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囿限

２００８年第５期（总第１７８期）学习与探索Ｓｔｕｄｙ＆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Ｎｏ．５，２００８Ｓｅｒｉａｌ．Ｎｏ．１７８·当代哲学问题探索·走出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囿限孥广昌（沈阳大学社会科学教研部，沈阳１１００３４）摘要：由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构架起来的传统哲学教科书，不仅创造了哲学的教科书范式。

而且创遣了哲学的教科书时代。

因此，哲学教科书改革的意义也就由单纯的哲学教学改革，深化为对传统哲学解释原则的批判与反思。

当代中国哲学的发展取决于我们能否走出传统哲学的解释原则构成的哲学教科书改革的囿限。

关键词：哲学教科书；教科书哲学；哲学解释原则；经验解释原则；先验解释原则中图分类号：肋一０文献标志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２—４６２Ｘ（２００８）０５—００３５一０５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特殊语境，产生了“哲学教科书”这一中国马克思哲学的独特表达方式。

哲学教科书创造了“教科书哲学”，这种哲学不仅影响了这个时代全部哲学的存在状态，而且－ｔｇ影响了整个时代。

孙正聿先生把这个时代概括为哲学的“教科书时代”。

哲学教科书的改革，就是当代中国哲学力图走出教科书时代的努力过程。

哲学总是哲学解释原则的展开。

对哲学解释原则合理性与合法性的论证和反思，也就因此成为考量某种哲学或哲学的某种存在状态的必由之路。

哲学教科书改革所带来的哲学问题是，我们是否改变了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原则，从而改变了哲学的“教科书时代”。

一、传统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原则哲学教科书当然是哲学教学的用书，但哲学教科书对中国哲学的影响，却远远超出了哲学教学领域。

如果从１９３６年艾思奇出版《大众哲学》算起，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为止，哲学教科书几乎在半个多世纪里统摄了中国哲学的全部内容。

在这个历史时段中，中国哲学不仅以教科书的解释方法作为阐释和理解马克思哲学的唯一方法，而且以这种方法规定着中国传统哲学、西方哲学研究的基本路向。

对于中国当代哲学有着重大意义的哲学教科书，来自于它对哲学的两个解释原则，即经验原则和先验原则。

收稿日期：２００８—０６—１５作者简介：李广昌（１９５７一），男，辽宁沈阳人，副教授，博士研究生，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经验解释原则是哲学教科书的第一原则。

这里所说的“第一原则”，不仅是指对马克思哲学的原初解释与领悟的经验特质，而且包含着在这种解释引领下所形成的“世界观”的经验性质。

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在经历了中国战争年代艰难悲苦岁月的洗礼后，已经在这个时代化为对中国当代哲学有着决定性意义的理论，即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马克思哲学的“中国版”，它在更大程度上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在对马克思哲学的初步理解中，迎合中国革命和中国现实需要所创造出的独特哲学。

在独特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哲学不可能是书斋里的产物，所有“形上”关怀都必然聚焦于对现实的关注，它对世界的解释来源于经验事实的解说，它对哲学的理解来自于传统的经验原则。

以艾思奇《大众哲学》为代表的哲学教科书，就是以这种原则解释了哲学和马克思哲学。

特殊的历史锻造了哲学的独特解释原则，也为这种原则赋予了历史的合法性和合理性。

首先，这个原则使理论和实践的复杂关系得到了最能迎合现实需要的简约处理。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强调实践作用时曾作了个生动的比喻：要想知道梨子的滋味，必须亲口尝一尝。

尽管“亲口尝一尝”是一种感性的经验性行为，但它却是与常识相符的、验证感觉或认知“真实性”最为简单有效的手段。

它实际上为包括马克思哲学在内的理论选择提供了一个经验性的标准：凡是能够在“亲口尝一尝”的过程中，即在“实践”中被验证的理论，才是关于“梨子滋味”即客观世界的唯．一真知；凡是无法在实践中经历直接检验的理论，都是无效的因而只能被束之高阁的理论。

在这个·３５·万方数据标准下，可被直观的现实及其现实的改变，被理解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双重活动的成果。

恰恰是这个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也成了“直观”的对象，它对民族主体之需的解释程度、对民族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成为民族对理论取舍的重要依据。

其次，经验性原则摈弃了西方哲学所热衷的所有关于先验或超验的假设。

毛泽东把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视为中国革命的两大敌人，从根底上说是来自对任何先验、超验理论的蔑视和警惕。

五四运动中与任何权威抗衡的传统及中国革命实践中的种种教训，都足以让从五四运动中走过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唯有自己足下的印记是真实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任何先验的律条都将由于存在着导致经验主义或教条主义的危险而葬送革命前程，任何超验的逻辑都由于不能转化为革命的理想因而不能转化为革命的现实，只能使中华民族的理想流于空谈。

第三，经验性原则是一种来自传统、与常识最为贴近的原则，因而是“为中国的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

它不仅在理论上接续了传统的实用精神，而且也以能够为感官直接感受到的鲜活事实作为理论普及宣传的生动事例，实现了“理论掌握群众”的基本目的。

在中国哲学教科书的原初版本中，以“丰富多彩”的感性事例界说马克思哲学深刻道理的形式随处可见。

正是通过这种以经验性为主的民族化形式，马克思主义哲学才在中国真正得到普及。

必须看到，哲学教科书把经验性解释原则当做中国马克思哲学的第一解释原则，不是对马克思哲学的诋毁而是在经验理解基础上对马克思哲学的弘扬。

尽管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强调的理论与经验性原则所给出的解说有着重大区别，但中国实用语境烘托出的经验性原则，却培植了马克思哲学在中国的厚重土壤，它使理论的魅力生长于理论付诸实践的活动之中，也由此完成了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一个重要历程。

