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女性解放观

鲁迅的女性解放观
作者：方文博
来源：《青年时代》2018年第27期
摘要：鲁迅先生作为中国近代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对中国思想文化的近代化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其中，对于“人”的关怀中，鲁迅先生对女性解放的观点是超前杰出的。

本文将通过对时代的分析，根据鲁迅先生的小说杂文等作品的探索，來看鲁迅先生的女性解放观。

关键词：鲁迅；近代化；女性解放
一、女性解放的问题背景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有着优秀的文化传统，但在这同时，也保留了原始农耕文明中男女不平等的思想观念残留。

从对劳动力的重视开始，女性一直处于更加卑微的性别地位。

鲁迅先生在《我之节烈观》中提到：“总而言之：女子死了丈夫，便守着，或者死掉；遇了强暴，便死掉；将这类人物，称赞一通，世道人心便好，中国便得救了。

大意只是如此。

”这段话，把中国传统的女性问题积弊（且在“君政复古时代”尤为激烈）清晰揭示出来。

相反，我们看“绝天理，灭人欲”下的男子气概，在中国传统观念中，不近女色。

如文学作品中一生不娶的关羽，见女如妖的孙悟空，血题“杀人者武松”的武松，女色远身，与西方传统的“骑士精神”“英雄美人”的观念截然相反；而好色是大量反面人物的标配标签。

在神明化的审美中，中国的传统中产生一种灭绝人性的“厌女症”的偶像审美。

女性的地位，在“节烈”的奴役化与歧视的妖魔化中，无处安放。

作为对旧时代的重大革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有两大主题——“民主”与“科学”，而其背后还遮蔽着一个重要的主题。

在科学、民主这些层面的学习，可以说更多的还是侧重在“器物”与“制度”的表面，而西方先进的思想观念之根本，是组成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思想文化核心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中就包括中最重要的自由精神。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两大“人物”，即“德先生”和“赛先生”，分别指代着民主（democracy）与科学（science）。

而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还有一个重要“人物”——“费小姐”，指代着自由（freedom）。

有意思的是，前两者民主与科学，都是以“先生”称之，而在自由上，则专以“小姐”的女性形象称之。

这微妙的一点更是揭示了自由问题上女性问题的突出性与代表性。

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或一个单纯群体的自由程度考量中，女性地位，是其鲜明的表征，是自由的晴雨表。

抛开对宗教与文化的因素评价，在现如今中东一些国家的自由人权问题中，“Hijab”（头巾）是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关于女性地位的问题，一个头巾包含着对职业、地位、尊重、社会地位的自由平等的重大问题。

人权在数千年父权社会传统延续的现实下，集中将矛盾暴露在突出的女权问题上。

而五四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化转型的一个枢纽时期，是一个思想空前解放，心灵空前觉醒的启蒙时代。

“伦理的觉悟”和“人的发现”成为社会思潮的主流，这一历史氛围使得五四时期的妇女解放运动成为一种思潮。

在鲁迅先生的作品中，我们就能透过女性形象看到中国很多女性问题。

除了针对女性问题的杂文，鲁迅先生的小说中就透露了很多女性的问题：在封建思想的蒙蔽与礼教钳制的压迫下，祥林嫂在祝福中走向了灭亡；在封建官僚与家长的双重权威下，爱姑走进了婚姻的悲剧；缺少经济与社会地位的独立，子君在表面自由的爱情中遍体鳞伤……
二、经济的独立
关于对女性问题的认识，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普遍受到关注的是婚恋爱情的自由。

“野蛮残忍的法律”，这是胡适对北洋政府倡导封建贞洁观的《褒扬条例》的批判；“家庭制度不推翻，妇女焉能解放；社会阶级须打倒，我等才得自由”，这是天津觉悟社送给受包办婚姻虐待致死的女社员张嗣婧的挽联。

从知识分子到底层大众，对女性地位，尤其是婚恋爱情中的相对地位有着清醒的认识，强调女性婚姻的自由与平等。

问题大家都看得见，口号人人都会喊，而鲁迅先生善于发现表象背后的人的根本性问题。

鲁迅先生在对女性婚恋自由的呼声外，对于女性解放的独特见解，也是最为强调、最为鲜明的一点，在于经济权的独立。

在《娜拉走后怎样》中，鲁迅先生一针见血地指出：
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

以及：
自由固不是钱所能买到的，但能够为钱而卖掉。

当人人都在关注娜拉的出走、鼓励女性追求自由的反抗时，鲁迅先生毫不客气地指出经济的现实根基属性，没有经济的基础，空谈婚恋的自由与社会地位的平等，就是空中花园，看似很美却遥不可及。

