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玛斯的现代性理论
浅析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理论
浅析哈贝马斯的重建现代性理论摘要：当代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现代性问题，人们一方面充分享受现代化带来的丰硕成果；另一方面遭受现代化带来的种种负面效应。
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危机的出现，是因为“生活世界”受到了独立的、形式的组织起来的行为系统的摆布，而解决该危机的根本途径则在于，借助交往理性来规约过分膨胀的工具理性，使二者相辅相成，协调发展，最终实现“生活世界”的复兴。
关键词：现代性；哈贝马斯；交往理性一、现代性问题的提出当代世界最重要的问题之一，是现代性问题。
当代人最大的困惑之一，是如何对待现代性。
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来看，现代性问题，给人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不是安全，而是风险；不是稳定，而是漂移；不是心理的满足和肉身的愉悦，而是心理的焦虑和肉体的失重。
面对现代性，人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就陷入了沉思和批判。
追根溯源，现代性理论主要有三个思想资源。
第一个思想资源，是马克思的现代性理论。
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持赞成态度，而更多的人认为，马克思对现代性持批判态度，马克思通过批判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而批判了现代性。
同时，在关于马克思现代性批判的基础问题上，又存在着分歧，一些人认为马克思是要从根本上抛弃现代性，抛弃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与抛弃现代性是一致的；另一部分人认为马克思批判了现代性，但他并不完全否定现代性。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现代性基础上的社会，社会主义仍然要实现现代性，尽管实现的目标、途径和方式与资本主义是不一样的。
第二个思想资源，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理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根主线就是对现代性的批判，他们有时从总体上批判现代性，有时批判现代性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一种现象，如物化意识、启蒙精神、大众文化、日常生活、工具理性、消费主义、性压抑、生态危机和科学主义等等。
但问题在于，他们是不是全盘否定现代性，相应的又产生了几个问题：其一，他们是否完全否认现代性本身。
其二，如果现代性有负面效应，那他是一开始就有的，还是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
现代主义的幽灵——哈贝马斯论现代性、后现代性和民族性
现代主义的幽灵——哈贝马斯论现代性、后现代性和民族性尤尔根·哈贝马斯，德国当代最着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和“西方学界的领袖人物”。
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杜塞尔多夫，50年代前期先后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上大学，攻读哲学、史学、文学、心理学、经济学等，1954年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50年代后期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助手。
60年代先后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和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
1971—1980年，担任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和马普学会慕尼黑心理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
1983—1994年，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
1994年退休。
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涵盖了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是一位综合型学者。
其理论的核心可以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通过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扞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
