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20世纪初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
第一讲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这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必须回答的首要问题。
因为这个问题解决了学习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历史起点问题，同时也是人们判断马克思主义在当代是否仍然还具有科学意义、是否“过时”的依据。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产生也要用唯物史观来说明。
任何一个理论体系或学说，最初总是由某位或某几位人物提出来。
在同样的时代，同一个国家中，为什么不是由别人，而是他或他们创立某种新的理论或学说？这显然同他或他们自身具有的条件有关，与其才智、学识、阅历有关。
但是，如果从人类思想史角度看待这个问题时，必须与一定历史条件联系起来。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和任何新的学说一样，它必须首先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虽然它的根源藏在物质的经济的事实中”。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205页。
）在此恩格斯道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也讲清楚了人类思想发展的一个基本规律。
一个新的学说之所以必然出现在一定的历史阶段，其根源或基础是“物质的经济的事实”，即社会生产力发展状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经济关系；另一方面，人类思想的发展又有连续性、继承性。
新学说的创立离不开前人提供的基础，都要从已有的思想材料出发，继承前人的思想精华。
新的理论体系同旧的理论体系的关系是一种扬弃关系，是批判继承关系。
惟有如此，人类思想才能不断进步，人类思想发展才能构成一条有源有流、滔滔不尽的长河。
对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问题，我们应该按照恩格斯的上述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从“经济事实”和“思想材料”两个方面来研究。
一、马克思主义发展史的概况长达150多年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历史，是由不同历史时期特有的历史人物、历史文献及其相联系的理论和实践活动所组成的。
它们前后相继，一脉相承，又不断创新发展，从不同方面对历史变革和历史经验作出深刻的理论分析和理论总结。
从宏观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可以大致划分为这样几个大的历史发展阶段：奠基阶段（1837-1895）、开拓阶段（1895-1917）、发展阶段（1917-1956）、创新阶段（1956-）。
关于“四个选择”的答案
关于“四个选择”的答案（简要答案，仅供参考）一、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被列强欺凌，先进的中国人开始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首先奋起抗争的地主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如林则徐、魏源，他们疾呼“开眼看世界”，主张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军事技术，抛弃“天朝上国”的包袱，掀起“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新思潮。
后来，地主阶级的洋务派把林、魏的思想付诸实践，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
由于洋务运动没有否定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封建制度，因此，它的命运只能是失败。
地主阶级救国救民的道路不可行。
然后，不屈不挠的中国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抗争。
这次领导救国救民斗争的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
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领导维新变法，主张学习日本，在中国实现君主立宪。
由于中国封建顽固势力异常强大，这种尝试失败了；孙中山主张向美国法国学习，在中国推翻君主专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领导了辛亥革命，达到了初步目标。
可是，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弱小，反动势力勾结，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封建军阀窃取。
由此，地主阶级之后，在中国实行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尝试也失败了。
中国人陷入深深的困惑当中。
后来，陈独秀等激进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思想文化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罪魁祸首。
于是，他领导了新文化运动，打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旗帜，把西方的“民主”与“科学”作为挽救中国的最后一根稻草。
正在新文化运动轰轰烈烈进行当中，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传到南方的中国，中国人民顿时受到启发，找到了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于是，先进的中国人开始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后来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形成了毛泽东思想。
在这一指导思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赢得了民族独立。
由上可知，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这是历史的必然。
二、历史和人民为什么选择了社会主义？中国曾经历了漫长的封建时代，直到19世纪中叶，西方国家先后两次发动鸦片战争，打败和侵入中国，中国内部又发生了历时14年最终归于失败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才使中国社会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变化。
论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论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1. 引言1.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背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入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时中国正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困境中。
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和侵略，中国的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受到严重威胁，社会矛盾尖锐加剧，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社会动荡不安。
这种困境迫使中国人民不得不寻找一种理论和思想来拯救国家和民族。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被引入中国并逐渐得到广泛传播和接受。
它为当时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成为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1.2 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况近代中国的社会情况十分复杂，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交织在一起。
在晚清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百年国耻的痛苦，外国列强入侵、民族危机频发，中国传统的封建制度和社会结构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中国的经济也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农民生活困苦，工业生产滞后，国家财政危机四处弥漫。
这种情况下，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导致了政治腐败和军阀混战，百姓们饱受疾苦和压迫。
近代中国的思想文化也面临着深刻的变革。
传统的文化形态和价值观念受到了挑战，启蒙思想、西方文化的渗透不断加剧，许多知识分子开始怀疑传统观念的合理性，寻找新的出路和解决途径。
这种背景下，马克思主义的传入给许多中国人带来了新的思想启示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论，对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思潮产生了深远影响。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传播和接受，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的需求和迫切情况。
近代中国社会的动荡和危机，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接受提供了土壤和社会基础。
2. 正文2.1 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背景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时期。
这一时期，中国社会面临着割地赔款、外国侵略、封建统治、社会不公等多重压力，国家疲弱不堪，民不聊生。
西方列强在中国开展殖民扩张，给中国带来了深重的屈辱和危机。
在这种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开始认识到，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制度已经无法满足国家发展的需要，需要向西方学习，并且找到一种自己的发展道路。
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
