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孙诒与曾国藩、骆秉章及刘蓉的恩怨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曾国藩是晚清的名臣，与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并称“晚清四大名臣”。
官至两江总督、直隶总督、武英殿大学士，封一等毅勇侯，谥曰文正。
关于曾国藩的故事你知道吗？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吧！曾国藩小故事曾国藩小时读书十分辛苦，为了把文章背下来他常常熬夜。
一天夜里，一位盗贼到曾家行窃，等了好久曾国藩还在反反复复地背同一篇文章。
他不入睡盗贼就无法行窃。
盗贼等不及了就隔窗破口大骂，说你他娘的还有完没完?就这么一篇短文章还背不下来!我听你背书耳朵都磨出硬茧子了!你小子听着，看大字不识的盗贼我给你背一遍!说罢便一口气把那篇文章背完，然后扬长而去。
曾国藩后来成了大器始终忘不掉这码子事，他得出的结论是：自己并不聪明。
要是聪明如盗贼者也走正途，那朝廷大臣哪里会轮得到自己?一生爱钱”之谜：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
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
《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
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
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
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
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
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
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
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
历史解密李鸿章,曾国藩,左宗棠三个人的恩怨纠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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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晚清时局激荡，曾左李恩怨纠葛跨越几十年，又大事频发，涉及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稍微不慎就有可能谬以千里，今天试着回答一下，预计会又臭又
晚清时局激荡，曾左李恩怨纠葛跨越几十年，又大事频发，涉及人物关系错综复杂，稍微不慎就有可能谬以千里，今天试着回答一下，预计会又臭又长。
一、曾左恩怨
曾国藩是科举正途出身，左宗棠屡试不第。
左宗棠虽然没有从科举出身，不是说明他没有才能，恰恰相反，他学的却是经世致用之学。
他早年也以诸葛亮自况，自称“今亮”。
他才名远播，很多官员都倾力结交他。
一代名臣陶澍将其目为奇才，引为忘年之交，甚至结为儿女亲家。
这里要介绍一下陶澍，陶澍乃是开创汉臣格局的人。
林则徐、贺长龄（此人是左宗棠老师）兄弟、左宗棠、胡林翼、魏源都受过他的栽培或举荐，可以说，他是经世派向洋务派转型的关键人物，“不有陶澍之提倡，则湖南人才不能蔚起；是国藩之成就，亦赖陶澍之喤引尔”。
所谓同光中兴，湖南人才鼎盛，皆起于陶澍，甚至曾国藩本人也受陶澍的影响。
