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艺录-诗分唐宋
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
从《宋诗选注》的实践看《谈艺录》“诗分唐宋”的理论作者：乔艺来源：《卷宗》2019年第31期摘要：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提出“诗分唐宋”深刻含义的新辩之论。
而《宋诗选注》又提出了“六不选”标准。
这些都代表了他对艺术理论以及作品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即文艺作品最必要的成分便是具有审美价值，否则它就失去了作为艺术的存在意义;这一审美价值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也是运作和谐的，进而能经受时代的检验、具有永恒艺术魅力的。
从《谈艺录》到《宋诗选注》，钱锺书先生一以贯之地以文本的艺术分析为核心，将美学思想与哲理、感悟和思辨相统一，深刻揭示了治学之道与严谨的审美批判标准。
关键词：宋诗选注;谈艺录;标准1956年，钱锺书先生开始了宋诗的编选工作，在当时，编选宋诗要比唐诗更为繁杂，清代人已遴选有《全唐诗》，而宋诗在当时却没有普及型的全本。
此外，宋诗的数量之多与版本之冗杂也使编纂更为繁复。
钱锺书先生融汇古今，用两年心血编集成《宋诗选注》。
时隔几代，《宋诗选注》仍然对于普及与研究宋诗起着重要的作用。
《宋诗选注》依据钱先生的“六不选”标准，以及当时社会上“重思想内容，轻艺术形式”的风气，选出了80家共375首诗作。
在这些诗作中，绝大多数为反映社会现实和人民疾苦的作品，充分显示了《宋诗选注》的写实性，也表达出钱锺书先生对于艺术本质特征的深刻认识。
《谈艺录》作为钱锺书先生早期的重要著作，并非专论宋诗，但其中却涉及到很多宋诗研究的重要命题。
仅在书中开篇，先生便提到诗分唐宋这一论断：“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1]自宋代以来，因诗歌创作明显区别于“唐音”，便有了关于唐宋诗的辩论。
清人吴之振说：“宋人之诗，变化于唐，而出其所自得，皮毛落尽，精神独存。
”[2]严羽在《沧浪诗话》中云：“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兴。
”而钱锺书先生在文章开篇便为宋诗划分了自己的界定：“就诗论诗，正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钱先生之诗分唐宋，不以时间的先后为界限，而以各自的特征作别，因而“唐宋”二字也并非唐朝与宋朝之简单的朝代区分：“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
唐诗和宋诗的不同特点
唐诗和宋诗的不同特点唐诗和宋诗的不同特点高考关于古典诗歌鉴赏的命题，往往是唐诗和宋诗交错命题。
请看：卷全国I卷全国卷新课标·宁夏卷2004年唐诗宋词2005年唐诗唐诗2006年宋诗宋词2007年宋词唐诗宋诗2008年宋诗宋诗宋诗2009年宋诗唐诗宋词掌握唐诗和宋诗的不同特点，对我们理解诗意有很大帮助。
分析唐诗和宋诗的典型作品，我们就会发现，题材相同而它们的侧重点则不同。
一般的说，唐诗多具抒情性，而宋诗多具哲理性：１．同写庐山：李白：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题西林壁苏轼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哲理：只有居高临下地多角度地观察和分析问题，才能不被错综复杂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才能看清事物的本质。
２．同写桃花：白居易：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
长恨春归无觅处，不知入此中来。
惠崇春江晚景苏轼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
