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后殖民主义色彩的研究

莫言获诺贝尔奖的后殖民主义色彩的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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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它主要是一种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

后殖民理论的兴起，有其深刻的理论基础。

一般来说，前意共领导人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与法侬的“民族文化”理论对于后殖民主义的产生和发展都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而法国哲学家福柯的“话语”与“权力”理论则是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核心话题“话语”与“权力”不仅在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表现的尤为突出，而它对于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地位关系也很有表现力。

因为后殖民主义和女性主义都关注的是对于在统治结构中被边缘化的“他者”的研究，自觉维护他们的利益;都以颠覆性别的、文化的、种族的等级秩序为己任，并利用后结构主义来否定男权主义与殖民主义的共同基础-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

2012年10月11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中国作家莫言。

中国和诺贝尔文
学奖实现了零距离接触。

这一接触弥补了中国无缘世界最高文学奖的遗憾。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为当代文学提供了新的信心，这毕竟是对作家世界性的承认方式之一。

一个本土的中国作家得奖对中国的作家是一个极大的鼓励。

其获奖的特殊意义还在于，他并没有表现出一种脱离中国社会和体制才能创作的特定形象，而是在现实条件下，书写出他所能达到的最好的文学，一定意义上展示了当代中国文学的气象。

另外，莫言获奖还印证了中国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国际地位有了一定的提高，话语权有所提升。

同时也是汉语文学凭借着自己的艺术水准和文化承载力获得世界承认的一个重要标志，能够把世界目光引向中国作家，成就了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进行密切交流的契机。

新世纪以来，中国的经济有了突飞猛进的增长，政治地位、文化地位也得到了提高。

同时，中国文学也进入了一个成熟阶段。

萨义德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的《东方主义》就指出西方话语体系里这种以“东方学”形成出现的“东方主义”，背后的支撑是西方权力，通过建立“东方主义”以达到殖民扩张的“文化霸权”。

这种文化霸权不是以强迫性的军事征服为手段，而是以“渗透”使被征服者自愿接受的一种战略。

换言之，
建立在政治、文化甚至宗教基础之上的东西关系的本质是一种强弱关系。

这也正是福柯所指出的那样，知识和权力的这种天然结合，即文化霸权的基础。

所谓话语权，通俗来说就是在世界秩序中国所说的话占不占分量，有没有支持，能不能对国际重大事项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以保护本国本民族的合法利益。

世界话语权是建立在国家实力基础之上的，不仅包括经济和政治实力，也包括文化、制度等软实力。

在改革开放以前，由于经济技术落后，中国在世界的话语权不大。

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中国在世界各国的话语权也有所提升。

中国作协副主席何建明在莫言获奖的第一时间接受了新华设计者的采访时表示“这不只是对莫言文学创作成就的肯定，也是对一百多年来一代代中国作家的肯定。

这从一个侧而反映了中国的强大，以及世界影响力的提升”。

文学是一个国家和民族文化原创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作家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在肯定我国有一定的经济地位的同时，也让人重新思考并自信于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创造力，这对中国文化建设，有着非常积极的意义。

但是对于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众多评论中，有人认为莫言获奖是深受西方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因为魔幻现实主义是上世纪中期在拉丁关洲兴盛起来的
一种文学流派。

并且这一影响在他获诺贝尔奖中占有一定的分量。

如此定论的话，那么莫言获奖的这一事实就深深陷入了西方殖民主义的误区。

在萨义德看来，作为文化霸权的表现形式的东方学，其产生的思想基础是西优东劣，是中心与边缘的对立。

正是这种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观念，使得西方学者戴着有色眼镜“看”东方，把东方的成就归功于西方。

萨义德认为，自古至今，西方对东方的描绘，无论是在学术著作中，还是在文艺作品里，都严重地歪曲了其描述的对象。

事实上，就文学性而言，每一个成功的作家都有自己创作的独特性，而不仅仅是纯粹的模仿。

对历史、时代、社会，对人的普遍的生存状况的洞察和深刻理解;对于叙述艺术的不断创新，创制了具有先锋性和挑战性的写作范式，颠覆小说传统的叙事模式，推进当代小说叙事的探索和开掘;对于地域文化、民族文化、民间文化的开掘，将自己的创作浸泡于民间色彩和中国民族传统。