但是，经验性原则有着自身难以化解的矛盾。

它一方面强调马克思哲学的真理性，另一方面又要求这种理论必须迎合中国革命的现实需要。

理论的普遍性与现实变动性之间的冲突，在经验原则的佐使下，往往以理论为适应需要而不得不改变自身的形式加以解决，而这种解决方式又在某种程度上激化了理论与现实需要的矛盾。

这一矛盾的演化结果，使哲学教科书的先验解释原则凸现出存在的价值。

先验解释原则的追求来自对经验解释原则的不满足。

经验性原则在“普遍性”的问题上遇到·３６．了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

按照康德的解释，由于经验判断要以感性直观为基础，所以经验性判断的普遍有效性，只能存在于其“功能”的规定上。

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标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不再满足于马克思哲学功能释放中所显现出的经验普遍性，还希望能把这种有限的普遍提升到无限的高度。

在普遍性的追求中，中国的马克思哲学在“先验”的追求中力图告别原生态的经验性原则，就成为一种逻辑上的必然。

恰恰是在这种必然中，哲学教科书创造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教科书哲学时代。

和经验解释原则不同，哲学教科书时代悬置了经验现实的理论平台，站在终极关怀的角度上期待着关于这个世界的终极解释。

它以“原理”的方式构建出超越时空的绝对普遍信条，以这些信条批判人类的历史，并以此来支撑关于现实和未来的一切解释。

在传统形而上学中，“先验”是人类对理性的终极托付，也是形而上学在理性批判中构架自身、实现自身全部意义的所在。

中国教科书哲学所确立的先验解释原则，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哲学努力摆脱朴素经验形式的理论自觉，但先验解释原则自身的诟病却决定了这种哲学观的宿命。

在一元化和本质主义的追逐中，站在先天原则、永恒本体和绝对真理角度上对现实生活的终极俯视，只能使理论成为失去生活支撑的教条。

传统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原则至少面临着三个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其一。

它的经验原则虽然给予了中国马克思哲学的一个良好出发点，但却无法解决如何超越自身、将马克思哲学理论化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要求；其二，它的先验原则虽然彰显了哲学关于“普遍性”的理论欲求，但这种普遍性的先验设定却使马克思哲学成为悬置于现实生活之上的神坛偶像，从而在割裂理论与生活内在关联的基础上，消解了马克思哲学在中国存在的真实价值和意义；其三，传统哲学教科书力图用大量的经验事实来“论证”先验原理的“合理性”，但由于无法缝合经验与先验之间的逻辑断裂，其结果却只能使经验原则与先验原则之间的矛盾愈演愈烈。

尽管传统哲学教科书力图回避和掩饰这些矛盾，但两种解释原则在与社会领域中某些独特需要契合在一起时，在现实中所显示的就不仅是解释原则自身的片面性，还有因为二者之间的理论鸿沟所导致的现实冲突，即理想与现实、理论与实践、人与人的社会之间的冲突。

理论自身的逻辑矛盾没有终止于理论之中，在理论与现实的“对接”中，放大了的逻辑矛盾必然在素来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的哲学语境中，“改造”了中国的现实。

万方数据二、由“原理”到“通论”：哲学教科书“改革”了什么解释原则的内在矛盾构造了哲学教科书充满矛盾的哲学理念和哲学体系。

作为一种“哲学”，教科书固然强调理性的作用，但理性的形式不过是表达经验内容的手段，理性的终极仰仗着经验的延伸，“原理加实例”就不仅成为表述原理、而且成为论证“原理”的重要方式；作为一种“科学”，教科书强调实践作为真理标准的终极意义，但是却把这种“意义”锁定在实践对理论的“证实”范围内，这意味着，先验哲学所企盼的“绝。

对真理”，不过是科学在任何时代都无法企及的虚幻目标，因此无论科学提供了多少“相对真理”的“水滴”，以此为基础的哲学都只能在想象而不是现实中，将其汇人“绝对真理”的“长河”之中；作为一种“政治”，教科书把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伟大思想投放到现实社会之中，但在现实的理解中，却把马克思哲学演绎为斗争的哲学，把人的解放目的放在强化人的异化现象的掌控之中；作为一种“文化”，哲学教科书强调“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指导方针，但实际上却在“文化大革命”砸烂旧世界的喧嚣中，切断了历史与现实、民族与世界的血缘关系，从而以“无文化”的态度消解了人类文化、民族文化存在的全部意义。

传统哲学教科书的解释原则所造成的理论困境，实际上昭示了这种哲学和它所代表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它的极点。

起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中国哲学教科书哲学的改革，不仅是对哲学的反思，而且是对这个时代的反思。

围绕这场改革所作的一切努力，都是当代中国哲学在凤凰涅檠中求得新生所构架的薪火，它要吞噬的不仅是过去时代中的种种偏执与荒谬，而且还有对这个时代虚无主义漫画式的描述，以及这种描述中所体现出的对历史的轻薄。

哲学教科书的改革不仅需要哲学的智慧，而且需要时代的勇气。

在特殊的年代里，后者的意义更大。

高清海先生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拉开了教科书改革的序幕，尽管从今天的角度上看，这本教科书从总体上还是站在西方近代认识论立场上对马克思哲学的一种阐释，但它却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本突破传统哲学教科书体例的著作。

这本书的意义不在于它的理论性而在于它的时代性，它站在时代的高度上，打破了传统教科书一元统治的状态，也由此吹响了教科书改革的号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