篓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
哲理：只有深入实际，才能及时体察到事物的发展变化。
３．同写春色：孟浩然：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
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游园不值叶绍翁应怜屐齿印苍苔，小扣柴扉久不开。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
哲理：新生事物一定会冲破压抑茁壮成长。
４．同写冬雪：柳宗元：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山雪。
雪梅卢梅坡梅雪争春未肯降，骚人阁笔费评章。
梅须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
哲理：人们各有所长，也有所短，应该互相学习，取长补短。
５．同写农家：孟浩然：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
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
游山西村陆游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柱杖无时夜叩门。
哲理：事情似乎走到绝境，令人一筹莫展；只要充满信心，就会出现机，就会有新的希望。
６．同样以水为喻：李白：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读书问答：《谈艺录》一、诗分唐宋D（2010
读书问答：《谈艺录》一、诗分唐宋D（2010【补订】孙鑛《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与李于田论文书》论王世贞曰：“凤洲气脉本出子瞻，稍杂以六朝，后乃稍饰以庄左及子长。
俊发处亦仿佛近之，然终不纯似。
自谓出《国策》，正是子瞻所祖耳。
”则王氏老去手《东坡集》不释，晚岁之归依，正敦少年之宿好耳。
《文子．道原》所谓：“求之远者，往而复返。
”明承唐宋，法后王其事顺，法先王其势逆。
前后七子始必顺流从时，继乃逆流复古。
王九思《渼陂续集》卷中《康公神道碑》曰：“喜唐宋韩苏之作，尤喜《嘉佑集》。
”康海之初法老泉，犹世贞之本出子瞻矣。
又按戴东野此诗亦见清初邵湘南陵《青门诗集》卷一，题为《疏园集自题》，只“不用”作“安用”，差一字而已，将无心之暗合，抑张胆之豪夺，“性情无今古”异，词句遂人我共乎。
不知格调之别，正本性情；性情虽主故常，亦能变运。
岂曰强生分别，划水难分；直恐自有异同，抟沙不聚。
庄子《德充符》肝胆之论，东坡《赤壁赋》水月之问，可以破东野之惑矣。
孙矿《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与李于田论文书》孙矿《孙月峰先生全集》卷九《与李于田论文书》，孙，李是什么人啊？孙和李都是清人。
凤洲错了吧？应该是弇州？又称凤州。
是异称。
那个矿字是金旁一个繁体广字。
鑛，这个名字用字不能简化的。
哦，真复杂。
庄左及子长，庄子么？子长是谁？子长是司马迁。
庄子、左传和史记。
哦，《国策》，战国策？是。
《文子．道原》这个呢？文子是一本书。
道原是篇名。
谁编的呢？文子的作者不详。
就叫文子。
哦，和列子差不多么，我是说内容。
内容也是道家一流的。
明承唐宋，法后王其事顺，法先王其势逆。
前后七子始必顺流从时，继乃逆流复古。
这是钱的评论，对吧？对。
这些是他对明清文学史和整个文学史流变的观点。
嗯，法后王继法先王？一般都会有这种反复。
由近极远？不是。
是仿古与反古两种思潮互相交替。
王九思《渼陂续集》卷中《康公神道碑》，王是谁？也是清人。
写的康有为的墓碑。
戊戌变法之后？是啊。
很近了。
论钱钟书的“诗分唐宋”观
正 当本 体 裁 以 划 时 期 ，不 必 尽 与 朝 政 国 事 之 治 乱 盛 衰 吻合 ” … ，文 学 创 作 并 不 是 社 会 变 革 、 时 代