浅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必然性【摘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始于19世纪末，经过一百多年的发展，逐渐深入人心。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在于中国国情和历史背景。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实践与发展充分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条件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需要。
在实践探索中，中国积极吸收借鉴西方理论，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与实践在不断前进中，体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不断前进将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更多机遇和挑战。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必然性、传播、接受、实践、发展、理论基础、历史条件、实践探索、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实践、结论、前进1. 引言1.1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流派之一，自诞生以来就吸引了众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关注。
自19世纪末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开始传播，最早是由留学日本的学生将其带回中国。
随着中国亲历近代化进程的磨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生存力和发展潜力，同时也开始探索如何将其与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
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曾提出过“三民主义”思想，但是他很快发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解决中国社会的问题。
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成功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推动了中国的革命进程。
他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建立了人民公社等一系列制度，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发展奠定了基础。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深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也不断加深。
不仅是在学术领域，政府部门也在积极推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知识。
中国的学校教育也将马克思主义纳入了课程体系中，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一思想。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与接受，不仅丰富了中国人民的理论素养，也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发展壮大。
1.2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还体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中国人民的努力奋斗上。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
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19世纪20年代前后，饱经苦难的中国人民几经彷徨绝望，终于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国家，改造社会的理论武器，并在其指导下，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从而实现了民族独立，并为中国走向现代化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但是，80多年来，一直有人怀疑当初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合理性和必然性，他们认为“中国人接受社会主义，是由于感情的冲动，而不是由于理性的思考”，此即“选择失误论”。
那么，当初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到底是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必然结果和先进分子理性的判断，还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或是某种理论偏好？这是关系到如何正确认识中国共产党的全部历史和中国的现实与未来的根本性问题，需要我们认真思考并作出令人信服的回答。
（一）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近代历史发展的必然。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掠夺和中国反动统治阶级剥削压迫双重作用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民族危机、阶级矛盾日益严重。
为了民族的独立、国家的发展与人的自由(解放)，近代以降先进的中国人不断向西方寻求和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
最先站出来是以林则徐、魏源为代表的地主阶级改革派，他们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迈出了向西方学习的第一步，但是其本意在于维护日益走向没落的封建统治，违背了历史潮流，注定了其失败的命运。
继之而起的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发起一场带有资本主义倾向的改革运动，虽然学到了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一点皮毛，但这种片面追求生产力发展，不求变革封建主义生产关系的改革模式，是难以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的。
以洪秀全为代表的农民阶级革命派，提出“太平一统”的思想，绘制了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蓝图，但仍然是因没有找到一个科学锐利的思想武器而归于失败。
康有为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利益，以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为指导，希望在中国建立“君主立宪制”国家；孙中山代表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利益，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中找到了西方资产阶级“天赋人权”革命理论，进而创立三民主义学说，矢志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终稿) 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怎样选择马克思主义？一．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开篇语：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能够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或者说，中国人民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这是一种偶然现象呢，还是历史的必然？1.中国人民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在探索中反复比较的结果，是中国的革命事业需要新的理论指导。
[视频1]鸦片战争的爆发让中国近代史的序幕缓缓拉开。
无论是农民阶级发起的太平天国起义和义和团运动，还是地主阶级推动的洋务运动，甚至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都没能真正的拯救中国。
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送来了社会主义，给世界人民的解放事业开辟了广大的可能性和现实的道路。
正在彷徨地不断探索着的中国人似乎又看到了希望所在。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了，它揭开了新民民主义革命的序幕，又开创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
从此，无产阶级登上了政治舞台，民众的力量得到了广泛的发动，直接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创造了阶级上、思想上和干部上的条件。
从上面的探索历程我们不难看出在近代以来的社会大变革中，有三种社会思潮对中国社会的走向有着重大影响。
一是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立宪派所奉行的改良主义。
戊戌变法是中国近代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它的失败证明，改良主义道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
正如毛泽东所说：“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二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民主革命派所奉行的三民主义。
从维新派的追隨者，到旧民主主义革命的领袖，再到中国共产党的同路人，是孙中山四十年奋斗的光辉历程。
从“驱除鞑虏”到“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从依靠旧军阀到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是孙中山一生中伟大的转变。
孙中山也有一个实现大同世界的理想。
他认为：“人类进化之目的为何？即孔子所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
” 但是，他想通过学习西方来实现自己的理想，同样是行不通的。
三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奉行的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第一次走出湖南前往北京，是为组织赴法勤工俭学的事。