鲁迅先生指出了这种美好空想（出走）的结局——不是堕落，就是回来。

鲁迅的《伤逝》可谓是“娜拉出走”主题下的经典之作。

这篇小说是鲁迅唯一一篇爱情题材的小说，而这爱情的题材也紧密联系着现实主题，《娜拉走后怎样》的演讲之后，《伤逝》以小说情节给出了当时中国现实情况下的答案——失败。

《伤逝》全文以涓生口吻述说，增强了情节的代入感，从第一人称的角度写出“五四”时期青年人的心里想法，更加引起读者产生共鸣。

而就在细节中埋藏问题，在一味呼吁婚恋自由的时代潮流中敏锐揭示婚恋自由背后的问题，妇女经济权的争取、对社会制度结构局势的抗争，都在这个爱情的题材中彰显。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子君空有“我是我自己的”的自由独立意识，却在真正身处婚恋中时逐渐变成传统家庭主妇，抗争变为平庸、顺从。

所以，近代中国妇
女解放并非易事。

鲁迅先生面对这些问题，不仅仅停留在发现问题的表面，更敏锐指出了事件现象背后怎么做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深层次、实际性问题。

这正是伟大文学作品的不朽之处。

发现问题，很多人都能做到；而怎么面对、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才是真正难得而杰出的。

在世人皆鼓吹、宣扬自由恋爱的时代，大众渐渐认识到女性在婚姻爱情问题中的问题“是什么”，而在追求婚恋自由的具体实践中，少有人知道“怎么做”。

一味把自己抛入自由爱情的圈子中，在现实生活的问题面前摔得头破血流。

女性解放以及其他的社会变革中，纸上谈兵不能解决问题，在真正的实践开拓中的种种问题的解决，比如女性地位中经济权的独立地位确立，才是根本问题的关键。

妇女要自由，就需要有独立的资本，这个资本，需要经济的基本保证，保证自己的独立生活（解决饥饿），实现独立意志（不做傀儡），这一切的一切，离不开经济的独立。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钱这个字很难听……为补救这缺点（饥饿）起见，为准备不做傀儡起见，在目下的社会里，经济权就见得最要紧了。

”
对于女性解放、婚恋自由的深刻问题，鲁迅先生没有失去理性，陷入狂热的批判之中，而是冷静地剖析问题的现实之中社会与人的实践过程的根源，探讨现实的可能性。

在对女性经济权争取的观点上，鲁迅先生的独到见解与深刻视角一方面体现了他过人的见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的责任感与社会问题面前知识分子的良知。

三、社会问题
在经济方面得到自由，就不是傀儡了么？也还是傀儡。

无非被人所牵的事可以减少，而自己能牵的傀儡可以增多罢了。

——鲁迅《娜拉走后怎样》
经济方面的自由，并不能取得女性的解放，不能取得地位的自由平等。

说到底，女性解放与整个自由的问题，其根源是社会性问题。

首先，鲁迅先生对女性解放问题的社会层次认识在于对女性走向社会的这一点上，单纯的正面个体自由追求是不堪一击的。

正如上文所述，妇女要自由，就需要有独立的资本，需要经济的独立，经济权的争夺，是女性解放的问题的基础。

进而，鲁迅先生将这个女性解放问题的矛头指向了社会根源问题。

独立的资本，经济的自主，不是一个人可以创造的；即便一个、两个人可以创造女性的独立经济权，以自己的能力为自己谋生，对整个女性解放的社会问题来说，也只是杯水车薪。

正如鲁迅先生在《娜拉走后怎样》中，在上面的引文后接着说：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社会的制度痼疾，是这一切问题的病根。

“家庭制度不推翻，妇女焉能解放；社会阶级须打倒，我等才得自由”，这副挽联，哭诉着死去的受害者，也控诉着整个吃人的社会制度。

从“存天理，灭人欲”的性别扭曲到民国六年的《褒扬条例》的“妇女节烈贞操可以风世者”的野蛮行径，再到现如今仍残留的重男轻女观念，足以令人震惊而叹息。

前不久交大某朱姓党委副书记发表的“520辅导文”谈到：“只要不是极品男，极度自卑，极度邋遢，极度自负，都会收获和
组建美满的家庭。

”而对于女生，则是：“女生要着力培养自己的“善良之美”、“信任之美”、“独立之美”、“孝顺之美（男孩心中一般都有底线，最脆弱的地方，就是决不允许女孩对自己的父母不孝順）”，同时要保持“体形之美”（面貌终会衰老，皮肤不那么白皙也没关系，但体形很重要。

现在很少有男孩喜欢胖妞）。

”2018年的三纲五常、贞洁烈女，真实而又魔幻。

正如鲁迅先生所说：
可惜中国太难改变了，即使搬动一张桌子，改装一个火炉，几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动，能改装。

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国自己是不肯动弹的。

我想这鞭子总要来，好坏是别一问题，然而总要打到的。

但是从那里来，怎么地来，我也是不能确切地知道。

鲁迅先生在女性解放观上可谓是具有很好的预见性，超前而深刻的思想观念，令后人敬佩而又感到汗颜。

女性真正的自由平等的解放，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鲁迅.鲁迅杂文集[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5.
[2]曹建玲.鲁迅对于妇女解放问题的思考[J].鲁迅研究月刊，2004（5）：52-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