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4明清时期沿黄河城市的防洪与排洪建设_以开封城为例_吴小伦

收稿日期：2014－02－01作者简介：吴小伦（1981－），男，河南驻马店人，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讲师、历史学博士，主要从事明清史、历史地理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古代黄河中下游地区生态环境变迁与城镇兴衰研究”（项目编号：10CZS03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明清时期中原地区生态环境研究”（项目编号：2013－QN －289）。

第47卷第4期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7月Vol．47No．4JOUＲNAL OF ZHENGZHOU UNIVEＲSITYJuly 2014明清时期沿黄河城市的防洪与排洪建设———以开封城为例吴小伦（河南科技大学人文学院，河南洛阳471023）摘要：完善的防洪与排洪设施是古代沿黄河城市生存与发展的重要保障。

明清时期，由于频繁遭遇黄河水患的冲击，沿黄城市所处的环境发生了重大变迁。

黄河自身的决徙造就了洪涝的多发与防洪设施的圮坏，大量泥沙的沉淀既淤没了诸类水体，也抬高了城墙之外的地势，致使城市防洪乏所依、排洪少所恃，如何进行卓有成效的洪涝应对就成为重要的城市问题。

面对黄河频决的灾害性影响及严峻的洪涝形势，开封城官民一道筑堤防、修护堤、缮城墙，御水于城体之外；开凿城内之沟渠、疏浚城外之河道、挖暗沟、建水门、置水闸、造水车，泄水于成灾之初。

这种多重性与立体化的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开封城的防洪与排洪能力，也应是屹立于当时的其他沿黄城市的共同建筑特色及其存续至今的保障因素之一。

关键词：明清时期；沿黄城市；开封城；防洪排洪；灾害史中图分类号：K248/K24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8204（2014）04－0142－06众所周知，黄河是我国的母亲河，为华夏文明的诞生与繁荣提供了充足的养分。

然而揆诸史册，黄河也是一条善淤、善决和善徙的河流，为害深重。

诚如元人王恽所言：“河为中国经渎，迁徙不常，自古为患，非小川细流可比。

”［1］（卷91，P320）特别是宋金以后，沿岸植被环境日趋恶化，水土流失加重，河水泥沙含量陡增，加之豫境以下地形平缓，流速减慢，大量泥沙得以沉滞河床，致使黄河河道常有淤浅之忧，决徙漫流亦呈现出常态化态势，沿黄地区遂成为水灾的多发区与重灾区。

在众多遭罹黄河水灾的城市中，开封城可以说最具典型性和代表性。

从秦王政二十二年（前225）秦将王贲决黄河淹城（时名大梁）始，至清宣统三年（1911）止，开封城历经两千余年黄河泥沙的沉淀，形成了闻名遐迩的地下“城摞城”。

尤其是明清两朝，开封城处于黄河水灾的高发区，时常面临决水的冲击，数次遭遇洪水淹城。

由于河水所裹挟泥沙的大量沉积，城区内外的各类水体逐渐湮废，周遭地势日益增高，防洪设施亦多有圮坏，导致城市内外蓄洪无处、泄洪不畅，御洪能力日渐低下，防洪与排洪建设成为一个尤为重要的城市问题。

目前，学术界并未就该问题展开专题研究，故笔者不揣浅陋，试以开封城为例，以探讨明清时期沿黄城市的防洪与排洪措施及其实际效果，进而借鉴于当今。

一、开封城之水灾明清时期，开封城水灾的主要成因来自于频发的黄河决溢。

据史载，非但城外“皆为浸淫沮洳之场”［2］（卷126，P5408），甚至长期耸立在城中的夷山也被淤为平陆［3］（卷23，P585），黄河水灾与泥沙沉滞的深重程度可见一斑！而河水的肆虐既冲圮了防洪设施，也沉滞泥沙，抬高城外地势，使得内水外排难以畅达，成为雨灾及积潦的肇因。

