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第三册复习资料

．《毛诗大序》的“情志统一”说

“情志统一”说是《毛诗大序》提出来的一个诗论观点，文章里说：“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从这里可以看出《毛诗大序》是承认诗歌是抒情言志的，情与志是统一的。情，是感情，志，是志意怀抱，但具体所指，根据文中的论述，当多指对人伦教化、政教礼义得失的观点和看法。感情受到激发，就会发言成诗，而诗歌抒发这种感情，表达心中的志意。《毛诗大序》强调诗歌“吟咏情性”，但在情志关系上，它更重在志。这基本上是继承先秦“诗言志”的观点，但它正确地阐明了诗抒情言志的特点，说明对文学本质的认识已较先秦时代进一步深化了。情志说对后来文学批评的影响很大，后世对诗歌思想内容的评价多集中在情和志上。"情志统一"说：即“志之所之”和“吟咏情性”——对诗歌本质认识的深化。它吸收了《乐记》的观点，但又有了发展，认为诗歌既是“志之所之”，又是“吟咏情性”，提出了情志统一的诗歌本质论。见于《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反映了儒家文艺思想的保守性，认为诗歌创作要合乎“发乎情，止乎礼义”的原则，不能超越礼义的大防。《诗大序》基于儒家的视角，特别重视以政教为核心的诗的社会作用。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云云，正是指诗歌的一种自上而下的教化作用。序文已认识到这种教化作用与情感之间的关系，所以说“风以动之，教以化之”。不过，序文将情感作用(如“动天地感鬼神”云云)与社会作用都夸大了。由于诗歌被视为一种教化的工具，在《毛诗序》看来，《诗经》中的每篇作品都是对某种教化观念的隐喻，如以“后妃之德”解《关雎》，这就未免牵强附会。同时，序文认为政治与诗歌既然是不可分的，那么时代政治之盛衰自然对诗歌发展产生极大影响，因而提出了“变风变雅”之说。后来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中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这与序文的观点是相通的。

．《毛诗大序》的诗“六义”说

《毛诗大序》提到“诗有六义”的说法：“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风，指风教臣民百姓，并且可以表达臣民心声，讥刺上政。赋，用作动词，指铺叙直说。比，比喻。兴，起的意思。兼有发端和比喻的双重作用。雅是正的意思。颂，周王朝和鲁、宋二国祭祀时用以赞神的歌舞。

《毛诗大序》在解释风、雅的意义时，接触到了文艺创作的概括性与典型性的特征，所谓“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者，是说诗歌创作以具体的个别来表现一般的特点。也就是说，《毛诗大序》对风、雅的解释符合现代文艺理论中以个别表现一般的观点。

．《毛诗大序》的“讽谏”说

《诗大序》：“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讽谏”就是讽刺的意思，但仔细体会词义，讽谏”是讽而谏，就是在讽刺之中包含着“谏（劝说）”的意思，因此在讽刺的程度上较“讽刺”要稍微弱一点。《毛诗大序》提出了“讽谏”说：“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充分肯定了文艺批判现实的意义和作用。老百姓可以用用文艺的形式对上层统治者进行批判，而且“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戒”，这就包含着一定的民主因素。它为后来进步的文学家用文学创作干预现实，批判社会黑暗政治提供了“初步的理论依据，对文艺与现实的关系作了比较明确的论述。但是它又主张不要过于激烈显露，要“主文而谲谏”，要温和委婉，仍

然是儒家诗教温柔敦厚的一套。主文而譎諫：“主文”是指重视文采，讲究形式；“譎諫”是刺上的方式应委婉含蓄，使得统治者更加能够接受。从统治者的角度对诗歌形式提出了要求，对后来诗歌创作讲究文采，追求含蓄曲折，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毛诗大序》的“变风”、“变雅”说

“变风”、“变雅”说是《毛诗大序》里提出来的说法，文中说：“至于王道衰，政教失，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毛诗大序》将《风》、《小雅》、《大雅》各分为正、变。认为“正风”、“正雅”是西周王朝兴盛时期的作品，“变风”、“变雅”是西周王朝衰落时期的作品。“正变”说应该说没有什么事实根据，但是反映了汉代儒家学者将《诗经》作品与社会政治、历史联系起来加以考察、阐释的批评方法。仅就这一点来说，有其在文论史上的意义。另外，“变风”、“变雅”的说法，也看到了文学作品对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有其积极意义。

刘勰的“风骨”说

刘勰在《风骨》篇中提出他著名的风骨论。“风骨”的内涵，说法纷纭，现代著名学者黄侃在《文心雕龙札记·风骨》篇中说：“风即文意，骨即文辞。”但仔细体会刘勰所论，并联系到以前所学的知识对于“风”的解释，“风”应该是抒发情志的作品所具有的能化感人的艺术感染力，而“骨”则应该是指能确切表达情志的精要劲健、刚正有力的文辞。“风”和“骨”是相辅相成的，无“风”则无“骨”，“风”和“骨”不可能单独存在。从某种意义上看，风骨可以看作是文学作品的某种艺术风格，但不同于体现作家个性的一般意义上的艺术风格，如典雅、远奥等，它具有普遍性，是文学创作中作家普遍追求的审美特征，也是文学作品在内容与形式上应具有的风貌。

《原道》

刘勰在《序志》里说：“盖文心之作也，本乎道。”论文而追究它的根源在道，有几个用意。第一，要推求文的根本在明道，从而纠正当时创作上偏重形式的流弊。文学的根本性质的理论。刘勰认为儒家的社会政治之道，是作为普遍自然规律的哲理之道的体现，人文作为道的体现，和广义的天地万物之文是一致的。在刘勰生活着的齐梁时代，创作走上讲究形式忽视内容的路，专门注意辞藻、声律、对偶，用力雕饰。刘勰提出原道，认为创作要阐明道，所谓“莫不原道心以敷章”；又指出“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道通过文来表现，文是用来明道的，说明文和道的密切关系。这样以明道为内容的文，具体说来，像舜言志的诗，益稷的谋议等等。这样的文是有内容的，这是刘勰论文的宗旨，要纠正当时创作追求形式的偏差。第二，要说明创作本于自然，反对矫揉造作。“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夫岂外饰，盖自然耳。”他所谓道即自然之道，原道即本于自然之道来写作，因此对创作也要求自然。所以《明诗》说：“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诔碑》讲蔡邕碑文，说：“察其为才，自然而至矣。”《体性》讲各人由于性情不同，构成不同的风格，说：“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定势》讲文的“因情立体，即体成势”，像“机发矢直，涧曲湍回，自然之趣也。”《丽辞》说：“岂营丽辞，自然对尔。”《隐秀》说：“故自然会妙，譬卉木之耀英华。”从文思的酝酿到确定体裁，运用对偶，完成创作；从文才的培养到风格的形成；都顺乎自然。反之，违反自然的矫揉造作称为讹。《定势》说：“自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讹是“穿凿取新”，“颠倒文句”，“失体成怪”。要矫正这种讹势，就要提倡自然。第三，要替自己的文学主张建立理论根据，主张创作出一种明道而富有文彩的作品。刘勰看到当时文学的流弊，所以要“因文而明道”，写出有内容的作品。但他同后来的古文家不同，他还主张文采、声律、对偶。《风骨》说：“唯藻耀而高翔，固文笔之鸣凤也。”藻耀要有文彩，高翔要有风骨，包括深刻的情思。为了要给文彩、声律、对偶建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