盛 衰 的 翻 版 和 再 现 ，社 会 时 代 对 文 学 创 作 也 没 有 绝 对 的 主 宰 力 量 ，社 会 时 代 的 分 期 与 文 学 创 作 的
否定 “ 社会 造 因说 ”
钱 钟 书对 “ 诗分 唐宋 ” 的 阐释是 以他对 “ 社 会 造 因说 ” 的 否 定 作 为 理 论 前 提 的 ： “ 每见 文学 史 作 者 ， 固 执 社 会 造 因之 说 ， 以普 通 之 社 会 状 况 解 释 特 殊 之 文 学 风 格 ， 以某 种 文 学 之 产 生 胥 由 于 某 时 某 地 ；… … 盖 时 地 之 外 ，必 有 无 量 数 影 响 势 力 ，为 一 人 之 所 独 具 ，而 非 流 辈 之 所 共 被 焉 … … 岂 可 以 时 地 二 字 草 草 了之 哉 ！ ” ＂ 将 文学 视为 时代 精神 产物 的 “ 社 会 造 因 说 ” 是 中 国 现 代 主 流 文 论 的 思 想 基 石 ，胡 适 “ 今 日
之 中 国 ， 当 造 今 日之 文 学 ”、 “ 惟 实 写 今 日社 会 之 情 状 ，故 能 成 真 正 文 学 ” ＿ ３ ｊ ，陈 独 秀 “ 文 学是
“ 诗分唐宋” 的理论 内涵做 出了更为合理的 阐释 。认为与其将唐诗宋 诗视 为唐宋两个社会 阶段 的产 物 ，不如将它 们视为创作主体 的不 同性情心理所造就的两种创作倾 向，性情 心理 的复杂性决 定 了这 两种创作倾 向往往 交缠在
一
起 。其具体见解对主张再现说的现代主流创作理论具有重要 的纠偏 意义 。
诗分唐宋
孟 郊 +1 杜 甫 +1 王昌龄+1 …… 泪奔 ……
宋诗：
飞乌先日出，谁知彼雌雄。 苏轼：‚诗须要有为而作， 岂无腐鼠食，来啄秽厕虫。 用事当以故为新，以俗为雅 ——梅尧臣《八月九日晨兴入厕有鸦啄蛆》
——苏洵、苏辙、黄庭坚、梅 但寻牛矢觅归路，家在牛栏西复西。 尧臣、曾巩、范成大、孔平仲 —— 苏轼《被酒独行》 、张舜民、杨万里等觉得 唐诗：
曾家愉 曾敬文 程荟潼 代春雷 董姣 杜雨谋 黄楚忠 黄孟德 黄燕通 候韵楚 华月梅 何卫东
夫诗，无所谓唐宋。
——袁枚
袁氏的‚不以朝代‛论诗，是对前人及同时 代人诗学经验的继承与总结，袁枚意欲以此表明 与争论唐宋者不同的论诗原则。事实上，论者分 唐界宋，其产生的根源在于基于时代差异而形成 的唐宋诗不同的美学特征，可惜袁枚并没有认识 到这一点，因此，其反对分唐宋界也仅仅停留在 反对以时代论诗的浅层次上，而未能触及唐宋诗 之争的实质，但袁氏此论在当时及后世产生了广 泛的影响。
我为一的妙处。从王诗和苏诗的比较中也可看出,唐诗
和宋诗是对于诗歌两种审美境界的开拓。 唐诗具有浑雅圆融的境界,富有情韵;而宋诗则以
拗峭瘦硬著称,长于思理。唐诗重兴象,讲情韵;宋诗则
重气格,尚理趣。唐诗多青春朝气的表现 ,以情胜;宋诗 多知性的反省,以理胜。唐诗开创了大唐气象的雄浑,
宋诗开创了理学世界的自然。
各种构成因素本身也以此消彼长的方式重现于后
代诗歌创作中，从这个意义上讲，唐诗宋诗本身 就是‚争‛之动作的发出者，是为唐诗与宋诗对
后代诗歌影响力之争。
图书馆三楼 I207.227.42/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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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本体裁以划时期，不必尽与朝政国事之治乱盛衰吻合 •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 两种人，斯分两种诗 •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即谓诗分唐宋，亦本乎气质之殊，非仅出於时代之判，故 旷世而可同调. 圣佩聿好言 •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 虑深沉，乃染宋调 •《答妄论唐宋诗体者》云：“不用雕锼呕肺肠，词能达意 即文章。性情原自无今古，格调何须辨宋唐” •蒋心余《忠稚堂诗集》卷十三《辩诗》云：“宋人生唐后 ，开辟真难为。”“能事有止境，极诣难角奇。” ——钱钟书 《谈艺录·诗分唐宋》