哈贝马斯着述颇丰，公开发表论着46部以上，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跻身于当代西方最多产、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理论家行列，被列为“当代欧美11位着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
”托马斯?麦卡锡认为：“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
” 他的主要着作有：《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理论与实践》，《社会科学的逻辑》，《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认识与兴趣》，《哲学——政治剪影》，《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文化与批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政治、文化、宗教》，《政治短论集》论，《交往行为理论》，《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性研究及其补充》，《现代性的哲学话语》，《新的不透明性》，《后形而上学思维》，《迟到的革命》，《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作为未来的过去》，《文本与语境》，《话语伦理学解释》，《事实与有效性》，《他者的引入》，《从感性印象到象征表现》。
概述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论战
概述哈贝马斯与后现代主义的论战（1）哈贝马斯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尚未完成的宏伟工程，它具有开放性远未终结，因此后现代是不可能存在的。
原因有三：一是主体性在现代尚未充分发展，仍在权力的概念中闪现出生命力。
二是启蒙以来的理性也没有被完全消解，仍与话语粘连。
三是现代主义是一项尚未完成的计划，是向未来敞开的，它的启蒙理想尚未实现，使命尚未完成，生命远未终结。
（2）他反对贝尔提出的“新宗J”而提倡建立“新理性”，在知识的可靠性和意识形态批判上建立交往行为理论，从而重振现代性。
他呼吁从左右两方面抵制后现代主义的进攻：一是以贝尔为首的英美新保守主义将现代危机归咎于文艺现代性并对其加以规约和驯化。
二是使法国后结构主义福柯、德里达和利奥塔德等人的过激反*叛和消解。
（3）哈贝马斯认为问题不是在于科技而在于日益官*僚化的行政机构，根源不在理性、启蒙、主体性和正义、人本学等现代性大潮之中，而在于未能按照科学、道德、艺术各自不同的范式去发展合理的理性化制度，因此它们也不会就此枯竭。
后现代性的提出并意味着现代性的终结。
哈贝马斯用谱系学的方法对后现代主义产生的脉络进行了梳理，认为20世纪黑格尔、尼采等人之后尼采主义从两个方向进一步发展了后现代性：1.法国哲学家德勒兹等人的新尼采主义；2.法国哲学家德里达、福柯等人的解构主义。
这是一条对主体性、总体性、同一性、本源性和语言深层结构进行全面颠覆的线索，取而代之的是非同一性、非中心、非体系、非整体、非本质、非本源，最终导致哲学的终结。
哈贝马斯提出的解决方式是建立交往理性，不放弃启蒙理想，反过来纠正原设计的错误和实践的偏差，调整和完成理性的重建和修复，建立交往理性的新理性图式。
将科学、科学哲学、语言哲学中的有益成分吸收到批判理论中，表现出西方人文主义思潮与科学哲学思潮合流的趋向，摒弃各自的片面性最终建立全面系统的交往理论。
哈贝马斯要求交往合理化，即要求交往不受国家、经济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干预，是交往者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强制的美好世界上，在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中通过对话交往获得具有共识的价值观，通过理解达到合理的意见一致的真理，通过社会阶层成员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平相处而达到社会和谐的目标，在这一过程中艺术和文学因为从语言的世界图像化分化出来并有了自主性，重新整合创新的美感经验把这些原本无言的经验转化为了寻常语言，因而成为日常语言的沟通实践，可见这一理论的乌托邦色彩极为明显。
哈贝马斯论文化现代性
哈贝马斯论文化现代性理论研究2006.4哈贝马斯论文化现代性口邓永芳周琳娟【内容提要】文化现代性思想是哈贝马斯现代性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从韦伯的现代性奠基性的论述出发,区分了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两个概念.在与各种现代性理论对话的过程中他对文化现代性的起源,形态,合理内涵以及审美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阐述.【关键词】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理性审美现代性1980年,哈贝马斯在《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一文中论述"文化的现代派和社会的现代化",并表示,"我们更应当从伴随现代派工程的迷失中和过激的文化扬弃纲领中吸取教训,而不应当放弃现代派及其工程本身."从这里可以看出哈贝马斯的现代性立场,也可以看到文化现代性理论的雏形.在1984年的《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哈贝马斯集中地阐述了他的文化现代性思想.