蓝色的天幕上，一个脸色惨白的年轻人带着悲痛立在台口，他用眼光激动地在人群中找寻什么东西，他的嘴颤抖地动了一下。
巴金写的散文三篇
巴金写的散文三篇巴金之于我们，有着特殊意义：我们需要那种独立思考、自由言论的知识分子精神。
这种精神，对于任何一个年代的人们都是激励。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写的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写的散文一：“独立思考”读了玄珠同志的《谈独立思考》，我有点感想。
现在是不是我们就不知道怎样独立思考呢?现在是不是我们就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呢?我想，绝不是。
我们并没有丧失独立思考的能力。
问题在于：有些人自己不习惯“独立思考”，也不习惯别人“独立思考”。
他们把自己装在套子里面，也喜欢硬把别人装在套子里面。
他们拿起教条的棍子到处巡逻，要是看见有人从套子里钻出来，他们就给他一闷棍，他们听见到处都在唱他们听惯了的那种没有感情的单调的调子，他们就满意地在套子里睡着了。
他们的棍子造成了一种舆论，培养出来一批应声虫，好像声势很浩大，而且也的确发生过起哄的作用。
可是这种棍子并没有打掉人们的独立思考的能力。
事实上单调的调子中间一直有各种各样的声音，不过教条主义者没有听见或者不去听罢了。
有些在套子里住惯了的编辑同志喜欢把别人的文章改来改去，一定要改得可以装进套子才甘心，但是写稿的人仍然要从套子里钻出来。
打闷棍，头一次也许有用处，我再来，别人早已提防了。
谁都知道，教条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教条代替不了“独立思考”。
在中国能够独立思考的人还是占大多数，他们对大小事情都有他们自己的看法。
他们并不习惯别人代替他们思考，但是他们也不习惯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却喜欢暗地里吱吱喳喳(这倒有助于教条主义者的虚张声势)。
所以“百家争鸣”的号召对他们是有很大的作用的。
他们需要“鸣”，也应当鼓励他们大“鸣”。
要是他们真的大“鸣”起来，教条主义者的棍子就只好收起来了。
巴金写的散文二：和平主义者我已经谈过失败主义者，国家主义者，最后胜利主义者，公式主义者，现在应该谈和平主义者了。
其实这时候在“和平”下面加上“主义者”三字是有点滑稽的。
汪精卫和他的公司之所谓和平是没有主义，而且也是没有内容的，这就和他们从前写的抗战文章，发表的抗战演说一样。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巴金直面““””带来的灾难，直面自己人格曾经出现的扭曲。
他愿意用真实的写作，填补一度出现的精神空白。
他在晚年终于写作了在当代中国产生巨大影响的《随想录》，以此来履行一个知识分子应尽的历史责任，从而达到了文学和思想的最后高峰。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带来的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探索集散文：访问广岛这次访问日本，我实现了二十年的心愿：我到了广岛。
一九六一年樱花开放的时节我在镰仓和光旅馆里会见了年轻的小说家有吉佐和子女士，听她谈了一些广岛的故事，关于那个地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上。
从这一天起我就在想：要是我什么时候到广岛去看看那多好。
六一年我没有能去，六二年我到东京出席禁止原子弹、氢弹世界大会，我以为这一次可以看到广岛了，可是出席大会的一部分人动身去广岛的时候，我要留在东京继续开会。
杨朔同志是去了的，我多么羡慕他，我请他带一样纪念品给我，他带回来一扎明信片，我把它们当做珍品收藏着。
六三年我又有访日的机会，我把广岛的明信片带在身边，我兴奋地想大概可以去广岛了，我和同行的人谈起，他们的反应并不强烈，主人也没有做这方面的安排，结果我白白做了一场梦。
再过三年连那一扎明信片也给拿走了。
在“牛棚”里，除了“改造”二字外什么也不敢想。
日子久了，思想活动了些，在“干校”的不眠的寒夜里我回想起同日本朋友欢聚的日子，我仿佛又在东京秋田家同中岛健藏先生一起喝清酒，同木下顺二先生在箱根喝茅台，我感到了温暖和安慰，终于沉沉地睡去了。
那个时候我正准备等到自己的改造有了成绩回到上海作家协会传达室当一个看门人，我以为今生今世不会再踏上日本的土地了。
我也不敢再做广岛的梦，因为一提到广岛，我便想起杨朔同志的悲剧的死亡。
十七年似梦非梦地过去了，我早已从“牛”又变回到人，而且接受了访日的邀请。
主人问起有什么要求，我提出了去广岛的愿望，我想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再过两年我连出门也会有困难，更说不上去远方。
《随想录》中的名篇摘选
《随想录》中的名篇摘选
《随想录》是巴金晚年创作的一部杂文集，其中包含了许多名篇佳作。
以下是其中的一篇名篇摘选及其赏析：
名篇摘选：
《“重进罗马”的精神》
我们都不是圣人，谁也难免有过去的错误。
我们需要的是互相谅解，互相帮助。
我们应当记取过去的教训，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也曾有过光辉的过去。
我们应当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是我们不应当忘记我们也曾有过光辉的过去。
我们应当把希望寄托在未来，但是我们也不应当忘记当前的斗争。
赏析：
这篇文章表达了巴金对于人生的思考和对于社会的关注。
文章中提到了“重进罗马”的精神，即无论经历了多少挫折和失败，都要有重新站起来的勇气和决心。
巴金认为，每个人都有过去的错误和过失，但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放弃自己，而应该相互谅解、相互帮助，共同走向未来。
文章还强调了我们不应该忘记自己的光辉过去和当前的斗争。
这表明巴金对于历史和现实的关注，以及对于人类进步的信心。
他认为，我们应该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同时也要积极地面对当前的挑战和困难，不断地向前发展。
巴金的散文三篇
巴金的散文三篇巴金文艺美学思想是现代文艺美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文艺美学思想主要是通过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和艺术欣赏实践表现出来的，他的作品包含着丰富的文艺美学思想。
小编精心收集了巴金的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学习!巴金散文：废园外晚饭后出去散步，走着走着又到了这里来了。
从墙的缺口望见园内的景物，还是一大片欣欣向荣的绿叶。
在一个角落里，一簇深红色的花盛开，旁边是一座毁了的楼房的空架子。
屋瓦全震落了，但是楼前一排绿栏杆还摇摇晃晃地悬在架子上。
我看看花，花开得正好，大的花瓣，长的绿叶。
这些花原先一定是种在窗前的。
我想，一个星期前，有人从精致的屋子里推开小窗眺望园景，赞美的眼光便会落在这一簇花上。
也许还有人整天倚窗望着园中的花树，把年轻人的渴望从眼里倾注在红花绿叶上面。
但是现在窗没有了，楼房快要倒塌了。
只有园子里还盖满绿色。
花还在盛开。
倘使花能够讲话，它们会告诉我，它们所看见的窗内的面颜，年轻的，中年的。
是的，年轻的面颜，可是，如今永远消失了。
因为花要告诉我的不止这个，它们一定要说出八月十四日的惨剧。
精致的楼房就是在那天毁了的。
不到一刻钟的功夫，一座花园便成了废墟了。
我望着园子，绿色使我的眼睛舒畅。
废墟么?不，园子已经从敌人的炸弹下复活了。
在那些带着旺盛生命的绿叶红花上，我看不出一点被人践踏的痕迹。
但是耳边忽然响起一个女人的声音：“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
”我回头看，没有人。
这句话还是几天前，就是在惨剧发生后的第二天听到的。
那天中午我也走过这个园子，不过不是在这里，是在另一面，就是在楼房的后边。
在那个中了弹的防空洞旁边，在地上或者在土坡上，我记不起了，躺着三具尸首，是用草席盖着的。
中间一张草席下面露出一只瘦小的腿，腿上全是泥土，随便一看，谁也不会想到这是人腿。