宋代诗歌的艺术特色
宋代诗歌的艺术特色宋诗多散文化，好发议论，点出道理，上者富于理趣，下者生涩枯淡，情韵不足。
题材方面，宋诗取材广泛，但相对唐诗而言，宋诗缺乏边塞豪雄之作。
相对宋词而言，宋诗则缺少哀艳缠绵之作。
宋诗以意胜，贵深析透辟，美在气骨。
但过于炫耀才学，字字讲究来历，喜欢搬弄典故，失却雍容浑厚之美，有损意境。
宋诗往往求新求奇、求细求透，但缺少天真兴致。
关于宋诗的特点，一般认为最主要的是议论化、散文化。
“以文为诗”，唐代个别诗人如韩愈等已开其端，但奉为圭臬，因之蔚为一代诗风者则自欧阳修、梅尧臣等人始，至王安石、苏轼、黄庭坚而达到极致。
由“以文为诗”到“以议论为诗”，宋诗之所以在强大的唐诗影响之下独树一帜，形成自己的这一风格特征，有着深刻的时代根源。
北宋时期，政治改革和随之出现的朋党之争，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一直是知识分子关心的主要问题。
终南宋之世，主战和主和，又将朝野士人分成旗帜鲜明的两大派。
绝大多数诗人具有官僚和知识分子双重身份，“开口揽时事，论议争煌煌”，是这批人的共同特征。
其次，宋代儒学一改唐人死守前代注疏的旧习，疑经惑古，以己意解经，蔚为风气，本已官僚化的士人，又加上了一重学者化的身份。
所谓某人好议论，主要就是由这两个特殊的时代背景所促成。
宋诗议论化还有另一个特点：理趣。
所谓理趣，指寄寓在诗歌形象中的人生哲理。
宋诗理趣形成的文化根源主要不是理学，而是佛门的禅机。
钱锺书的《谈艺录》第一条即是“诗分唐宋”，“唐诗多以丰神情韵擅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
宋诗中最富有理趣的几首代表作品，多出于理学形成之前而哲学思想自成体系的王安石、苏轼及其追随者黄庭坚、陈师道之手。
如苏轼的《次韵法芝举旧诗一》：“春来何处不归鸿，非复羸牛踏旧踪，但愿老师真似月，谁家瓮里不相逢。
”即源于《高僧传》所载醋头和尚斗机锋的偈颂。
此外，两宋诗坛还有两个前所未有的特点，一是诗歌派别的出现和形成风气，一是“诗话”作为一种诗歌批评方式的产生和流行。
对唐宋诗词风韵气骨研究的收获感想
对唐宋诗词风韵气骨研究的收获感想唐宋诗之争为中国诗史上聚讼纷繁的一大公案，在历代的唐宋诗之争中，实已包含有对唐宋诗艺术特征的认识。
如严羽《沧浪诗话》讲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向来被认为是对宋诗创作特色的概括，人们对宋诗特征的认识，常通过唐、宋诗的比较来加以说明。
在现代的古典文学研究中，也一直存在着唐、宋诗之高下优劣的争论，涉及唐、宋诗创作特色和艺术风格的比较。
当同光体之类的旧诗成为遗迹，宗唐与宗宋的门户之见不复存在之后，这依然是唐宋诗研究无法回避的问题。
在1922年为纪念《申报》创刊五十周年而作的《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胡适说：“这五十年（指1872—1922）是中国古文学的结束时期。
”他认为，“这个时代之中，大多数的诗人都属于‘宋诗运动’。
宋诗的特别性质，不在用典，不在做拗句，乃在做诗如说话。
北宋的大诗人还不能完全脱离杨亿一派的恶习气；黄庭坚一派虽然也有好诗，但他们喜欢掉书袋，往往有极恶劣的古典诗（如云‘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
'）。
南宋的大家——杨、陆、范——方才完全脱离这种恶习气，方才贯彻这个‘做诗如说话’的趋势。
但后来所谓‘江西诗’派，不肯承接这个正当的趋势（范、陆、杨、尤都从江西诗派的曾几出来），却去模仿那变化未完成的黄庭坚，所以走错了路，跑不出来了。
”很显然，胡适是从提倡白话文学的角度评判宋诗的，肯定宋诗中那些很近白话的诗，而对江西诗派掉书袋的古典诗则持否定态度。
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平民文学，要打倒贵族的古典文学，所以当时的桐城派之文和宋诗运动中的江西派之诗，均在被排斥之列。