从总体上看,哈贝马斯对文化现代性理论的经营显得既复杂又隐晦.本文尝试勾勒出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思想的大体轮廓.一,社会现代性与文化现代性的对峙哈贝马斯在其重要着作《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中一开篇即回顾了马克斯?韦伯阐述的"世界史问题",即"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在韦伯对现代性的奠基性的论述中,现代与西方理性主义之间有着内在的联系:理性瓦解了宗教世界的图景,导致了西方文化的世俗化过程,但同时更主要的是现代社会的发展过程.哈贝马斯发现,韦伯清楚地看到了现代性问题的起源,但是仍将现代性局限在"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即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化这一维度上.之所以回顾韦伯的现代性理论,是因为韦伯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此时兴起的现代化理论把现代性描述成一般意义上的社会发展模式,割断现代性与西方理性主义历史语境之间的内在联系,从而不再把现代化过程看成是理性化过程和理性结构的历史客观化.后现代理论的新保守主义者显然受到了这种现代化观念的影响,他们对这种独立发展的现代化过程加以相对化,并简单概括为:启蒙的前提已经死去,惟有启蒙的后果仍在奏效.同时,在后现代的政治形态中,审美无政府主义要求告别整个现代,对构成韦伯理论的基本概念系统进行清算,他们的结论是:文化现代性终结之后,源于其中的社会现代化也将无法继续下去.面对后现代理论激进的现代性批判,哈贝马斯坚持启蒙现代性的立场.在哈贝马斯看来,后现代理论打着告别现代性的旗号反抗现代性,是因为"到韦伯为止,现代性与合理性之间的内在联系一直都是不言而喻的,现在却出了问题".而问题就出在韦伯的单一性的现代性维度——"目的理性的经济行为和管理行为的制度化",即社会现代性/社会现代化这一维度上.正因为如此,在哈贝马斯看来,文化现代性这一维度决不可忽视.二,文化现代性的起源现代性不是单一的.如果把现代性仅理解为经济社会层面的现代化,理解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与现代国家的官僚体系,也就无怪乎要受人斥诟了.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另一维度文化现代性也给予了足够重视,在他看来,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构成了现代性的两个面相和双重意义.哈贝马斯仍然从韦伯的理论人手,对文化现代性的起源进行了总结:"韦伯把那种解神秘化的过程说成是'合理的',在欧洲导致了宗教世界途径的瓦解,并由此形成了世俗文化.随着37?现代经验科学,自律艺术和用一系列原理建立起来的道德理论和法律理论的出现,便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价值领域,从而使我们能够根据理论问题,审美问题或道德实践问题的各自内在逻辑来完成学习过程."概而言之,上述结论要表达的是:文化现代性起源于文化的理性化.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学术与政治》,《经济与社会》等着作中对此进行了论述,哈贝马斯在《交往行动理论》一书中进行了进一步分析.韦伯认为,理性是现代科学形成的基础.西方现代经验科学直接受惠于古希腊思想希腊人发现了作为所有科学知识中最伟大的工具之一的"观念",而文艺复兴则使实验成为科学的一项原则.观念用来发现真理,实验是控制经验的可靠手段,二者使现代科学成为可能.同时科学和技术结合,使理性机制化,进而发展出科学的世界观.现代艺术愈益摆脱宗教的控制,形成一个自律的领域.而这一切,也显示了现代艺术也是以理性为基础的,如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艺术,已经合理地运用线条和透视.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那样,"现在,艺术组成一种越来越有意识的,被理解的,独立化的特殊价值的宇宙".在伦理领域,西方宗教的卡里斯马式的绝对伦理转变为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使人们在行为上必须考虑行为的目的与手段的关联,哈贝马斯指出,这种考虑就是以理性作为基础的.在法律领域,巫术和宗教神启失去了意义,现代法律必须解决和处理新的时代的现实问题,因此从自然法走向形式法.这同样需要以理性为基础:法规是代议制立法机构自觉地,有意识地制定和创造的;现代的立法程序本身受法规制约,立法活动要遵守法律形式结构的要求;市民服从的是法律,而不是贯彻法律的官员;如此等等.三,现代文化形态黑格尔是被哈贝马斯视为把现代性问题上升为哲学问题的第一人.在黑格尔的现代性哲学中,主体性乃是现代的原则, "说到底,现代世界的原则就是主体性的自由,也就是说,精神总体性中关键的方方面面都应得到充分的发挥."所谓主体性,即关涉到自我的结构,黑格尔用"自由"和"反思"来解释,其主要内涵包括个人(个体)主义,批判的权利,行动自由和唯心主义哲学自身.主体性原则贯穿于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三大历史事件,进而言之,还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在黑格尔那里,现代文化形态表现在客观科学,道德概念,艺术,哲学等方面.主体性原则确立了现代文化形态.