这些，应该是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重要原因。

另外，莫言的作品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将现实和幻想，将历史和社会结合在一起，他创作中的世界令人联想起福克纳和马尔克斯作品的融合，同时又在中国传统文学和口头文学中寻找到一个出发点。

这应该是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另一个重要
原因。

所以，莫言获奖的这一事实，不能以盛行于拉丁关洲的魔幻现实主义而定论，更不能戴着“有色眼镜”来审视中国文化和这一事实。

莫言获奖是中国文化实力的提升和中华文明国际影响力的表现，是中国文学成就而向世界的一个展示，它给中国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新历史主义等理论的盛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价标准开始更多关注文学中的阶级、种族、性别、殖民、文化等现实问题，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审关标准。

同时，后殖民主义的理论中的“文化话语权”和“性别话语权”，两者也有着一种密切的亲和力，都是对特定压迫的反抗。

这里的“西方”和女权主义中的“男性”是完全等同的，他们都代表着一种优越和权力。

在莫言的文学作品中，他在各个领域全方位地推翻男尊女卑的“性别定型”论，肯定妇女经验的正确性，去除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看待女性的“有色眼镜”，也是对后殖民主义中的“性别话语权”的解构，对传统中的男权社会具有文化上和政治上的颠覆意义。

综观莫言的作品，他对女性很少持批判态度，乡村的苦痛、压抑、沉郁和悲壮，赋予了乡村一种特别
的生存诗意。

在莫言长长的女性画廊的尽头，赫然屹立着敢于担当的乡村女性形象，通过展示敢于承担苦难的女性形象的耐心和韧性，莫言凸显了自己的女性观:女人是建设者，男人是破坏者;男人是女人的支撑，给予力量;男人总在拼杀，留下烂摊子总是让女人收拾《蛙》这部作品，对计划生育进行了反思，诉说了女性灵与肉所承受的双重负压。

姑姑万心有着女人的肉身，但却是铁人，忍辱负重的承载着历史、国家给自己的使命。

从灵魂背负的痛楚来说，姑姑万心钢铁般的自尊和意志、强烈的阶级观念与不容置疑的使命感，使她的种种表现都超越了女性，表现了莫言对女性主权地位的肯定。

莫言也曾说他是一个女权性主义者，他感觉女人比男人更伟大《丰乳肥臀》中含辛茹苦养育了9个儿女并再帮助孩子养育儿女，经历了无数饥谨、战乱的坚强勇敢的母亲上官鲁氏《欢乐》中为高考落榜的儿子筹措复读的学费，不惜颜而到县城乞讨的感人至深的母亲，这些坚强伟大、忍辱负重的母亲们，成就了作家的大地之母传奇。

莫言这些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极大地否定了男性话语权，促进了女性的个性解放。

封建的男权道德要求女性必须泯灭自我的主体性，被动地接受男人的挑选，温顺地服从男人的安排，女性若勇敢大胆地主动追求幸福爱情，就会被封
建道德家们界定为不守妇德，违背传统，被贴上不贞洁、不自爱、不自重的标签。

《红蝗》中的四老妈处于生命本能而与锅铁匠的偷奸，四老爷与红衣媳妇的偷奸，两者的本质实际上是一回事，但是掌握话语权的男权文化却只把四老妈归入淫荡祸害之列，让她为生命的本能欲望承受道德的鄙视，同样也犯了欲望之戒的四老爷，不仅没有受到惩罚，反而成为男权道德要保护的受害者。

莫言以无限的同情、生动的笔墨描摹了那些被动的女性。

当然，如何用精神上解放妇女的现代文化观念关照女性的精神解放，真正把女性从第二性的附属性生存中拯救出来，赋予女性与男性真正同等的话语权和主体性地位，在性别意识领域实现人性现代化，不单单是几个作家摇旗呐喊就可以办到的，这需要全世界人的长期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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