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城市融入

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城市融入作者：何月华来源：《广西民族研究》2019年第02期【摘要】随着城市化的发展，大量少数民族农民工进入到城市谋生。

因为兼具农民和少数民族双重身份，在与城市居民和其他民族接触中，其身份认同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逐步凸显出来，这明显不利于其城市融入和“市民化”。

本文以主观视角入手，在分析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基本情况的基础上，探讨身份构建与城市融入的影响因素和相互关系，认为，在“市民”和“农民”认同中的模糊性和被动性，是城乡二元结构的社会制度长期影响的结果;民族身份相对明确，并呈现出多样化的选择;随着群体内部的社会分化日益明显，多重身份在转化和构建中也呈现出差异性、多元性和非均衡性特点。

最后，就其“内卷化”困境和城市融入提出了相应对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城市融入【作者】何月华，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民族学院博士研究生，广西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

重庆北碚，400715。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4-454X（2019）02-0074-009一、问题意识与研究设计人是寻求归属感的社会动物，通常很“在意”自己在社会关系中的“身份”。

身份认同源于和关乎“我是谁，从哪里来，去向何方”的哲学式思考。

西奥多森（Theodorson）将认同看作“一种同化与内化的社会心理过程”，“它将他人或群体的价值、标准、期望与社会角色，内化于个人的行为和自我概念之中”[1]。

在社会学研究中一般将认同分为自我认同（ego identity）和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两种形式。

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是在与城市居民的互动中产生的，是一种对自己身份的认知和对自己情感归属、未来行动归属的主观性态度。

[2]虽然目前学术界对身份认同概念的界定还不统一，但是大家都认为身份认同是个人或群体基于社会位置的判断和认知，从属于自我概念，表现为身份感、归属感、地位感和价值感等。

本研究所涉及的身份，既包括制度性身份（农村人与城市人），也包括族群身份（民族身份），还包括职业身份等。

这些身份来源于少数民族农民工根据其城市生活以及与他人交往的体验而形成的对自己所具有身份的认知;同时也来源于基于少数民族农民工群体与其他社会群体之间的关系而形成的社会认同。

传统的农业社会，社会结构相对稳定，人们具有相对明确而固定的“身份”。

随着中国经济、社会、政治和文化的急剧变迁，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城市化的推进，城市流动人口身份认同中的模糊性、多元性和矛盾性大大增强了。

少数民族农民工作为流动人口中的重要群体之一，长期居住在城市，却不具有城市户口，同时兼具少数民族和农民工双重身份，在身份建构和城市融入过程中往往会处于尴尬的境地。

当前，寻求相对“稳定”的“身份”已经成为少数民族农民工重要的心理需求和社会发展进步的现实需要。

本研究试图运用身份认同理论，以主观视角入手，对广西南宁市一个少数民族农民工聚居的“城中村”进行考察，在研究少数民族农民工身份认同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经济、政治、文化等影响其身份认同的因素，探讨在城市融入过程中，加诸于他们身上的多重身份如何实现转化和构建。

本研究选取的平西村隶属南宁市江南区福建园街道辖区，毗邻邕江西南岸，位于邕江一桥、北大桥、桃源桥南边，三条桥交汇之处。

全村面积约有4平方公里。

平西村是典型的城中村，村民已经不再从事农业，而是依靠租赁房屋或者从事一些商业和服务业谋生，其中自建房房租是村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平西村因为距离南宁市老的商业集散地——“朝阳商圈”只有一江之隔，所以成为流动人口重要的居住地。

据福建园街道2017年提供的数据，当地常住人口有2400余人，流动人口有3000余人，有汉、壮、苗、瑶等20多个民族。

二、少数民族农民工的身份认同与困境（一）农村人、城市人和夹在中间者本研究以平西村为调查点，在调查中随机选取200名少数民族农民工（其中35岁以下的122人，男性116人，壮族119人、瑶族33人、回族17人、苗族13人、侗族7人、仫佬族6人、毛南族3人、土家族2人），进行了问卷调查和深入访谈。

在问及“从根本上说，你觉得自己是哪种人？——农村人，城市人，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时，得到的回答如表1所示：200个样本中，分别有34.5%的人认为自己是农村人（其中35岁以下21人）;29%的人认为自己是城市人（其中35岁以下47人）;认为自己既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的21.5%，15%回答不知道或无所谓。

