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关于大学

第二节大学的历史1、西方古代的大学古希腊时期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创立了兼具学术、政治、宗教和教育性质的教团，提倡一种把智慧作为追求对象的生活，第一个发明并使用“爱智者”（philosopher）即“哲学家”这个词代替“智慧者”。

毕达哥拉斯学园就是把爱智慧作为它的宗旨。

这种通过对智慧的追求达到灵魂净化的爱智精神为后来的柏拉图学园、亚里士多德学园以及伊壁鸠鲁学园所效法，并对后世欧洲大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罗马帝国时期到了罗马帝国时期，大学主要是希腊修辞学校和拉丁修辞学校，此外，还有一部分培养专门人才的法律、医学、建筑学校。

罗马帝国皇帝哈德良于125年在世界上第一次设立了大学教授职称。

325年，罗马帝国皇帝君士坦丁将基督教定为国教，基督教成了罗马帝国统治人心的工具，其后，古代大学教育日益具有宗教性。

这一时期最著名的大学是亚历山大大学，这是一所由基督教徒创办的高级教义问答学校，除了传播希腊哲学、历史、艺术、科学等世俗文化之外，基督教神学成了大学教育的中心内容。

中世纪时期中世纪大学作为一种新型的教学机构，有如下几个鲜明特点：第一，与教会学校相比，大学的世俗色彩比较鲜明；第二，大学作为一种专业性的教学机构而存在；第三，大学是由师生协议组合而成，具有相对独立性和认可某项专业资格的权力；第四，大学属于高等教育性质，尽管它并不是近代学制规定的在初等教育、中等教育之上的高等教育阶段，但近代欧美大学则是从欧洲中世纪大学脱胎而来的。

2、中国古代的大学官学在殷商甲骨卜辞中已有“大学”的记载；在中国古代典籍《礼记》中有《大学》一篇专论“大学之道”。

《礼记·学记》载，国学的学制为小学七年、大学九年，所收皆为上层贵族之子弟。

又据《尚书大传》之说：公卿大夫元士的嫡子为十三入小学，二十入大学，国学的教育包括德（六德）、行（六行）、仪（六仪）、艺（六艺）四个方面。

六德即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即孝、友、睦、姻、任、恤；六仪即祭祀之容、宾客之容、朝廷之容、丧纪之容、军旅之容、车马之容；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为大学教育的基本内容；大学教育的目标是“明人伦”。

这些内容显现出中国古代大学教育的先进性。

西周的大学具有典型的“学在官府”的特征，主要是政教不分，官师不分。

”中国古代的私学与古希腊差不多同时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变革，其突出特点是王权失坠，诸侯并起，周天子名存实亡。

相应地出现了学术下移，由王室下移于公室，由公室下移于士阶层。

官府垄断之学变成诸子百家之学。

私学作为一种教育制度在春秋战国之际兴起，孔子是中国私学的首创者。

孔子的私学，也是中国高等教育的一种特殊类型。

两汉时期，私学成为官学的重要补充，经师讲学之风很盛，学生人数远远超过太学。

两汉私学门下有不少著名大师，马融、李膺、郑玄等为最有名者，其弟子常有“数百千人”《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私学弟子分为两种：一是“著录弟子”，即只将其姓名录于门生之列者；一是“及门弟子”，即亲赴门下接受师教者。

著录弟子不必亲来受业，时常能多至万人。

名师所办私学，由于及门者太多，常常由高业弟子转相传授。

魏晋南北朝时期，儒道佛玄四家私学竞相争雄，名师辈出，学术亦呈繁荣景象。

唐宋时期，官学强盛至极，科举制亦日臻完备，私人讲学不及两汉之盛。

元明清三代，诸多学者与学派在官学、书院、私学兼而施教，私人讲学继续得以发展，特别是明清之际，早期启蒙思想家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等人，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

他们或不愿任教于官学，或不愿涉足官学化的书院，而以救国仁民为宗旨，主张经世致用，一边著书立说，一边讲学授徒。

中国古代的书院中央官学衰败的同时，书院——这种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高等教育组织形式逐渐勃兴。

书院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东汉时期的“精舍”或“精庐”，但多为蒙学性质，不属高等教育。

书院的名称始于唐代，分官方创办和私人创设两种。

官方创办的书院如丽正书院、集贤书院，以收藏、校勘典籍为主，“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清·袁枚：《随园随笔》。

私人创设的书院如松州书院、梧桐书院以创办者个人治学读书为主，收徒讲学为辅。

真正具有聚徒讲学性质的书院至五代末期才得以出现，到北宋初年，书院制度渐趋完备。

书院制度自宋初基本形成，至清末改书院为学堂，持续了千年，是中国古代极富特色的高等学府。

北宋时期，书院如雨后春笋，蓬勃发展，出现了著名的“四大书院”，即岳麓书院、白鹿洞书院、应天府书院和石鼓书院。

南宋时期是书院发展的极盛时期，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皆属空前，几乎取代了官学而成为主要教育机关。

书院重视读书治学，提倡质疑问难，支配和影响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由于科举制度日趋腐败，许多名师巨儒由官学转向书院讲学，吸引了众多有志于学的士子趋奔书院。

南宋理学家朱熹先后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他拟定的《白鹿洞书院教条》代表了封建教育的基本纲领，为后世书院所遵循。