论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论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是由多重因素所决定的，既有内在的社会矛盾
和历史发展的规律，也有外部的社会环境和国际形势的影响。
本文将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国家命运的抉择、国际形势及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优势等方面，分析近代中国选择马克
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
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是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近代
中国，社会存在着封建主义、农民起义、帝国主义侵略等多重矛盾，国家面临着危机和困境。
在这种背景下，传统文化和思想体系无法有效应对社会问题，封建制度的腐败也使得
社会矛盾日益尖锐。
选择马克思主义可以为中国提供一种抵制外来压迫、改革社会制度的
思想和理论基础。
国际形势也对近代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
方列强对中国进行了多次侵略和割让，使得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境地。
这种境况激
发了中国人民追求国家独立与富强的愿望，诞生了一系列反抗外来侵略的运动。
马克思主
义强调国家独立和社会进步，为中国提供了一种反抗帝国主义和实现民族复兴的思想和方法。
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优势也是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必然性的重要原因之一。
马克思主义强调以阶级斗争为纲，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这对一个
处于社会变革和阶级斗争中的中国来说是极具启示性的。
马克思主义还提出了对社会历史
发展的科学规律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划，为中国找到了一条具体的发展道路和实践方法。
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及怎样选择了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概括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这是对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先后创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就是这种“相结合”所取得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所奠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为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找到了正确的方法和途径。
1．必须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能否以科学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不仅关系到我们能否正确理解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而且会直接关系到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成败。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内出现的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指示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教条主义错误，曾给中国革命造成了十分严重的损失。毛泽东正是在与教条主义的斗争中，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道路，开创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仍反复强调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反对教条主义，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从5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违背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原则，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轨道，发动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后来又发动了持续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严重损害。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过拨乱反正，邓小平纠正了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重新拨正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方向，把马克思主义与我国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科学命题，指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进入蓬勃发展的新时期。
而在中国情况就不同，中国人从来就没有宗教信仰，没有任何一个宗教信仰主导过中国人的思想，宗教只是统治者的工具。在中国影响最深的儒家学说更是为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中庸之道，逆来顺受，温、良、恭、俭、让，克己复礼，面子大于实质，礼仪重于内容，等等。这些东西在盛世可能可以风行，在乱世就根本没有市场。好在中国的底层老百姓不懂孔老师的学说，只要不满到难以忍受的地步，就起来造反。中国历史上多少次农民起义要么被镇压，要么推出一个新皇帝，周而复始，直到二十世纪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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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20世纪初中国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必然性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形成于19世纪,是当时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一种理论反映,它凝聚了其创始者对19世纪资本主义文明的深刻批判认识和对人类历史的整体把握。
然而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接受体——20世纪的中国,却有着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迥然不同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为近代以后的中国社会和民族所接受,并使之中国化,是中国近代历史对外来文化的一种必然选择。
一、中国化的逻辑前提——理论自身的本质要求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与方法论,是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从理论本性上来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实践的理论学说,它从实践中产生,在实践中发展,以改变现实世界的实践为目的。
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最主要、最根本的特点。
马克思主义之深厚的生命力和发展的动力在于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国家的实践中必然具有不同的形式,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国化,才能成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解决实践提出的新任务和新问题。
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各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本质要求,具体来说包括两方面。
一是把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相结合。
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
二是使马克思主义同本国的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具体的民族形式。
显然,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有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取得“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
这就是说,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也是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
二、中国化的现实契机——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需要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
”马克思主义正式传入中国一开始面临的并不是单纯的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而是中国“救亡图存”、民族振兴的任务,中国当前实际问题的解决。
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渐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