左宗棠能跟这样的人结为儿女亲家，他的才能可见一斑。
他后来出任湖南巡抚的幕僚，是他的另一个儿女亲家郭嵩焘多方恳求，才在太平军围攻长沙的危急情势下出山，为张亮基划策，保住了长沙。
这里插一句闲话，郭嵩焘跟曾国藩也是儿女亲家，而左宗棠一度观察太平军，曾有过投太平军的想法。
左宗棠这个幕僚当得硬气，他这个幕僚，巡抚要听他的。
无论是张亮基还是后来的骆秉章，都对他言听计从，所以他虽然没有官身，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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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趣谈：令曾国藩父子“低头一拜”的人物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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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语：不论是深为曾国藩推重的屠羊说，还是曾纪泽心向往之的陶彭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萦怀个人的名位和待遇，这就使得那些自感人生不如意的人们
不论是深为曾国藩推重的屠羊说，还是曾纪泽心向往之的陶彭泽，他们的共同点就是不萦怀个人的名位和待遇，这就使得那些自感人生不如意的人们对其产生了心灵感应。
1864年，经过多年的征战，曾国藩率领他的湘军终于平定了太平天国，挽救了摇摇欲坠的清王朝。
对于顶梁柱和救命恩人，清王朝并不吝惜它的赏赐，给了他极高的封赏，此时的曾国藩荣宠至极。
然而，这并没能给他带来多少快慰，相反，他却有一种临深履薄的惊心。
他在一首给其弟曾国荃的诗中，道出了当时的境况和心态：左列钟铭右谤书，人间随处有乘除。
低头一拜屠羊说，万事浮云过太虚。
无独有偶，二十年之后，他的儿子曾纪泽在万里之外的英伦，也写下了意象相似的诗文：
不可淹留是岁华，鬓毛斑白尚天涯。
深知恋栈空馀豆，颇欲安炉去炼砂。
故国音书多懊恼，中年诗集半伤嗟。
低头一拜陶彭泽，万事乘除问酒家。
诗中提到的屠羊说和陶彭泽是什么样的人？有着怎样的嘉言懿行竟令声名煊赫的曾氏父子对其顶礼膜拜呢？
屠羊说是《庄子》中的一个人物，故事是说春秋时楚昭王丧失了王位，屠羊说跟随昭王逃难。
后来，昭王回国又夺得了王位，要赏赐跟随他一起逃亡的人，包括屠羊说。
屠羊说却说：“大王丢失了王位，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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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真如这三人所说之“笨”吗
曾国藩真如这三人所说之“笨”吗作者：吴敏文来源：《博览群书》2017年第09期有一则关于曾国藩的传闻流传甚广：早年曾国藩在家苦学，某晚读一文至后半夜犹不能成诵，躲在房梁上等曾国藩睡后下手的窃贼实不能耐，跳下对曾国藩说：“你也太笨了。
”随即将曾国藩所读之文背诵如流后离去。
我读曾国藩传记凡三种：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上下册）》（经济日报出版社），萧一山著《曾国藩传》（江苏人民出版社），何贻焜著《曾国藩评传》（中国文史出版社），均无此事记载。
何著记“曾公9岁时已读毕五经，15岁时，受读《周礼》《仪礼》成诵，兼及《史记》《文选》，似为曾公一生学问之基础。
至时文试律，受人激赏，亦足见曾公性颇颖悟，故能早熟如此。
”（何贻焜著《曾国藩评传》，P19）因此，笔者认为上述传闻应为市井耳食之言，不足凭信。