笔者随机抽样进行了访谈，他们的回答可能代表了一些人的心声。

梁先生是壮族，广西百色人，46岁。

他长期在南宁打工，在平西租房居住了7年，老婆、孩子都接过来一起住。

他说：“虽然我们生活的地方越来越像城市，吃、穿、住、用、行基本上都靠用钱买，但是我觉得自己还是个农村人。

因为我们还是和农村人打交道多，我们的思想还是农村人的思想——保守、本分、知足。

”像梁先生这样的人很多，在他们眼里，他们骨子里仍然是地地道道的农村人，因为他们的文化、交际圈子、生活习惯依然是農民式的。

周女士是瑶族，广西来宾人，35岁，来平西有5年了。

她在平西市场租了一个门面，做快餐生意。

她白手起家，从摆摊卖早餐做起，经过5年的努力，终于开了自己的快餐店。

现在她的父母都在平西，全家租了一套90平方米的房子住，儿女也在这边读书。

虽然每天挺辛苦，但是生活上还过得去。

周女士说：“我觉得我应该算是一个城里人，因为我已经生活在这里这么长时间，学了许多在这里生存的本事。

我的老公孩子都在这里，尽管平西人不大接受我是平西人，但是在外人眼里我是平西人。

虽然城市人看我是乡下人，但是我家乡人却把我看成城里人。

我既是农村人又是城市人，既不是农村人又不是城市人。

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我是什么样的人。

”郭先生老家在湖北恩施，土家族，来广西有10多年了。

他先前在南宁一个工厂做工，认识了平西的一位姓黄姑娘，后来就结婚长期在平西租房子住。

2008年工厂倒闭了，郭先生靠打零工谋生计，他的爱人就在村子里做起了裁缝。

2010年，他们可爱的女儿出生了。

但是老是租房子住不是长远之计，2016年3月，他们把所有积蓄拿出来，凑够了30万元去大沙田买了商品房。

现在他的岳母仍然住在平西，他们一家三口也经常来平西转，毕竟在平西生活了10多年了，交际圈子在这边，大家来往很多，也很有感情。

郭先生说：“我是南宁人，但也不是南宁市人。

城里人认为我们是农村人，而农村人则认为我们是城里人。

而我们自己也不清楚自己到底是什么人了。

（笑）不过有什么关系呢，不管是城里人，还是农村人，我们还是这样过日子。

所以人家问我哪里人，我往往回答‘平西人’，虽然我现在不在这里住了，但是毕竟平西已经是我的家了，在这里大家也认为我是平西人。

”从问卷统计和调研访谈分析，样本中自我认同为城市人的占29%，这部分以新生代少数民族农民工为主，35岁以下的占到了80%;认为自己是农民的占35%，其中老一代农民工比较多，35岁以上占到了70%。

相比较而言，新生代农民工更倾向于“城市人”认同。

样本中71%的人缺乏对城市人的身份认同（包括选择农村人、不是农村人也不是城市人、不知道），这个比例相对于汉族农民工还是高了不少。

同时认为没办法判定自己身份的占到三分之一，可见许多少数民族农民工在身份认同上处于“市民”和“农民”之间的尴尬境地。

（二）民族身份：多样化的选择身份认同作为一个多层次的动态系统，个体并非只是被动接受，相对于“农民或市民”这种身份认同的模糊性与被动性，民族身份认同相对明确，少数民族农民工可以主动地选择，强化或忽视，突出或隐去，也可以根据具体情境的变化而有目的地选择，凸显出个体的生存智慧或民族意识。

一般情况下，一个群体的民族特色不鲜明，那么这个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往往不会很强。

壮族在广西人口多、分布广，因此在南宁壮族的民族意识并不是很突出。

在和平商场做餐饮的黄先生告诉笔者：“我是壮族，25岁从农村出来到这打工，一晃就是8年。

祖辈是种田的，现在感觉自己的生活还不错，相对在村里的其他人好多了。

现在经营一家快餐店，每年有10多万元的收入。

我很感谢共产党，现在的政策很好，对外来的创业者不排斥，可以自由竞争。

南宁是个好地方，南宁是我第二个家，下一步的目标就是买房，在这定居。

其实农村人与城市人、壮族和汉族本身就没有多大区别，大家都是中国人，都应该有发展的权利。

”也有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会避免将这些“标签”显露出来，将自身的民族身份湮没在浩瀚的城市化和现代化中，使他人难以识别出其少数民族身份。

在商场工作的胡女士告诉笔者：“我是侗族的。

在上班的时候大家都一样，穿制服，说普通话，所以同事里很少人知道我是侗族的。

没必要去突出自己的民族身份呀，也避免一些麻烦。

”与前面的情况相反，通常民族特色越鲜明，这个群体的民族身份认同就越强。

有些少数民族农民工由于语言、生活方式、宗教信仰等方面的原因，即使进入城市后，依然在语言、服饰、信仰、习俗等与城市其他族群相区别，坚持保留着自身的鲜明特点。

例如，从事与民族特色商品、民族医药、民族演艺等相关行业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他们在工作过程中往往会通过穿戴打扮等“民族符号”来彰显自身特殊的民族身份和较强的民族文化特征。

这样做的目的，一方面，利用大家的好奇心，达到吸引顾客的目的;另一方面，利用“民族”标签，来表明其出售的产品或服务是正宗的，而非假冒伪劣。

除了外貌体型上的差别，与民族身份密切相关的语言、服饰、生活习俗、宗教信仰等文化特征都可能成为民族身份的“标签”，为民族身份认同提供了基础。

来自那坡的小覃姑娘穿着一身黑色的壮族服饰，自称是地道的“黑衣壮”（壮族的一个支系）。

她说：“我在南宁黑衣壮文化公司上班，主要做些‘黑衣壮’歌舞表演，经营民族服饰、土特产、农副产品等，还宣传、营销那坡‘黑衣壮’旅游。

有时候别人问我是什么族，我说‘黑衣壮’。

‘黑衣壮’的身份对我当然很重要，因为我是代言人啊。

”部分少数民族农民工也会刻意强调自身的民族身份或者宗教身份，并形成特定的民族或宗教聚居区。

例如南宁市的中华路社区因为毗邻火车站，成为维吾尔族、回族等聚居区，他们靠着贩卖葡萄干、哈密瓜，经营烧烤等维持生计。

这样的少数民族群体自我认同很强，族群边界清晰，相对封闭。

马某，撒拉族，来自青海循化，在平西村体育路经营一家兰州拉面馆。

他告诉笔者：他已经来南宁3年多了。

在这里他们基本不与本地人交往，和他们一起来的亲戚、老乡，构成了他们在这个城市里人数不多的交际圈子。

除了固定的交际圈子，其他地方的穆斯林，比如从甘肃和宁夏来的回族，偶尔会来到这个城市，如果能够有机会见面，他们就会很快熟识起来。

因为经营着一家拉面馆，原材料他们基本上不去市场上买。

所以老乡们经常一起去宰牛，然后把牛肉分到各个店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