近代先进的中国人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反抗民族压迫,进行了长期的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始终没有间断过对救国救民真理的探索。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这80年间先后爆发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和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等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但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性以及传统意识、宗法意识根深蒂固,加之没有民众的根基,其结果均以失败而告终。
与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相适应,曾经出现过各种反映这些斗争并为之服务的思想理论。
其中既有地主阶级开明派和资产阶级改良派提出的改良主义思想,也有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提出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还有农民阶级提出的空想农业社会主义思想。
由于中国社会发展和政治思想文化的落后,也由于新兴资产阶级的十分软弱,因而中国自身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思想武器。
可以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近80年当中,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抵御帝国主义。
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宣告破产了。
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制”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
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无力,抵挡不住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的勾结而败下阵来。
一次次惨痛的失败和教训,使中国人民在付出巨大代价的同时,又渴望、追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理论的需求也更加迫切。
正是在中国向何处去的紧要关头,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宣告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胜利,也给中国人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十月革命的胜利,一方面使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了活生生的现实,极大地鼓舞了先进的中国人,促进中国的许多先进人物决心用马克思主义思想武器,开辟拯救中国的新道路。
另一方面,由于对帝国主义压迫痛苦的深切感受和痛恨,使饱受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中国人民对十月革命发出的反对帝国主义的号召,感到振奋而有意义,这就有力地推动了先进的中国人倾向于社会主义。
先进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只有搞社会主义,“才能救济中国的危急及不独立”,才“可以和世界革命合流”。
当时,几乎所有的报刊杂志都热衷于社会主义新思想的宣传,把富国强民的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身上。
当然,现实对理论的需求和呼唤是一回事,理论能不能顺应现实的需要,很好地指导现实,为现实服务则又是一回事。
作为在西方产生的马克思主义何以能担当服务和指导中国现实的重任,从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接受?这里需要作点分析。
随着中国近代哲学、思想和文化变革浪潮的不断高涨,传统的封建旧文化的腐朽性日益暴露。
而“五四”运动以前,先进人物引进的西学虽然同封建文化作了斗争,但“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
正如李大钊所指出：“由今言之,东洋文明既衰颓于静止之中,而西洋文明又疲命于物质之下。
”瞿秋白也分析指出：东方封建文化已不适应经济的发展,是社会进步的障碍；而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则是人类文化进步的巨魔,这两种文化都不可取。
于是,人们期待并呼唤着能克服这两种文化弊端又兼有两种文化特质的新文化,“为救世界之危机,非有第三新文明之崛起”,这成为近代中国在社会与文化理论需求上的迫切主题。
而这种新文化,既要能反映传统的文化根基,又要超越旧有传统意识、宗法意识的局限,拥有新的思想精神资料；既要符合中国传统的理想信念,又要符合当时中国革命的历史需求特征,救中国于时代的水深火热之中。
马克思主义正是顺应历史潮流,在对旧世界的科学批判与分析中掌握了中国的命运,以其巨大的穿透力深入到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
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力量,中国的先进分子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李大钊称马克思主义是可以成为组织群众运动的“宗教的权威”,他预言：“岂但今日的俄国,二十世纪的世界,恐怕也不免为这种宗教的权威所支配,为这种群众的运动所风靡。
”陈独秀将马克思主义看作是新道德的化身,视为能凝聚人心,统一行为的伦理规范。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是作为不同于中西固有文化的另一种新文化,而被中国先进分子所选择和接受的。
总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在中国传播和中国化,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
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到中国之所以有这样巨大的作用,是因为中国的社会条件有了这种需要,是因为同中国人民革命的实践发生了联系,是因为被中国人民所掌握了。
任何思想,如果没有客观存在的需要,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
”历史表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获得如此巨大的成功,从根本上说,是因为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作指导,特别是科学的历史观和社会革命理论的指导。
三、中国化的文化根据——与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任何外来文化要实现成功的移植,就必须从本土文化中找到其生长点和结合点,而其前提是：必须与本土文化传统具有某种价值契合性。
马克思主义虽然产生并形成于欧洲工业文明的时代,是现代文明发展的产物,但它又是整个人类文明的时代发展过程的产物,在它的体系中容纳了人类文化(包括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极成果,这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某种相容的一个前提条件；另外,人类生存方式的普遍同一性,人类面临的生存和发展的共同问题,决定了在一定的、可比的历史条件下人类思想必然会超越时代和民族的局限,具有普遍共同性。
正因如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虽然属于在不同历史文化背景中形成的不同质的哲学,但两者之间不可避免地具有相容或相通的方面。
对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契合点和学理上的一致性,人们可以从各种角度去寻找。
张岱年、程宜山说：“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
中国文化中本有悠久的唯物论、无神论、辩证法的传统,有民主主义、人道主义思想的传统,有许多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因素、有大同的社会理想,如此等等,因而马克思主义很容易在中国的土壤里生根。
”但是,从服务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主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重要的内在文化根据,是与中国传统理想的价值契合。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大同”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理想有着相同之处,这主要体现在社会理想与人生理想两个方面。
就“大同”理想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而言,就追求人格理想(人生理想)和马克思主义的新人观而言都具有契合之处。
传统文化中这些因素正是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通之处,尽管这些因素有空想、主观的成份,但这些思想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中国先进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认知障碍,奠定了他们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基础。
这也正是马克思主义得以中国化的深层理论契机。
当然,我们也应看到,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在农业自然经济基础上产生并形成的,是古代农业文明时代的产物。
因此,它与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属于一种不同质的文化,并具有自己民族的形式和特点。
传统文化的消极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也使马克思主义出现“变形”和“失真”,因此,对于传统文化,必须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这是我们今天重构文化所必须遵循的方法原则,也是我们发展马克思主义所必须加以清理和解决的迫切问题。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发生了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两大理论成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和创新作出了巨大贡献。
今天,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带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新征途中,提出了“三个代表”理论,它丰富和发展了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重大理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