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的思想探究

对曾国藩的深入探究
摘要：中国近代史上，很少有人像曾国藩这样，获得的评价是如此的天壤之别。

一边被推崇为继孔子，朱子之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清朝中兴第一名臣。

另一边又被骂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然而历史是各种复杂因素的有机组合体，特定的时代背景，观念环境造就人物的思想。

我们不能对复杂的历史人物予以简单、片面的否定，这都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实事求是的理论。

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不能片面的根据教科书或者其他历史书籍及评论而人云亦云，不能一味地受他人的思想灌输，而应该实事求是，通过探究历史人物的思想形成以及人物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全面客观地对其进行评价。

关键字：曾国藩太平天国洋务运动天津教案
对曾国藩的评价，近百年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褒扬者有之，斥骂者也不乏其人。

梁启超曾说过“曾文正者，岂惟近代盖有史以来不一二睹之大人物也”，并称其在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

曾国藩，清代中兴名臣，一生以儒家理论道德为准则，明刑法，重农事，崇节俭，重视发展国力，主张兴办洋务，开一代风气之先。

使清王朝在风雨飘摇几乎被宣判死刑的时候又苟延残喘了半个多世纪。

他集历代齐家治国，修身治学，用人行政，驭下奉上及统军作战各种学问于一身，标榜理学却又能够融通百家，做事“拙诚”却又能够通变用权。

但与此同时，早在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时，即有人责其身为汉人却为清廷卖命，并且杀人过多，有“曾剃头”之称。

晚年的“天津教案”，
更是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遭来千古骂名，甚至到了四面楚歌的悲凉之境。

辛亥革命后，许多革命党人说他“开就地正法之先河”，是遗臭万年的汉奸，建国初的史学界更是对其全盘否定，斥为封建地主阶级的卫道士、卖国贼、杀人不眨眼换刽子手等等。

历史上很少对某人的评价是如此的矛盾和复杂，我们不妨从其人生几件重大的事件中深入的探究一下。

一：镇压太平天国
曾国藩,出生在湖南湘乡的一个耕读传家的普通家庭，即“耕则退可以自守，读则进可以干禄”。

曾国藩出生在这样的家庭里，究其一生，恪守祖父”黎明即起，克勤克俭，周恤贫穷，疏医远巫”的遗训，甚至把它编成八字句牢记在心，直到后来做了两江直隶总督，对于勤俭家训也不敢有所懈怠。

过着勤俭朴素的生活，接受礼义廉耻的训诲，传承了中国几千年来忠君孝悌的儒家思想，而以洪秀全为首的太平军则信奉类似天主教的宗教，违背了中国的传统习俗，为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不齿，曾国藩也不例外。

就当时环境而言，曾国藩认为这是绝灭中国固有礼教，违反孔、孟之道的“异端”，无疑要深恶痛绝的。

他率领的乡勇出师攻打太平军之初即标明立场，亲自写了《讨粤匪檄》，指出太平军“焚州之学官，毁宣圣之柱，以至于佛寺道院，城隍社坛，无庙不焚，无像不灭”的恶行。

可以说曾国藩所领导的湘军与太平军之间的战争无异于一场宗教信仰战争，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绝大多数人还是深受中国几千年传统儒家思想的教育。

况且曾国藩创办湘勇初意不过是“收缴土匪，
安定地方”，并没有与太平军对抗的打算，且也不愿意以文人操兵事。

清政府当初也并没有指望依靠曾国藩和他的湘军来消灭太平军，只不过让其保一方平安，并且当时的清政府对汉人还是心存芥蒂的，怕其位高权重，影响清廷政权。

可是世事难料，当时的清政府吏治腐败，排挤汉人，为官的都是些作威作福的人，并没有为百姓谋取福利。

当兵的也是些酒囊饭袋，只会鱼肉百姓，一旦打仗便会互相推卸责任。

面对太平军愈演愈烈之势，清政府不得已才让曾国藩担当起镇压太平军的重任。

而现在很多人批评曾国藩身为汉人却为清廷卖力气，并且其手段毒辣残忍。

鉴于其出生的时代，家庭背景以及所接受忠君爱国的儒家思想，我们如果用现在的眼光去衡量十九世纪初曾国藩的政治思想是缺乏客观评判依据的。

二：推行洋务运动
曾国藩虽然守“拙”，但他并非是固守陈旧，顽固不灵的儒生。

他能融通百家，通用权变，留心时务，开一代洋务之风气。

当时的清政府适逢海禁大开，帝国主义对华开始侵略，西方思想传入中国，而曾国藩适逢其时，亲启了这个时代的序幕。

刷新吏治，整饬营务，奖励法度，救济民生，其开明的思想离不开父亲的挚友，也就是其后来的岳父欧阳凝祉先生的影响。

他是曾国藩的一位满腹经纶的良师与直言不讳的益友。

他告诉曾国藩“男儿立志当在千里”“王侯将相令有种乎”，若想仕途通畅只一味地读书是无济于事的，更不能死读书。

还向其介绍了桐城派文章“文以载道”的主张与三闾大夫屈原忧国忧民的壮志。

同时在岳麓书院的学习也让曾
国藩开始留心时务，关心国家的政治，而不是仅仅埋头于课本，做一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书呆子。