清代对书院先采取抑制政策，后实行在严格监控下积极发展，书院数量达2000余所。

但此时的书院多数与官学无异，失去了独立性和自主权。

清代书院大体有四种类型：一是继明代书院余绪，以讲授理学为主；二是以博习经史词章为主；三是以考课为主，为科举的预备场所，此类在清代书院中最为普遍；四是学习经史兼习自然科学与工商诸科，此类书院为近代新式学堂之先驱，它的出现预示着整个封建社会教育制度的破产。

3.近代西方大学中世纪大学的组织结构、学位制度、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曾为西方各大学长期沿用，而且表现在中世纪大学所形成的内在精神事实上构成了大学教育传统的重要内容。

另一方面也应该看到，中世纪大学从其产生之日起，就存在着一些基本的局限。

中世纪大学以古典人文学科和神学为基本的教育内容，更重视知识的继承而不是知识的创新，加之基督教信仰和神学的种种限制中世纪大学事实上主要是一座保存既有知识的仓库。

经过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特别是经过17世纪的科学革命和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世纪大学固有的局限性和社会发展的新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大学教育的改革已是势在必行。

从17世纪末到18世纪初，欧美各国先后进行了长时间的大学教育改革，中世纪大学逐步为近代大学所取代。

欧美近代大学的发展首先从德国开始。

在中世纪大学创办的过程中，德国起步较晚，直到1348年布拉格大学的建立，德国境内才出现大学。

然而，在近代大学的发展中，德国则领先一步。

以哈勒大学（1694年）、哥廷根大学（1737年）和埃尔兰根大学（1743年）的建立为标志，德国大学开始进入其近代的发展历程。

从19世纪最初的几年开始，谢林、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等哲学家就不断倡导以新的原则创办新的大学。

1809年2月，洪堡就任普鲁士内政部文化与公共教育司司长后，大力推行改革，并把他的主张在柏林大学付诸实施。

柏林大学把学术自由作为基本指导思想。

19世纪中叶以后，柏林大学的办学模式对欧洲其他国家及美国、日本、中国等国家的大学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4.中国近代大学西方工业革命和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预示着中国封建时代的大学教育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面临着新的历史改造。

而这种新的历史改造是在西方列强入侵中国的炮火声中开始的。

面对外国侵略者的步步紧逼，清朝统治集团中一部分官僚开始推行以学习西方科学技术为主要内容的“自强新政”，史称“洋务运动”。

在洋务运动期间，洋务派官僚先后创办了30多所新式学堂，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外国语（“方言”）学堂，如1862年开设的京师同文馆；二是军事（“武备”）学堂，如1866年创办的福建船政学堂，此类占新式学堂的几乎一半；三是科技学堂，如1880年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

洋务学堂有很多新特点，它不以科举应试为目的，其教育内容主要是“西学”、“西艺”，属于一种专业或专门教育。

它不是中国原有大学教育发展的逻辑结果，而是为了摆脱国家和民族危机从外部世界移植过来的，因而它更接近西方近代大学教育的发展趋势。

虽然洋务学堂只存在了30多年，最后以失败告终，但它确实顺应了“西学东渐”的潮流。

京师大学堂的设立，为中国近代大学教育的开端。

甲午战争的失败宣告了洋务运动的破产，洋务学堂因此而面临重重危机，难以为继。

从1896年开始，清政府的部分官员多次奏请设立京师大学堂，均未被采纳。

1898年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多次奏请光绪皇帝“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京师议立大学堂数年矣，宜督促早成之” 。

直到1898年7月，清政府才准许设立京师大学堂，并由梁启超“略取日本学规，参以本国情形”，草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同年12月30日，京师大学堂师范馆正式开学，到1902年后，京师大学堂发展成为八科1904年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癸卯学制)规定：京师大学堂务必八科齐全，包括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

齐全的大学堂。

京师大学堂可以说是近代中国“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科举与学校之争的产物。

1912年5月，蔡元培呈请政府将京师大学堂改为北京大学。

1916年12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仿效德国大学制度，推行一系列改革，实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

在他的努力下，北京大学一时名师云集、生机勃勃，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摇篮。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高等教育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人民政府接管了旧中国124所公立高校，接办了61所私立高校，收回教育主权，接收了21所外国津贴学校（教会学校），同时学习苏联经验进行了学制和课程改革，进行了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新建了一批高等学校。

1953年，全国经过调整后的高等学校有182所，其中，综合大学14所，工科院校38所，师范院校31所，农林院校29所，医药院校29所，财经、政法、语言、艺术、体育及少数民族院校等41所，奠定了当代中国高等教育的基本格局。

1957年到1960年，全国高等学校从229所猛增到1289所。

经过3年调整，到1963年，全国高等学校压缩为407所，其中本科院校359所。

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事业重新焕发生机，获得健康快速发展，到1988年，全国高等学校复增至1075所。

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社会的深刻变革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中国高等教育已经由精英教育阶段进入国际公认的大众化教育阶段，并由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

到2006年，目前，全国各类高等学校已超过2000所，在校大学生超过2500万人，高等教育规模世界第一，相应地，中国也踏上了由高等教育大国迈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征程。

第三节大学的精神（1）大学理念1．以人为本以人为本，这是现代教育的本质所决定的。

教育是使人获得文化的过程，大学教育的出发点与归宿点都是追求人的主体性价值，并努力思考和回答人类终极关怀的意义。

加拿大迈克马斯特大学前任校长曾说过：“正是大学和那些不懈地在探索的人们，使我们这些现代的男人和女人们，比人类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深刻和彻底地了解我们自己和我们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