主体性原则首先适用于既揭开了自然的面纱又解放了认知主体的客观科学.由于有了主体性,自然中一切奇迹就都被否认了,而人类在认识自然的同时变得自由了.其次,现代的道德概念以肯定个体的主体自由为前提.再次,现代艺术在浪漫派身上显示出了本质,富有表现力的自我实现成了作为生理论研究2006.4活方式出现的艺术的原则.最后,主体性原则在哲学方面表现为笛卡儿"我思故我在"的抽象主体性和康德哲学中的绝对自我意识.对于这种现代文化形态的发展态势,哈贝马斯指出,"直到十八世纪末,从制度化的角度看,科学,道德和艺术还分化成不同的活动领域,各自探讨自身所独有的问题,分别为真实性问题,正义问题和趣味问题."这三个问题,无疑也可视为对现代文化形态的另一种表述.四,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涵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在《启蒙辩证法》一书中表达了一种悲观情绪:不要再对启蒙的拯救抱以希望.据哈贝马斯分析,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认为启蒙与神话之间具有密谋关系,"神话就已是启蒙,而启蒙又变成了神话".而启蒙即是对客观化的自然和遭到压抑的内在自然的统治,它所要求的理性只是工具理性.同时,对于科学,他们表示了不满,认为现代科学为了技术的有效性而放弃了理论知识的要求,完全被工具理性所同化.最后,他们通过对大众文化的分析,认为艺术也失去了所有的批判内涵和乌托邦内涵.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论证思路是:在文化现代性当中,理性最终被剥夺了有效性要求,并且与纯粹的权力等同了起来.但是,哈贝马斯认为霍克海默和阿多尔诺的工具理性批判简化了现代性的图景,损害了文化现代性所特有的尊严,即随着价值领域的分化,理性的否定力量在否定与肯定之间明确立场的能力不会受到损害,反而会得到加强.因此,《启蒙辩证法》没有妥善处理资产阶级理想中所确立并工具化了的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涵.这种文化现代性的合理内涵表现在三个方面:(1)科学的理论动力,即推动科学以及科学的自我反思不断超越技术知识革新的理论动力.(2)法律和道德的普遍主义基础.这一普遍主义基础也体现在宪政民主制度,民主意志结构以及个人主义认同模式当中,但是体现得不完整,而且总受到扭曲.(3)审美经验的创造性和冲击力.它是主体性在摆脱目的行为命令和日常知觉惯例时从自身化解过程中所获得的. 它体现在先锋派的艺术作品当中,体现在艺术批评话语当中.它能在自我实现所特有的革命价值领域中发挥一定的启示功能.五,审美现代性审美现代性是哈贝马斯文化现代性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哈贝马斯在《现代性对后现代性))(ModernityVS. Postmodernity,《现代性——未完成的工程》一文的英译本) 一文中指出,"现代性的观念与欧洲艺术的发展有直接关系",但是他没有从这一角度来分析文化现代性,因为"'现代38?理论研究2OO6.4l0簟耋每藕ll≥簿0i性规划',只有在我们不再像通常那样专注于艺术时,才会进入我们的视野中心."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一书的前言中又指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在许多地方都涉及到现代性的美学话语,或者说,两者在许多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但他言明,"本书对艺术和文学中的现代主义不予讨论".不过,哈贝马斯还是从哲学史的角度和理性的视阈对审美现代性有着诸多的论述.席勒的《审美教育书简》(1793年)被哈贝马斯视为现代性的审美批判的第一部纲领性文献.席勒分析了自身内部发生分裂的现代性,并赋予艺术一种全面的社会革命作用,把艺术理解为交往理性的真正体现.黑格尔在《原始系统纲要》中提出了"艺术作为面向未来的和解力量"的观点,在1796—1797年的理性纲领中,又认为诗是人类的导师,艺术将接管哲学(但他于1801年就彻底抛弃了审美乌托邦,转而用主体哲学的手段来克服以主体为中心的理性).在前二者的影响下,谢林于1800年阐述了其"先验唯心论体系",更进一步发挥黑格尔的论旨,将审美直观作为一切哲学的初始本原.但是,无论是黑格尔还是谢林都并未逾出理性这一核心范畴.尽管他们把艺术抬到了凌驾于一切文化表象的高度,但是在他们那里,在艺术中直观到的,仍然还是客观理性.这种同一性的思想受到F?施莱格尔的质疑.施莱格尔在其《神话论稿》中坚持美的自主性,认为单纯现代艺术就能成为一种救世的希望.因此,理性在这里受到了抛弃.这样一来,就从根本上转移了现代性的概念视域.现代性不再从西方理性主义中获得其冲力,而是与作为理性他者的本原"混沌力量" 联合在了一起.在哈贝马斯看来,是尼采第一个将审美现代性概念化,也是他写下了后现代主义的开山之作——《悲剧的诞生》.通过对酒神精神的颂扬,从此以主体性为中心的理性必须面对理性的他者.尼采企图经由远古神话的复兴,赋予艺术以一种新的救赎力量.从尼采开始,现代性批判第一次不再坚持其解放内涵.但是,尼采将审美经验远古化,又不能把审美判断力看作是至少在程序上是与客观知识和道德洞识联系在一起的理性的一个向度,因此他对现代性的批判就只能采取一种总体化的激进形式.自尼采之后,他的现代性批判在两条道路上得到发扬光大,其中海德格尔和德里达所走的形而上学批判道路更多地包含了审美现代性的思想.晚年海德格尔把艺术和形而上学统一起来,以哲学的方式直接从内部展开对形而上学的消解.在这里,艺术被本体化了:美使得存在变得显明,它通过揭示存在者的存在与存在相关;诗归根到底来源于本原的思.但是海德格尔仍然局限在主体哲学的问题之中.