他在书院里结识了罗泽南和郭嵩焘两位挚友，三人是老乡并且志同道合，一起讨论天下大事开阔了思想，也使曾国藩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见解。

并且学院的学风是“以天下为己任”，鼓励学生做“人世”的学问，及关心天下百姓的疾苦。

曾国藩在北京学习的一年也让他更加关心时务。

他在北京时，对当时的国家事情很关心，外患有“英夷”，内乱有太平军，灾情方面又有黄河决口，曾国藩一一对其进行缜密的研究，具体的规划。

他认为天下没有一件事不是学问，而学问之道在于留心，摘由备查，博览群书。

正因为他能关心时务，虚心研究，准备着应付着事变。

所以他才能凭一儒生带领自己创建的湘勇，临危不惧。

攻打太平天京时，他派左宗棠进兵浙江，李宗棠进兵上海和江苏与其周旋，让曾国荃全力夺取天京，最终一举扑灭浩浩荡荡的太平天国势力。

曾国藩有感政治废弛，不囿于理学的空谈，十分注重经世致用。

在镇压太平军和捻军的过程中，他就开始重视采用外国军火，主张“师夷智以造制船”，希望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洋枪大炮来解决现实的危机。

从其所奏的《复陈述购买外洋船炮折》中，表明了曾国藩对待引进西方物质文明问题上的观点：引进没有的东西，增强自身的实力；主张不仅仅是购买，还要自己来建造；主张发展对外贸易，与外商互通有无。

所以他在上海创建了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战船。

他还接受容闳建议，同李鸿章联名上奏，选派幼童赴美留学，为国内培养急需的新式人才，使国人逐渐走向世界，开一代风气之先。

三：处理天津教案
曾国藩人生重要的，也是他后来饱受非议的事件是他对于“天津教案”的处理。

当时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被清政府派去查办此案，此时天津民气激昂，希望驱逐洋人，参劾崇厚，以伸民气，也有主张调集乡勇准备开战。

但是曾国藩选择了坚保和局，出谕严戒市民不准借端滋事。

最后判二十人死刑，二十五人充军，赔偿四十二万多银子作为死者抚恤，教堂损失，并且向法国道歉。

这种得罪国人，偏向洋人的做法使得曾国藩被骂为“软弱惧外”的“卖国贼”，声名一落千丈。

对于处理这件事，曾国藩的内心承受了许多矛盾。

不管事实的情况到底怎样，把法国给得罪了，则中法的战争不可避免，这样的结果朝廷不会满意，他也承受不起；若逆民心而为之，难免会留下骂名。

他甚至写下了一千多字类似遗嘱的信，可见处理这件事是多么的棘手。

曾国藩深知自己的行为愧对天地良心，天下的人，可为什么还要甘冒“卖国贼”的骂名，执意这么做呢？因为他惧怕这件事得罪了法国人将会引发中法之间的战争。

客观地讲，就当时的历史条件而言，中国的实力软弱，西方列强对中国已是虎视眈眈，对洋人采取强硬政策无异于以卵击石。

许多人对于“含垢忍辱”的愤慨多少也是民族自尊心的表现，但却不懂得审时度势，中法双方实力悬殊，夜郎自大，一心的“决战”和“雪耻”是不可取的。

曾国藩何尝不愿意维护民族的尊严和国家的主权，可他深知西方列强除了运用武力野蛮掠夺中国外，同时在外交上也以武力相威胁。

天津教案发生以后，法国直接向天津海面调集军舰，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相互勾结，对清廷施压。

曾国藩固然清醒的认识到这样做会丧失国家民族的尊严，但畏于敌人强大的势力，而委曲求全，甘愿受辱。

而且清政府对于处理天津教案的指示，曾国藩也不敢违抗，只能顺着朝廷的意思去做。

即使是当时与曾国藩势不两立的清流派代表人物张之洞在湖广总督任上面临同样的“教案”事件时采取的处理方式与曾国藩也没什么两样，并且十分后悔当初自己对他的指责。

之后曾国藩也痛苦的反省了自己在外交上“过柔”的处理方式，并为此付出了“积年清誉几于扫地殆尽”的惨痛代价。

由于处事违心而内疚，由于悖情逆理，遭到舆论谴责而终日闷闷不乐。

谁能想早年重视“华夷之辨”，中年提出创办洋务以自强的曾国藩，晚年却背负如此的骂名，悲剧产生的原因离不开当时的社会环境，也是中国时代的悲剧。

逝者已逝，争议却永不停歇。

我们应该用历史的眼光，客观全面的分析历史人物。

从上面几个事件中，我们看到了他深受时代背景，家庭教育以及亲朋好友的影响，也应该理解他内心的挣扎与彷徨。

对于曾国藩人生的一些重大事件，我们不应该单纯的根据结果去评判是非，或者用现代的眼光简单的否定或肯定历史人物的对与错。

我们不妨设身处地，全面客观的对历史人物进行评价。

参考书籍：《曾国藩传》
《曾国藩家书》
《曾国藩日记》
《曾国藩和他的幕僚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