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说：“所谓‘江西派’者，山谷之偶像也。
”他将江西诗派归入“阿谀的虚伪的铺张的贵族古典文学”而加以否定。
鲁迅在《致杨霁云》中说：“我以为一切好诗，到唐已被做完，此后尚非能翻出如来掌心之齐天大圣，大可不必动手。
”这些新文学运动倡导者的言论，虽非专为研究宋诗而发，影响却十分深远，给宋诗运动以致命的一击，造成很长一段时间唐诗研究受重视而宋诗遭贬斥的局面。
钱钟书《谈艺录》
钱钟书《谈艺录》《谈艺录》是国学大师钱钟书的一部重要的学术著作。
这部著作从1939年开始撰写，于1948年正式出版。
书名借用明代“前七子”之一徐祯卿一部诗话的名称,即所谓“径攘徐祯卿书名,非不加也,无可加者。
”（《谈艺录》卷首“前记”。
开明书店1948年6月版）至1984年,钱钟书又出版了《谈艺录》补订本。
补订本以40年代的原本为上编,新补内容为下编。
一部完整的著作,前后耗用了作者40多年的心血,可谓是“半生辛苦不寻常”。
钱钟书先生的学术著作《谈艺录》自1948年出版以后就一直受到学术界的关注。
这部著作主要阐述了文艺理论方面的十个问题：艺术创作的模写自然与润饰自然、妙悟与神韵、理趣、于山水中见性情、“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文章布置的“行布”、比兴风骚、曲喻、心手物相应、词与意的离合，并且对于这十个方面的理论做了详细的分析。
《谈艺录》以探讨中国传统诗学为主要内容,涉猎的范围十分广泛。
美学、比较文学、修辞学、艺术论、创作论等,均在作者的视野之内。
中国的诗歌有几千年的历史,作者的着眼点是在宋元明清四朝。
除陶渊明、庾信外,唐代以前的诗人几乎全被搁置。
唐代诗人谈得较多的是韩愈、孟郊、李贺、李商隐等人。
宋代诗人是钱钟书最为关注的,主要论述了梅尧臣、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陆游、杨万里等人。
这种对宋代诗人的格外关注,孕育了钱钟书于1958年出版的《宋诗选注》。
在元明清三代诗人中谈得较多的是元好问、方回、钟惺、谭元春、王士祯、袁枚、赵翼、蒋士铨、龚自珍、苏曼殊、王国维等人。
《谈艺录》中对于诗人和作品的批评，李贺所占的篇幅最多，可见钱钟书先生对其的重视程度有多高。
《谈艺录》中称引古人时喜称字、称号，不喜称名。
对于没有较深的古典文学造诣的读者来说，要读懂这本著作非常困难和麻烦，在阅读过程中要借助一些参考书，例如宁夫编写的《<谈艺录>人名别称索引》就是一本很好的工具书，对阅读和研究《谈艺录》提供了有力的帮助，省去了大量翻检古籍的工作，节省了读者和研究人员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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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詩分唐宋，唐詩復分初盛中晚，乃談藝者之常言。
而力持異議，頗不乏人。
《蘇平仲文集》卷四《古詩選唐序》論楊士弘《唐音》體例不善，早曰：“盛時詩不謂之正音，而謂之始音。
衰世詩不謂之變音，而謂之正音。
又以盛唐、中唐、晚唐，並謂之遺響。
是以體裁論，而不以世變論。
異乎十三國風、大小雅之所以為正變者”云云。
已開錢牧齋《有學集·唐詩英華序》之説。
余竊謂就詩論詩，正當本體裁以劃時期，不必盡與朝政國事之治亂盛衰脗合。
士弘手眼，無可厚非。
【補訂】楊士弘説實為北宋以來常論。
參觀《管錐編》四冊581頁。
俞文豹《吹劍錄》曰：“近世詩人好為晚唐體。
不知唐祚至此，氣脈浸微，求如中葉之全盛，李、杜、元、白之瑰奇，無此力量。
今不為中唐全盛之體，而為晚唐哀思之音，豈習矣而不察也。
”稱“中唐全盛”，正謂作者處世乃唐代之“中”，而作者成章則唐詩之“盛”。
區别井然。
葉橫山《汪文糾繆·唐詩正序》曰：“就初而論，在貞觀則時之正，而詩不能反陳隋之變”亦此旨也。
左仁、周貽樸同輯黄周星《九煙先生遺集》卷一《唐詩快自序》曰：“唐之一代，垂三百祀。
不能有今日而無明日，有今年而無明年。
初、盛、中、晚者，以言乎世代之先後可耳。
豈可以此定詩人之高下哉。
猶之手春、夏、秋、冬之序也。