梁启超先生在其《饮冰室合集·曾文正公嘉言钞序》中，对曾国藩推崇备至：曾文正公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岂惟我国，抑全世界不一二睹之大人也已。
……其所遭值事会，亦终生在拂逆之中。
然乃立德立功立言，三并不朽，其成就震古铄今而莫与京者。
先说立德。
曾国藩早年在做京官时，曾师从理学大师倭仁做日课，即每天睡前在日记里反省自己一日的言行甚至心思是否有违礼制之处，深刻检讨，借以匡正。
曾国藩终生诫勉自己“俭以养德”“不忮不求”。
“忮者，嫉贤害能，妒功争宠，所谓怠者不能修，忌者畏人修之类也。
求者，贪利贪名，怀土怀惠，所谓未得患得，既得患失之类也。
”（刘忆江著《曾国藩评传》，P850）对于朋僚幕友，曾国藩之德有对李鸿章的诫之以诚和对左宗棠的以德报怨为确证。
再说立功。
曾国藩之功铁证如山。
太平天国起事时，清军望风而溃，朝廷下旨任命的团练大臣达五十多人，独丁忧在籍的曾国藩练成一支劲旅，将天平天国送入“天国”，延续了清朝国祚。
此不世之功，曾国藩多数时候是以侍郎虚衔领军，客军孤寄，筹措军饷如孤僧托钵，艰苦备尝而成就的。
剿灭太平军接着剿除捻军。
郦波《曾国藩家训》
郦波《曾国藩家训》第一篇：郦波《曾国藩家训》曾国藩家训郦波曾国藩家训上部上部01谁来拯救笨小孩（曾国藩是晚清一位极具争议的人物，既有“中兴第一名臣”的美称，又有“卖国贼”的恶名。
近百年来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褒贬不一。
但是无论是欣赏他的人还是鄙视他的人，都对他所撰写的《曾国藩家书》推崇备至。
时至今日，民间还流传着“为官要学曾国藩，经商要学胡雪岩”的说法，可见《曾国藩家书》不仅仅是一部记录平淡家常的书信集，还是一部蕴含着为人处世、持家教子的人生智慧书。
在当今社会，教子成才一直是困扰天下父母的最大难题，很多孩子因为成绩不好就会被贴上“笨小孩”的标签。
就连一百多年前的曾国藩，小时候也被看作是不会读书的“笨小孩”。
）公元1825年，一个腊月里头数九寒天的夜晚，在湖南湘乡的一户人家的一个屋子里，有一个14岁的小男孩正在点灯苦读。
此时这户人家的房梁上趴着一个贼，他就打算等这户人家的灯都熄了，趁着黑灯瞎火他好下来偷东西。
这应该是富人家，也少有吃苦的后代。
这小偷主意是没错，这想法也没错，这孩子也正读一篇普通的文章。
可问题是底下读书这孩子他特别的笨。
他在底下背这篇《岳阳楼记》，磕磕巴巴地就是背不下来，半天才吭哧一句下来。
倒腾来一遍倒腾去一遍，弄了十几遍下来小偷都基本上会背了。
这个小偷到后来是可忍孰不可忍，眼看着天就要亮了必须得有所行动。
所以他极其恼火，最后实在忍不住了，蹭的一下从房梁上就跳下去了，满肚子怒火上前一步，劈手把他手里的书夺过来，往那个桌上啪的一扔：“瞧你个笨样，你说这文章有什么难背的？”说着小偷一张口，就把《岳阳楼记》背了一遍。
他被背诵背顺了，再指着他骂他，“瞧你笨的，还读什么书呀？”说完了袖子一甩满脸激愤地扬长而去，东西也不偷了。
很遗憾，我们不知道这个聪明的贼叫什么名字，但是有幸的是，我们知道这个笨小孩他叫什么名字，他当时名字叫曾子城，这个名字大概我们都不熟，但他后来改了个我们都特熟的名字，就是曾国藩。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官场恩怨t
左宗棠与曾国藩的官场恩怨左宗棠、曾国藩是晚清咸同时期一代豪杰，都为同治中兴立下不朽功勋，此二人与彭玉麟并称大清三杰，又与胡林翼、彭玉麟并称大清“中兴四大名臣”，还与李鸿章共称为“曾左李”。
左宗棠、曾国藩二人共事十余年，交情甚厚，曾国藩对左宗棠还多有提携与相助之恩。
然而自同治三年，湘军攻克天京后，二人割袍断义，再无书信往来，令世人为之惋惜。
清末李伯元所著《南亭笔记》中对二人绝交经过有所记述。
曾左二人的集、年谱、传记中，也流露了两人由知己到交恶的原委。
左宗棠生性颖悟，5岁时就随父到省城长沙读书。
1827年（道光七年）应长沙府试，取中第二名。
他不仅攻读儒家经典，地则是经世致用之学，对那些涉及中国历史、地理、军事、经济、水利等内容的名著甚感兴趣。