德里达和阿多尔诺一样,都从边缘的位置上来对抗中心,对任何总体化的系统,尤其是有关艺术作品的有机观念持一种极端怀疑的态度,强调寓言高于象征,换喻高于隐喻,浪漫高于古典,把断片当作表现形式,并质疑一切体系.德里达和他的跟随者甚至要消除哲学和文学之间的文类差别,认为修辞学优先于逻辑学.在哈贝马斯看来,这样做将使文学批评失去判断力,削弱理性批判的尖锐性,并不能把我们带出困境,因而是一种错误的要求.哈贝马斯关于文化现代性的理论是对西方现代性问题深刻反思的成果.通过对社会现代性和文化现代性的区分, 说明现代性整体并非铁板一块,它具有分裂的性质,因而现代性也并非是单纯的社会现代化或经济现代化.要正确理解现代性,文化现代性这一维度就绝不可忽视和放弃.和社会现代性相比,文化现代性具有反思,批判的文化功能.文化现代性在科学,道德和艺术等文化价值领域发展出来的真实性问题,正义问题和趣味问题各有其独立的文化意义,这种独立性深化了现代性的自我批判的潜能,从而使现代性不断获得生机.对于哈贝马斯本人来说,对文化现代性来说,也是理性重建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现代性用交往理性这一后理性主义的方式指向了建设一种新的价值理想的可能性.虽然哈贝马斯的理论是在考察近现代西方社会的现代性事实,与各种现代性理论对话的基础上得以建立的,但是对于日新月异的中国现代性事业而言,至今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参照.另外, 相较于当今把文化现代性简约为审美现代性(狭义的文化现代性)的做法,重新探究哈贝马斯的文化现代性的理论显然能宽阔我们理论视野,纠正文化研究中的偏差.因此,文化现代性研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参考文献【1】汪民安,陈永国,张云鹏编,现代性基本读本(上)【c】.河南: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2】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M】,曹卫东等译,江苏:译林出版社,2004【3】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1卷)【M】,洪佩郁,蔺青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413urgenHabenmas,Modernityvs,Postmodemity【M】,in NewGermanCritique,No.23(Spring—Summer,1981)39?(作者单位:中央党校研究生院)(责任编辑:齐秀华)。
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
法范式与合法性：哈贝马斯法现代性理论评析高鸿钧德国学者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传人，被认为是20世纪后期西方社会理论最有建树的学者之一。
他通过对马克思、韦伯、涂尔干、帕森斯、卢曼、米德以及法兰克福学派各种学说的阐释与分析、整合与扬弃，创立了颇具影响的沟通行为理论（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ve action）。
本文无意对哈氏的庞大理论体系、复杂的论证过程以及具体的学术观点全面评说，仅对其中有关现代性与现代法范式的观点予以概要考察和简略评析。
一、现代社会的法律及其危机论及法现代性问题，我们不能不首先提到韦伯。
韦伯是稍晚于马克思的另一位德国学人，作为颇有建树的社会问题“诊断学家”[1]和社会学的“开山鼻祖”[2]，他以一种“学术的凝重”与“浪漫的激情”[3]，以“先知”般的救世使命感，在经历了“精神崩溃”[4]的痛苦心路历程之后，他运用了独特的类型学，对以西方为典型的现代社会进行了总体性研究，剖析了现代社会结构、关系和价值取向，并指出了现代社会存在的基本样态和发展路径。
韦伯的社会理论涉及了法现代性的重大问题，其中对现代法治命运的诊断和分析尤其令人深思。
[5]首先，韦伯以一种“价值无涉”（value free）的姿态，从考察人的行为及其赋予该行为以某种主观意义的动机入手，将人的行为分为四类：一是旨在实现合理功利预期的目的理性（purpose rational）行为；二是以某种信念和价值为依归而无实用目的的价值理性（value rational）行为；三是由感情与激情所决定的情感行为；四是由根深蒂固的传统所支配的传统行为。
[6]与这四类社会行为相对应，他提出了四种合法性秩序：一是法律型；二是价值型；三是情感型；四是传统型。
他认为，法律型行为的合法性或者基于相关人们的自愿协议；或者基于合法权威的强制。
[7]在经验的基础上，他提炼出了三种合法性权威类型：一是基于“一向如此”惯性的传统型权威；二是以个人的“神性”与人格魅力为基础的“克里斯玛”（charisma）型权威；三是依据民主程序制定的规则而行使职权的法律型权威。
哈贝马斯的_现代性_及其对中国现代化的启示
··2008·6一、现代性还是后现代性18世纪被后世学者视为现代主义的开端。
启蒙运动启动了现代性的快车，工业化的车轮飞速滚动，科学主义凯歌猛进，理性主义旗帜高扬，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逐渐上升为主流文化的核心。
文明从那个年代开始真正张开了它的双翼（物质与精神），施展它从未有过的抱负。
即使是今天，我们也不得不叹服人类文明所取得的辉煌成就。
然而，当我们冷静地用古希腊哲人“好生活”的标准来重新审视我们的文明时：我们无法忘记昔日那两场旷古罕见的世界大战，现代性能够保障永久和平吗？甚至今天的经济危机、社会危机、精神危机、生态危机都或多或少地与现代性粘连到一起。