人们还在那里挖掘。
远远地在一个新堆成的土坡上，也是从炸塌了的围墙缺口看进去，七八个人带着悲戚的面容，对着那具尸体发楞。
这些人一定是和死者相识的吧。
那个中年妇人指着露腿的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
巴金随想录散文推荐三篇
巴金随想录散文推荐三篇巴金先生坚持到今日,写了一部掷地作金石声、惊天动地的《随想录》。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推荐的巴金随想录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散文推荐一：观察人不久前有两位读者寄给我他们写的评论我的文章。
他们都是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位是大专学校的老师，另一位在做文学评论的工作，总之，他们都读过我的书，我就简单地称他们为读者吧。
他们的文章长短不同，内容也有差别，篇幅较多的好像是我的评传，另一篇则专论《激流三部曲》。
两位读者对我都有好感，不过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意见：作者不应该对他所批判的人物表示同情甚至过多的同情。
这个意见的确打中了我的要害。
而且在他们之前就有人这样指出我的缺点。
现在让我来谈谈我自己的想法。
首先我想说，我不知道他们的“批判”是什么样的“批判”，是不是我自己经受过几十次的那种批判?是不是那种很像在演戏的、一片“打倒”声的“批判”?说实话，这种“批判”跟我的小说毫不相干。
我想到的只是讲道理的批评，我批评的对象常常是我同情的人，惟其同情我才肯在他或者她的身上花费笔墨。
对于冯乐山之流，我用不着批评，我只是攻击。
五十年来我在小说里写人，我总是按照我的观察、我的理解，按照我所熟悉的人，按照我亲眼看见的人写出来。
我从来不是照书本、照什么人的指示描写人物。
倘使我写人写得不好，写得不像，那就是因为我缺乏观察，缺少生活，不熟悉人物。
不管熟悉或者不熟悉，我开始写小说以来就不曾停止观察人;即使我有时非常寂寞，只同很少的人来往，但我总有观察人的机会。
我养成了观察人的习惯。
我不大注意人们的举动和服装，我注意的是他们在想什么，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精神世界。
长时期来我观察了各种各样的人。
哪怕就是在我给关进“牛棚”的时期，虽然没有经过任何法律手续“造反派”就剥夺了我的公民权利，但是我仍旧保留着观察人的习惯。
对于从各个省市来向我进行“外调”的人，尽管他们装模作样，虚张声势，有时甚至张牙舞爪，发脾气骂人，或者说假话骗人，尽管他们降低身份拼命学习传统戏里坏人干的那些栽赃陷害和“逼供信”的把戏，他们却没有想到我暗暗地在观察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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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三篇巴金先生曾说：“读多了，读熟了，常常可以顺口背出来，也就慢慢地体会到他们的好处，也就慢慢地摸到文章的调子。
”。
下面是店铺给大家精选的巴金随想录散文三篇，供大家欣赏。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一：绝不会忘记我还记得我十二三岁的时候在成都买过一种“良心印花”，贴在自己用的书上。
这种印花比普通的邮票稍微大一点，当中一颗红心，两边各四个字：“万众一心”和“勿忘国耻”。
据说外国人讥笑我们是“一盘散沙”，而且只有“五分钟的热度”，所以我们发售这种印花以激励自己。
我那个时候是一个狂热的爱国主义者。
后来我相信了无政府主义，但爱国主义始终丢不掉，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一直受到各种的歧视和欺凌，我感到不平，我的命运始终跟我的祖国分不开。
然而有一点我应当承认：我当时贴了印花，我记住了国耻纪念日，一九一五年五月七日和五月九日(日本政府向袁世凯提出条约“二十一条”，五月七日提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凯表示接受。
因此当时有两个国耻纪念日)，但过了一个时期我就把“印花”的事忘得干干净净，偶尔想起来自己也感到难过：难道我真的只有“五分钟的热度”吗?我每自责一次，这个记忆在我的脑子里就印得更深一些。
所谓国耻早已雪尽。
今天的青年并不知道“五·七”和“五·九”是怎么一回事。
但是我没有忘记，而且我不愿意做健忘的人。
这一年我身体不好，工作较多，很少时间读书。
但偶尔也翻看了几篇青年作者的作品，有的写了他们个人的不幸的遭遇，有的反映了某一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有的接触了一些社会问题……总之这些作品或多或少地揭露了某一个时期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的侧面。
有人讨厌这些作品，称它们为“伤痕文学”、“暴露文学”，说这些作品“难免使人伤悲”，使人“觉得命运之难测、前途之渺茫”。
也有人说：“斗争才是主流”，“写反抗的令人感愤”。
我很奇怪，究竟是我在做梦，还是别人在做梦?难道那十一年中间我自己的经历全是虚假?难道文艺界遭受到的那一场浩劫只是幻景?“_”垮台才只三年，就有人不高兴别人控诉他们的罪恶和毒害。
这不是健忘又是什么!我们背后一大片垃圾还在散发恶臭、染污空气，就毫不在乎地丢开它、一味叫嚷“向前看”!好些人满身伤口，难道不让他们敷药裹伤?“忘记!忘记!”你们喊吧，这难忘的十一年是没有人能够忘记的。
让下一代人给它下结论、写历史也好。
一定有人做这个工作。
但为什么我们不可以给他们留一点真实材料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把个人的遭遇如实地写下来呢?难道为了向前进，为了向前看，我们就应当忘记过去的伤痛?就应当让我们的伤口化脓?我们应当向前看，而且我们是在向前看。
我们应当向前进，而且我们是在向前进。
然而中华民族绝不是健忘的民族，绝不会忘记那十一年中间发生的事情。
巴金随想录散文精选二：纪念雪峰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我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
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
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
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兄妹两个，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
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
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
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
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
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
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
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
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
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
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
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
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
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
我们谈得融洽。
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做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
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
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
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
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
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
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走过出版社，进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
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耿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
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
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几年我也是这样看法。
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
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说我不会办事，请他代我辞谢。
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
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耿直而易动感情。
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
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
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
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
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
但我们还活着。
我真愿意忘记过去。
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
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大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
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
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
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的饭。
雪峰虽然做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
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
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
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
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
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
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
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做了联合发言。
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
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
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
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
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执言，替他辩护。
”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
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
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
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
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
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
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
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_”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
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
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做“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帽子，发给生活费”。
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
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
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
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
我决定采取自己忘记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
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
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
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
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
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
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
这本书可能是吴朗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