1830年，左宗棠进入长沙城南书院读书，次年又入湘水校经堂。
他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在考试中7次名列第一。
1832年，他参加在省城长沙举行的乡试中第。
但好运也就此结束了，此后的6年中，他3次赴京会试，均不及第。
左宗棠是有大志的人，他并没有在京试的失意中走向人生的沉沦，也没有像有些落第文人那样从此寄情山水了此一生，尽管他的诗文才华出众。
他决定不再参加会试，何必像范进一样在考试路上耗尽大好年华？从此“绝意仕进”，打算“长为农夫没世”，寻找新的报国途径。
正如他后来所说，“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科名特进身阶耳”。
左宗棠的志向和才干，得到了当时许多名流显宦的赏识和推重。
早在1830年，年仅18岁的左宗棠拜访长沙的著名务实派官员和经世致用学者贺长龄时，贺长龄即“以国士见待”。
二十三岁结婚时，左宗棠就在新房自写对联以明志：“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
1837年的春天，时任两江总督的陶澍回乡省亲。
途经醴陵，县公馆的一副对联让他怦然心动：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
这副对联，表达了故乡人对陶澍的敬仰和欢迎之情，又道出了陶澍一生最为得意的一段经历。
曾国藩 从官为政之道
曾国藩从官为政之道引言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巧借“亦官亦绅”的双重身份脱胎换骨，打造湘军【忠告】：天下事在局外呐喊议论，总是无益，必须躬身入局，挺膺负责，方有成事之可冀。
面对“变局”，不做壁上观“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天。
”时代的任何“变局”都可能成为我们改变人生轨迹的契机。
任何一种新旧“体制”及政策的转换都可能成为我们个人营造发展舞台的“好风”。
任何想有作为的人，都必须顺应时代的发展，听从时代的召唤。
如果墨守成规，拘泥旧的体制束缚，就难以成功。
曾国藩在京时以理学家自居，理学讲孝道。
按礼制的规定，曾国藩无论时局发生什么变化，他都应该在家乡为母亲守丧3年。
但儒家礼法也有变通的办法，即当确实需要时，为官者可以不必等到守丧期满就去任职，这被称为“夺情”。
后世这种“移孝作忠”的事虽屡见不鲜，但当事人仍要遭到士人的白眼。
明代宰相张居正的“夺情”，曾引起朝政的大波澜，以至于张居正成为言官们攻讦的对象。
清代康熙时期，大学士李光地也有一次“夺情”，时人也争相攻击他，并说这是李光地的平生三大耻之一。
因此，当曾国藩最初接到湖南巡抚张亮基请他出山时，他委婉坚拒。
当咸丰帝的朱谕诏示他时，他也三缄其口。
为什么?这就是礼制的限制。
恰巧在这一天，郭嵩焘赶到湘乡为曾母吊唁。
县令朱孙诒知郭与曾的关系非常，故不敢怠慢，立即传官轿送郭嵩焘往曾国藩家。
120里的路，赶到曾家时已是深夜。
两人秉烛畅叙，当谈及时事时，曾国藩说明自己要守制，不能出来主持团练。
郭嵩焘则“力止国藩曰：…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绖从戎，古制也’”。
郭嵩焘素知曾国藩野心勃勃，以整治封建秩序为己任，现在面临“乱世出英雄”的机会，你为什么不大大施展抱负，尽忠皇帝呢?郭又拿出“古已有之”的例子来说服曾国藩，情真意切，不可言表，给标榜“忠孝”的曾国藩一个很好的台阶下，但曾国藩为了表示尽孝的“决心”，仍表示不同意。
郭嵩焘又反复与曾国藩的父亲谈“保卫家乡”的大道理，曾父认为讲得对，便把曾国藩叫到面前教训了一番。
曾国藩惹毛了咸丰帝
他颤抖着双腿，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迈下车子，见前面果然停放着一顶四人抬的蓝呢轿子，轿的前面没有军兵，没有太监，却站着一位双手举杯的红顶子的官员和两名侍卫。因有段距离，面目却看不真切，在京师，红顶子而乘蓝呢轿的除非是……