为明晰明清时期开封城水灾之实态，笔者梳理了相关史料。

当然，考虑到史料记载与查阅难免有所疏漏，以下数条当非水灾之全部。

洪武二十年（1387），河决，水由安远门入，渰没官私廨宇甚众。

［4］（卷1，P7）洪武三十年（1397）八月，决开封，城三面受水。

［5］（卷83，P2014）建文元年（1399），复决土城，水从封丘门流入里城，官廨民庐渰没倾圮，城内之水久积不涸。

［6］（卷5，P71）永乐二年（1404），河决开封，坏城。

［5］（卷28，P446）永乐八年（1410），河决开封，坏城200余丈。

［5］（卷83，P2014）永乐十二年（1414）八月，河溢，坏开封土城200余丈。

［7］（P12）景泰二年（1451），河堤冲决，水迫汴城。

［7］（P13）天顺五年（1461）七月，河决开封，平地水深丈余，王府及官卫、庐井、市廛等尽被浸没摧圮。

［8］（卷6，P14）成化十四年（1478），河决开封，坏护城堤50丈。

［5］（卷83，P2020）成化十八年（1482）八月，河溢，水围开封城。

［7］（P13）弘治二年（1489）五月，河决，开封被灾尤甚。

［5］（卷83，P2021）崇祯十五年（1642）九月，河决开封，致灾尤重，满城俱成河洪，止存钟鼓两楼及各王府屋脊、相国寺寺顶，周府紫金城惟壂。

［9］（卷26，P40）至清顺治十二年（1655），开封人王沄回到桑梓，目睹到的仍是河决带来的“城郭都非”的境况：“予策马行，见道上有二鸱吻出地，问之则文庙也。

南至相国寺大殿，簷溜当胸，迦释巨像裁露肩时。

北至虚左台，相传古夷门也，铁塔岿然傍空而立，黄沙、白草、残照、颓城，徘徊久之，凄然魂断。

”［10］（卷2，P1）乾隆二十六年（1761），河决15处，侵及开封城，五门填土，始得保全。

［11］（卷16，P509）嘉庆八年（1803）七月十九日，河决时和驿，水至开封城。

［7］（P17）道光二十一年（1841）六月，河决祥符，城被水围，行宫及巡抚署、按察司署、祥符县（县治在开封城内）署、参游守各署、驻防满营、龙亭各处皆深八九尺、四五尺、二三尺不等，民房倒塌无算［12］（P4）。

七月份，险情不断，城南曹门、城西北隅、西城等处城墙塌陷计数百丈［12］（P31、37、38、43、49）。

直至九月间，仍是“溜去则城稍定，溜到则城必塌”［10］（卷153，P4028）。

总历时八个月之久［12］（《序》P2）。

除黄河水灾外，城区内洼外亢的地势阻遏了内水外排，一旦遭遇短时段的强降雨，就会转化为严重的城市内涝。

如万历三十一年（1603），连雨数月，“自城壕直抵土堤（宋之外城），水深丈许，车马不得通，行者以舟”［4］（卷6，P78－79）。

同治六年（1867）夏大雨，“各坑积水溢出，淹圮民房甚众，城市路断”。

同治八年（1869）夏霪雨，“城市房毁数万间”［14］（卷23，P12）。

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排水困难使得城内的积潦问题愈来愈突出。

在道光二十一年（1841）黄河决溢之后，城外之地较城内街衢高7尺有余，使得“岁岁之雨，皆留不出”。

至同治间，“塘泺皆满，水出地上，坏官私庐舍以千计，蔀屋小民弃家露处，饥冻啼哭，衙署至棹舟出入”，城中“稍高之地，湊润上徹，皆成舄卤，望之皓然。

任指一地，掘之一尺之下，水随锸出”。

巡抚李鹤年为改变这一状况，修渠浚河，启闸放水，“疾如飞瀑”，历70余日。

水退之后，城中墙壁水痕“高者至丈，低者犹四尺”。

水滞则腐，城内的生存环境受到严重影响，以故李鹤年不无感叹地说：“府治背河而城，内洼外亢，自明以来，岁以积潦为患，历久益甚，至不可居。

”［15］严重的积潦与污水的遍布当是清代后期开封城所面临的最为尖锐的环境问题之一。

二、多重的防洪建设开封城首次大规模建设始于战国时期魏国迁都于此，后在秦魏之战中，秦军决河淹城，城区遭遇没顶之灾。

直至唐德宗建中二年（781），节度使李勉重筑城池，规制始得以扩大［16］（卷9，P252）。

后周显德三年（956），城池再次扩建，被呼为卧牛城［6］（卷1，P1）。

关于该称呼之来历，还存在两种说法。

一是地形使然，如“京城状如卧牛……善利门其首也，宣化门其项也”［17］（卷66，P498）；“汴京形势如卧牛状，登是冈以望之，则居然可见”［6］（卷9，P129）。