四序之中，各有良辰美景，亦各有風雨炎凝。
不得謂夏劣於春，冬劣於秋也。
況冬後又復為春，安得謂明春遂劣於今冬耶。
”則另明一義，而筆舌恣肆可喜。
詩自有初、盛、中、晚，非世之初、盛、中、晚。
故薑西溟《湛園未定稿》卷四《唐賢三昧集序》，即詰駁牧齋，謂：“四唐不可以作詩者之年月論。
如毛詩作誦之家父，見於桓公八年來聘、十五年來求車，為周東遷後人，而其詩不害為小雅。
黍離行役之大夫，及見西京喪亂，為周東遷前人，而其詩不害為王降而風”云云。
斯言也，並足以上折平仲，惜尚未能明拈風格之分。
唐詩、宋詩，亦非僅朝代之别，乃體格性分之殊，天下有兩種人，斯分兩種詩。
唐詩多以豐神情韻擅長，宋詩多以筋骨思理見勝。
嚴儀卿首倡斷代言詩，《滄浪詩話》即謂“本朝人尚理，唐人尚意興”云云。
曰唐曰宋，特舉大概而言，為稱謂之便。
非曰唐詩必出唐人，宋詩必出宋人也。
故唐之少陵、昌黎、香山、東野，實唐人之開末調者；宋之柯山、白石、九僧、四靈，則宋人之有唐音者。
《楊誠齋集》卷七十九《江西宗派詩序》曰：“詩江西也，非人皆江西也。
”《劉後村大全集》卷九十五《江西詩派小序》仍以後山、陵陽、子勉、均父、二林等皆非江西人為疑，似未聞誠齋此論。
詩人之分唐宋，亦略同楊序之恉。
猶夫英國十八世紀女主（Queen Anne）臨朝，而其一代詞章，乃號羅馬大帝時代文學。
按此名初見於 Goldsmith：The Bee，No．viii，第二篇“An Account Of the Augustan Age in England．”當時文壇主監為安迪生，而身後論定，竟被十九世紀女主時班首之稱。
參觀 Bonamy Dobrée：Essays in Biography，第三篇“Joseph Addison：The First Victorian．”固知文章流别，初不拘名從主人之例，中外一理也。
德詩人席勒（Schiller）有論詩派一文（Über naive und sentimentalische Dichtung），謂詩不外兩宗：古之詩真朴出自然，今之詩刻露見心思：一稱其德，一稱其巧。
顧復自註曰：“所謂古今之别，非謂時代，乃言體制”；（Daß wenn hier die neuen Dichter den alten entgegengesetzt werden，nicht sowohl der Unterschied der Zeit als der Unterschied der Manier zu verstehen ist．）故有古人而為今之詩者，有今人而為古之詩者，且有一人之身攙合今古者。
見Schillers Sämtliche Werke，Säkular-Ausgabe，Bd．XII，S．189．按福樓拜亦分詩人為二派（classes）；語意與席勒暗合，見Correspondance de Flaubert，édition Louis Conard，Ie série，p．385．席勒以古詩人賦物之不著我相，比為上帝創世，人見神工，而不覩帝相（Wie die Gottheit hinter dem Weltgebéude，So steht er hinter selnem Werk．S．183）。
福樓拜亦謂上帝無往不在，而無處可見；作者書中有我，端宜如此。
（L’artiste doit être dans son oeuvre comme Dieu dans la creation，invisible et tout-puissant；qu' on le sente partout’mais qu’on ne tevote pas．）語尤巧合。
見Corr，IVeséie，p．164．福樓拜書牘中屢申明斯意。
是亦非容刻舟求劍矣。
李高潔君（C．D．Le Gros Clark）英譯東坡賦成書，余為弁言，即謂詩區唐宋，與席勒之詩分古今，此物此志。
後見吳雨僧先生宓《艮齋詩草序》，亦持是説。
夫人稟性，各有偏至。
發為聲詩，高明者近唐，沈潛者近宋，有不期而然者。
故自宋以來，歷元、明、清，才人輩出，而所作不能出唐宋之範圍，皆可分唐宋之畛域。
唐以前之漢、魏、六朝，雖渾而未劃，蘊而不發，亦未嘗不可以此例之。
葉橫山《原詩》内篇卷二云：“譬之地之生木，宋詩則能開花，而木之能事方畢。
自宋以後之詩，不過花開而謝，謝而復開。