20世纪60年代，西方卷起了一场后现代主义的飓风，旨在消解资本主义发展给社会所带来的政治﹑经济﹑生活和生存环境诸方面的压力和危机。
它有如“一股强劲的台风，以摧枯拉朽之势，把传统的哲学连根拔起，视为‘敞尿徒’，抛之荒野；又如一把利剑直接刺向资本主义，使资本主义的弊端在文化领域暴露无遗”[1]。
反对同一性、拒斥总体性、克服本质主义、去中心化无疑构成了后现代主义旗帜鲜明的时代立场。
在法国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看来，“后现代”不应理解为和现代断裂的一个崭新的历史时代，它不是位于现代之后而是隶属于现代的一部分。
后现代主义不是穷途末路的现代主义，而是现代主义的新生状态。
“后现代主义的‘后’字意味着一连串历史性的阶段，每个阶段都可以清楚地确定。
‘后’字意味着一种类似转换的东西：从以前的方向转到一个新方向。
”[2]依照这种理解，哈贝马斯完全可以称得上一个后现代主义者，只不过他不矜持于名称的新颖，依然使用“现代性”这个概念而已，而反思“现代性”一直是其矢志不渝的工作。
哈贝马斯是后现代主义阵营里一位比较特殊的人物，尽管人们对他是否是一位后现代主义者存在争议，但涉及后现代主义都无法绕开哈贝马斯。
任何对现代主义的介绍，都不能忽略他对后现代主义及其代表人物的批判。
哈贝马斯：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
现代性：一个未完成的方案——尤尔根·哈贝马斯画家和电影人之后，建筑师们现在亦已得到威尼斯双年展的承认了。
承认的结果，第一届建筑双年展，却令人失望。
在威尼斯参展的人们倒转了战线而组成了一支前卫。
打着“过去之在场”（the presense of past）的口号，他们凭着一个新品种的历史主义牺牲了现代性传统：“整个现代（建筑）运动是通过与过去的联姻得以维系的，没有日本（建筑），弗兰克•洛伊德•莱特（Frank Lloyd Wright）不可想象，古典建筑遗迹、地中海建筑与勒•科尔布席尔（LeCorbusier），辛克尔（Schinkel）、贝伦斯（Behrens）的建筑与米斯•范•德罗（Mies van der Rohe），也都是这种关系，所有这些事实都被默然忽略了”。
《法兰克福汇报》的评论员W•培恩特用这样的评述来支持他的主张，这一主张把我们时代的最初发端甩在一边而对时代作了重大的诊断：“后现代性以一种反现代性的形式决定性地自行呈现。
”1这一主张适用于一种情绪性倾向，这种倾向已然深深浸染了知识界的每一领域，它还引出了关于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后现代性、后历史（post-history）等诸如此类的种种理论，简而言之，它引出了一种新型的保守主义。
阿多诺和他的工作与这种倾向有着鲜明的对立。
阿多诺对现代性精神的认可是毫无保留的，乃至于就当他试着区分本真的现代性和单纯的现代主义之时，他很快领教到对现代性本身所受污蔑的情绪性反应。
因此，如果我把关于现代性的时兴见解的疑问追究下去，以此表达我对获得阿多诺奖金的感激之情，这或许并非不恰当的方式。
现代性是像后现代主义者论述的那样“过去”（passé）了吗？或者是，广为宣扬的后现代性到来本身是个“骗局”？“后现代的”是否就是一个口号，一个默不作声地继承了从19世纪中期以来就已经在文化现代性（culture modernity）对其自身的反动里摆出来了的那种情绪性态度的口号？新和旧任何设定“现代性”肈始于1850年前后的人，比如阿多诺，都是通过波德莱尔（Baudelaire）和前卫艺术的视角意识到这一点的。
韦伯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的比较分析
韦伯与哈贝马斯现代性思想的比较分析现代性是一个复杂而又多维的概念，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多个领域。
在现代性思想的探讨中，韦伯和哈贝马斯作为两位重要的思想家，对现代性有着独特的见解和分析。
本文将对韦伯与哈贝马斯的现代性思想进行比较分析，以期更好地理解他们各自的观点和贡献。
韦伯与哈贝马斯都是对现代性问题进行深入分析的学者，他们对现代社会的特征、发展趋势、问题和挑战等方面都有着独到的见解。
我们来看一下韦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
韦伯认为，现代性的主要特征是理性化、官僚化和文化的异化。
他指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是指社会中普遍的、系统性的理性化特征，包括宗教、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理性化。
而官僚化则是指现代国家和组织中官僚机构的不断扩大和官僚主义的普遍化。
文化的异化则是指现代社会中文化的异化现象，即文化失去了原有的生活性和创造性，变成了客观的、独立于人的力量。
韦伯强调，这些特征使得现代社会呈现出一种非理性化的趋势，而现代性的问题正是如何应对这种非理性化的趋势。
相比之下，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理解更为复杂和深刻。
他认为，现代性不仅仅是一种社会形态或者一种历史时期，更是一种理性化和解释化的思维方式。
哈贝马斯将现代性看作是一个解释活动，即人们对自己和他人的生活世界进行理性化和解释化的过程。
在他看来，现代性的核心问题是理性与解释之间的关系，以及现代性如何实现自我解释和自我理解。
韦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基本理解虽然有所不同，但都强调了现代性的复杂性和多维性。
他们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下面我们来比较一下韦伯与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分析中的一些共同点和差异点。