二是为了遏制黄河水患，如“汴城卧牛之形，北视黄河为子，而子不敢来害其母”［18］（P228）；“汴城北临黄河，塔以铁名，盖镇压黄河之义。

铁属金，金为水之母，取子不犯母也。

又在艮方，艮为土，取土能克水也”［19］（卷1，P11）。

若采后说，至少在后周时期，开封的城市规划已经注意到了对黄河水患的防御。

明清两代，迫于黄河水患的持续侵扰，官民也较为注重城区的防洪建设。

首先是堤防的修治。

开封城濒临黄河干道，若决溢发生，脱羁的河水可以直接冲击城池，造成重大危害，因此黄河大堤的修治是城市防洪的根本之策。

一如清人翁心存所云：“日夜东南趋，一线赖堤防。

……全城万户命，呼吸关得丧。

”［20］（卷5，P58）明清两代，鉴于河患日亟，大堤之修治颇为社会所重视。

如康熙二十一年（1682），大修河南境内黄河南北两岸河堤，上流堤岸西自荥泽、东至归德，由管河道祖文明主持，四年后堤工相继竣工，共56000余丈，“南北相望，屹如壁立，开封永赖焉”［21］（卷6，P20）。

而且，清代的堤工已经达到了非常精细的程度，分为缕、遥、越、格、戗五个种类，“临河曰缕，远河曰遥，薄而为重门曰越，越分内外，因时制宜。

河有变迁，于遥越中预筑以捍曰格。

溜荡堤基，于后牮附，可卷埽，可防，总谓之戗”［22］（卷101，P1）。

事实上，修治黄河大堤不但起到了护城的功效，也防止了决溢的发生，乃一工两得之举。

然而，一旦黄河大堤被水冲圮，开封城仍直接面临着决水的淹浸，危险性依然很大。

幸运的是，早在汉代，官民就已经注意到了防护的多重性，其最富成效者为多重堤防的修筑。

这一防洪之法亦为明清两代所承袭。

据明人李濂记载，开封城外有多重堤防，如金村堤在城西北、接冈堤在城西永安保、横堤在郑门外（其南接大堤、北抵接冈堤）、娄堤在城东娄堤保、金水堤在里城外（其西至固子门、东抵城濠），而十八里堤与夹堤已被黄河水冲圮［6］（卷7，P104－105）。

而冲圮的二堤正说明了其抵御黄河水患的功用。

又据《乾隆大清一统志》载，开封城附近另有以下几处堤防：临河堤，黄河南北两岸皆有，其中南岸自荥泽起至郑州、中牟、祥符、陈留、兰阳、仪封，接归德府（今河南商丘市）考城县界，长270里；蓼堤，在开封城东北6里，西汉梁孝王筑，至归德府境，共300里；金堤，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筑，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23］（卷150，P40）。

后二堤虽未被李濂记载，但由于其修建于汉代，也应为明代所有。

再据《雍正河南通志》记载，开封城北还有董家堤［16］（卷7，P195）。

这些堤防纵横交错，分布在开封城的周围，对于抵御洪水、防护城池具有重要意义，即使在当时也颇为人肯定。

如朱国祯言：“宋初黄河尚在滑州，相去二百里，渐决，遂直抵开封城下。

国初几欲迁王府，堤之，所以益固也。

”［24］（卷6，P138）李濂也认为，自天顺朝河淹开封后，“堤防有法，黄河不入汴城殆百年矣，修堤捍御之方，诚不可不讲，司其事者所宜留意也”［6］（卷5，P71）。

再一重为护城堤，元仁宗延祐六年（1319）二月开封官民于城郊创修，长7443步［25］（卷65，P1623），是为开封城护城堤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