【補訂】葉橫山《原詩》外篇卷四論何大復與李空同書譏李詩“入宋調”曰：“李不讀唐以後書，何得有宋詩入其目中而似之耶。
將未嘗寓目，自為遙契脗合，則此心此理之同，其又可盡非耶。
”即謂詩分唐宋，亦本乎氣質之殊，非僅出於時代之判，故曠世而可同調。
聖佩聿好言“精神眷屬。
（tes famillesd’esprit），近世德國談藝言“形態”（Morphologie）者别作家才情為二類（intellectus archetypus，intellectus ectypus），亦有見於斯也。
蔣心餘《忠稚堂詩集》卷十三《辯詩》云：“唐宋皆偉人，各成一代詩。
宋人生唐後，開闢真難為。
元明不能變，非僅氣力衰。
能事有止境，極詣難角奇。
”可見五七言分分唐宋，譬之太極之有兩儀，本乎人質之判“玄慮”、“明白”，見劉邵《人物志·九征》篇。
按即Jung：psychologische Typen所分之 Introvert 與 Extravert。
非徒朝代時期之謂矣。
乃尚有老宿，或則虐今榮古，謂宋詩時代太近，何不取法乎上；或則謂唐詩太古，宜學荀卿之法後王。
均堪絕倒。
且又一集之内，一生之中，少年才氣發揚，遂為唐體，晚節思慮深沉，乃染宋調。
若木之明，崦嵫之景，心光既異，心聲亦以先後不侔。
明之王弇州，即可作證。
弇州於嘉靖七子，實為冠冕；言文必西漢，言詩必盛唐。
《四部稿》中，莫非實大聲弘之體。
然弇州《續稿》一變矜氣高腔，幾乎剟言之瘢，刮法之痕，平直切至。
屢和東坡詩韻。
《續稿》卷四十一《宋詩選序》自言，嘗抑宋詩者，“為惜格故”，此則“非申宋”，乃欲“用宋”。
卷四十二《蘇長公外紀序》於東坡才情，贊不容口，且曰：“當吾之少壯時，與于鱗習為古文詞，於四家殊不能相入，晚而稍安之。
毋論蘇公文，即其詩最號為雅變雜糅者，雖不能為吾式，而亦足為吾用。
”《讀書後》卷四《書蘇詩》後曰：“長公詩在當時，天下爭趣之，如諸侯王之求封于西楚。
其後則若垓下之戰，正統離而不再屬。
今雖有好之者，亦不敢公言於人。
其厄亦甚矣。
余晚而頗不以為然。
”下文詳言東坡神明乎少陵詩法之處，可與早作《四部稿》卷百四十七《藝苑卮言》論東坡語參觀。
然《卮言》以東坡配香山、劍南為正宗而外之廣大教化主，又曰：“蘇之于白，塵矣”；此則徑以蘇接杜，識見大不同。
《四部稿》卷四十六《醉後放言》云：“死亦不須埋我，教他蟻樂鳶愁”，全本東坡“聞道劉伶死便埋”一絕，則是弇州早作已染指蘇詩矣。
雖詞氣尚負固矜高，不肯遽示相下，而乃心則已悅服。
故錢牧齋《列朝詩集》丁集、周櫟園《因樹屋書影》卷一皆記弇州臨歿，手坡集不釋。
要可征祖祧唐宋，有關年事氣稟矣。
按此特明弇州早晚年詩學之不同，非謂弇州晚年詩勝早年也。
吳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太倉十子詩序》有“拯輓近詩弊者，芟抹弇州盛年用意之瓌詞雄響，而表晚歲頹然自放之言，詘申顛倒”云云，議論極公。
弇州《續稿》中篇什，有意無韻，木強率直，實不如前稿之聲情並茂；蓋變未至道，況而愈下者也。
近來湖外詩家，若陳抱碧、程十發輩，由唐轉宋，適堪例類。
唐宋詩之爭，南宋已然，不自明起；袁子才《與施蘭垞書》，《隨園詩話》卷十六引徐朗齋語等調停之説，當時亦早有。
如戴昺《東野農歌集》卷四《答妄論唐宋詩體者》云：“不用雕鎪嘔肺腸，詞能達意即文章。
性情原自無今古，格調何須辨宋唐”。
【補訂】孫鑛《孫月峯先生全集》卷九《與李于田論文書》論王世貞曰：“鳳洲氣脈本出子瞻，稍雜以六朝，後乃稍飾以莊左及子長。
俊發處亦彷佛近之，然終不純似。
自謂出《國策》，正是子瞻所祖耳。
”則王氏老去手《東坡集》不釋，晚歲之歸依，正敦少年之宿好耳，《文子·道原》所謂：“求之達者，往而復返。
”明承唐宋，法後王其事順，法先王其勢逆。
前後七子始必順流從時，繼乃逆流復古，王九思《渼陂續集》卷中《康公神道碑》曰：“喜唐宋韓蘇之作，尤喜《嘉佑集》。
”康海之初法老泉，猶世貞之本出於瞻矣。
又按戴東野此詩亦見清初邵湘南陵《青門詩集》卷一，題為《疎園集自題》，祇“不用”作“安用”，差一字而已。
將無心之暗合，抑張膽之豪奪，“性情無今古”異，詞句遂人我共乎。
不知格調之别，正本性情；性情雖主故常，亦能變運。
豈曰強生區别，劃水難分；直恐自有異同，摶沙不聚。
《莊子·德充符》肝膽之論，東坡《赤壁賦》水月之問，可以破東野之惑矣。