穆彰阿不由心底一动，急忙放开胆子紧走两步。
常大淳说完，竟不用人扶，迈开步子，当先走了出去，赶过来的侍卫惊得一愣一愣的。
曾国藩跟在后边打趣地说道：“中丞大人这病好得真快！”
常大淳脸一红，笑道：“昨儿老友从福建给我捎了一斤沱茶，味道颇好，愚兄这是赶着让老弟尝鲜呢？”
曾国藩心中暗道：“看供状前，开水也没一口，如今看了供状，倒赶着让我喝茶了！”
但咸丰帝却以“朕知道曾国藩查赈劳顿辛苦，但因兵部事繁，尚书保昌又病危，挨顺天府乡试后再行休憩”而没有准假，这倒大出曾国藩的意料之外。曾国藩想：该不是自己上的两个折子出什么事了吧？
转天，钦命礼部侍郎曾国藩为是科顺天武乡试大主考的圣谕，下到各部院。曾国藩这才释然。
是科顺天府乡试的副主考为兵部右侍郎沈北霖。
进了签押房，常大淳一面让曾国藩更衣，一面自己升了炕，一面又让侍卫泡了壶浓浓的茶出来。
常大淳亲自给曾国藩斟了杯茶，道：“为兄先向老弟赔罪！想不到赵二被前任保举到四品顶戴，还敢做此胆大妄为之事！还把洋人拉出来吓唬我等，真真可气！”
曾国藩接茶在手道：“不知中丞大人还有何见教？”
常大淳道：“但听吩咐，愚兄遵命就是。”
当下也不说破，从袖中拿出赵二的供状，说道：“常中丞病成这个样子，本部堂原是不该来扰烦的了。可这件事情却关系到中丞大人的进退前程，本部堂如不来，又怕愧对大人。大人看看吧。”
曾国藩说着，很随意地把供状递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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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孙诒与曾国藩、骆秉章及刘蓉的恩怨
同治六年（1867年）六月十九日，曾国藩与赵烈文闲谈时，说官场交情离合有在情理，也有不在情理，为此他举了郭嵩焘与毛鸿宾、朱孙诒与刘蓉以及自己与沈葆桢、李元度、左宗棠的例子来证明这一观点。
曾国藩说：“毛鸿宾早年在京城时，看到郭嵩焘的文章很有文采，就很想与他结交，后来毛鸿宾出任湖南巡抚，又屡次请他做幕友，等到毛鸿宾担任两广总督，朝廷发出寄谕，询问广东巡抚黄赞汤是否称职？他马上打报告弹劾黄赞汤和广东布政使文格，推荐郭嵩焘能胜任广东巡抚、李瀚章能胜任广东布政使，朝廷批准了他的请求。
毛鸿宾能力平平，郭嵩焘到任后，他却以恩人自居，两人又彼此争权，不和就这样产生了，发展到后来，两人更是成了不共戴天的死敌。
左桂、王闿运、管乐三大名士到广东后，互相标榜有王佐之才。
郭嵩焘本质
上是一个文人，这三大名士因此多偏袒郭嵩焘。
左桂甚至写信诋毁毛鸿宾，说他不齿于人类。
他们两人最后闹成这个样子，平心而论是郭嵩焘对不住毛鸿宾，毛鸿宾没有大过错。
因为我曾经保举过毛鸿宾，郭嵩焘后来连我也怨怪上了，说‘曾某人保举的人很多，只是错保了一个毛鸿宾’。
我反唇相讥说，‘毛鸿宾保举的人也不少，只是错保了一个郭嵩焘’。
听到这话的人，无不捧腹大笑。
”
赵烈文说：“天地宇宙之内，不外乎人情世故而已，郭嵩焘即使不看重高官厚爵，知遇之恩岂可轻易忘掉？况且郭嵩焘并不是那种无意仕途的人，那就更不应该这样做了。
”
曾国藩说：“确实如此。
”
此时有客人来，赵烈文只好告辞出来。
不一会儿曾国藩跟过来了，接着刚才的话题说：“官场交情离合这件事，有在情理的，也有不在情理的。
刘蓉与朱孙诒的关系，原来不亚于父子兄弟，最后却闹翻脸，还刻印诗文相互讥讽和辱骂。
与此相比，郭嵩焘与毛鸿宾的矛盾，总没有恶劣到这种程度。
沈葆桢与我
闹翻后，多次给他写信，想重修旧好，他却一直没有答复。
李元度和我闹翻后，后来金陵收复，我在奏折中讲他的好话，建议朝廷重新起用他，近来他便时常写信问候我，两人应该说是和好如初吧。
至于左（宗棠），则终归是一个不可接近之人。
”
说到左宗棠，曾国藩只说了一个“左”字，连他的字都不屑一提，说明失望之极。