韦伯和哈贝马斯都认为现代性是一种理性化的趋势，但对于理性化的含义和影响却有不同的见解。
韦伯认为，现代社会的理性化是指人们在社会生活和行为中越来越强调理性和计划性，而这种理性化趋势却可能导致非理性化的结果。
他强调了现代社会的非理性化倾向，即理性化的趋势可能会导致非理性化的结果，比如官僚主义和文化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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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哈贝玛斯的现代性理论(1)在当代众多的思想家之中,哈贝玛斯以他对现代性的肯定态度著称。
哈贝玛斯的大部分著作都表述了他对现代性的基本态度。
他主张保存和发扬现代性具有历史进步意义的因素,而对现代性带有压迫性的成分则加以批判。
他对现代性的讨论大致在以下四种范围内进行:一、社会科学方法讨论;二、社会理性;三、当代伦理和道德哲学;四、自由民主国家的合理性。
哈贝玛斯关于现代性的理论不是形而上学,也不是经验描述,而是一种文化政治阐述。
他继承了战前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传统,从实际认识论来肯定现代性。
他提出,现代性最有价值的认识成分是批判和反思,而这种批判和反思之所以有价值,则是因为它们既是能动思想者寻求自我解放的条件,也是整体社会在反压制和反压迫中寻求自我更新的途径。
哈贝玛斯的文化政治理论集中地体现在他的“交际行为和理性”理论中。
这一理论的基本特征是以“反强制”为其价值理念,以“理性”、“伦理”和“公民政治”为其问题核心。
在哈贝玛斯的文化政治理论中,“价值”和“问题”是紧密相联的。
哈贝玛斯把理论界定为一个有关于道德的社会概念,一个关于人们民主交往合作的概念。
人们由于相互理性地陈述见解,交际协作的需要,而把自由确定为一种必须相互平等对待、相互尊重的道德关系。
人们必须在这种无压迫强制的道德关系之中,才能通过明达理性相互理解,获取共识。
话语理性和话语伦理是现代公众领域独立运作的条件,是现代公民政治的基本内容,也是现代民主理念合理性的根本依据。
一、从主体理性到主体间理性哈贝玛斯的政治文化话语理论的一个基本内容就是如何从交际(communication)来认识理性和行动。
因此,这一理论又常被称作交际行动和理性理论。
在哈贝玛斯那里,从交际来认识理论和行动有着明确的目的,那就是厘清现代性的一些正面价值和作用,并且批判现代性的一些负面表现和影响。
哈贝玛斯对现代性的二个方面作了重要的区分。
一是文化现代性所包含的理性价值,二是现代性社会过程中对理性的偏面运用。
这二个方面不能混为一谈。
我们不应当用第二个方面的偏误来否定第一个方面的积极意义。
恰恰相反,我们应当以现代文化的理性价值作为认识西方现代性某些负面作用的批判基点。
哈贝玛斯指出,现代文化之所以可贵,全在于它有助于形成“理性生活世界”。
什么是“理性生活世界”呢?哈贝玛斯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必须在人们交际时使用的话语所包含的“正确性主张”(validity claims)中去寻找。
一个人对他人表述自己的见解,他的话语之所以能被对方接受,必然是因为其中包含某种可以得到证明的理由(redeemable validity claims)。
这些理由必须是可辨认的,同时也必须是可兑现的。
在哈贝玛斯那里,“交际”并不仅仅是让某人相信某事(即“说服”),交际是与某人共同享有对某事的理解。
而这种理解又必须理解为一种相当脆弱的人际间相互承认关系。
人们在谋求对某事的共同理解时,不仅要提出主张,更需要澄清隐含在主张后面的前题。
只有一方的前题被另一方认可,共同理解的通道才会打开。
打开这一通道靠的不是强迫,而是理性的裁决。
“交际理性”的关键是“交际自由”。
交际理性指的是存在于交际行为言语之外的胶合力量。
而交际自由则是对他人言语行为说“是”或“不”的基本“权利”(1984:第152页) (文中凡引述哈贝玛斯著作处,均在括号中直接以出版年份加以标明)。
哈贝玛斯看到,现代理性世界有正负两种不同的发展。
正的方面是,随着理性世界的出现,越来越多的社会互动领域摆脱了传统或权威的摆布操纵,而通过理智协议来取得共识。
负的方面是,由于社会越来越理性化,社会也越来越偏向从功能运作追求理性发展。
这种偏面的理性发展表现在某些社会亚系统(如金钱或行政权力)的极度膨胀并侵入其它社会领域。
哈贝玛斯认为,现代性的病理在于其不平衡的发展,而不在于它的基本理性价值。
这种不平衡的发展造成了某些领域(如政治权力和商品经济)对其它领域(如文化、舆论、教育)的“殖民”,并且成为现代生活意义危机和自由萎缩的主要原因(1984: 第183, 239-40页; 1987,第292-93, 422, 452, 470-88页)。
和彻底否定现代性的后现代主义论者不同,哈贝玛斯认为否定现代理性并非解决现代社会目前问题的办法。
他认为否定现代理性会带来严重的理论和政治后果。
他主张改造而不是拒绝现代理性。
在80年代出版的《交际行为理论》一书中,哈贝玛斯力图以交际行为理论来构建一种不同于“意识哲学”的理性观,这种理性观包含了双重哲学转折,一是从意识哲学向交际哲学转折,二是从主体理性向主体间理性,或者说,从自由理性向交际理性转折。
这种双重转折的意义非常重大。
意识哲学依存于以自我保护为本能的工具理性。
哈贝玛斯坚持把工具行为同交际行为区分开来。
工具行为在考虑手段和目的、技术和目标间的关系时不在乎目的和目标本身的理性和正当性。
工具行为是人主体控制自然(或其他人主体)的作用关系,是主体与客体间的关系。
交际行为则是主体与主体间的关系。
它的目的不是控制,而是共同享有理解和达成协议;不是利用,而是增进社会团结和充分发挥语言的理想潜力。
哈贝玛斯指出,从意识哲学向交际哲学的转折其实早在弗莱杰(Gottlob Frege)和威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把意识哲学转向语言哲学时就已经开始。
但是哈贝玛斯认为,语言哲学仍然太主体化,因为语言哲学所依赖的仍然是自我/对象模式,而并未真正转变为交际的自我/他者模式。
虽然后一种转折在米德(George H. Mead)和德克海姆(Emile Durkheim)那里初具端倪,但这两位社会学家却并未能确实地提出究竟什么才是主体间互相理解和达成共识的条件,没有能将此明确界定为交际问题。
哈贝玛斯很自信地认为,他自己的交际行为理论第一次使得哲学家得以把主体理论改造为主体间理性。
经过这样的改造,理性便不再是自我封闭的主体对自然的控制手段,而成为一种克服偏见,向其它主体敞开的交际通道。
哈贝玛斯对现代理性的重构所针对的是韦伯(Max Weber)对现代性的悲观评估。
韦伯把现代性看成由工具理性膨胀而成为一座坚固无比的控制铁笼,在这座铁笼之中,因科层理性的发展,意义已经完全破碎,而自由则已完全丧失。
哈贝玛斯认为,卢卡契(G. Lukacs)、霍克海默(M. Horkhe imer)、阿多诺(T. Adorno)和其它西方马克思主义者都从韦伯那里汲取批判的灵感,这一批判更为日后福柯(M. Foucault)、波德里拉(J. Baudrillard)、德鲁兹(G. Deleuze)、瓜塔利(F. Guattari)和其它后现代理论家剖析理性与现代性的内在联系打下了伏笔。
其中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否定的辩证法》中从历史辩证对理性的批判影响最为深远。
哈贝玛斯不同意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对理性的彻底否定,他要重新唤起对批判理性的信心。
哈贝玛斯对工具理性的批判和阿多诺、霍克海默以及后现代主义者在理性问题上的立场有一个重要的区别之处,那就是他坚持这一批判必须有价值理念的基础,并积极从理论上去建立这种价值理念的基础。
二、从绝对命令伦理到话语伦理哈贝玛斯并不从西方文化传统价值的历史形式为批判理论寻找根据,而是转向语言和交际的普遍特征。
哈贝玛斯认为,在语言和交际中本已存在着某种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这是因为交际和理解能力是整个人类在历史过程中发展形成的。
哈贝玛斯对于价值的普遍主义和近于进化论的见解,引起过不少质疑和争议。
限于篇幅,这里不便涉及[注1〕。
重要的问题是,哈贝玛斯为什么特别强调批判理论的价值诉求和基础?他强调的是哪些价值理念?他为什么要处心积虑地在语言和交际中为这些价值寻求某种近于经验基础论的来源?哈贝玛斯早就清楚表明话语伦理是和民主合理性理论联系在一起的。
他的批判理论的基本诉求(理性、平等、自由)是为推进民主和增强民主合理性服务的(1975)。
只是在一段相当长的时期里,哈贝玛斯的话语伦理是当作道德哲学来讨论的,其重点在于一种新康德主义传统的认识论伦理,表述的是有关“公正”(impartiality)的现代道德观。
哈贝玛斯后来把这一伦理扩展到话语对民主政治潜在作用的讨论中去。
哈贝玛斯常常强调他的话语伦理是描述性的,不是规定性的,它要描述“日常生活体制需要如何重建才能有可能对行为的道德冲突作公正判断”(1990a:第116页)。
在哈贝玛斯那里,“话语”这一概念有着特殊的含义。
和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的“语言转向”根本的不同的是,它指的不是语言自我完足的能指/所指系统,而是在不受强迫控制的环境中的交际:“(话语)是一种从经验和行动分离出来的交际形式,话语的结构使我们确信,只有主张、建议或告诫等暗含的正确性主张才是讨论的唯一对象。
讨论的参与者,议题和见解除了必须接受对有关正确性主张的考验之外,不受其它约束,除了更佳论证之外,不受其它影响;因此,除了共同协力寻求真理之外,也无别种动机”(1975:第107-108页)。
哈贝玛斯讨论话语的关键不在话语本身,而在如何形成理性、民主的“话语机体意志”和行动共识。
参与形成话语性集体意志就必须接受理性权威,也就是说一种包含在话语中的权威,一种基于对正确性主张的证明的权威。
值得注意的是,哈贝玛斯并不认为我们用话语就可以建立起合理的社会体制来。
然而,尽管话语并不是体制的构建原则,但它却是民主体制权威的合理性原则。
体制的运作并不全都通过话语,但我们却必须在话语的层次上才能把握民主体制的运作,讨论它包含的正确性主张和前题,讨论这些主张和前题能否得到证实。
无论是在个人交往还是在社会运作中,人们往往并不深究其话语机制,倒是情愿按老规矩办事,或者图眼前的效率或利益。
人们往往称话语为“空谈理论”或“钻牛角尖”。
人们只是在日常的共识发生了分歧,现有的认识出现了危机的时候,才会把话语当作一种解决分歧、增强认识的交际手段。
正是由于这一点,话语对于民主政治体制才特别重要。
正是从话语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出发,哈贝玛斯认为民主的体制空间是“公众空间”。
以往民主理论所提出的体制性问题(权利、代表制、选票、权力平衡等等)在哈贝玛斯那里仍具重要性,因为它们是公众空间运作的条件(1989a,1992b)。
公众空间是一个人们讨论公众事务的场所,公众空间必须不受胁迫和从属等级这一类不平等关系的干扰。
胁迫和从属关系只会使个人沉默或违心服从。
哈贝玛斯对体制问题的关心,集中在如何使人畅所欲言,如何在公众领域中防止外力干扰明达理性讨论。
这些外力干扰主要来自政治强权、市场和传统观念。
哈贝玛斯的话语伦理(理性、平等、自由)所考验的是对话普遍性,而不是独语普遍性。
哈贝玛斯的伦理观和康德的伦理观一样强调普遍性。
它们都把道德看成是个人行为准则的普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