（《能静居日记》，以下未注明出处者皆同）郭嵩焘与毛鸿宾闹矛盾的前因后果，曾国藩在此次谈话中已说得十分清楚，他与沈葆桢、李元度、左宗棠交情离合的内幕，世人也多有了解，唯有朱孙诒与刘蓉的恩恩怨怨知道的人不多，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
朱孙诒字石翘，也写作石樵，江西清江（今樟树市）人。
捐资为刑部主事，改知县，分发湖南，历署宁乡、长沙知县，口碑都不错。
道光三十年（1850年）朱孙诒改署湘乡知县后，更是一改前任所为，不仅弹压农民抗租抗粮，另立钱粮征收新章，而且极力笼络当地士绅：聘王錱为幕僚，举罗泽南为孝廉，拔刘蓉为文童，使湘乡县率先成为
官绅一家、联手制民的典范。
清道光、咸丰年间，湖南士子中有“三亮”即三个诸葛亮的说法，他们是“老亮”罗泽南、“今亮”左宗棠、“小亮”刘蓉。
朱孙诒一人就将“三亮”中的“二亮”网罗在自己身边，说明他是很会笼络和使用人才的。
朱孙诒在湘乡还首倡团练乡兵保卫乡梓并著有《团练事宜》。
咸丰二年（1852年）太平军从广西杀进湖南后，朱孙诒将湘乡团练武装分成左、中、右三营，推古人阵法，定起伏分合之制，并有专人负责粮草、兵器等后勤事务，湘军雏形由此形成，湘乡县也成为湘军的发源地。
《清史稿》卷四百三十四因此说：“朱孙贻（诒）提倡团练，振兴人材，实为湘军肇基。
”
后人谈到湘军的时候，通常认为曾国藩是其创始人，事实并不完全如此。
朱孙诒在湘乡的治绩，不仅获得本地官绅普遍认可，而且得到了湘乡籍在京高官曾国藩等人的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
咸丰元年（1851
年）五月十四日，曾国藩致诸弟信中便如此写道：“朱石翘明府（唐以后多用以称县令）初政甚好，自是我邑之福。
余下次当写信与之。
霞仙（即刘蓉）得县首，亦见其犹能拔取真士。
”同年十月十二日，曾国藩在另一封家信中又写道：“朱石樵为官竟如此之好，实可佩服！”（《曾国藩全集·家书》）
曾国藩奉旨协助办理湖南团练事务后，巡抚张亮基“闻湘乡团丁名，调防省城，孙贻（诒）令王錱、罗泽南、罗信南、刘蓉率之往”（《清史稿·朱孙诒传》）。
曾国藩由此逐步掌控了这支地方武装，朱孙诒也因此成为湘军首批陆军营官之一。
然而，朱孙诒后来不仅与曾国藩意见不合改投湖南巡抚，而且随骆秉章入川总理营务处之后，又与骆秉章闹意见，最后不得不称病辞职。
更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与关系十分亲密的刘蓉也搞不到一块，两人不仅反目成仇，而且闹到你死我活的地步。
朱孙诒与曾国藩交恶，是因为湘军败于岳州和宁乡后，曾受到曾国藩当面责备，比曾国藩年长数岁的朱孙诒面子没处放，于是愤然离
去。
这件事不仅使曾国藩对朱孙诒的印象由好感变为恶感，而且引发了曾国藩和湖南巡抚之间的矛盾。
咸丰四年（1854年）四月二十日，曾国藩给诸弟写信时，曾如此写道：“朱石樵在岳州战败逃回，在宁乡战败，逃奔数次。
昨到省城，仍令其署宝庆府事，已于十八日去上任矣。
是非之颠倒如此，余在省日日恼郁，诸事皆不顺手，只得委屈徐图。
昨当面将朱石樵责备，渠亦无辞以对，然官场中多不以我为然。
”
曾国藩的意思是说：朱孙诒在岳州和宁乡打了败仗，做了逃兵，回到省城后反而得到重用，当上了宝庆知府，湖南巡抚的做法，不仅是非颠倒，而且明显是拆我曾某的台！
咸丰十年（1860年）六月，骆秉章奉命入川督办军务后，奏调朱孙诒总理营务。
不多久，两人在是否办团练一事上也意见不合，加之与骆秉章左右议事时常常说不到一块，朱孙诒一气之下引疾辞职。
在骆秉章四川总督幕府工作期间，朱孙诒与刘蓉也闹翻了。
刘蓉是湘乡人，字孟容，号霞仙，虽聪明好学且发奋用功，却少
年自负，不肯随时俯仰。
他对科举入仕尤其没兴趣，所以年过三十还是一介布衣。
朱孙诒到湘乡任职后，发现刘蓉虽无任何文凭，却是个才能突出可以担当大任的人，就暗中做刘父的工作，敦请他督促刘蓉参加县试并举为第一名，这就是曾国藩信中说的“霞仙得县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